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末日高升：不过是回光返照（2 / 2）
19日，自江西战败的孙传芳从南京乘专车北上，到天津面谒张作霖。孙传芳的这次北上，可以说做得极为保密。当时铁路军只知道这节专车乘坐的是孙传芳的参谋长刘宗纪，而刘宗纪对外则宣称是北上来迎接其母，孙传芳则只带了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上车，轻装简行，丝毫没有被人注意。待抵达天津之后，孙传芳随即驱车拜访吴光新和张宗昌，在吴光新和张宗昌的陪同下去会晤张作霖。
孙传芳的崛起乃是因为驱逐奉军将领杨宇霆、姜登选，进而掌握江苏、安徽，坐上五省联帅之位。但此时成了败军之将，北上面谒张作霖是为了乞援，所以对张作霖低声下气，再三表示东南大局悉听雨帅（张作霖字雨亭）主持。同时，孙传芳表示自己误国误民，实在羞愧难当，决定引咎辞职，将江苏方面交给卢香亭、浙江交给陈仪、安徽交给陈调元，自己则率部静听张作霖差遣，即便是只剩一兵一卒也绝不愿意向国民党屈服。
张作霖对于孙传芳的态度非常满意，自然要做足奉劝、挽留的功夫。随后，奉系便与孙传芳召开天津会议，决定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以吴佩孚、孙传芳为副司令。然后拟命令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率兵南下，而以张宗昌、褚玉璞为先头部队，张宗昌回到山东以后即先行出动，将车辆集中于韩庄。以察哈尔部队向绥远包头进击冯玉祥，待击溃冯玉祥部以后即撤回，决不留驻绥远，另以山西督军阎锡山部协助刘镇华部抵抗冯玉祥。同时命令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同时出动封锁海口，断绝北伐军外援。京汉线方面则需要吴佩孚明示，如果吴佩孚确有力量则需尽快南下，否则由奉军代劳。
22日，张作霖又电召杨宇霆入关，共同商讨对南作战的策略。张宗昌此时已经返回山东积极备战，26日，张宗昌的先头部队业已抵达浦口，随即便开始渡江，张宗昌便把总司令部设于浦口，津浦线铁路局长奉命组织总运输部。一切安排妥当，张宗昌便准备率领白俄军团赴浦口督师，此时忽然接到张作霖来电，于是在29日又启程北上进入天津。原来在杨宇霆抵达天津以后，经过连日讨论，决定先展开部队，占据并巩固有利位置之后，再相机对北伐军发起攻势。
奉军制定的策略更为注重陇海线的东西干线，集中在郑州和徐州之间，因为张宗昌部已经在徐州完成集结，陇海线与津浦线也就得到巩固，于是决定命令张宗昌部继续加强京汉线，在京汉线方面未布置妥当之前，暂不渡江。在得到了新的命令以后，张宗昌即致电所部各军暂且在津浦线南段驻扎，以浦口为终点，不要越过长江。
自袁世凯病逝、段祺瑞失势，历任的北洋系大佬都梦想着能够统一北洋军阀，但是直到张作霖主政，北洋系才再度团结到一起。但此时北洋系的团结，却有些难言的苦涩，皖系早已凋零，直系四分五裂，奉系饶是兵强马壮，但面对士气如虹的北伐军，多少已经显露出些许日薄西山之态势。人之将死会有短暂的回光返照，而北洋军阀在行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也呈现出了最后的辉煌。
因为吴佩孚始终没有表示，张作霖于是派张景惠、田中玉、鲍贵卿、许兰洲四人在1926年11月26日乘专车自津浦线转陇海线赴郑州与吴佩孚接洽，同时命令奉系要员到保定请曹锟到天津一叙。因为冯玉祥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日益频繁，奉系此时和山西督军阎锡山的联系便日趋频繁，阎锡山遂应允会派兵帮助奉军阻止冯玉祥，并愿意拥护张作霖入主北京。话说到这里，军事上基本已经部署完毕，内阁问题需要开始着手解决了。
就在天津会议召开的同时，顾维钧内阁提出了总辞职，张作霖虽然再三表示不准备改组内阁，但顾维钧及其内阁成员大多都已经无心恋战，北京遂进入无政府状态。北京无人主政，各派军阀便趁机电促张作霖出来主政，30日，由孙传芳领衔，阎锡山、商震、寇英杰、刘镇华即奉系高级将领共16人联名通电，公举张作霖主持大局，“伏审我公公忠体国，视民如伤。四海威加，万流敬仰。当经集议研讨，询谋佥同。谨愿推戴我公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
