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强人的治国术（1 / 2）
我皇御极之始，郊庙必亲，朝讲日事，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奋，百废俱修。国有余粟，民有余食，熙熙恬恬，亦一时之盛。
——李三才《历陈国势病由疏》
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
——孙奇逢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张居正秉国之钧，气势迥山岳，士大夫们无不心驰神往，中外相望其风采。此时的张居正志得意满，然而审视帝国四周的环境，令人不寒而栗，他接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行政效率低下，贪官污吏横行，朝纲不振，国库入不敷出。
许多管事官员，就像坐在不停下沉的破船上，时刻担心会被淹死，又想不出良方自救。天天计算着自己何时可以升官或调离，好把破船“送给”继任者。这艘破船就在一个个继任者的不断交接中，不断破败，不停下沉……
政治家与官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家富于理想，以天下为己任，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能将满腔热情，灌注于自己的智慧中。
张居正少时便有“毅然欲振天下之衰”的宏伟志向，激流汹险的官场，没有磨平他性格的棱角，蹉跎岁月的流逝没能磨灭他心中的热血激情。现在大权在握，迎着官场的无际黑暗，张居正默默拔出磨炼数年的治国之剑，勇敢出招。刚坐上首辅宝座十七天的他，就代小皇帝起草了登基二十五天以来的第一道戒谕，明确官员职责义务，在百官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戒谕先分析国内严峻形势，指出士风浮薄，官场腐败，奸人投机倒把，邪党蛊惑人心，庙堂上下受恶恩仇，混杂交错，朝廷威福大柄，徒为大臣报恩报仇的资本。然后严正申明：皇帝初承大统，已深切洞察弊源，丞欲芟除。从今以后，人人都要纯洁身心，恪恭职守，不得欺君罔上以行私，不要随波逐流，不可肆意妄为以乱朝政。内政大学士要协恭和衷；吏部大臣当虚心鉴物；内外堂官，人人都须各分猷念；科道官个人都要公是公非，直言敢论。总之做大臣的要有正色立朝的风范，做小臣的应有退食自公的气节，努力使朝清政肃。
文武百官聚在太和殿下，恭听新皇帝第一道戒谕，戒谕恍如黑夜中的耀眼极光，威焰逼人。诏下，百官惕然，知道新朝天子要在师相的辅佐下整刷朝纲，一时无不尽职尽责，朝政果然焕然一新。
户部尚书王国光统筹安排各个粮食渠道，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问题。他还别出心裁地设立“坐粮厅”，专门督办军粮，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工部尚书朱衡对黄河治理发表见解，指出茶城（疑为今江苏徐州垞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口而出，自茶城至邳州、宿迁一线，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则河患可纾。
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州、辽东；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府、大同、山西（亦称太原镇）三镇，订立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八规以考核边臣。
内阁大学士们抓紧修纂先朝实录、确定经筵讲官人选，为小皇帝编纂了图文并茂的皇家教材《帝鉴图说》……
万事开头难，无论怎么说，这个头，张首辅开得不错。
张居正并没有因这点成绩而骄傲，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官场老油条只不过看见新天子新首辅，装模作样烧几把火，到后来还会原形毕露。没有彻底的人事洗牌，官僚系统迟早还会回到扯皮推诿的工作作风上。
官僚系统人浮于事，正是帝国病入膏肓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剂名为综核名实的良药在张首辅脑中渐渐成型。
“一个好汉三个帮”，完成改革大业，需要一批志同道合者与自己一道披荆斩棘。对追随者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效率，严峻的现实已不允许张首辅选取人才从零培养，当务之急是从现有朝廷官员中遴选出合适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才。张居正不失时机地打出“考成”牌，批量制造自己需要的改革良吏，并对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去芜存菁。
药方已有，接下来就是设法获得皇帝的支持和文官集团的配合，继而推广执行。虽然“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天才之举，但张相公为了说服万历皇帝，着实下了一番工夫。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十六世纪的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士大夫对改革有着近乎偏执的排斥，而对祖宗成宪怀抱着奇特的迷思。
祖宗在古人脑子中占据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变法恳切地呼吁革新，革新就不可避免地与“祖宗成法”相抵触，积淀着的历史成了现在、甚至未来的沉重羁绊。“祖宗成宪”曾无数次指导人们行动，而后来者尝试与之割离时，那长久的牵绊成为时代的剧痛。
