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由乐土（2 / 2）

白人对万帕诺亚部落及周边部落的大屠杀，使整个北方的印第安人几乎灭绝，残存的印第安人为了活命，逃到了很远的地方。那些以《圣经》作为自己的良心指示的清教徒民兵们在这次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冲锋在前，勇猛无比，在他们的理论中，印第安人都当杀！

新英格兰地区印第安人的势力从此被消灭殆尽，后来这片土地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最繁荣的地方之一。科顿·马瑟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感谢上帝庇佑，把印第安人的荒芜之地变得如此光辉灿烂。

英属十三州相继建立

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弗吉尼亚第一个殖民地的成功建立，开启了以英格兰人为主体的移民浪潮；1620年，又有一批英国的避难者，乘坐“五月花”号帆船，在北美的马萨诸塞海湾登陆，建立了普利茅斯。在随后的150多年中，欧洲的清教徒、破产者、流浪汉等各种各样的人，一起涌向了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到1770年，英国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其土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英国的本土。殖民地总人口已经接近200万人，一派人丁兴旺、事业发达的景象。

北美殖民地地广人稀，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些来自英国的移民们已经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虽然也有贫富之分，但却不像欧洲那样泾渭分明。有一首反映弗吉尼亚穷人生活的歌谣这样唱道：“我们烧的是木柴，住的房子也不赖，吃的是猪肉和玉米粥，苹果汁能管够，收的烟草千百兜。”穷人都这样，富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1620年?1675年 英国移民示意图

作为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英国王室从一开始，就对北美殖民地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连移民们渡海的钱都是自掏腰包。当这些殖民地逐渐富强起来后，英国王室基本也还是采取了放任自流、从不介入的政策，这就给了北美殖民地以极大的自治权。这13个殖民地似乎就是13个独立的国家，它们互不干涉，彼此只有商业方面的往来，各殖民地的大小事务，都掌握在当地居民选出的议会手中。

事实上，英国与北美殖民地隔着3000英里的大西洋，这在17世纪是个很难逾越的障碍，任何邮件、命令、法规在路上都有可能丢失。即便一切顺利，往返一次也需要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许多事情早已时过境迁了，所以，英国政府的政令在北美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过，对于北美殖民地来说，被忽视的感觉其实是很不错的，北美殖民地的民众非常喜欢宗主国的这种政策，早已习惯了“一切靠自己”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他们都忙着过自己的小日子，享受着在欧洲不可能拥有的财富和自由，生活得无比惬意，仿佛世界上的一切烦恼和纠纷都与他们无关。

1686年，刚登上英国王位的詹姆斯二世并不了解北美殖民地的民风，他认为那里的子民实在是太过自由了，堂堂大英帝国的国王和政府要行使宗主国的权力，对自己的殖民地不仅要统，而且要治。为了加强对北美的控制，詹姆斯二世派了一位总督，代表英王去掌握北美殖民地的行政权，并行使对殖民地议会立法的否决权。这一举措实际上否决了北美殖民地的自治权。

詹姆斯二世派去的总督埃德蒙·安德鲁斯自以为是钦差大臣，态度专横。初到北美，他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推行英国的“新教”信仰；第二，在未经殖民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征税。就这两条，就足以使北美殖民地炸开锅。

英王的强行介入，打破了殖民地的平静，让陶醉于“各扫门前雪”的殖民地人非常恼火。当年的清教徒们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信仰自由，不远万里，来到北美大陆，建立起了心中的“山巅之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被压迫者现在已经成了新的压迫者，清教徒们已经在马萨诸塞占据了统治地位：想在那里“信仰自由”，对不起，请你滚出马萨诸塞。

其次，北美殖民地的人们自由民主惯了，对于这些居民来说，虽然他们也宣称自己是英国人，但那只是概念上的，现实中，英国离他们太远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又何尝不是英国的弃儿。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自己的利益要远远高于效忠英王的理念，他们只是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当英国君主放任这些殖民地自由自在的时候，大家便相安无事，现在英王要收紧管理的绳索，尤其是加税、加赋，顿时便引起了殖民地居民的万丈怒火。

