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谏弹劾风暴（1 / 2）

自古以来的改革者都少不了跌宕起伏的命运，甚至有人说改革难于革命，革命无非是认准一个共同敌人，自下而上地推翻旧政权；而改革却是自上而下地把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并让每个人安于其位。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历史上不少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失败之举。

成功的改革者们，除了勇于创新，最为关键的便是依靠坚实的靠山。商鞅变法的成功，少不了秦孝公这一后盾支持；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车裂，人亡政不息，商鞅个人的不幸换来了秦国的大兴。

当靠山消失，即便改革再成功，也难免有牺牲。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居正种种革故鼎新的措施。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问题，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在这种氛围中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进行改革，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力说服天下人。

当初王安石变法，政策过激而超越民众实际承受能力，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地主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执政后也进行一系列改革，因方法得当反而有所进展。

张居正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体会，他在《资治通鉴直解》中说：“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逐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

张居正以一个大政治家的亲身经历，比较公允地评论另一位政治家，既非司马光辈的顽固，又不若后世同情者百般为其辩护。他以史为鉴，先吏治再经济，层层推进，稳健开展。

因此，张居正的反对者们没有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况且张相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只好首先从攻击张居正个人操守着手。

孔老夫子有句至理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位者即使有周公那样出众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贪鄙小气，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看。毕竟，在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才能。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中以气节自负的“清流”，仿佛就是为了挑毛病才降临人世，他们常与当道者对抗，以表明自身的清正与圣教的纯正。他们为了反抗强权、博得名誉，可以牺牲一切，甚至不惜赌上大明王朝的命运。

树大招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居正一举一动无不被人广为关注。张居正再神通广大，也无非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想要找其把柄，并没太大难度。

两宫皇太后、皇帝高度信任并依赖张先生，把朝廷大权全都委托给他，张居正也成为有明一代最有权势的臣子。可权重遭忌，自古君主最忌讳的莫不过是大臣太贵，况且明代法理上已无真宰相，大学士的合法权力远低于前朝宰辅，所以自打张居正秉政以来，很多人都非议他窃夺人主威福以自用。

崇祯年间，张居正著名的曾孙张同敞就百思不得其解地询问朋友：“我曾祖的功业如今尚可见，为什么史家多批评之词？”

朋友答曰：“权与奸的差别不过毫发之间，你曾祖是一位权相，权势过重，因此怨恨他的人诋毁他，称其为奸相。”

张同敞无奈地默认此说，后人尚且如此，遑论外人横议？张居正不管这些，他清楚自己的能量，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我不是宰相，只是代行国政。）

自古文臣死谏，尤其那些握有“尚方宝剑”的御史、给事中们“唯恐天下不乱”。言官官阶不大，但人微言重，上至皇帝、阁臣、尚书，下至知府、知县，都受他们的监督，就连朝廷高官也让他们三分，生怕被言官抓着把柄。

御史在外不可一世，凌驾于其他官员之上，常常因在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小有不合，就漫加诘责任事大臣。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所论是否属实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言者无罪，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倒是可以借此哗众取宠，一举成名。很多正直大臣因流言蜚语而辞官回家，不能为国效力。

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些无事生非之徒。

一日，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伴随着大风倾泻而下，雷电、雨水毁坏了多座建筑。台谏见状，欲上公疏议论时政，张相爷急忙前去制止：“何必这么紧张，既然是雷电，怎么可能不击中物体？”

既然首辅这样发话，言官也只能作罢，不再没完没了地拿天象说事。

今天看来，张居正那句话颇具“唯物主义”风采，有效减少了没必要的议论纷争。当时的士大夫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雷奉天吻，正是国家有错，老天爷才生气惩罚，以让我们悔过自省，却被相公阻拦，张居正实乃心术不端。

雷电风雨停止了，首都大门的木头又着起火来。言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他们本要上报皇帝：天下不安宁啦，好端端的木头都骤然起大火。

张阁老看了尚未上呈的奏本，冷冷一句：“朽木能生火。”

言官哑口无言，一场毫无意义的事端终被平息。

有鉴于此，张相爷当政以后，无论是从制度还是权术上，都没少花工夫牵制言官。他敕令其长官严加考察，御史、给事中表面唯唯诺诺，私下却怨声载道，痛恨张居正凭炙手可热的权势钳制人口。

不平则鸣，更何况这些“善鸣”的文臣，怨气积攒多了，又掺和着文人的酸腐气，几经发酵出来的戾气自然也不少，把对新政的不满与对张居正本人的非议，纠缠在一起。

历史上评价一名官员，向来是注重“两袖清风”，也许衣着朴素、粗茶淡饭会显得高风亮节，但张居正绝不是对功名富贵毫无追求的伯夷、叔齐，他从不压抑自己对合理物质享受的公开追求。他身怀报国之志，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

