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故事(1 / 2)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郑桂香
每当坐在电脑前双手点击着键盘,就会想起我在金宝屯胜利农场场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四年多经历,当时我在场部做机要工作兼打字员。我非常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当完成一份文件的打印我都会如释重负,享受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我熟悉场部很多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笔迹,无论写得清楚还是圈改潦草,无论是政治工作还是生产计划,我都能顺理成章仔细认真地完成任务,因此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表扬。有时候工作不太忙,我喜欢亲自去送文件,夹着文件夹快步走在办公室及熟悉的各个直属单位的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很惬意,偶尔还会沿着一条窄长的小路把文件发到老邱的气象站。
每当我亲手拆开盖有保密或绝密红章的信件时,我都感到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是保密工作神圣的职责让我养成了守口如瓶、认真仔细的工作作风;职业道德让我抑制了许多次的怦然心动,平静地对待即将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会在第一时间慎重地把信件分发到文件指定的部门,把首长的文件及时上传,每一位领导的签字都是在我的“监督”下完成。当时支左部队的师三号首长几次来农场视察,都会轻轻敲门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打出的文件和收发工作提出建议,给我表扬和鼓励。
我的办公室比较大,有一面墙的文档保险柜,几十把铜制的保险柜钥匙锁在我的抽屉里。我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了这些档案,它们是农场建场以来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文件资料,非常珍贵。记得来这里查阅资料最多的是生产处的白玉来处长、林淑华大姐,还有啓葆罡、宋多本、冯宝印等干部。不知现在这些资料是否还在?
我的办公室是场部订阅各种报纸和刊物最全的地方。每个月我都会把各种报纸从报刊架上卸下来用一个大铁钉扎上眼,再用绳子穿上系好,整齐地放在政治处尽头的一间仓库里。如果需要查阅资料,我会很快拿出来找到,这就是我在办公室的全部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机关的上传下达和日常工作就会顺利地进行,真是太重要了。
我的宿舍就在我办公室旁边,在生产处工作的天津知青殷红大姐和我同住一屋,守着自己的办公室住心里非常踏实。
回忆那段场部机关的工作,有许多经历非常难忘。首先是学会打字,一只手移动装有2700多铅字的键盘,另一只手拉动铅杆对准需要的字,叼起来用力打在蜡纸上。打字的速度完全看你熟悉键盘的能力,和现在的办公电脑设备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那时的机械式打字机太落后了!打出来的文件还要放到油印机上,根据需要的份数油印出来再装订,可以称得上是不轻的体力劳动了。
为了尽快掌握打字技术,我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常的记忆力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誓师大会接二连三召开,我经常被没完没了堆积如山的材料包围着,头上两个二百瓦的灯泡拉近了与我的距离,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我把各种先进人物的典型材料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和工作的动力。正是这段超负荷的工作经历,加上铅中毒和不正确的采光让我的眼睛落下了经常疼痛的毛病。每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我敬爱的师傅、场部办公室干部杨凤珍大姐,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慈母般的呵护。在纪念知青下乡四十周年出版的《胜利情怀》一书中我专门写了一篇《我心中的杨姐》回忆这段工作经历,并以此纪念和追思已逝的恩师杨姐。
今天我在本文要讲的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鲜为人知、至今回忆起来仍让我激动不已的故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亲眼目睹了农场经历了几次大的体制改革,从农场的“文革”体制变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从军管会变为农场革命委员会;从内蒙古哲里木盟变为吉林省哲里木盟。每次体制改革后场部都要重新刻制公章,其中有一次送刻公章的任务是我一个人去通辽完成的。
那是1970年我刚调到场部不久,有一天军管会政治处孙德璞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郑,交给你一个任务,明天你去通辽按新的体制给各办公室刻公章吧。”“我自己去?”我问道。“对,你自己去。遇事要多动脑筋,去开个介绍信吧……”我心里非常害怕,我没有一个人出过门,何况还要坐火车去哲里木盟公署所在地通辽市,我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了!顿时脑子嗡嗡直响,孙主任后面说的话都没有听见。只见经常和孙主任在一起的场部干部吕长贵摆着手大声对我说:“小郑你没问题,去吧!”办公室干部商铭德告诉我一个通辽市刻公章的地方,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了介绍信第二天就去通辽。
虽然来自大城市,但我很少独自出门。到了通辽觉得是那么陌生,经过不停地打听我终于找到了刻公章的地方,心里突突直跳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害怕。我递上介绍信,只听到师傅说“拿公章样子来吧!”“什么?”我懵了,是彻底懵了。太荒唐了,我光害怕独自来通辽,竟然没有画公章的图样。幸亏我记住一些公章的样子,介绍信上也有办公室的公章,我就照着公章的格式把新体制下的公章样子画好交给刻章师傅,他非常认可,说公章基本上就是这样。当天公章刻不完,我也没敢住下,更没有心思逛街,立即赶回农场。我向孙主任汇报并画出了样子,孙主任兴致勃勃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只见他紧锁眉头指着公章上的字说这个地方不妥,不应该这样。“坏了,怎么办?已经刻了啊!”我着急地说。孙主任没有批评,只是亲切地看着我,很平静地说:“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有半点马虎,明天再去改过来吧。”我们又认真地对各种公章进行了最后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