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谏弹劾风暴（2 / 2）
万历转身又对在旁的阁臣吕调阳、张四维问道：“昨天文书房拿傅应祯的奏疏到内阁，二位先生为什么不说话？要同心报国啊！”
吕调阳和张四维赶忙表态：“臣等不敢不同心！”
万历对傅应祯的痛恨程度高于张居正，按小皇帝的打算，傅应祯免不了廷杖伺候，若不是张居正出面劝阻，傅应祯此番即使侥幸没有死于杖下，也要重伤残废了。
张居正以为自己宽宏大量的做法，应该不会再有人站出来大放厥词。其实不然，反对派言官远不会因此“儆惧”。傅应祯的同乡、御史刘台又挺身而出，写了长达五千字的奏疏，弹劾张居正，把江陵秉国后第一股反张浪潮推到顶点。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北国的天空飘着朵朵雪花，北京城里除了应有的新年气氛外，没有铺张的游宴、灯戏，这是张居正最后一次在正月施行灯火管制。
当老百姓正在喜气洋洋闹春过大年时，紫禁城内却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御史刘台的弹劾奏疏送到北京，矛头直指当朝首辅张居正。
刘台，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那时的主考官恰恰是他所弹劾的张居正。后来刘台任职刑部主事，在万历初年经过张老师的提拔，才当上御史，巡按辽东。
辽东乃东北军事重镇，刘台上任伊始，戚继光与李成梁两军紧密配合，大败董狐狸（朵颜部酋长）部。
按照正常程序，辽东巡抚张学颜应该在第一时间把胜利的喜讯上奏朝廷，结果没等张学颜动笔，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把捷报送入京师。
张居正看到这封捷报不但没有高兴，反倒勃然大怒。他军户出身，对兵务了如指掌，一支军队要有战斗力，最要紧的莫过于令行禁止，各司其职，本朝自正统年间就曾明文规定，巡按御史不得过问地方军事。
刘台既没有参与军务，更没指挥作战，哪里轮得上他来奏报军况？如果不严加禁止，以后巡按御史都如此越权奏报，巡抚岂不就能推卸责任？长此以往，封疆大事必生新弊。
张居正和内阁同僚商量决定，降旨申斥刘台，下不为例。接着他以强硬的姿态重申：巡按之职乃振举纲维，揭露奸弊，巡抚则应措处钱粮，整饬武备，安抚军民。两者万不可混淆。
抚按官员认真研究中央政府传达的最新精神，唯独刘台郁郁不乐，不过是一时激动把胜利的喜讯及时告诉大家，却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他心生忌恨，于是先发制人，冥思苦想写出一份劾奏张居正的檄文。
加班加点写好了告状信，投递奏疏时，辽东巡抚张学颜隐约中只看到题目中有个“张”字，还以为刘台要弹劾自己，非常惊愕，上前好言相劝。
刘台丝毫不买账，放出狠话：“你不过是为虎作伥的一只狐狸，不足为患；我要弹劾的，则是为非作歹的元凶——大学士张居正！”
张学颜得知不是弹劾自己，方才松了口气，但刘台辱骂他是狐狸令他耿耿于怀。
在刘台眼里，两位社稷重臣不是豺狼就是狐狸，作威作福，危害大明江山。
刘台首先向天下人宣称：我虽然是张居正所选拔的士人，但不愿因此而三缄其口，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刘台不仅痛斥张居正本人，紧接着，又骂了张居正任用的张四维、张翰等庸劣官员：张四维早在翰林院任职时就因人品恶劣，屡遭弹劾；张翰当年巡抚陕西，毫无政绩可言，如今主持吏部，凡事听从张居正。总之张居正任人唯亲，从不为国家考虑……
接着列举张居正种种蔑视祖宗之法的罪状，玩起君臣离心计这一毒招，说臣工畏惧张居正甚于畏惧皇上，感念居正也甚于感念皇上；居正威福自用，目无朝廷；他满口祖宗成宪，所行之事全部违反祖宗成法：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
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文笔颇佳，整片奏疏读来气势恢弘，对老师的批评也是头头是道，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居正蔑视祖宗成法，欺世盗名，名义上说要遵守祖宗法度，可他自创考成法，让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挟制科臣，监察系统变成内阁下属，严重违背祖制。
第二，张居正结党营私，滥给职位，不以大公而以个人好恶任用官员，摧折言官，仇视异己。
第三，张居正擅权自用，他主持内阁，控制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自己还以宰相自居，大小臣工害怕畏惧他远远超出害怕皇帝。
第四，他巴结两宫太后和大太监冯保，进献《白燕诗》，为天下士人耻笑；还把另一顾命大臣高拱驱逐赶走；挟私怨打击辽王朱宪，堂堂亲王他都任意报复，更不要说有多少被他陷害的正直官员了。
第五，苛政猛于虎。张居正为了催交往年所欠赋税，往往脱离实际而给官员下死命令，不仅官员人人自危，贫苦百姓为此背井离乡……
第六，张居正贪污腐败，家人仗势侵占他人土地，鱼肉百姓。
明朝开国二百多年来，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张居正的同乡长辈，湖广籍正德首辅李东阳当年因为和大太监刘瑾关系暧昧，其门生愤然与之绝交，使李东阳颜面扫地。如今湖广的另一位首辅屡遭学生弹劾，境遇就惨得多了。
前一个门生傅应祯才攻击过他，现在刘台又暗放冷箭，这真是莫大的刺激，若说就事论事也罢，刘台却是有意扭曲他的用心，强造罪状，明明是寻常政治斗争，刘台偏偏说成罪大恶极，史无前例。
明朝政治有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大臣遭到议论攻击，应立即自动请求辞职，以示不模棱两可、贪恋权位的态度，更遑论被自己的门生非议。