殖民时期的医疗卫生与教育

马萨诸塞的首府波士顿立刻陷入“暴乱”状态，平白生出了无数的“暴徒”，他们不打扰平民，专门跟总督对着干。安德鲁斯派人镇压，结果越压，反抗越强烈，大规模的冲突似乎一触即发。恰在此时，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赶下台。消息一传到波士顿，“暴徒”们士气大振，他们冲入总督府，逮捕了安德鲁斯以及20多位英国派来的官员，并乘势而起，恢复了原来的议会制度。

国内政局的动荡使英国王室暂时无暇顾及北美殖民地，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威廉与玛丽入主英国后，调整了对北美的政策，不再向北美殖民地委派总督，各殖民地又回到了以前的自治状态。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英国对殖民地以经济上的控制代替了政治上的监管，北美殖民地人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但是，波士顿“闹事”的传统却从此被保留了下来，英国人很快就得替自己的决策买单。

塞勒姆镇的“女巫”

在古代欧洲，人们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统治人类的神和精灵，自然界如疾病、死亡、不幸等各种现象，都是神与精灵们意志的表现。因此，为了在狩猎中捕到猎取物、在农耕中获得丰收，人们需要求得神和精灵们的帮助，而那些掌握治病疗伤的药草知识的人、能够观望天空预知天气的人、能够根据经验可以通晓自然的人则被人们称为巫师；其中，那些会使用魔法、运用魔杖、能在水晶球中看到未来，会念咒语和炮制药水的女性巫师则被称为“女巫”。

关于女巫的传说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就已经出现了“女巫”的形象，她们都是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女人。在中世纪以前，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女人在欧洲很受敬畏，被称为“智慧之女”，而且她们都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在欧洲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维护教皇权威，女巫受到了丑化和迫害。1484年，罗马教皇英纳森八世颁布敕令：“女巫们绝不可被饶恕，她们十恶不赦、荒淫无耻。”1486年，德国宗教裁判官亨利希和耶科布还撰写了《女巫之槌》，详细列举了各种识别女巫的方法，这本书成了追捕女巫的“圣经”，而书中记载的关于女巫的流言都被盲目的人们当成事实，以至于后来人们开始相信，每天夜里，那些长着鹰钩鼻、满面皱纹的“女巫”们会穿过烟囱，骑上扫帚，飞到恶魔们的集合地去参加聚会。人们甚至认为，连冰雹、农作物歉收和疾病也是由女巫造成的。

当时流传，女巫们所拥有的魔力来自于“巫教”，而加入“巫教”就意味着和恶魔订立了契约，于是，在人们的眼中，女巫与恶魔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关于“巫教”的传说中，魔王撒旦常常会化作一只羊的形状，在女巫聚会的场所，供众女巫来膜拜之用，那只羊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羊头恶魔巴风特。英格兰有一个叫伊莎贝尔·加伍帝的女巫，根据她1662年的告白，她因为在沙丘上遇见的恶魔，而被迫进入巫教。据说，她可以使自己化身为野兽，也可以在空中飞行。

15世纪的欧洲，开始盛行“猎杀魔女”之风，对女巫的迫害，也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良家妇女一旦被诬为“女巫”，她们就会受到“女巫审判”，从而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据统计，在200年间，全欧洲因被指控为“女巫”而烧死的女子在5万人以上。直到17世纪中期，经过启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才对审判女巫下达了禁令。

可是，17世纪的美国虽然远在大西洋的彼岸，但它的情况与欧洲并无二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塞勒姆小镇，就在1692年发生了一起“女巫审判案”。在这场案件中，被捕者高达200多人，其中19人被处以绞刑，还有4人死于狱中。由于这起案件，塞勒姆也得到了另一个名字——“女巫之城”。

1688年，塞勒姆镇的教堂请来一个叫萨缪尔·帕里斯的牧师，这个牧师是从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搬来的，他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蓓蒂、侄女阿碧歌和一个黑人女奴蒂图巴。1691年的冬天，阴冷又漫长，牧师的女儿和侄女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她们精神恍惚，昏昏欲睡，还会突然痉挛、尖叫。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时和她常在一起玩耍的几个少女也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本地的医生对此束手无策，用了各种方法，也无法诊断出这些少女们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便推测这些女孩子可能是受到了恶魔撒旦的影响，他们认为是有人在暗中使用巫术作祟，从而使这些少女中了邪。

