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扩张（2 / 2）

苏拉把行省的统治者置于元老院的牢固控制下，规定如果没有元老院或公民大会的事先许可，行省的统治者不准在他统治的行省之外作战，否则，就触犯了叛国法。苏拉自己第二次向罗马进军正是以小亚细亚行省统治者的身份干的。他恢复一百多年前规定的叛国法，不知是否考虑到自己也犯了叛国罪，看来，他是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别人这样做犯法，他这样做则是合法的，这正是君主的行事作风。不过，这种规定多少对行省统治者分裂和拥兵自重的行为有所约束。

苏拉以鲁比孔河为意大利的北界，把意大利分成若干自治市区，许多城市改为罗马公民殖民地，意大利人出身的新公民保留原有的权利并被平均分配到35个部落，而不是将他们新编10个部落。苏拉的这一措施从法律上肯定了同盟战争后意大利的既成事实，具有积极意义。苏拉废止了向城市贫民廉价配粮的制度，而代之以大兴土木工程。他们搞的巨大建筑活动有点类似东方君主的行为，其中包括罗马档案局的修建，罗马元老院大厅、他的内战胜利广场之一，以及普勒尼斯特的福图娜的广大围地改建。

苏拉将被宣布为公敌者的1万名年轻力壮的奴隶解放为自由民，赐姓“科尔涅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是苏拉氏族的名称，他赐给他们这个姓，就是把他们视作自己氏族的人。这种赐姓的做法是古代中国皇帝表示恩宠的一种常用手段，能姓皇帝的姓是十分荣耀的，唐朝的徐就被唐太宗赐姓李而成了李。苏拉的这1万名“科尔涅利乌斯”对他感恩戴德，只知忠于苏拉，成为除军队之外苏拉进行独裁统治的又一工具，而且是极其驯服的工具。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苏拉并没在独裁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他停步了。公元前79年，他突然宣布辞职。他的这一举动令人惊异。他冒着那么大的危险，不惜以道德的堕落、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灾难和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经历那么多艰辛才取得的最高权力，却自动放弃了。对他在权势如日中天之际的突然引退之举，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评说不一。也许是他认为被他打碎的共和制已由他修复了，该功成身退了，人民会因此而对他更加感恩戴德；或者是他厌倦了政治，厌倦了权势，厌倦了罗马，转而向往隐居的田园生活；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疾病缠身，无法应付繁重的政务。但无论是何原因，苏拉的引退，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上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这个例外是西方的，罗马的，只有长期实行共和制的罗马才会有这种例外，只有在从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罗马才有这样的人物。东方的中国君主，即使病得气息奄奄，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权力。

苏拉是真的引退了，他遣散了侍从，也不保留他的卫队。不过，人们仍对他心存敬畏，他仍能随心所欲地或漫步街头，或垂钓水滨，仍和从前一样，过着穷奢极欲、沉溺酒色的生活。一个独裁者引退后能这样优哉游哉地生活是少见的，苏拉真是个幸运者！

公元前78年，新婚不久的苏拉，丢下了他美丽的妻子范莱丽雅，在滨海别墅里安静地却也是突然地死去，终年60岁。这在古罗马，也算是高寿了。他的遗体被安置在金舆上，在主要由他的士兵组成的声势浩大的送殡队伍的护送下，在高举着他生前所用过的旗帜和束棒标志的骑兵和号兵的前导下，游行全意大利，然后，在罗马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所有的元老和高级行政官员都参加了他的葬礼，全城居民，有的是怀念，有的是害怕，都来向苏拉遗体告别，永别之声响遍全城。他的棺架，由元老们抬着运往马斯广场火化。据说，他给自己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

没有一个朋友曾给我多大好处，

也没有一个敌人曾给我多大危害，

——但我加重回敬了他！

苏拉生前权倾天下，死后备尽哀荣，他的确是“幸运者”。他是成功的。但他恢复元老院权力的宪政改革，虽多少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是徒劳的，共和制、元老院、公民大会都已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了。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法挽回的。苏拉本身的经历，他的独裁统治就充分说明了，贵族共和寡头统治已寿终正寝了。