面对刘台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怒不可遏又尴尬无比，个性刚毅的张居正立即向小皇帝请求辞职，刘台的“檄文”里视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也依例上疏求去。
张居正慷慨激昂地对小万历说：“按律巡按御史不得上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例上奏军功，依法应受到贬降，当时臣仅请皇上下旨申诉了他。刘台愤恨难消，后来御史傅应祯下狱，臣请陛下追究同党，刘台与傅应祯是同乡，惊疑不定，竟不顾师生情面，上疏弹劾臣。二百年未有门生弹劾座主之事，如今臣只有辞职谢罪。”
说着说着，他激动得不禁伏地不起，眼泪簌簌落下，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登门见他。
十四岁的小万历看到敬爱的张老师受到如此委屈，急忙走下御座，把他搀扶起来，安慰劝留道：“刘台这厮，陷害忠良，朕要关他一辈子，替先生出气！”
张居正勉强答应，但事后没有到办公室值班，这的确是他有生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年过半百的他对此事极为痛心。他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想全身而退。接着，他连上三道奏疏请求退休。
万历看过了辞呈，当然不会同意，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深刻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必介意浮言。”
吏部侍郎何维柏见势，联合九卿一起上奏疏请皇帝挽留元辅。在众卿支持下，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万历更是坚定了慰留首辅的决心，派太监孙隆手捧天子手谕前往张府，孙隆高声宣旨：“先帝以朕幼小，托付先生辅佐，先生不辞劳苦，畜类丧心病狂，胡言乱语，自有祖宗法度惩治。先生须以社稷为重，请速回朝办事，特赐长春酒十瓶，以示关怀。先生不许再辞！”
小万历对张居正当政以来的辛劳称许有加，并表示要严厉制裁刘台。张居正顾在师生情面上，恳请免去刘台一百大棒的体罚，酌情减为革职为民，刘台的风波这才得以暂时平息。但刘台弹劾张居正一事影响深远，不仅为张相公身后之祸埋下伏笔，也开学生骂老师之先风。
日后不少言官敬佩刘御史“敢于直言”的勇气，纷纷效仿他弹章奏劾各自座主。首当其冲的便是申时行、王锡爵二相，尤以王锡爵为显，此老被晚辈铺天盖地的诽谤整得无颜在朝做官，只能告老还乡。
沈德符如是总结参劾者动机：“参劾会试大座师者屡见，则大座师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声，而参荐主者无一人焉。”
平心而论，在那个宗法社会，学生敢于挑战老师权威，指出其过错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种批评最终走样，成为纯粹的口水仗，为博名而揭人短，为反对而反对，师道不存，更恶化了此后党争的风气，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
最令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是，刘台弹劾自己的具体条款，虽多夸张，妙在所言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致不少江陵门人同情刘台同学。
政治终归是政治，它的复杂性决定了绝不能仅凭简单事实妄下定论。
刘台弹劾张居正是权臣，其实明朝自从大学士执掌机要后，内阁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名，个个首辅迹似权臣。只要皇帝一句话，你就要卷铺盖回家，君不见当年高拱倒台之际，头一天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率百官，第二天只能轻车简从，匆匆赶回河南，连驿站都不能再用。这是体制硬伤，无从打破，张居正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任用私人如张瀚、张四维这类事也非张居正首倡，几乎所有坐上首辅大位的人都在不遗余力营造自己的势力网，张四维本是高拱得意门生，一直为高拱被逐归乡一事愤愤不平，张居正或许是为了笼络高党人心才把他引入内阁。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唆使言官弹劾前任首辅，对张居正蓄意打击报复。
说到箝制言官，张居正确实有之，当时士林流传不少讽刺他的雅谑，但在张相爷看来，要让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谋之于众，而断之于独”，独断专行充其量不过是改革良药给改革大局造成的一点副作用而已。
改革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委实难以奏效。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后来“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在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不阻力重重，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加之晚明言官自身素质良莠不齐，多数为不学无术夸夸其谈之辈，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的霸气与通达时变的才识，恐怕会一事无成。
朝会上，凤阳中都留守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向皇帝上奏军区要事。一般而言，外官朝觐天子，应该先由通政使司官员引领，出班跪拜，然后上奏公事。而这群留守司官员不等引奏直接觐见天子，御史们就要纠察他们违反祖制。
