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故事(2 / 2)
回到办公室我非常内疚,多么重要的工作呀!为什么我这么不认真呢?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止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杨姐知道后安慰我说别难过,经验是慢慢积累的,下次注意就是了。这时我已完全忘了害怕,只是希望快点到通辽去改正。当我再次来到刻公章的地方,那位师傅已经刻出了几枚,经过协商他答应根据新的图纸样子重新刻制。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为了安全起见那几枚刻好的公章不能放在那里,于是马上返回去从师傅手中要了过来,心想千万不能再大意了。孙主任知道了这件事表扬了我,说我不愧为保密员,警惕性就是高。不知道那几枚作废的公章是否还在?那不同的公章代表着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文物”,真应该好好保存。
三次去通辽才完成任务,平时身体比较瘦弱的我有些疲劳。我反思自己今后遇事一定要冷静,不明白的事情要虚心请教,要提高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记不清是哪次改制了,但是这件事情始终作为教训埋在我的心底,让我从中得到了教育并渐渐长大成熟起来。
记得再次去通辽出差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已经是快到年底了,领导派我去参加哲里木盟盟委召开的保密工作会议,我独自一人来到盟委,同来自全盟各地的机要员一起开了三天的会。这时的我已成熟了许多,虽然平时爱笑,但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会非常严谨,滴水不漏。农建师的机要员戚亚范比我稍大几岁,是一名军人,开会期间我们始终吃住在一起。通辽的天气很冷,经过“文革”,盟委机关的很多设施都坏了,没有热水洗漱,亚范姐特意给我带来一只暖水袋,晚上倒上开水暖被,第二天用暖水袋里的温水洗漱,想得非常周到。
1970年10月,郑桂香在场部机关办公室打字。
会议的紧张空气让每个参加会的人都很严肃,没有人说笑,大家看我小,都叫我小保密员,关心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知青,什么时候入的党,我说:“我是天津知青,还不是党员。”“啊,不是党员怎么能参加这么重要的机要会议?”一个上了点岁数的女干部突然提出疑问,大家的目光刷的一下都投向了我。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对呀,坐在这里的都是党员,只有我不是,怎么办呢?这时只见亚范姐站起来高声说:“她是胜利农场准备发展入党的积极分子,欢迎!”一阵掌声打破了尴尬的局面,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组织的信任和期望。
郑桂香与她的“师傅”杨凤珍大姐。
会议结束了,我要带着十几份机密文件回农场。很多人都关心地说我一个人带着文件坐火车回去不安全,我说没关系,我会保护好文件绝不丢失。我很激动,因为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在执行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性。亚范姐亲自把我送到火车站,火车快开了,她拍拍我的书包小声说:“注意安全。”还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照片送给我说:“小郑,留作纪念吧!”那是一张她着军装站在农建师院子里手扶着自行车的非常漂亮的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我胜利地完成任务回到办公室,立即把文件登记好交给了领导并汇报了会议精神。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时代的往事永远挥之不去,记忆犹新。这些经历已经成了我多年工作的动力,也成了退休后的精神食粮。我要把它写出来讲出来,和我的知青战友们分享。
1976年我从天津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医院工作。197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我为之而努力奋斗的目标。
最近我读了许多知青战友的文章,感到很激动也很受教育。让我们在步入晚年的夕阳路上互相鼓励、互相搀扶、互相安慰,共享曾经拥有的经历和退休后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所有的知青战友青春永驻!
2013年8月,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