苏拉独裁统治虽短，影响却是划时代的。苏拉树立了一个在共和制的外衣下进行独裁统治的榜样。在随后的年代里，苏拉式的人物将唱主角，在共和外衣掩盖下的独裁统治也将取代共和寡头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苏拉独裁是罗马实行帝制的先导。

毁灭共和制的不仅是军事首脑、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冲突和内战，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奴隶造反，奴隶的大规模造反。在世界人类的历史上，古罗马奴隶制度的发展程度是首屈一指的。到公元前2世纪，随着小农的衰落，奴隶成了罗马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大农庄、矿场、手工业作坊，都是靠奴隶劳动维持的。富人家庭的豪华奢侈生活也离不开奴隶，从看门的守门人到处理琐碎家务的家仆，从供主人任意驱使干粗活的男男女女，到专为主人沐浴擦背的使女娈童，都是奴隶。罗马人甚至娱乐也离不开奴隶，除唱歌跳舞的奴隶外，罗马人最喜爱的角斗表演，表演者角斗士也是经特殊训练的奴隶。罗马学校的教师开始也是由有文化的奴隶或被释放的奴隶充任的。罗马整个社会都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像罗马这样发达的奴隶社会，并不是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有的。中国就不存在如此发达的奴隶社会。

罗马奴隶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对外掠夺战争中被征服地区的军民俘虏是奴隶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些被罗马人掠获的俘虏只要不死就被卖为奴隶。维爱、塔林敦、迦太基、科林斯等城就先后城毁人尽为奴。罗马人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满足了罗马社会对奴隶的需要，或者说，罗马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掠夺奴隶。海盗的掳掠也是罗马奴隶的一个来源。海盗把抢掠来的人在奴隶市场出卖为奴。买卖奴隶在古罗马是非常兴旺的，罗马各大中心城市都有奴隶市场。海盗抢掠的人很容易在奴隶市场卖出去。爱琴海的提洛岛有地中海世界闻名的巨大奴隶市场，每天都有几千个奴隶在这个市场卖出，有时一天卖出的奴隶可多达万人。在罗马人看来，奴隶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没什么不同。像一般商店陈列其货物一样，男女奴隶也被置放在市场的展示台上展示，供人挑选。债务奴隶也是奴隶的一个来源，罗马公民中，债务奴役虽明文规定取消了，债务奴隶并没绝迹，而且，在意大利，在行省，由于包税商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债务奴隶还日益增多。

古罗马奴隶拍卖市场

奴隶作为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罗马却并不被看成是人，而被看成一种特殊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除了劳动，供人驱使，供人娱乐，没任何权利。他们处境的恶劣程度是人想象不到的，地狱般的。在大农庄、矿山、手工业作坊奴隶都戴着脚镣，在监工的皮鞭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额上被打着无法去掉的烙印，以便在他们逃亡后可抓回来。加图在他所著的《农业志》一书中认为，大农庄主必须想尽办法迫使奴隶终年劳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强迫奴隶从早到晚不停地劳动，不劳动时，就让他们睡觉。有一个大奴隶主，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除强迫奴隶劳动外，竟不管奴隶的衣食，让奴隶自己想办法抢劫。

奴隶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奴隶主可以随意惩罚或杀死奴隶。反抗或造反的奴隶，一经发现就被处死。但是，由于奴隶处境的恶劣，奴隶人数的众多，罗马的血腥屠杀并不能阻止奴隶的反抗。奴隶反抗规模的大小和奴隶制发展水平成正比。罗马奴隶制发展的程度是历史上仅有的，奴隶造反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波及地区之广也是历史上仅有的。奴隶起义是另一种性质的内战，可以说，共和制是在奴隶起义中走向终点的，或者，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奴隶起义使整个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