帕里斯牧师先是举行了一场祈祷仪式和集体禁食，希望能将中了邪的少女们从邪恶中解救出来，周边地方的几个牧师也都来到小镇为少女们祈祷，但祈祷仪式没有任何效果。于是牧师们便要求女孩们指出，是哪些人对她们施用了巫术。当时的人们认为，恶魔的幽灵是通过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恶魔必须让一个人充当它的代理人，以代理人的面目出现，去伤害他人，而恶魔的幽灵只有受害人能够看得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来自于民间的“幽灵传说”据然被法庭所接受，于是受害者的指控也就成了法庭判案的证据。

那些受病折磨的女孩被迫把小镇上的三个女人当作女巫指了出来：一个是帕里斯牧师从巴巴多斯带来的女奴蒂图巴，传说热带的巴巴多斯盛行种种巫术，巴巴多斯黑人的外貌、女奴的卑贱地位，都使得她成为最容易遭受怀疑的对象；还有女乞丐古德和一个孤僻的从来不上教堂的老女人奥斯本，以这三个女人的地位和形象，显然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1692年2月29日，这三个女人被当地法庭授权逮捕。

在当时，如果被认定是女巫，是肯定会被处死的。因此一开始，女奴蒂图巴拼命辩解，澄清自己与这种奇怪的疾病并无关系。但后来，她发现如何辩解也没有作用，于是决定用揭发其他“女巫”的方法来减轻对自己的罪罚。于是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巫婆，恶魔从波士顿来，有时候变成一条狗，有时候变成一头猪，恶魔和她签下契约，让她在村子里作祟。她还当场揭发了另外四个巫婆，说她们能够像传说中的那样，在没有月亮的黑夜，或者冬天潮湿的浓雾里，骑着扫帚飞来飞去。

蒂图巴的坦白和揭发打消了所有人的怀疑，人们突然都明白了，原来在他们的周围，有恶魔的代理人，而那些“女巫”正在暗中危害着他们的生活。在“女巫”作怪阴影的笼罩下，整个塞勒姆小镇人心惶惶。一些村民也提供了一些“女巫”作祟的现象，比如他们的牛奶和奶酪无缘无故地坏了；再比如，有一个女人来看过一家的牲口以后，牲口就生下了一个怪胎，等等，总之，所有不好的现象都与“女巫”挂上了钩，哪怕空中飞过一只乌鸦，冲自己叫两声，人们也怀疑那是不是“女巫”的化身。

图为1692年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被指控“女巫”接受审判的情景。

马萨诸塞州的总督费普斯听说塞勒姆小镇被“女巫”弄得人心惶惶，便下令正式组成了“特别审判法庭”，第一个被“特别审判法庭”审判的是村妇毕歇普。在法庭上，一个农夫作证说，他看到毕歇普偷了鸡蛋以后，自己变成一只猫溜走了；另外两个被指控为“女巫”的村妇也揭发毕歇普是“女巫”；还有几个声称自己受“女巫”作祟的少女作证说，她们看到毕歇普就感觉中了邪；甚至有人声称，在把毕歇普押解到法庭的路上，只要毕歇普眼睛注视过的房子，就会有一部分墙倒塌。这些荒诞的指控都被法庭作为证据接受了。尽管毕歇普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她还是被判处绞刑。在她之后，又有5名被“审判法庭”定罪的“女巫”被送上绞架吊死。

随着恐惧的蔓延，被指控为“女巫”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幸的是，这些被指控的人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还很可能会莫名其妙就被送上绞刑架。为了避免这种命运，她们前仆后继地走上了蒂图巴那样的揭发之路：首先承认自己是“女巫”，然后再揭发别的“女巫”，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已经弃恶从善。在当时，亲戚之间相互揭发、女儿检举母亲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在有人被揭发为“女巫”的时候，家人会立即与她“划清界限”，还赞同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在1692年的夏季，6个“女巫”的绞刑并没有使马萨诸塞地区的“女巫”审判案终止，愈来愈多的人出现病魔折磨的症状，于是对“女巫”的指控和审判也愈来愈多，不论贫富，农民或商人均有人被指控。到了1692年5月，塞勒姆小镇和波士顿的监狱里等待审判的“女巫”嫌疑犯人已是人满为患。当年9月，被捕者已达到200多人，其中19人被处死，还有4人死在狱中。