张居正急忙阻止，郑重告诉他们：“留守这样的外官，是不需引奏的。”
御史们不以为然，满心希望拿出法律条文驳倒张首辅。可当他们翻阅朝仪规定后傻眼了，果如首辅所言：留守不引奏。
张相公博闻强记，熟记《大明会典》，甚至能将这部煌煌巨著倒背如流，是帝国最优秀的典故专家。
每每退朝，他传唤六科给事中，询问他们这事《大明会典》中是如何规定的、那事依国朝法制又该如何处理。
言官们顿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们左右相顾，不能发一语作答。
张相公果断把不称职的言官外放出京，其余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自此埋头故纸堆，认真研读本朝典章制度，已备首辅不时诘问。
时人丁元荐在《西山日记》中感叹：“一时台省受其钳束若门隶，则其才胜也。”既然言官才学不够，那就只能俯首贴耳听从高人指挥，这是体制缺陷，也是张居正的无奈。
迫于国家经济窘迫，他追缴欠税，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常年垄断、隐瞒土地的大地主，刘台竟夸张到民不聊生。
其实，张居正并不以聚敛民财为好，他首先力求中央财政稳当，等到国库稍微充裕之后，就立即规劝皇帝免征一些贫困地区赋税，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对灾民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自他主政以来，曾先后赈灾十六次，行减租税十次。
在刘台罗列这些条目中，除了以考成法约束科臣是真的违反祖制外，其他皆为政坛常事，不足为怪。
刘台还说张居正江陵老家富甲全楚，固然夸张，但这招用得相当精巧。经济问题历来最为百姓所关心，从此处大做文章，完全可以毁了张居正生前身后几百年的名誉。
其实，明朝政治到了中后期以后，贿赂、贪污已是司空见惯，在严嵩当政期间更是达到高峰，遗风所及，隆庆、万历初年的政治圈内，几乎无人可免。
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委实不高，可其他合法拥有的特权相当可观。官员们除了俸禄外，配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朝廷支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等一切花费。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等。作为一国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贵为国朝第一元辅，生活奢华，面对滚滚而来的贿赂却保持着难得的从容与淡定。万历初年之所以得以修明法治、清肃吏治，张居正过人的才能和毅力固然重要，他的洁身自好也促成他的成功。他很少接受下属馈赠，除非少数莫逆之交，会酌情收取少量礼品作为人情。
八年后，万历皇帝在仇家的唆使下抄没了张居正家产，发现他的财产只有十万白银，远不及冯保，只相当于嘉靖首辅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其中又多为其父其弟所敛。原本想在抄家中大发横财的皇帝，看到这十万两银子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
事过近三百八十年，后人掀开张居正的棺木，也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墓室内除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外，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
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权倾朝野的大宰相仅此两件陪葬品，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尽管张居正在操守上还算清介，与外吏也往来不多，以避嫌疑，但他仍无法阻挡贿赂者的攻势。
有意贿赂的人总会投机钻营，不贿赂本人而转向他的僚属、家人甚至奴仆，并用各种名目使当政者难以招架。督抚、巡按御史及地方的府县太爷，利用其父母寿辰等各种机会，向当朝元辅的父母献上礼金、宝物，乃至为首辅立坊、建亭、造假山花园来歌功颂德。
在“子为父隐”的儒家社会，张居正只得“严家范、禁请托”，严禁族人做出违法乱纪、祸害乡里之事。在他极力坚持下，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被停止，减轻了家乡人民的负担。
尽管张居正严于家门之防，但他毕竟位极人臣，巴结讨好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淤出一片肥沃的田地，荆州知府就亲自上门去到张家，撺掇张家出来报领无主良田。张居正几次给督抚难堪，但此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在张居正当国的十年里，始终有人向他的家人馈赠，使他蒙受不少无可奈何的指摘，这是时代的风气，张居正无法脱离这种困扰。
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仍然得到李太后和小皇帝的充分信任，他紧握政权，个人自信心也随之膨胀。他给老师徐阶写信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
他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担当起国家大任；攻击自己，便是攻击国家；摧毁自己，便是摧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