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强人的治国术（2 / 2）
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言官奏疏颇不以然，他不无讥讽地拟票道：“咳嗽小疾易治愈，能当兵部尚书的人却难选，让吏部看看言官论奏，问问景嵩等人什么人配任该职。”
此时主持吏部的张瀚又唯张居正马首是瞻，与谭纶也是铁哥们，第一时间给出恳切的批复：“兵部尚书的人选非常难得，况且处置大臣也应该遵守礼制，如因咳嗽之故，而勒令致仕，不但不近人情，恐怕也有失国礼。”
小皇帝在张相爷、张太宰教导下，绝不宽恕这些没事找事的言官，白嫩的小手提起御笔，当即拟旨：“咳嗽小失，何至于去一大臣？这厮每一经论劾，百计搜求，阴唆党排，不胜不止。如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那三个善鸣之士各降三级，而谭纶本人只稍加警告，象征性地扣掉一个月工资作为惩罚。
这种“一箭双雕”的处置方式，既有效保护了任事大臣，同时也惩戒了不肖之徒。知情者不得不畏惧其无与伦比的智术权谋，从此再也不敢找谭纶麻烦，谭纶得以安心工作。
可没过多久，谭纶又惹了麻烦。
一个清朗的晚上，谭纶正和客人共进晚餐，就在此时，边关传来的战报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人人都为边事而着急上火，但谭纶神态自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继续盛情招待客人。
他命仆人把一家老少都关在府中，不准闲人进来打扰，并亲下军令：在此期间，闭门谢客！为防止同僚趁虚而入，谭府管家从后门把命令发布出去，谭纶和客人继续饮酒作乐，硬是把外面心急如焚的军吏晾在一边。
关键时刻，国防部长闭门不出，举朝仓皇，副部长们连连登门拜请，谭纶托仆人推辞：“我家主子喝醉了，已经就寝，不能接见你们。”
性急的少司马怒不可遏，放声痛骂：“这是何等的危急时刻，尚书还有心作威作福，岂不是将国事当儿戏？”
小万历也心急如焚，请不出本兵，他就急忙召见股肱重臣张先生。张居正不愧是谭纶知交，一眼看透其中端倪，他也和谭纶一样镇定自若：“陛下莫忧，兵事已经委任谭尚书，谭纶不上朝议事正说明大事已定了。”
小万历半信半疑地看着张先生，迷茫的眼神中泛着一丝惶恐，既然如此，也只能静待局势好转了。
果然不出张居正所料，明军节节胜利，谭尚书也进朝入贺。
小万历大喜，深深嘉扬张先生知人之明和谭尚书破敌之计。谭纶回到府中，宾客不解地问：“大人能辨贼，神机妙算固然高明，可是为什么偏偏拒绝僚属拜访？”
谭纶自有他的道理：“江山安危首先系于皇上，其次便系于我。当时情势正乱，京城百万人家，难保没有敌人奸细，我如果轻易出去，他们的间谍者仅一人一骑，弯弓持矛戕就能轻易害死我，那谁来主持大局？”
他深深叹了口气：“况且我若前往兵部，左右僚属的意见纷繁复杂，莫衷一是，我又怎能悉心调遣呢？边防不可一日松懈，我已戒备良久，如今敌人正中我圈套，我敢保证我方必胜。”
宾客们听闻此言，对妙用机权的谭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也由衷感叹谭纶生逢其时，有幸与刚毅果敢的张首辅共立功名。
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两大实力长官都是自己人，加之不少高拱故吏转身支持张居正，朝廷内部肃清只是时间问题，边疆用人问题被提上了首辅日程。
边疆最重要的变动当属宣大总督。
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它面对的是势力最为强大、对大明政权骚扰最为频繁的俺答。是时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听取高层意见，努力结成封贡一事，为蒙汉两族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惜关于王崇古的非议很多，王家本是山西巨商，家财万贯，言官对他弹劾不断，说他家官商勾结，垄断一方盐政，他推行封贡互市完全出于家族利益，一时言论汹汹。
为了平息舆论，更为了保护难得的军事人才，张首辅计划让方逢时接替宣大总督，把王崇古调至京师。
一番努力后，张居正说服万历决定让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方逢时本来就和王崇古共事多年，交接起来顺风顺水。
与此同时，帝国另一军事巨镇蓟辽镇的总督吴兑，气识宏伟，深谙用兵之道。他原本是前首辅高拱门生，与之关系密切。高阁老在和徐阶的权力斗争中败北，狼狈告老还乡之际，相公门生故吏躲之唯恐不及，唯独吴兑搀扶老师把他送至潞河舟中，握手垂泣而別。高拱甚为感动，而徐阶因此忌恨吴兑，小吴不被提拔重用。
幸运的是，没多久徐阶也辞官，高拱再相，小吴的仕途一片大好。无奈时局变化，高拱终究被张居正所击败，吴兑联想到自己之前因政治斗争几起几落，担心再被列为打击对象。所幸宰相肚里能撑船，张居正坐上首辅宝座后，不仅没打压吴兑，还迅速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兼蓟辽总督。
有些张门鹰犬看得眼红，就向首辅进谗言：“吴兑可是高拱私党，用他恐怕有后患。”
张居正义正言辞：“你说的我也知道，可还有谁的才干能取代他吗？”
张相公找到吏部尚书张瀚：“替我致信吴兑，问他能否担任此职？”
吴兑心知首辅有心起用自己，故作谦虚，连连推辞：“我在边塞滥竽充数好久，一直等待被劾，相公怎还没忘记我？就让我归乡休息犬马之身吧。”