最早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发生在罗马的西西里行省。西西里土地肥沃，是罗马的粮仓。这里盛行大地产制，有几十万奴隶在这里的大农庄里从早到晚劳动着。公元前137年，不堪忍受奴隶主虐待的奴隶在恩那城发动起义。在一个叫优努斯的叙利亚籍奴隶领导下，起义者杀死奴隶主，占领农庄，组成一支有武装的起义大军。优努斯被推举为王。同时，在阿格里琴托城，西利西亚籍的奴隶克里昂也率领奴隶起义。两支起义队伍很快就会合在一起。起义者攻击并焚烧庄园，但不侵犯小农的利益，因而赢得了小农的同情。起义发展很快，屡败罗马政府军，占领了西西里中部和东部许多城市，人数达到20万。起义者在恩那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名为叙利亚王国，优努斯被推选为国王，还设立了民众大会和议事会。但是，不幸的是，奴隶来自四面八方，要在远离故乡的异地建立自己的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这样，起义仍坚持了5年，这就反映了奴隶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罗马国家的腐败无能。公元前132年，起义被镇压，克里昂阵亡，优努斯被俘。

公元前104年，朱古达战争刚结束，西西里又爆发了第二次奴隶大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西西里总督受贿中止了释放奴隶的工作。当时，罗马正在和朱古达、森里人和条顿人作战，需要大量军队，而行省和附属国的许多自由民都因债务而沦为奴隶，不能参加补助军队。因此，为了解决兵源，元老院下令行政长官审查自由民出身的奴隶，予以释放。西西里总督涅瓦尔受奴隶主贿赂，在释放了800名债务奴隶后，停止了审查。奴隶们愤而起义。

赫拉克里亚城奴隶首先发难，起义者很快就组织起一支拥有2万名步兵、2000名骑兵的起义队伍，拥立萨维阿斯为王，号“特里米”（一个叙利亚僭主的名字）。不久，这支起义军与阿铁尼奥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在特里奥卡拉城会合，起义人数达3万人，并以这里为都城建立国家，设立了议事会和民众大会。

起义军屡败政府军。特里米死后，由阿铁尼奥统率全部起义军。公元前101年，起义失败，阿铁尼奥战死。少数被俘的起义军被送到罗马充当角斗士，但他们宁死也不愿充当罗马人的娱乐品，在角斗场上，悲壮地互相刺死了。

除了西西里的奴隶起义外，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也爆发了一些奴隶起义，但所有这些起义都不过是一次更大规模的、震撼了整个意大利的奴隶起义的前奏。这即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起义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连续不断的奴隶起义的最后一次。过去的奴隶起义多发生在外省，它却发生在意大利本土。过去奴隶起义的发动者多是大庄园的农业奴隶，它的发动者是角斗士，一个名叫斯巴达克的职业角斗士。斯巴达克由于领导了这次起义，成为“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马克思语）。历史学家称这次起义为“斯巴达克起义”。

这次震撼罗马世界的奴隶大起义爆发于公元前73年。这一年距苏拉独裁结束只有短短的5年。意大利还没有从内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却又因这次奴隶起义而战栗。斯巴达克是色雷斯人，普鲁塔克说：“他体魄健壮、勇悍异常、膂力过人，但他和希腊人一样富有智慧和仁慈。”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在小亚细亚反罗马时，色雷斯人也乘机反抗罗马的统治。斯巴达克就是在与罗马人的一次战斗中被俘的。罗马人发现这个俘虏勇武非凡，力大无穷，就把他送往卡普亚的角斗学校做角斗士。卡普亚角斗学校是意大利最大的一所训练角斗士的学校，为罗马共和国各大城市，主要是为罗马的竞技场提供所需要的角斗士。这里经常有经过训练的大批外籍奴隶，包括色雷斯人、高卢人、里古利亚人和克尔特人等。为了防范逃亡和反抗，学校对这些奴隶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和限制，有时甚至让奴隶戴上镣铐。角斗士的非人生活待遇，特别是他们随时都会在竞技场丧命的命运，犹如等待执行的死刑犯，使他们比一般奴隶更具反抗精神。

斯巴达克雕像

起义是由斯巴达克劝说他的200个同伙逃亡引发的。斯巴达克以“要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不要为观众的娱乐而角斗”这样的话来鼓动他的同伙。原是自由民的斯巴达克是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密谋被发现了，仓促间，斯巴达克只来得及率领78个角斗士，用厨房的刀和铁叉做武器，逃出了学校，路上又夺取了一些木棍和短剑。他们逃到维苏威火山，并在这里安营扎寨，建立起义基地。许多逃亡奴隶，甚至有一些农民闻讯后纷纷来投奔他们。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不久就发展到1万人。斯巴达克以两个和他一起从角斗士学校逃亡出来的角斗士克利克苏斯和恩诺马乌斯做他的副手，并率领起义军下山袭击附近的庄园。整个坎帕尼亚地区震动了。