这也许就是古老帝国变法革新时，步履维艰的尴尬。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新法的自觉抵制。王安石毫不畏惧，喊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不作美。
老天爷偏偏大动肝火，降临天灾，反对派一起责骂王安石是罪魁祸首，既然天变足以令人畏惧，他的“祖宗之法不足守”更使得王安石成为官场的众矢之的。
改革变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里显得尤其艰难，真想打破祖宗成法，还得回归祖宗成宪，从故纸堆中找到证据，一来让改革顺利进行，二来也为改革者自己寻找理论靠山，以此对付反对者。
最经典的案例要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
康有为借“孔子改制考”干了件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而这狗肉才是真正有料的东西，时人只奔着“孔子”去围观，却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君主立宪”的先进思想。
万历元年冬，张居正奏上著名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正式向万历帝提出推行考成法。
只有改革官僚体制，才能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问题。张居正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臣稽考《会典》，观昔高皇帝鸿图远谟，定考成之法，明确易行，又可督察。今官场弊积重难返，有违《会典》成宪，非恢复祖宗旧制不可。”
考成法“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这是一套严密的官僚考核方法。
通俗说来，考成法规定办事时效，建立监督网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借以指挥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转。
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六部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章奏，稽察驳正六部过失。
六部尚书是二品大员，六科都给事中仅七品小官，但对六部的封驳、纠劾权却操在六科手中。
以小官箝制大官，以六科监察六部，这是明朝的创制。张居正创造性地扩大六科职能，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
外壳不变内部变，机构不变职能变，张居正巧妙高举“祖宗成法”的大旗，免去保守官僚毫无意义的议论纷争，把改革阻力减至最小。
万历小皇帝完全支持考成法的推行：“爱卿的设计非常好，事不考成，怎知绩效？奏准！”
皇帝批准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必须按时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刚刚颁布一个月，兵部就率先响应。
兵部尚书谭纶乃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国家重臣，对考成法的实质了然于胸，他率领兵部同僚不辞劳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务，一一订立完成期限，登记在两本青色的小册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内阁。
兵部给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郑重下达五年内修理大同沿边墙垣，三年内修理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内修理好广灵、威远工程的任务，违期必究。
王崇古雷厉风行，仅仅用了六个月，就顺利完成宣府一带边墙、城堡、墩台多项工程。
消息传到京师，朝臣大喜，张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认真贯彻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拟票嘉奖他们：
“原总督王崇古，总督侍郎方逢时，巡抚副督御史吴兑赏赐银币有差，吴兑提薪俸一级，钦此！”
在兵部的积极带动和边帅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个帝国推广开来，其他部院衙门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实施以后，数十年废弛的政治逐渐得到改善。
史称，考成法“如疾风迅雨，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无所不披靡”，“自是，政体为肃，一切不敢饰非”。
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感叹，考成法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
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考成法并非十全十美，综核吏治、严格行法颇有矫枉过正之处。
阴险狡诈之徒总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机钻营、陷害善类。
沂州知州沈应科聪勇仁孝，所治之处的百姓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入职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陈述职报告，然后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复考。