此时，指控他人已发展成为一种发泄私愤的途径，甚至连牧师和教长，以致总督的夫人都受到指控。面对愈演愈烈的“女巫”审判案，有些人开始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波士顿著名的牧师英克里斯·马瑟指出：“错放过十个‘女巫’也比错杀一个无辜的人好。”到了10月初，连总督自己都不相信小小的塞勒姆镇竟然会有如此之多的“女巫”，10月29日，他下令解散了“特别审判法庭”，1693年5月，又下令释放所有在押的“女巫”嫌疑犯，并终止所有的审判，这场悲剧终于结束了。

奇怪的是，当塞勒姆镇的“特别审判法庭”解散后，当人们不再相信有“女巫”作祟的时候，那些身患怪病的少女们竟然突然痊愈了，她们身上所有的症状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她们都正常地长大、出嫁，度过了一生。

关于塞勒姆镇少女的奇怪症状，后来有科学家称，少女们当时所患的是一种传染病，它的主要症状是高烧、神志不清、产生幻觉，有时还伴有肢体痉挛、抽搐等，随着季节的变化，这种传染病通常会自然消失。只是当时医学不发达，不了解这种疾病，所以认为她们是被“女巫”附体所致。

1706年8月，牧师萨缪尔·帕里斯的女儿蓓蒂写信给塞勒姆镇的教会，请求宽恕，牧师将她的请求信在教会里宣读。她说：“我愿在上帝面前谦卑，在那段令人悲伤的日子，我受到恶魔撒旦的欺骗，我的所作所为均是处于愤怒、邪恶和病态，我真诚地祈求那些被我伤害的人们的宽恕。”她终生未嫁，死后与她的父母合葬在一处没有碑文的墓地里。

《印花税法案》风波

176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十分得意，因为历时七年之久的英法战争终于结束了。大不列颠从法国手里抢来了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又从西班牙手里抢来了佛罗里达，真是要多风光有多风光。现在的英国已经压倒欧洲各国，成功统辖了整个北美。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虽然打败了法国，但要治理好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却非易事。乔治三世和英国议会的议员们万没想到，风光的背后却是陷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只是因为它比自己的敌人花了更多的金钱。

战争给了英国胜利，也使英国背上了1.3亿英镑的巨债。战争结束后，常驻北美的英军有1万多名，虽然吃住都打在了殖民地人头上，但英国政府每年也要为此花销大约40万英镑的费用，现在的问题是，英国将怎样还清这一屁股的战争债？驻北美的英军应该由谁来支付所需费用？一句话，就是怎样解决缺钱的问题。要解决钱的问题，当然只能是收税，问题是，向谁收税？

当时英国本土的税赋已经达到惊人的20%，这个比例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如果再加税，出乱子是肯定的事情。而北美殖民地钱多税低，不向富裕的北美要钱，又能找谁要呢？100多年来，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向北美殖民地征过税，北美殖民地人享受了100多年的低税收生活。于是，国王和议员们想：“北美这头牛养了它这么多年，也该是挤奶的时候了！”

殖民时期的美利坚乡村豪华庄园

为了建立一个信仰自由的新天地，北美移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高昂的代价，在这一创业过程中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而英国政府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但不付出什么并不意味着不想索取，英国政府现在想的是：怎样从北美殖民地人的嘴里抢块肉吃？英国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认为，从北美殖民地取得某些收入是必要，而且是正当的，他的提议在英国议会上获得通过。

英国议会提出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们出钱、出兵在北美洲打败了法国人与印第安人，最大的受益人当然是当地的英国殖民，现在，我们派兵常驻北美，保护的也是英国殖民，那么，殖民地帮助分担一些战争费用，支付部分驻军的军饷，这不算过分吧？

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收税看起来似乎并不过分，但他们不知道，英国的国王和议会议员们从没去过北美，根本不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人性——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做着自己认为合理的事情。