张居正眉目轩朗，长须至腹，是当时出名的美男子。

相传他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涂脂抹粉，所到之处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换一套衣服，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加之他的衣服讲究质地与颜色，既光鲜悦目，又符合首席大学士身份，精致高雅。

张居正素爱整洁，家居及办公之处条贯井然，清洁光亮。他嗜好收藏古玩，当时古玩界赝品很多，却没人敢欺骗他，所收藏多为精品。

衣食住行不分家，功成名就的张居正既然对生活要求如此精致，绝对不会仅仅满足于华服美食，自然也有资本大兴土木。

就在张居正荣登首辅那一年，循着官场风气，在江陵城东建造相国府第，万历小皇帝为表明对元辅师相的无上依赖，御赐宅院中的楼为：纯忠楼、捧日楼。挥笔写下气吞山河的对联：

上联：社稷之臣，股肱之佐；

下联：正气万世，休光百年！

至高无上的天子都如此表态，上行下效，全楚官员自然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银，而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到底是人情世故，还是巧立名目行受贿之实？岁月荏苒，已无法考证，但宏伟的张府就这么悄悄地屹立于江陵城中了，木石无言，任流言浮掠。

不仅如此，张阁老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见过的人很是羡慕“张府壮丽不减王公”。

某日张居正夜晚梦到一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匾，自谓相业之隆，千古无两，足当此二语，白天醒来就心高气傲地在刚建好的张府立匾自炫。

凡此种种，很容易引起旁人非议责难。

平心而论，这些事情在当时上层官僚中并非罕见，远的不说，就对比张居正前后首辅徐阶、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更是家财百万，甚至拥有很多座豪华别墅和别致的江南园林。哪位相公过的不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生活呢？

如果张居正是一个平庸之辈，人们也许置若罔闻。然而，张阁老偏偏是一个大破常格之人，正在推行的新政遭到一些人的不满，人们由此入手，掀开了反对新政的序幕。

多事的言官们自然不甘寂寞，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首先发难。

余懋学，江西婺源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刚踏入仕途五年有余，就被超格拔擢为南京户科给事中，他感激浩荡皇恩，“忠于职守”，“慷慨言事”，先是攻击张居正重用的应天巡抚宋仪望，进而直接批评首辅本人。

他新官上任的这年春天，翰林院中飞来了白燕，栽种在内阁的碧莲花亦在初夏的阳光中恬静地打开了花苞，实为罕见之至。在古人脑海里，这一切都昭示着吉祥如意，张居正便把它们当作祥瑞之物呈献给皇上。

不料此事遭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

意思是，皇上还幼小，不可以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他玩物丧志。冯保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况且冯保身份特殊，张居正见此只好作罢。

这只是皇家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不料余懋学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此时天下大旱，皇帝忧心旱情，甚至下了罪己诏，与百官一道祈祷求雨，而张居正却在这时候献祥瑞，这不是一个负责的大臣该有的行为。

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就算了，小小的给事中也敢借此对元辅说三道四，张居正心中虽有些郁闷，但并没有处罚余懋学。

但余懋学依然呶呶不休，再次上疏谈论五事：崇惇大、亲謇愕、慎名器、戒纷更、防谀佞，希望皇上“本之和平，依于忠厚”，不要总下严旨批评臣僚，推崇综核名实，而应“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这时，余懋学的打击目标终于浮出水面，其实不是首辅本人，而是新出台的考成法，而且余懋学并非孤身奋战，考成法的严格，让那些原本扯皮推诿、拖沓成风的官员一直难以接受，反对观点在当时官员中颇有市场。

考成法原本仰赖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岂能容忍六科官员站出来反对考成法！更过分的是，余懋学在“防谀佞”中暗指张居正为谀佞之臣：“至涿州桥工告完，天下明知为圣母济人利物之仁，而该部议功，乃至夸述阁臣、司礼之绩，例虽沿旧，词涉献谀。”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一向是言官们常用的笔法，张居正岂有不知，纵是一向老成持重的张首辅，一时间也气得两眼冒火。

小万历也极为不满余懋学搅乱新政，以最快速度做出处理：“余懋学职居言责，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姑从宽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余懋学的上疏揭开了台谏攻击张居正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江西老乡——傅应祯与刘台的“劾张事件”陆续隆重登场。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严冬，河南道御史傅应祯疏文的措词也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冷峻：“微臣恳请陛下存敬畏以纯君德、蠲租税以纾民困、叙言官以疏忠谠。”

傅应祯，江西安福人，说起来也算是张首辅的门生。傅应祯县令起家，曾厚礼馈赠座主（即主考官），可惜被张居正严词拒绝：“当初惜别，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屡次赠礼也都不敢收受，怕有违当初相约之言。不料礼是越送越厚，你以为我是嫌少吗？你赠送的玉带太贵重了，不是一个小小县令所能持有，所以还给你，并希望你能有所反省。”