罗马一开始并没有把几十个角斗士逃亡当成一回事，奴隶逃亡经常发生，更没想到这次逃亡会变成一场令人害怕的战争。罗马这时正忙于镇压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地区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无暇顾及几十个逃亡角斗士之事。然而，斯巴达克在维苏威山周围的袭击活动，使罗马警觉起来，不能不对这活动在罗马中心地带的奴隶起义采取行动了。罗马派行政长官克劳狄乌斯率领3000名士兵来镇压斯巴达克。罗马军队占领了唯一可以突围下山的路，想把起义者困死在山上。斯巴达克临危不乱，令人用野葡萄藤编成梯子，然后率领起义的奴隶，机智地利用这样的梯子，从罗马人想象不到的、毫不设防的悬崖上顺梯而下，除一人失足摔死外，全都安全下了山，再迂回到还在全神贯注地防守着下山要道的罗马军队后面，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一举击溃了敌军。起义军和罗马正规军的第一仗，斯巴达克用他的智慧取胜了。

打败了罗马军队，起义军声威大振，四周的奴隶和农民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起义军不久就增至7万人。罗马虽不断派军队来镇压，却屡屡被起义军击败。有一次，罗马军团的统帅普布里乌斯·瓦里尼乌斯还差点被起义军活捉。

罗马人现在不敢轻视起义军了，开始把斯巴达克起义看成罗马的心头之患了。公元前72年，罗马派出了这年度的两个执政官亲自率领两个军团来镇压起义军。

在罗马全力镇压的紧急关头，起义军内部却在下一步如何行动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斯巴达克主张部队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让起义者各返故乡。克利克苏斯则要求向罗马进军。不同的意见代表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奴隶的要求。由于起义者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的目标是很不一致的。许多参加起义的奴隶是外籍奴隶，他们在意大利无根无基，他们渴望返回家乡，重获自由，斯巴达克的意见反映了他们的愿望。斯巴达克发动起义的目的，就是争取自由，而不是推翻罗马，夺取政权。起义者也有不少意大利人，除奴隶外，还有意大利破产农民。他们参加起义当然不是要背井离乡，不是要离开意大利到外国去，他们是要在意大利争取自己的生存之地。克利克苏斯是代表他们说话的。分歧导致了起义队伍的分裂。克利克苏斯率领3万人留在南意大利，而斯巴达克则率领主要的起义队伍北上，挺进高卢。克利克苏斯率领的3万起义军，由于脱离了起义大部队，不久就被执政官鲁基乌斯击溃了，克利克苏斯和他率领的2/3起义者都阵亡了。

击溃了克利克苏斯，两执政官便集中全力对付北上的斯巴达克。一个执政官率军在前面阻击，一个执政官率军在后紧追。斯巴达克在这前堵后追的夹缝中，又一次显示了他杰出的指挥才能，他没让两支罗马军合围，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分别击溃了两个执政官的军队，并杀死了300个罗马俘虏，致祭克利克苏斯等牺牲的同伴亡灵。随后斯巴达克又打败了山南高卢总督的军队，胜利地抵达阿尔卑斯山山脚下。按预定计划，斯巴达克下一步的行动应当是率领起义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故乡了。但他却没有在这里率军去翻山而是率领12万起义大军掉头重新南下。斯巴达克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记载，据推测，不外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望山却步，翻越阿尔卑斯山有困难；二是得不到这里的富裕农民的支持，无法在这里坚持，也无法在这里做翻山的准备。于是，斯巴达克决定南下，渡海去西西里，那里曾发生两次大规模奴隶起义，起义军在那里一定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斯巴达克率军南下，罗马立即陷入惊慌中，以为斯巴达克要攻击罗马城。两执政官急忙率军阻击，但却又一次被斯巴达克打得大败。元老院免去了两执政官的统率权，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不过，斯巴达克并没率军进攻罗马城，他没有攻城器械，他的军队还无法进行攻坚战。

