五、末日高升：不过是回光返照（1 / 2）

北洋军阀时代，以带兵军纪严明著称的，首推三个人：吴佩孚、冯玉祥和张作霖。吴佩孚是秀才出身，动辄就满口“大义”，秀才统兵，令行禁止是第一位的，但是等到查家墩再起，吴氏的兵东拼西凑、素质很差，军纪虽在，但下面的人当不当回事便不知道了；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却最注重军纪，不过后来势力大了，手底下人多也杂，就管不过来，嫡系的第三军倒是军纪严明，结果让郭松龄倒戈一下子搞得损失殆尽；冯玉祥也是以统兵严格著称，但手底下的将领水平太一般，所谓的“十三太保”给奉军一冲击就散掉了。

直奉携手击溃了冯玉祥部之后，吴佩孚就赶回湖北去稳定局势，而张作霖随后不久也回到了奉天。但是1926年的夏秋之季，注定是直系军阀最后的时光，吴佩孚自东山再起之后，便已经不复旧日的威风。北伐军长驱直入，两湖转瞬就被攻克，吴佩孚回到湖北也于事无补，抵挡一阵，就匆忙撤回河南。在汉口与北伐军的一战，可以说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最后的演出，待他败回河南，所有人都知道吴大帅的辉煌已经属于过去。于是，直系军阀便不再买他的账，手下大将靳云鹗与他交恶，河南的各派军阀也不再服他管，他本想着回河南召集旧部反攻两湖，结果竟没有了下文。

另一位直系大将孙传芳，在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得节节后退的时候，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势，只想着北伐军与吴佩孚鹬蚌相争，他来个渔翁得利。哪知道吴佩孚兵败如山倒，轮到孙传芳对抗北伐军，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江西、福建各地很快就被北伐军接收。孙传芳本来是想借吴佩孚和北伐军两虎相争之后，捡个大便宜，哪知道反而成全了北伐军，对北洋军阀各个击破。

到10月间，北伐军势不可挡，北京的北洋政府就变得风雨飘摇。杜锡珪本来是靠着吴佩孚才当上内阁总理的，吴佩孚既已战败，倾向奉系的官员便不把他放在眼里。待孙传芳也屡战屡败，政务也愈加棘手，北伐军眼看着就要北上，他便积极请辞。5日，改由财政总长顾维钧兼代阁揆，顾维钧是外交官出身，在巴黎和会上一鸣惊人。张学良在京时，经常出入顾维钧的私邸，晚年谈及顾维钧，再三表示“我和他两家很好”。

顾维钧能够代阁揆，自然得力于张学良的推荐。到了晚年，张学良品评民国的风云人物，评价最高的，一个是周恩来，一个就是顾维钧，张学良说顾维钧“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但是他不卖力气。他要是真卖力气他真行，可是他不卖力气”。

不知道代阁揆的时候，顾维钧是不是“不卖力气”，但是他代揆一个多月，却没有任何作为。于是在11月9日分别致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和张宗昌，“维钧以身许国，何敢告劳。惟似此情形，在个人之负疚犹小，而国家之陷溺弥深。所冀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维钧立可进而让贤，退而补拙”。

可是这封通电发出去，这几位巨头却没有几个人理会。吴佩孚陷于河南早没有了发言权，孙传芳则正在东南苦战，阎锡山自来都是偏安山西的土皇帝，张宗昌的山东旦夕之间也在北伐军的枪口下，奉系大佬张作霖便成为焦点。此时长江半壁已经在北伐军的控制下，早在北伐军进攻湖北的时候，本已下野的冯玉祥就自苏联回国，随后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西北誓师响应，挥师开入潼关。

北洋政府此时正是危急存亡关头，众望所归的张作霖在10日由奉天入关，随后抵达天津。和北洋系之前历次的政府事务一样，先在天津想好策略，进京之后再着手解决。当时北洋军阀的各派势力，最完整的就是奉系，可以说是“兵多、械精、饷足”，以战斗力来说，似乎也是以奉军最强。所以抗衡国民革命军和整顿北京政府的事情，几乎全都维系在了张作霖身上，这是北洋军阀自创建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

以前的皖系、直系和奉系，虽然相互征战，但是却相互依存。皖系军阀战败以后，但其势力仍然尚存，才会有直奉战争中的反直同盟；而直系军阀战败以后，其势力也没有完全瓦解，孙传芳割据东南，吴佩孚也很快在湖北东山再起。但是到此时此地，直系的力量已经奄奄一息，皖系的力量早已经散尽，可以说是奉系军阀独木支撑着北洋政府。这既是张作霖最想要的局面，也是张作霖最不愿意面对的局面。

首要的问题是北京政府，以前的临时执政府是吴佩孚拥立的，张作霖虽有不满，但是并没有固执己见。如今吴佩孚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北京政府的事情？到了这个境地，北京政府便完全由张作霖做主了，那么张作霖又该选择谁来执政呢？是抬出北洋元老段祺瑞、王士珍，还是以张作霖自己来主政？张作霖其实有心自为，但觉得这样的关键时刻，不宜因为此事引起北洋内部矛盾。

眼下最要紧的，是北伐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原本对付北伐军的是吴佩孚，在吴佩孚失败之后就是孙传芳，但现在孙传芳也节节战败，如果吴、孙皆被北伐军击溃，则北伐军便要长驱直逼京畿，北方形势就变得岌岌可危。为了抵抗北伐军，张作霖便需要尽快拿出援助吴、孙的办法。另一方面，冯玉祥此时业已率部在陕甘一带活动，成为张作霖的心腹大患，于是不仅要南下进攻北伐军，还要调兵去驱逐西北军。

就在张作霖抵达天津的第三天，张宗昌也于1926年11月13日下午自济南抵达天津。至此，奉系方面各巨头聚集一堂，张作霖遂于翌日下午召集奉系各军的中上级军官在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根据此次军事会议，奉系诸将决定自津浦线和京奉线大举南下进攻北伐军，由张宗昌、褚玉璞指挥直鲁联军，由韩麟春指挥奉军。其实奉军的这个计划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拟定，只是当时孙传芳尚与北伐军激战，奉系恐此举招致直系不满，所以暂缓实施。

计划虽然确定下来，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张宗昌的山东部队既然要南下，是选择直下浦口，还是经由徐州转陇海线进入河南呢？因此奉军要出兵，便先取决于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态度。早在计划最初制订出来时，张作霖便不急于实施，而是准备坐等吴佩孚和孙传芳求援。哪知道吴佩孚丢失两湖，逃到河南身处困境，却始终没有向张作霖乞援；而孙传芳在东南苦战，被北伐军打得连连后退，却也不肯向奉军求援。

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孙传芳率先服软，他派出自己的代表杨文恺到天津面谒张作霖，表示一切悉听张作霖安排。但是困守河南的吴佩孚，仍然不愿意向张作霖乞援。既然南下的事情一时无法确定，张作霖便积极筹划进攻西北的事务。西北军一直都是最让奉军头疼的武装，所以张作霖拟令高维岳和汤玉麟会同阎锡山、商震迎击西北军，以遏制冯玉祥在陕甘一带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