无奈布政使与沈应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这在以往或许还能通融过关，不巧此时全国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误一天就不能通过考核，遑论十天，最后的结果是降级处分。
山东巡抚李世达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诬陷，专门找到首辅求情，说他工作认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责任不在于他，况且他又出自相门，相公大人大量就宽恕他吧。
张相爷固执地坚持原则，沈应科依然没逃脱被贬官的恶运。
鉴于考成法中，升迁与政绩挂钩，一些官员为了向首辅邀功，奉行太过，每每给下属下达过高的目标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规定任务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导致官员工作压力巨大，催征过急，人心惶恐不安。
张居正的论学好友胡直进京汇报工作，临走时专门拜谒首辅，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干，辅佐幼主实在是游刃有余的，只是如今的一些庸官为求高升，只顾眼前的政绩，一味劳民伤财，长此以往，于国家于民必酿大害。”
这个问题，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近来因实行考成之法，执事官员惯于降罚，不分缓急轻重，一概从严从重惩罚。
户科给事中萧彦不失时机地奏上一本，他从民生出发，认为以催科多寡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有损民力，提出“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的建议，获得批准。
在浮竞之风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现令人事变动更加频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怀五日京兆之心。他们不安其位，视官如传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给事中张楚城针对这一弊病提奏请施行久任之法：
张楚诚认为，所有官员的提拔，必须有量化的标准，知县、知州都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级行政管理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参政、参议等官员要任满三年才能从副职提拔为正职。在这样量化的升职周期内，如果有官员才能不适合所在岗位或不适合所管地区，经抚按官查实后，可以更调岗位及地区。
这种想法和张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谋而合，张相一向认为如果官员任期太短，必无善政，给他们充足的时间熟悉政务、尽心职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内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务，并发现优秀的人才。“官员不久任，更调太频，迁转太骤，真才实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尽职尽责？”
张居正欣然采纳张楚诚之议，果断拟旨：两京十三省一体遵行久任之法。间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从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
无原则的久任亦非绝无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容易与地方豪强串通舞弊，欺闭朝廷。
礼科给事中李邦佐条陈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迁不能只注重其任期，重点是看其政绩，由抚按官荐举，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论调。
本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励精图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风书写中外官僚姓名、履历，作为用人行政的参考。其后，继立的皇帝大多昏聩无能，这种举措渐渐废弛。有心的张居正吸取历史经验，认为此举非常有助于开发圣聪。
张居正命人制造一座御屏，置于小皇帝讲读进学之所——文华殿。御屏中间三扇绘制天下疆域，左边六扇列文官职名，右边六扇列武官职名，两京及内外尚书以下，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也都一字不差地列在屏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
每隔十天，吏、兵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誊写，及时更换。
假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皇帝只要大眼一扫职官书屏，立刻获知此人全部有效信息：原来是什么官衔，有哪些工作经验，今日能否胜任此职；如果某地方有事，通过这个“数据库”，也能搜得何人在此地任职，能力如何，今能否处理该事。
这套方法影响深远，连朝鲜也效仿此招整顿吏治。《朝鲜李朝实录》明文记载：“英祖二十一年，元景夏奏：‘昔皇明张居正进职方屏风于神宗，左三扇书文官姓名、履历，中三扇尽郡国山川，右六扇书武官履历。今亦依此抄书官案，以备省览好矣。’”