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起义持续3年，在意大利北上、南下，所向无敌。罗马元老院虽宣布了紧急状态，却无人敢挺身而出任镇压起义军的罗马军队统帅，几经周折，才选出了马尔库斯·里基尼乌斯·克拉苏（公元前115—前53年）为统帅，全权负责镇压斯巴达克。

克拉苏是个大奴隶主，是罗马的首富。他以苏拉部将的身份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克拉苏接任军队的指挥权后，立即征召了所有可以征召的人，连那些已年老体衰，却还能勉强作战的人也被他征召入伍。他这样组织了6个军团，并合并了执政官原来率领的军团。为提高军队战斗力，他在军中恢复了早已废弃不用的“什一抽杀律”，即在打了败仗的军团中，将士兵分成十人一组，每组处死一人，当众执行。什一抽杀律的恢复说明罗马军队已没有了战斗激情，只有靠这种残酷的军纪才能迫使他们去战斗。据说，克拉苏用这种血腥的方式处死了4000人。克拉苏在意大利中部的皮凯努姆设下防线，等候斯巴达克大军的到来，企图在这里一举歼灭起义者。但这只是克拉苏的如意算盘。斯巴达克并不想和在这里等候的克拉苏决战，他避其锋芒，没有去碰克拉苏的主力，而是率军击溃其副将的军队，穿过卢卡尼亚，挺进到意大利半岛的南端。

斯巴达克计划在这里渡海去西西里，但接受起义军馈赠并答应把斯巴达克起义军运过海的海盗却背信弃义地违约了，在这里没有海盗船只的踪影。于是，斯巴达克决定自造木筏渡海，但不幸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制造的下面绑有木桶的木筏下水后，海上刮起大风暴，渡海计划又一次落空了。而跟踪而来的克拉苏，为了防止斯巴达克渡海不成再次北上，在地峡最狭窄处，挖了一条横跨整个地峡，宽4.5米、深4.5米的长60公里的壕沟，沟边还修筑了高大而又坚固的防护墙。克拉苏想用这条壕沟把斯巴达克封锁在半岛南端。

克拉苏似乎已成功地把斯巴达克困在南边了，罗马元老院仍不放心，急忙把在西班牙镇压那里人民叛乱的庞培调了回来，让他协助克拉苏镇压起义军。格涅乌斯·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原来也是苏拉的大将，其声誉远在克拉苏之上。元老院是想集中所有力量尽快镇压斯巴达克，去掉这心头之患。克拉苏怕庞培来分享他镇压起义者之功，便在庞培军队未来之前，提前向斯巴达克进攻。斯巴达克也想赶在庞培到来之前，和克拉苏谈判，结果，遭到克拉苏的拒绝。这样，斯巴达克便决定冲破克拉苏的防线，向布隆迪西转移，以便在那里渡海去巴尔干半岛，可是，又有一部分起义军不同意斯巴达克这一决定，脱离了起义大军。这支脱离了起义大军的队伍很快便在卢卡尼亚被克拉苏击溃。斯巴达克率领跟随他的大部分起义军，奋不顾身，用木头、树枝、敌人的尸体和死马填满了壕沟，冲破了克拉苏的封锁线，通过卢卡尼亚，直捣布隆迪西。克拉苏在后紧追不舍。

但是，斯巴达克要在布隆迪西渡海去巴尔干的计划又落空了。战胜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鲁库鲁斯已率军从东方返回，正在布隆迪西登陆。斯巴达克陷入了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绝境，只有拼死一搏了。斯巴达克决定掉转头迎击克拉苏，以免两支强敌会师。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斯巴达克身先士卒，并想寻找敌军主帅克拉苏决斗，由于扭在一起厮杀的人太多，他没能找到克拉苏，却亲手杀死了两个与他交手的罗马军团的百夫长。战斗空前惨烈，起义军人人都拼死战斗。斯巴达克大腿被投枪刺伤，仍战斗不止。他屈着一条腿，一手拿盾牌，一手拿剑，还击来攻的敌人，直到他和包围他的大多数人一起倒下为止。斯巴达克壮烈牺牲了，有三万多起义战士与斯巴达克一起战死疆场，有6000人成了俘虏，罗马人没有找到斯巴达克的遗体。6000名被俘的起义军战士后来全部被钉死在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两边的十字架上示众。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持续了3年多之后悲壮地被镇压了，但斯巴达克的余部仍在意大利南部山区继续斗争了几十年。