英军在北美取得胜利，北美殖民地的人也很高兴，毕竟在身份属性上，他们也是英国人。

当时富兰克林就为英军占领加拿大而激动不已，他说：“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殖民者，还因为我是一个波士顿人。”纽约人则竖起了英王乔治三世的雕像，而波士顿人也举行了庆祝仪式。不过庆祝归庆祝，现在北边没了法国人，南边没了西班牙人，最大的外部威胁都已经消失，只剩下印第安人还可以闹腾几下，但那帮形同散沙的印第安人部落，失去了法国人的支持，根本闹不出多大动静，北美殖民者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英国军队的保护，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自己保卫自己了。

罗得岛纽波特市的老殖民大厅

在受到法国威胁时，北美殖民地人见了英国兵亲着呢，可危机一过去，他们马上就想回归自己从前的小日子，盼着这些英军大兵从哪儿来的，赶紧回哪儿去，他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很精准，他们可不愿意为这些英国本土来的大兵掏自己的腰包。当然，他们反对英国在北美驻军的理由也同样响当当：“俺自己会照顾自己，不用您保护，谢谢。”

对于北美殖民地的管理，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不是那么严格的，而北美殖民地人拿英国政府的决议普遍没当回事，英国政府也从来没认真追究过，毕竟天高皇帝远，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相安无事。不过，这回英国政府铁了心要在北美收税。为了避免过分刺激北美殖民地人，英国政府在实行新税法之前，专门咨询了北美殖民地驻英国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忠于英国，也热爱北美，他看了英国议会的提案，觉得这个税还算比较合理，也不重，殖民地人虽然会不高兴，但不会闹上天。可是，他低估了自己同胞的本事。

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税法案》，规定凡是北美殖民地进口的糖必须缴纳每加仑3便士的海关税，也就是大约3.8升才交3分钱，确实不算高。英国议会就是怕引起反抗，才把税率压得很低，而且，收上来的钱也完全用于殖民地的海关管理，不会回流宗主国。可是，英国政府尽管小心翼翼，结果还是捅了马蜂窝，殖民地人在钱的问题上从来不含糊。想征我们的税？没那么容易！别说3分钱，半分也没有！你不是收糖税吗？俺不进口了，俺走私！结果，海关折腾了大半年，没收上几分钱。可是，不知为什么，英国议会好像还没反应过来，还是自顾自地在1765年3月又颁布了在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的法案。

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街头示威，他们焚烧印花税票，高举反对法案的标语。

印花税的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他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约、借贷凭证之类的单据很多，而且，人们还有一种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是合法的，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正是这样，印花税被誉为税赋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成本低廉的“良税”。英国的哥尔柏说过：“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印花税就是这种具有“听最少鹅叫”特点的税种。

英国政府这次对北美殖民地征收的印花税一点儿也不高，而且这笔税款收入用于北美殖民地的“保护与安全”，横看竖看都是正常而且合理的。可是，英国议会的议员们就是没看出殖民地人的态度，北美殖民地人自由惯了，管你是什么税，只要是从我们兜里把钱往外掏，就是没门。

《印花税法案》一公布，立即在北美殖民地掀起了轩然大波，暴力抗税首先在波士顿爆发，群情激奋的民众走上街头，波士顿印花税局局长第二天便甩手不干了。随后，各殖民地人也都高喊着“要自由、财产，不要印花税”的口号，走上了街头。大量的印花税票被付之一炬，英国国王派来的收税官员被揪出，身上被涂满焦油，粘上羽毛，然后把绳索套在他们脖子上，拉着游街示众。一个曾威胁要“把印花税从人们的喉咙里塞进去”的军官的住宅被烧光，花园被铲平。

当时，有个名字叫詹姆斯·奥提斯的律师为殖民地人的暴力抗税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据英国的《权利法案》，英国政府在未经纳税人代表同意下，无权向纳税人征税。现在的问题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因此，英国议会无权对北美殖民地直接征税。

奥提斯提出“无代表而征税，乃是暴政”，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无代表，不交税”！奥提斯的话让整件事完全变了性质，暴力“抗税”变成了“维权”。这下可好，每一个人都成了法律专家，理直气壮地高喊：“无代表，不交税！”

其实，就算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有代表，殖民地人也依旧会不交税。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代表，而在于殖民地人根本就不想交税。多数殖民地人对于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设立代表的事情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些代表远离美洲，容易被英国政府左右，从而影响北美殖民地的自由生活。