张居正阅人无数，听张瀚回报后一下猜中他的心思，颇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对，这不是他的真实心意，再致信问问看。”
吴兑察觉相国看好自己，心中自然万分高兴，为了提高身价，他又和相国谈起条件来：“蓟镇戚继光和辽镇李成梁这两大帅不易驾驭，得给我加上尚书衔。”
张居正虽然急于求才，但也没那么好说话：“不可，待你立功疆场，不愁做不到尚书。”
终于，吴兑出巡蓟辽，为当地安宁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战功累累，果然做到了国防部长一职，终张居正在世，吴兑无纤芥之嫌。
除了中央、地方要员，作为大权独揽的一朝元辅，张居正不守门户之见，将治理视线放到基层政权与基层官员上。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中央只制定政策，真正要执行各种方案安抚百姓，都落实在基层政权和官僚身上。
小官小吏中不乏实干之士，但囿于人事制度局限，他们受到提拔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部分人一生都无升官出头之日。张居正又使出一招：三途并用。三途并用顾名思义，凡有真才实学者，不论出身高低，不拘近年资格，进士、举人、贡生一体擢用。
他迈着沉稳的步子踏进庄严古朴的吏部衙门，苦口婆心地告诫铨选官员：“良吏未必皆进士，进士未必皆良吏。”这两方的冲突严重阻碍了人才的畅通传送，铨选官员领会首辅用人之道，开始关注基层人才。
有明一朝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官员阶位尤其重视科举出身。明中叶之后，没有进士资历的官员，即便落职县令，也难免受到穷酸秀才们的嘲讽。
山东费县的父母官杨果以吏员任知县，他“干局开敏，能肩繁钜”，政务能力颇高。刚到职视事那年，遵职要到县学视察，并考查儒生们的课业。令人扫兴的是，当他到县学坐定之后，全县儒生竟无一人前来参见。
杨县令压下心中怒火，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不动声色地张贴出一张告示：
县学将于某月某日举行“季考”，希望诸生认真复习功课，迎接考试。
按理说这么一来，儒生们就不敢怠慢了。假如季考不合格，轻则罚没膏火银子，重则撤消秀才资格。
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吓倒儒生们。
他们欺负杨果没有科举功名，私下串通一气，决心捉弄一下这位初来乍到的县太爷。他们在试卷上或故意写一篇文理不通、生僻字成串的文章，或仅数行文字以塞责，鬼画桃符，文面污浊，或戏为俚词，以寓嘲谑……
杨果不愠不躁，好酒好肉牿赏这批狂妄儒生。事后，他将全部试卷打包封好，连夜作一篇送给府上督学的呈文：鄙人没有功名，评不出文章优劣，烦请大人俯尊亲阅，以定高下。
呈文送出之前，消息不胫而走，这下糟糕了，督学大人哪里是好惹的，当他看到诸生的“火星文”岂不要气得吐血，大家数年寒窗取得的秀才功名将毁于一旦。诸生吓得穿上囚服，叩首求哀，对杨县令无不口服心服，从此以后“洗肠涤胃”，乖乖听从杨县令的指令。杨大人镇住了儒生们，得以一帆风顺在任长达九年。
在考成制度日益完善期间，如果不是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以杨县令的出身，这样长时间的任职几乎是天方夜谭。
杨果的事迹坚定了张首辅“不计虚名，量才为用”的用人理念，他宣告：“有才干治理民众的人，无论其出身高低，即授知县，持按官要尽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明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王崇古款贡，张学颜清丈，潘季驯治黄，可谓人得其位，吏称其职。
万历新政从整饬吏治开始。吏治者，考成法为其内核，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当政治相对清明之后，经济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当年财政相当困难，催征太急，四方之民已是精疲力竭，各地仓库空荡荡的，边饷不支，公私交困。
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宫廷善行当为天下先”，节流首先从控制宫廷浮费下手。
先皇隆庆去世之前仍在搜刮民财，命云南进宝石二万枚，广东采珍珠八千两，江西烧瓷器十多万件。
这么多奇珍异宝，皇帝一人享用得完吗？如今已是万历新朝，张居正不买前朝旧账，速令他们停止挖宝石、采珍珠、烧瓷器，就这样，三省民困稍微减轻些许。
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要永远杜绝嘉靖、隆庆以来形成的派遣太监出外督造或督办宫廷用品等事。张居正巧妙以《隆庆遗诏》指示工部立即召回“督造内臣”，也就是那些派到江南监督织造的太监，以后也不许再派了。
当时有一个正在苏杭督织贡品的太监叫赵玢，他在隆庆年间非常得宠，仗宠拒不撤回。
工部以强硬口气警告他立即回京，否则严肃查办。
工部在警告的同时，连弹劾的折子都写好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赵玢看到情况不妙，马上遵命回京，一时朝野气象一新。