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奴隶们是无法建立一个新社会或新国家来取代罗马国家的。斯巴达克的目的只是想重新获得自由，他想率领起义奴隶返回故乡，却得不到意大利破产农民和意大利籍奴隶的支持，只能是一个空想。而在意大利，虽有不少破产农民参加起义队伍，奴隶们基本上还是孤军奋战，因而难以和动员了国家全部力量的罗马国家长久对抗。不过，起义虽失败了，起义者所显示的争取自由、宁死不当奴隶的精神却是不朽的，它激励后来者继续为自由而斗争。同时，起义给了罗马社会和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和震撼。它促使奴隶制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出现了交给奴隶一定资金或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经营而缴纳定额租金这种“特许析产”的剥削方式，并允许奴隶结婚，生育子女。不久，又出现了隶农，大庄园主把庄园分成许多小块土地出租给奴隶。斯巴达克奴隶起义所显示的奴隶力量和反抗精神不仅影响了经济基础，对罗马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罗马的政治制度也有重大影响，起义暴露了共和制的软弱无能，成了共和制解体的催化剂。

正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写有《斯巴达克》一书的拉·乔万里奥尼所说的：“这一几乎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角斗士和奴隶们在这一战争中用他们的勇敢精神证明：他们不但是应当获得自由的人，而且是能创造伟大功勋的人。斯巴达克在这一战争中证明：他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英勇和最光荣的统帅之一。”

斯巴达克战争一结束，罗马立即又面临一场新内战的危险。克拉苏和庞培两位统帅，都以自己的军队作后盾，竞选执政官。他们互相嫉妒，勾心斗角，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最终两人没有打起来，这是因为两人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时挑起内战肯定会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两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共同争取当选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按照惯例，他们两人都没有竞选执政官的资格，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遣散军队。而要充当执政官候选人就必须遣散所率领的军队，庞培因为年轻甚至还没取得元老职位。不过，元老院让步了。元老院的退让说明，它对于大权在握的军事统帅已毫无约束力了。共和制在强权面前，在罗马统帅面前又一次显得无可奈何、不知所措。公民大会也是走走过场，正式选举他们两人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

庞培和克拉苏都是追随苏拉起家的。庞培虽年轻，却得到苏拉的特别赏识，只有庞培来时，他才会起身迎接。苏拉看出了庞培是个人才，将会成为罗马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两个爱将将来会背叛他。庞培和克拉苏一当选执政官，立即采取反苏拉政策。为了获取民众的赞誉，他们集中精力推翻苏拉所建立的制度。苏拉恢复元老院的权力，他们就尽力打击元老院，并利用民众的反苏拉情绪，鼓励这一年度的监察官驱逐了64名元老。他们把陪审团人员中的元老人数减少到只占1/3。庞培还提出了一项废除苏拉强加于保民官职务的一切限制的法案，恢复了保民官的原有权力。苏拉取消的包税制也在东方行省恢复了。苏拉维护旧传统的成果全都被一阵风吹掉了，罗马政治上又处于灵活却无政府的状态中。

克拉苏和庞培虽在反苏拉上站在一起，互相配合，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戒备却并没消除，两人都想在声望和权力上压倒对方。克拉苏有用不完的钱，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他的财富是靠收买被苏拉放逐的人的财产而积累起来的。为了博取一个好名声，他不惜自掏腰包，在罗马摆了1万桌酒席，款待罗马公民，并自费给全体罗马人发放3个月的谷物津贴，想以这种阔举改变他在人们心目中贪婪、无情的高利贷者形象。