在乔治三世和英国议会看来，“无代表，不交税”，真是大逆不道，英国下辖的领土很多在议会都没有代表，不都在交税，谁也没因此造反呀！更何况，收上来的税也是用于保卫北美殖民地，北美殖民地人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和不讲道理？

1765年底，一个被称为“自由之子”的秘密社团在纽约成立，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反对印花税，他们抨击说，《印花税法案》具有“破坏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明显倾向”，甚至喊出了“为了抵制印花税不惜一战”的口号。纽约、费城、波士顿的商人们提出，如果不废除《印花税法案》，就拒绝销售英国的货物；殖民地的妇女们也组织起名叫“自由之女”的团体，她们自己纺纱、织布，不穿从英国进口的纺织品，提出了“宁穿土布衣，决不失自由”。

北美殖民地抵制英货的运动，使英国商人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也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印花税法案》。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大大出乎英国政府的预料，英国议会只好在1765年底开始讨论“印花税”的去留。此时，富兰克林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想平息殖民地人们的怒火，于是在英国议会的听证会上一个劲地“哭穷”，证明殖民地确实不堪重负，无法承担“印花税”。议员们明明知道富兰克林是在装腔作势，但也没辙，再耗下去，北美的乱局就不可收拾了。

这幅漫画描绘了在码头上的一队送葬者，他们在装着印花税票的棺材上赫然写着：“北美税票小姐，生于1765年，死于1766年。”

就在这时，议会中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前首相威廉·皮特也出面反对征收印花税，他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英国宪法的原则，不利于北美殖民地的长治久安，他说：“英国固然可以对殖民地行使多种权力，但不能未经他们同意就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北美殖民地可是英国正儿八经的孩子，而不是没人疼的私生子。”这种观点在议会的辩论中逐渐占了上风，加上英国商人们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英国政府最终撤销了《印花税法案》。

“印花税”被取消的消息传到北美，殖民地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张灯结彩，庆祝胜利，波士顿人还为“印花小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放火焚烧了做成纸样的“印花”。这个短命的税法只存在了一年，不但没收到一分钱，还造成大量财产的损失。更糟糕的是，英国与北美之间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时，一个名叫克里斯恩的英国人找到因反对“印花税”而名声远扬的帕特里克·亨利，对他说：你们是仁慈的大不列颠国王统治下的臣民，向来对宗主国都很忠诚，为什么现在会有如此反叛的举动？我们出钱、出兵打赢了七年战争，使你们避免成为法国人的猎物，向你们征收一点儿税难道不应该吗？你们既然自诩是文明人，现在竟做出这等野蛮的事来，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帕特里克·亨利简单而又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为了自由！”

波士顿倾茶事件

北美殖民地每次抗税都取得了胜利，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在税收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个结果让北美殖民地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殖民地进行反抗，英国政府就会妥协。可问题是，英国政府在殖民地税收上退让了一次、两次、三次，还会退让第四次吗？

《印花税法案》被废除不久，1767年，英国针对北美殖民地发了个《汤森法案》，规定对北美从英国进口的产品征收海关税，但殖民地人一如既往地加以抵制，结果英国议会再次妥协，取消了几乎所有的关税，仅保留了茶叶税一项，以示英国在美洲仍有征税权。正陶醉在抗税胜利中的殖民地人对此暂时没怎么在意，反正对英国议会所颁布的法规执不执行，全看北美殖民地人高不高兴。

1773年，英国政府准许英属东印度公司把从中国低价购进的茶叶运往北美殖民地大量倾销，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北美当地的价格低一半，如此一来，便宜的价格打压了北美本土的茶叶销售，从而导致了很多本地茶叶种植商和走私者无法生存，于是，殖民地人的抗争再次爆发。在纽约、费城、查尔斯顿等地，民众都拒绝卸运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波士顿，更是闹得沸沸扬扬。为了阻止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上岸进入市场，在波士顿，以塞缪尔·亚当斯为首，一批“自由之子”组成了波士顿茶党。

波士顿是北美殖民地距离欧洲最近的一个主要港口，因而它迅速发展了海外贸易，向欧洲出口朗姆酒、鱼、食盐和烟草，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际商港之一。1773年12月16日，4艘满载茶叶的商船抵达波士顿港口，被一群当地人挡住了航路，只好滞留在港口外面，无法卸货。当天晚上，塞缪尔·亚当斯和一伙“自由之子”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他们手持短斧，劈开木箱，把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3个小时内全部倾入海中，使波士顿港变成了一个“大茶壶”。