二十多年以后，张相爷早已去世，万历彼时已近中年，当他御居启祥宫时，又另置一个二尺多高的小围屏，围屏左右所列同当年一样，安设在启祥宫前殿，不知这位叛逆的皇帝每日看到这屏风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那个用心良苦的老师。
通过大力推广考成法，张居正初步解决了对已有官员的管理难题，但是要想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单靠严格的官员管理制度是不够的。
一方面，并非所有官员都完全赞同自己的改革思想，另一方面，隆庆、万历年间的阁潮，使得现有官员体系中派系林立，大家各怀鬼胎，很难形成同一方向的合力。
张居正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官员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改革大业补充新鲜血液。
万历即位的当年，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号称“天官”的吏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杨博文武双全，是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元老重臣。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治世能臣极为推崇此老。
杨博半生从事军务，为官的最后几年他又做起人事工作，离职后留下太宰的官职空缺，当时有三位候选人继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最高，从前往后分别是：左都御史葛守礼、工部尚书朱衡和南京工部尚书张瀚。
葛守礼深得清流派支持，资望最高；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著。面对这样的实力派选手，张居正也觉得一时难于抉择。
一日，张相爷突然请教朱衡：“鄙人受先帝顾命、辅佐幼主，责任重大，您老有何指点？”
朱大人一怔，他仔细想来回答：“老夫以为，当今皇上年幼，现在应重在调教圣上要爱惜、养育黎民百姓。振作纲纪非当务之急，可以等以后再议。”
张相爷颇不以为然，感慨一番：“不敢苟同！先皇将大政托付于我，我怎么能因循守旧，姑息养奸，辜负先皇顾命？如今国家法纪不张，官吏无规无矩，百姓不信朝廷，贪图安逸、虚座岁月之风盛行。而修明法制，才能庇护黎民，怎么会违背与民休息的理念呢？”
朱衡不为所动，依旧固执己见，张居正想不到朱大人居然如此倔强，拂袖而去。在首辅的心中，朱衡已然被淘汰出局。
一个合格的吏部尚书，人品正直固然重要，然而在当时，眼看着首辅在策划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改革，作为人事部门的主管更重要的是尊重内阁意见，以方便张居正在人事上的布局，葛守礼向来被人评价为憨直，如果此人当上了吏部尚书，将来若有意见不合，必然对自己形成阻力，权衡之下，排在老末的张翰反而最得张相爷青睐。
文华殿上，小皇帝询问起三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张居正先依次介绍他们的履历，然后品评：“葛守礼固然是正人君子，可惜他不善变通；朱衡则过于执拗。”
万历又问：“那张瀚怎么样？”
张居正大唱赞歌：“张瀚品格很高，文学、政事也都精通，可以胜任。而且把不被舆论看好的他提拔上来，他必定感激不已，对陛下感恩图报。”
小万历遂点用张瀚。
其实，第三名原本不过是陪推，也就是前两名的陪衬，照例是弃之不用的。
张相爷却固执地认定张瀚清贞简靖，违背众议而独用之，一时引起舆论不满。他们为朱、葛二公鸣不平，攻击首辅任人唯私，张居正对此却置之不理。
他对六部尚书视同僚属，自有一套办法驾驭六卿。每有重大空缺需要选人，他必不直言相告，而让铨叙官员自己琢磨。
若两人意见不一，张居正姑且表面应承着。当两人意见水火不容，且异见者“执迷不悟”坚持己见，张居正就会动用门客敲打，直到其醒悟。
然而这样的举措使得反对者在暗暗积蓄着力量，直到在张居正死后如火山般爆发了，后人议论从来不乏“专断独裁，喜附己者”之类的批评，而其政治生涯中许多知人善用之举被后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张居正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素留心人才，其对官员升降的看法往往高于铨叙官员，所论一语中的，想反驳申诉也很难。早在隆庆初年，他刚入阁之际，凡有大规模任免官员，多半要等末相张居正出来决断。正所谓“能长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
相比张瀚的名不副实，帝国另一巨公兵部尚书谭纶则名副其实，众望所归。谭纶早年任职于东南沿海，反击倭寇经验丰富。像他这样通晓战争的文官，在明朝官僚体制中极为罕见。
隆庆时他与戚继光一同被调往北边蓟辽一带练兵筑墙，改革军务，蓟州军貌焕然一新，多年抗南倭御北虏的战争实践使他形成了系统的治军用兵、边海防建设思想，他对帝国战争规律认识之精辟、感悟之深刻，已达炉火纯青境地，无人能敌。
张居正素来钦慕谭纶的才华勋业，极力推荐谭纶任兵部尚书，实现了谭纶梦寐以求的梦想。
谭纶自然心怀感激，他在写给吴兑的信中称赞万历皇帝聪明伶俐、有尧舜之智；张居正刚毅稳健，有伊尹、周公之谋，并表示要趁此大好时光为国效力，留名青史。
然而，就在踌躇满志的谭尚书还沉浸在兴奋与憧憬中时，一场官场危机悄然而至，险些令他丢掉刚拿到手的乌纱帽。
万历元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从小生长在南方的谭纶不大适应京城的干燥与寒冷，略染疾病。他奉命与成国公朱希忠到朝日坛祭祀大明之神，由于身体不适，陪祭时连连咳嗽。
生病咳嗽，这再正常不过了，但这点小事却被雒遵、景嵩、韩必显三个小言官抓着不放，小题大做，弹劾谭纶“大不敬”，连祭祀太阳神这样的大礼都不放在眼里，还能把国家当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