鉴于各方拥戴，张作霖遂于12月1日下午3时许，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在天津的北洋系诸将纷纷前来拜贺。张作霖则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同时发表通电，“近年暴徒骚扰，全国苦兵，凡安国军师行所至，军纪风纪，整齐严肃。但知救国，决不扰民。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只期国家谋永久之安，决于个人无权利之见。事平之日，仍当与海内外名流，共商国是。总期造成真正法治之共和国家，不致使神明华胄，陷于洪水猛兽。免为世界人类所不齿，则幸甚矣”。
张作霖在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之前，本来属意吴佩孚，曾以统一指挥为由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的意思是，当初南口激战，吴佩孚久攻不克，便将南口的指挥权交给了奉系，如今世易时移，吴佩孚既然无力出兵援助两湖，何不效仿当初南口之事，以奉系主攻退而为次呢？但吴佩孚这一次却未予回应，张作霖遂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致电吴佩孚，“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军事上不足以资号召，请将尊见示知”，结果吴氏仍然不理不睬。
27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终于自天津乘专车抵京，安国军总部高级人员全体随行。自郭松龄倒戈、王永江离职之后，张作霖最言听计从的心腹便只剩杨宇霆，所以进京之后由谁来组阁，实际上便是由杨宇霆说了算。当时在北京风传最热门的组阁人选包括靳云鹏、梁士诒、莫德惠等，但最终，杨宇霆还是向张作霖建议以顾维钧留任。顾维钧是吴佩孚所拥立，又与奉系将领多有来往，加上当时并无合适人选，顾维钧便再次被请到前台。
1927年1月12日，顾维钧宣布组阁，自兼外交总长，并任命胡惟德出任内务总长、汤尔和出任财政总长、张景惠出任陆军总长、杜锡珪出任海军总长、罗文干出任司法总长、任可澄出任教育总长、杨文恺出任农商总长、潘复出任交通总长。为了协调各方关系，顾维钧原本有意以田应璜出任内务总长，是阎锡山的代表，也深得奉系的信任，但田应璜却以年老为由拒绝了顾维钧的任命，顾维钧才只好请出胡惟德。
虽然顾维钧组阁成功，但其实北京城内真正的当家人依然是张作霖，当时北京城里万众瞩目之地既非总统府也非国务院，而是张作霖下榻的顺承王府。内阁这个全国最高领导机构名不副实，因为张作霖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内也设立了政治、外交、财政三个讨论会——政治讨论会以梁士诒为会长，曾毓隽为副会长；外交讨论会以孙宝为会长，陆宗舆为副会长；财政讨论会以曹汝霖为会长，叶恭绰为副会长。
稳定了北京政局，张作霖便不准备再等吴佩孚发话了，15日，他命令张学良、张宗昌以武力“援吴”，先肃清黄河北岸，然后渡河进至郑州。随后，奉军开入河南境内，张作霖发出通电，宣布奉军入豫，“只以豫中系吴玉帅驻节，再三商询，自认反攻，我军虽切缨冠之谊，并无飞渡之能。兵至直南，及河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断绝。而敌焰日涨，窜扰闽浙，长江上下，将无完土。本军负专征之责，国事兴亡，义难坐视”。同时，张作霖致电吴佩孚，“弟既承公推之雅，负专征之责，坐视不救，何以对民？会师爽期，何以对友？大乱不平，何以对国？再不自决，行将噬脐。是以简饬师徒，渡河南进，取道京汉，攻取武汉。贵部将士，但与我辈宗旨相同者，一切地位名义悉仍其旧，并望互相援助，切勿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