第二天当地的报纸曾对此描述道：“涨潮时，水面上飘满了破碎的箱子和茶叶，自城市的南部一直绵延到多彻斯特湾，还有一部分被冲上岸。”而在波士顿街头，也流行起了一首新歌，歌词的大意是：“团结起来！拿起斧头，告诉英王，我们不再为他的外来茶叶交税……”

消息传到英国，乔治三世和国会的议员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些整天自诩为“英国人”的北美殖民地人，竟然干出这么不英国、不绅士的事。他们终于认识到了，一让再让、一忍再忍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无路可退。

北美殖民地人的这种态度让英国议会中原来同情北美殖民地的议员们也极为不满。一直被北美殖民地人亲切地称为“殖民地之友”的前首相威廉·皮特也愤怒地指责，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同情。

波士顿发生的倾茶事件，已经触动了大英帝国的底线。时任首相的诺斯勋爵认为，现在已经不是立法权和征税权的问题那么简单了，如果不对波士顿采取措施，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将毫无尊严可言。而时任北美殖民地总督兼英国驻北美部队总司令的托马斯·盖奇也对英国议会说：“殖民地人是狮子，而我们是绵羊；但如果我们采取果断的立场，他们就会听话。”

这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英国政府决心要好好管教一下自己在北美殖民地的子民。它针对波士顿通过了《强制法案》，同时封锁了波士顿港口，禁绝一切对外贸易，并派出大批军队进驻波士顿。英国的议员们宣称：波士顿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们是一群目无法纪的暴徒，没有资格管理自己，也没有资格享受“英国人的权利”。今后，如果再有人敢违反英国议会定下的法律，将被押往英国受审，而不是由殖民地的法庭裁决。

1773年12月16日，一群波士顿人假扮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将茶叶全部倾倒在海中。

英王乔治三世和国会的议员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母亲严加管教她的孩子的时候了，因为北美既没有常备军，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军官；而英国拥有一支职业军人队伍，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且，在历史上，即使面对危险时，北美各个殖民地之间也并未有过真正的合作。他们相信，只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必然会很快给北美带来秩序。

英国政府此举立即在波士顿引起了轩然大波。波士顿是个靠海吃海的城市，它的港口被封锁之后，许多人断了生计，而且城中的粮食也出现了短缺，陷入了混乱的边缘。而且，《强制法案》直接剥夺了波士顿人的政治和司法权利，这让视自由为生命的当地人怒火万丈，此时的波士顿已然坐到了火山口上。

英国政府本想“杀鸡给猴看”，借惩戒波士顿让北美殖民地“懂点儿规矩”，万没想到，却把北美殖民地人逼到了墙角。从前是一盘散沙的北美各殖民地现在面临一个共同的抉择：是袖手旁观，还是休戚与共？今天发生在波士顿人身上的事，明天就会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还能袖手旁观吗？答案显而易见。

“革命之舌”

在美国的独立运动中，如果把乔治·华盛顿比作是“革命之剑”，那么帕特里克·亨利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之舌”，如果要征集美国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名人名言，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绝对不会被遗漏。在美国的历史中，帕特里克·亨利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后，英国议会向马萨诸塞州实施的《强制法案》激化了北美殖民地的反抗情绪。这时幕后指挥波士顿人民反抗英国当局的塞缪尔·亚当斯，觉得单靠波士顿和马萨诸塞的力量已无法应付了，有必要召开北美所有殖民地参加的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局势。在他的倡议下，1774年9月5日，北美殖民地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的卡彭特斯大楼中召开，北美各殖民地的代表共聚一堂，针对英国政府的“不可容忍的法令”，共同商议反对英国压迫的大计。

18世纪70?80年代的费城街市，第一届大陆会议就在此城召开。

除佐治亚的代表因受总督阻挠缺席外，其他12个殖民地总共派出了56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这些代表们有律师、商人、议员、军官、银行家和种植园主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北美反英运动的中坚分子，代表着300多万殖民地民众。

