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下乡之路(1 / 2)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周可淼
周可淼 男,1950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三营、一营工作。1979年3月病退回慈溪原籍,同年底到中国农业银行慈溪支行工作,2010年3月退休。
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1969年7月中央决定将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分别划归东北三省,其中哲里木盟划给了吉林省。那时我们支边到金宝屯胜利农场还没多久,就随着哲里木盟归到了吉林省。
金宝屯胜利农场原来是劳改就业农场,1969年改制为国营农场,接收了大批知识青年。1974年初,吉林省有关部门决定将胜利农场重新恢复为劳改农场。当年3月,近千名来自浙江、天津、通辽以及科左后旗的知识青年,从已经生活了四年多的胜利农场撤离调往其他农牧场。
我们七百多名浙江、天津知青被分到了地理位置更加往北,位于白城地区的吉林省洮儿河五七青年战校,“文革”中这里是吉林省文艺系统的干校。那里流传着这样的一个顺口溜:来到洮南府,一天二两土,走的海绵路,坐的驴“吉普”。可见当地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恶劣,那里1964年才建场,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落户的大部分是长春市知青。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明,而且很教条。
我们被分散到各个连队,开始了和胜利农场不同的劳动和生活方式。每天早晨六点钟,操场上就会吹起起床号,然后列队、点名、出操。白天劳动辛苦一天,晚上要开会和学习。在生活上,比胜利农场艰苦多了:吃的以玉米碴子和高粱米为主,不但细粮少,副食也很差,荤菜少得可怜。饮用的井水碱性特别大,烧开后一壶清水就成了混浊的黄汤。那里的土质碱性大,地上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没几天,我们的双手就开裂了。
在胜利农场,我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已经混得有一点起色了。到了这个新地方,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我感到很不称心,出现了消极情绪。可能是领导觉得我这个人“顽闹”,不好管理,就把我“整”到了饲养班。
饲养班养着五头奶牛、五十多匹马和两大一小三头驴。三个长春知青在那里工作,两个女知青负责挤牛奶和马厩的卫生,一个男知青负责放马。我去了以后,先跟女知青一道起马粪,用铁锹把马粪铲到独轮车上,然后推出去沤肥。独轮车不好使唤,我刚去不会使用,于是我负责装车,由两个女知青推车。
不久,我被分去放马,我挺乐意干这个活。我骑的马是一匹白马,很高大,额头微隆,双眼微突,虽说不上是千里马,但也确实不赖。当我抱着马鞍刚一走近,它就往后退了两步,两只前蹄在地上刨了几下,“噗,噗”打了两个响鼻,敢情它还不认识我呢。我用手捋捋它的鬃毛,马的脑袋上下晃动,再挠挠它的脖子,马的肌肉不停地抖动,似乎很惬意。它就是不让我往它的背上安放马鞍,看来是欺生。最后,还是那个长春知青帮我拾掇好了,套好嚼口,勒紧了肚带。可当我接过缰绳,一只脚刚伸进马蹬,那马就猛地往后“梢”了一下,我乘势一跃而上。马“咴咴……”的嘶鸣了一声,往门外窜了出去,两个女知青见状惊叫起来:“快!快拦住它!”那还拦得住啊!马一拐出马号的木栅门,沿着马车道就狂奔起来。我倒没怎么着慌,因为我在胜利农场早已学会骑马,还骑着马看过几年青呢!我坐稳了身子,紧握缰绳,由它去吧!跑了一阵,白马开始放慢脚步,也许它已知道今天遇到的我是个骑马高手,既然奈何不了,就老老实实地服从我吧。
白马踏着碎步返回马号时,长春知青们迎了出来,他们伸出大拇指夸我:“真有你的,厉害!”我笑着回答:“哈哈,小意思。”
我们把马厩里的马和毛驴赶了出来,由我赶着它们去草地放牧。
那里是大沁塔拉草原,草地辽阔,一眼望不到边。草原的景色实在太美丽了!蓝天上镶嵌着片片白云,远处苍鹰在空中盘旋;草地是那样的碧绿和安祥,绿草如茵,苍翠欲滴,逶迤连绵,犹如一片起伏的绿色海洋。我骑着马,徜徉在蓝天下,绿色的海洋里,欣赏着骏马驰骋在无边的草原上。此情此景,正是我向往已久的边疆牧马生活。正在心旷神怡、想入非非时,我发觉马群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赶紧策马追去。
我把一件羊皮大衣铺在草地上,躺了上去,青草和泥土的香味沁人心脾,使我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
随着马群不断地往草原纵深延伸,我发现当个“牧马人”的生活非常丰富。每天不但能采到黄花菜、蘑菇等好东西,偶尔还能捡到整窝的鸟蛋。草原深处还有很多大小不一的水泡子(水塘),远远看去就像镶嵌在绿色地毯上的一块块镜子,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晶莹剔透。
这样平静的生活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宿舍,看到几个浙江知青正在窃窃私语,我凑上去一打听,才得知了一件事关知青切身利益的大事:原来胜利农场变场时,遣散、安置知青的工作没做好,被分到新的农牧场的知青处境都不好,情况很糟糕。1974年4月初,被分到哲南农场的二百多名通辽、后旗知青首先行动起来。他们来到通辽,去哲里木盟政府上访,要求重回胜利农场。哲盟的回答是:变场是吉林省委的决定,哲盟无权变更。既然盟里解决不了,那就只能去找省委领导了,于是他们派出代表前去长春探听情况。
到长春后,他们找了吉林省知青办。知青办接待人员答应会及时向上级反映,叫他们等待消息。知青们没多少钱,省吃俭用,晚上住在廉价的浴池里。即便这样,身上带的钱也很快就花完了。没办法,到了第六天他们就“赖”在省知青办里,人家要下班了也不走。当了解到知青们的困境后,省知青办安排他们住进了省府招待所。
不久,省知青办主任出面接见。他动员知青们立即回去,说省委一定会责成哲盟和哲南农场改善知青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实在不行,会重新安排知青去哲盟条件较好的其他农场,胜利农场已经改为劳改农场,是不能再回去了。主任说:“你们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碰到了困难,我们十分同情。省知青办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显然,这一答复是“缓兵之计”,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晚,经过商议决定发动原胜利农场更多的知青,来参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活动。
场变后分散在各农牧场的原胜利农场知青很快获悉了这一消息,纷纷行动起来。我们在洮儿河的十四名浙江、天津知青代表冲破层层阻挠也前往长春会合。正在胜利农场待命的两百多名知青也于次日赶往长春。铁路沿线工作人员给予知青许多同情和关照,为知青乘坐火车提供方便。
省会长春已经聚集了数百名原胜利农场的知青。一天,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前往省府,不少长春市民纷纷驻足观望,知青们向他们说明事情真相,希望能得到市民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