送礼不成，反被训斥，小傅怀恨在心，才有了这封奏疏。奏疏名为言三事，实为弹劾张居正误国误民、讽谏万历失德，文章引经据典，各种有理无理的事例全拿来暗讽新政，毫无顾忌。

傅应祯疏中第一事要皇上常存敬畏以纯君德，今年京师等地多次地震，尽管和大小臣工失职有关，却未见陛下自我反省：“臣闻今岁雷震端门兽吻，地震于京师直省，不下数次……虽由大小臣工失职，曾未见陛下修省一语，以回天意，晏然而遽无事。岂真以天变不足畏乎！”

其二是骂张居正误国误民：“臣又近闻户科给事中朱东光陈言保治，不过一二语直切时事……几于触犯雷霆，奏本留中。岂真以人言不足恤乎！此‘三不足’之说，王安石所以误神宗，陛下肯自误耶？”

骂了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也就罢了，已经离世五百年的王安石也莫名其妙被痛骂一顿，不知王荆公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但思想之迂腐也令人不敢恭维。

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变法的坚定决心之体现。任何改革者如果没有这样坚定的信念，绝无可能在铺满荆棘的荒原上走出一条平坦宽敞的阳光大道。

傅应祯却以此指责小万历“自误”，实际是在攻击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导皇上，也是对新政变革祖宗成法有所不满。而且，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讲，考成法绝不是言官们所喜闻乐见的。

第三事“叙言官以疏忠谠”，是为老乡余懋学翻案。他认为余懋学是敢于直谏的忠臣，希望皇上将余懋学重新起用。

如果只是说张居正以“三不足”误国也就算了，尤其使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小傅居然想为钦定的铁案翻案，这无异于让天子失信于天下百官。

万历愤愤然写了一道圣旨：“朕以冲昧为君，朝夕兢兢……傅应祯无端以‘三不足’诬朕，又自甘欲与余懋学同罪。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著令锦衣卫拏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

傅应祯的下场比余懋学惨得多，在镇抚司诏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狱卒一边毒打，一边追究“阴构党与”之人，傅应祯咬紧牙关，一点也不招认。

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引来同事们的怜悯。傅应祯的同乡、江西贵溪籍的给事中徐贞明赤脚潜入狱中，为他送药粥疗伤；御史李祯与同官乔岩等人也相继偷偷溜进监狱抚慰战友。

张居正得知此情后，没等更多的言官们成群结队地到监狱探视，他就雷厉风行地把傅应祯发配到浙江定海充军。

定海虽说是海防前沿，但明朝时期江浙一带渐渐成为粮食主产区，经济也日益发达，发配到那里，比起发配到广西、海南等环境恶劣、瘟疫丛生的极边而言，无疑是从轻处罚，可见张居正念及师生情面，并没有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念头。

在浙江戍边的傅应祯并不安生，他与自己同榜的状元张元忭来往密切。张元忭出生在绍兴一个书香门第，是明末大名鼎鼎的散文家张岱的曾祖。张状元崇尚忠义，佩服傅同学慷慨言事的忠忱与不畏权贵的勇敢；对老师张居正，也是不卑不亢，庄重自强。

张元忭一方面理解傅应祯为国建言的苦心，一方面也写信劝慰他不要过于激进，换位思考，体谅张首辅的苦衷：“老师自主持国事以来，敏断沉稳，任劳任怨，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能虚心宏量，那么从古至今的贤相们都比不上他。如今圣上年幼，人心浮动，皇上所能信赖的大臣不过一两个，如果权力不在内阁，必定会被后宫或宦官们窃取，倘若因此酿成灾难，我辈恐怕难辞其咎啊！”

张元忭对老师可谓是知之甚深，不同于腐儒看到阁臣权大势大就骂他窃人主威福，他深刻理解主少国疑之际权力的最佳分配，其见识果然高出同辈。

远在京师紫禁城的万历仍心存余恨，文华殿讲读完毕，又和他敬爱的张老师谈起傅应祯。

万历说：“昨天傅应祯以‘三不足’之说讽刺朕，朕想廷杖惩罚他，先生不许，这是为什么？”

张居正缕一缕胡须，答道：“这种无知小人，假如真要论罪，是死有余辜。不过皇上登基以来，一向圣德宽厚，海内共仰，不应与这种人一般见识。而且昨天圣旨一出，人们心生敬畏，应该没有人敢再妄言。国家政事或宽或严，行仁行义，都是圣意。”

万历说：“之前有救傅应祯的人说他母亲年迈，朕查了傅的家世，才知道傅应祯母亲已经死了，只有父亲还健在，如此欺君罔上，该当何罪？”

张居正说：“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阅查核对，不应当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