弗吉尼亚是北美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生活最富裕的殖民地，这次它一共派了7位代表，其中培顿·伦道夫当选为第一届大陆会议主席。还有一位令人无法忽视的绅士，他就是睿智成熟、心胸开阔、富于远见的乔治·华盛顿。但此时的华盛顿还不是主角，他在会上一言未发，只是坐在那儿静静地听别人争论。在这次会议上，真正焕发出奇光异彩的是另一位弗吉尼亚代表——年轻的律师帕特里克·亨利。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明显地分为两大派——“激进派”和“保守派”，而且“保守派”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从表面上看，北美殖民地已经在针对英国本土的反抗运动中联合起来，但各殖民地骨子里还是各行其是，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会说“我是宾夕法尼亚人”、“我是南卡罗来纳人”、“我是纽约人”。

此时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并没有与英国彻底决裂的意思，他们只是认为英国议会无权干涉殖民地的内部事务。“保守派”的代表们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英国国王忠诚的臣民，我们不是革命者！”人们仍忠于英王，只是希望“伟大的国王”给予自己大一些的自治权。

开会的第一天，大会主席佩顿·伦道夫在中途休息期间，主动走到立场最激烈的“激进派”代表约翰·亚当斯跟前，嘱咐他千万别说出“独立”二字。所以，这次会议的基调就是妥协。佩顿·伦道夫一厢情愿地希望，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冲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第二天，会议开始后，代表们似乎都不太情愿第一个发言，看来没人愿意成为众人的靶子。这时，议会中最直言不讳的议员、以辩才著称的律师帕特里克·亨利突然站起来慷慨陈词：“英国的压迫已经改变了殖民地的边界；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我是美洲人。”激烈的语言似乎让人们嗅到了一种反叛的气息。议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年轻议员。

亨利的言辞越发的激昂，语惊四座：“恺撒有他的布鲁图，查理一世有他的克伦威尔，乔治三世应当从他们的事例中学到教训，假如这是叛逆，那就让我们尽情地叛逆吧！假如这是大逆不道，那就让我们尽情地大逆不道吧！”这是前所未有的演说，所有的人都想不到，在这条大家携手并肩反抗宗主国经济政策的道路上，有人竟走得如此之远。“保守派”的代表们为此发出一片喊叫声：“大逆不道，大逆不道！”

帕特里克·亨利满不在乎地继续着他的演说：“波士顿草原上已经响起镣铐的叮当响声，战争已不可避免，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在这场斗争中，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几星期后，许多弗吉尼亚民兵都在猎装左胸处绣上这句格言。

帕特里克·亨利热情洋溢和滔滔不绝地宣扬建立武装和训练民兵部队，以确保殖民地的安全。他说：“再向政府请愿，再等着向王室请愿的结果，是毫无用处了。恳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必须战斗。”

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律师完全被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征服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托马斯·杰斐逊。10年后，他成了《独立宣言》的起草人，35年后，他成了美国总统。杰斐逊对雄辩家帕特里克·亨利极为崇拜，他说：“他的演讲在我看来，就像《荷马史诗》那样伟大。”

帕特里克·亨利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语言，让在场的许多人热血沸腾，他们高呼“武装起来！武装起来”，通过了各殖民地组建民兵的决议。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说：“如果英国试图用武力让我们屈服于不公的法律，那我们就将这个问题交给上帝和来复枪解决。”

第一届大陆会议最终通过了《致英王书》，提出北美殖民地人民拥有“天赋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指出自1763年以来，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实施的各种经济政策和高压法令，统统都是非法的，要求英国当局取消这些政策和法令；重申未经殖民地人民同意，不得向殖民地征税，要求让殖民地实行自治，撤走驻北美的英军。

《致英王书》被乔治三世愤怒地扔进了垃圾桶，他早已厌倦了北美一而再、再而三的“捣蛋”，他写信给当时的首相诺斯勋爵说：“新英格兰各地政府正处于一片叛乱状态，必须狠狠地打击，从而判断他们是将继续臣服于我们，还是打算要独立。”

英国的议员们都相信，退让就意味着失去殖民地。他们对英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充满信心，并且认为北美殖民地人在一两次屈辱的战败后，就会分崩离析。1775年1月，英国议会做出决定，派出军队镇压马萨诸塞的叛乱。随即，1.7万名英国正规军迅速集结，整装待发。局面已经无法挽回，殖民地要么投降，要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