张居正尽力减少三公支出，削减冗费。光禄寺承担着朝廷宴会筵席供应的职任，它的经费由各省每年以专款解送，成为各部委中肥水最大也是浪费最大的部门，冗耗冒滥极为突出。光禄寺官员为申请更多预算经费，使出吃奶力气拼命烧钱，一切东西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负责的臣僚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也无力阻止。
张居正掌权以后，一面奏请停止向光禄寺调用款项，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一面派御史清查该寺账目，将肥水衙门的日常运作置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
多方调查发现，该寺原来使用的器皿常常超出规定，一再提请添造，这其中大有猫腻，多数器皿根本不是被使用报废掉，而是被寺内官吏和宫中太监偷换变卖了。经过大力整顿，万历元年，该寺就创造了比往年节省六分之五的奇迹，这在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闻所未闻。
张居正通过削减浮费、精简机构、整顿驿站来重建国家经济秩序，然而，百尺冰渊始解冻，仅靠厉行节约，不足以富国富民，要解决经济危机，就必须广开财源。如何如数收缴该收的钱粮，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饱读史书的张居正推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家桑弘羊，他古为今用，把桑氏“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思想理念发展成为具有张氏特色的“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方针。
“不加赋而上用足”绝非一句漂亮的场面话。张相爷有别于那些满脑子搜敛民财以足国用之人，他坚持治乱政用重典，而贪婪成性、舞弊成风的各级官僚和势豪奸猾首先被列入黑名单，杜绝他们中饱私囊，切实维护小民合法权益，增加国库收入。
肃下必先正己，为了取信于民并切实贯彻经济政策，真正均定赋役，张相爷改革革到自家，整顿族人冒充自己名义以取得优免的现象。
张居正的次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根据家父要求，严格清查家户内田粮实数，有无诡寄影射田亩。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田粮七十余石，该县赋役册上却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内阁张氏优免六百四十余石”，五百七十石的差距悬殊令人大跌眼镜。
经过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有族人依借张阁老的名号，一体优免的；
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的；
有奸豪贿赂当地官员，窜名户下，巧为规避的；
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寄存张家名下而多出来的。
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朝第一家族存在的问题恰恰反映出整个帝国种种投机取巧的陋规陋习。
清查之后，张家做出高姿态，坦然愿将诡寄于张家的五百七十余石田粮上交国家，本宅田粮内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其余“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
这一招用得极好，张居正利用人们“随大流”心理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上演一出“大义灭亲”的精彩剧目，表明他剔奸除弊的决心，不仅极大促进了措施的有力执行，而且为政府树立了威信。由此一来，百姓开始相信政府的决策，各级官员也不得不跟随首辅脚步前行了。
首辅的另一件安民的大事当属整顿驿站。
在明代，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设有驿站，保证官员公差的便利并方便传达公文。
驿站通过陆路与水路，把全国的城市与农村、内地与边疆、内陆与沿海紧密相联。中央政府通过驿站传达最新政令，地方衙门也通过驿道向朝廷反馈信息。驿站设有官员，并备有轿、马、车、船等交通工具，皆由沿途百姓提供。
明初的驿站运行得井井有条，到了张居正的时代，官员滥用驿站、驿丞敲诈百姓现象层出不穷。
官员因公出差，官府照例发给勘合，官员凭借勘合享有免费住驿、公款吃喝等种种特权，用毕及时归还勘合。随着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勘合成为官员的“终身护符”，他们将勘合赠与亲朋好友，滥用驿站，沿途小民受祸极深。
张居正为了纾解地方民困，不惜向不法官员宣战。在兵部帮助下，朝廷颁布《给驿条例》，明确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得随意借用勘合，不得借出差之机走亲访友，出差时不得超用车马和随行人员，不得利用职权索礼受贿，官员奔丧、调动、复任时亦不得使用驿站等，从制度上保证驿站有效运行。
张居正以法为治，抓典型事例，打击不法高官，几位省部级官员先后因违反《给驿条例》违法用驿受到相应处分，立即在官场引起极大震动。
从此，公卿王侯遵命守法，再也不敢肆意驰驿。各地驿站存银不断增加，百姓从中受惠极大。
“隆庆和议”后，困扰大明君臣多年的巨额军费开支得到大幅度削减，帝国财政压力也随之减小，西北的俺答与明廷礼尚往来。
正当帝国朝野上下沉醉于太平盛世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发出急报：土蛮大军二十万前锋已过大凌河，来势汹汹，直指辽东。为了防御敌人，请兵部速拨粮、拨钱。
兵部众人为之大乱，赶快上报皇上，甚至有言官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恨不得立刻戒严。小皇帝看着大臣惶恐的奏疏，想着来势汹汹的敌人，又怎能保持冷静呢？无助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总是首辅张先生。
朝会上，张首辅听完这个汇报后显得格外镇定，他眉头一皱，疑生心头：“这时节并不是北方部落进犯的好时机，不必担忧。”
五月正值酷暑季节，雨季马上就要来临，骑兵此时来犯是最麻烦的。土蛮虽蛮，但也不傻，未到火烧眉毛之时，怎会选择这等时节举国来犯呢？
为查清此事，张相爷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急令当地军政、行政部门联合勘察地形，写成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送第一手前线情报给他。
数日后，两条线的情报都送来了，蓟辽总兵戚继光明确奏报：诸部解散无警！
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场虚惊。
张居正自是大为恼怒，李成梁为图封赏，虚报战功以抬高身价，编出这样的天大笑话，真要治他欺君之罪，也在情理之中。
更可气的是，兵部和督抚官员也都是一时名臣，他们接到报告既不核实，又不妥谋对策，就飞奏朝廷，以致人心惶惶。他们哪个不是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才夺得功名，又在军事部门常年工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总知道的，因为莫须有的敌情频繁调度边关将士，自然会折损士兵士气，对国防安全构成隐患。
张居正觉得，有必要给予惩戒，让他们及时警醒。他随即严旨申斥不法官员谎报军情的歪风邪行：
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虏动静，未尝东行。辽东所报皆属夷诳赏之言，绝无影响。臣等因此反切忧虑：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敌取胜。今无端听一讹言，仓皇失措，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
敌情狡诈，万一彼常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不知敌情为虑也。
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犹贵审察机宜，沈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乞传谕兵部，诘以寇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并请赈各边饥卒。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前线将领的道德素养可以不甚强求，但现实中谁也不愿常与“座山雕”式将领打交道。张相爷深知此理，一方面善用李大将军的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此公诸多违法乱纪之行，应时刻提醒敲打他收敛。
首辅恩威并用下，李成梁晓得只有遵纪守法、奋勇杀敌才是升官封爵的不二途径。在他治下，辽东无战事，“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他终因战功卓越，被特封为宁远伯。
为答谢首辅知遇之恩，李大帅特意送来价值不菲的礼金。
张居正义正词严地告诉使者：“你们大帅是因为浴血奋战才获得功勋封爵的赏赐，我如果收下这礼金，岂不是有辱高皇帝（即朱元璋）的在天之灵？”
李家使者只得悻悻而去。
在一系列的举措下，奄奄一息的帝国在张居正手上有了新的生机：一时主圣时清，纪纲振肃，风俗淳朴，漠北骄虏，俯首称臣，万历初期成为明代最为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同时代来中国考察的西方大儒，都钦慕帝国民生安定、社会繁荣，赞誉帝国为世界最富强、最文明的先进大国。
张居正不但励精图治，更可贵是能够正己肃下，他的个人声望如日中天，天下人把张相君誉为当代伊尹、周公（伊尹和周公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名臣，辅佐其主治国安民，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偶像），期待相君把庞大的帝国推向全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