然而，仅靠金钱的力量还是无法成为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这是个军事统帅的时代，显赫的军功、士兵的拥戴和忠诚才是一个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庞培和克拉苏都明白这一点，因而都在等待机会，率兵出征。机会来了，机会落在了庞培头上。他奉命率兵出征，歼灭地中海十分猖獗的海盗。

自从上一世纪罗马削弱了罗得岛和它防卫海上航行安全的力量后，罗马又疏忽于对航海的保护，海盗一直在地中海肆无忌惮地横行。他们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了从贩卖奴隶中得利的罗马人的默许。后来海盗闹得大了，罗马政府虽欲禁止，却已无能为力。海盗甚至来到台伯河口烧杀抢掠，在距罗马仅四五公里的大道上绑架罗马官员。在海上拦截从埃及和非洲给罗马运送粮食的船只，严重地威胁了罗马的粮食供应。海盗横行成了罗马人民的心头大患。公元前67年，一位保民官没和元老院商量就向公民大会提出了一项法案，授权庞培离岸90公里以外的地中海最高指挥权，负责查禁海盗，给他配备12万名步兵、4000名骑兵和270艘战船，并授权他在需要时任意扩充军队。在罗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统帅获得如此大的军事、行政权力。

平民大会通过的法案规定庞培肃清海盗的期限是3年。庞培采取分兵包抄的方式，以闪电般的行动，打了海盗一个措手不及，只用了40天，就扫清了西地中海的海盗，然后，转战爱琴海，仅用7周时间，就消灭了西利西亚海的海盗。前后只用了3个月，庞培就出色地完成了平定海盗的任务，消灭了一万多名海盗，缴获了900艘海盗船只，摧毁了120座海盗要塞和据点，将横行一时的地中海海盗一扫而空，将地中海重新控制在罗马手中。

如此迅速和彻底地扫清海盗，显示了庞培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使庞培声望大增。另一位保民官这时又向公民大会提出一项授权庞培以统帅身份处理近东事务，终止与本都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战争的提案。元老院虽不愿意，提案仍然通过了。元老院已没什么威信了，它已无法控制公民大会。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曾在公元前85年和苏拉签订和约，但过后不久就把和约置于脑后，赶走苏拉留下的官员，独行其是。公元前74年，罗马决定吞并与本都毗邻的比提尼亚时，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抢在罗马人前面进入这个国家，并留下本都军队在这里驻守。两国战争又起，罗马派鲁库鲁斯负责指挥这场战事。鲁库鲁斯也曾是苏拉的部将，是位才能出众的将军，从公元前74年打到公元前70年，鲁库鲁斯战绩辉煌，把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赶出了比提尼亚，继而追击到本都，并把他逐出本都，迫使他逃亡到东邻盟国亚美尼亚。鲁库鲁斯紧追不舍，占领了亚美尼亚首都，但在最后胜利在即之际，他的部队却拒绝继续作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士兵无法忍受这里的气候条件；二是鲁库鲁斯整顿亚细亚财政触犯了骑士的利益，他们在军中煽动不满情绪；三是鲁库鲁斯的贵族式作风使他和士兵中间形成了无法消解的隔阂。由于士兵不肯作战，鲁库鲁斯只得回师，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不久便卷土重来，战争就这样拖延下来。庞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接管鲁库鲁斯的指挥权的。

庞培接管指挥权后，立即率兵围攻本都，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率兵突围。庞培率兵猛追。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庞培追上并击溃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军队。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只率领800名骑兵逃出，奔向西密利亚人的博斯波鲁斯（克里米亚）。公元前63年，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在这里服毒自杀。他与罗马人断断续续打了1/4世纪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这场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对罗马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只是因为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巨大的战争，而且因为这场战争使罗马不得不在这里维持一个常设的统帅部，使罗马不得不长期陷入东方事务。这既削弱了或转移了罗马对其他地方事务的注意力，东方的财富和东方的巨大权力，又使一些罗马的东方统帅成为左右罗马政局的人物。

战争结束后，庞培把比提尼亚和本都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行省，废掉了塞琉古的最后一位君主，接管了叙利亚和其首都安蒂奥克城，并变其为罗马的又一行省。庞培还占领了犹太人的圣地耶路撒冷，在这里扶植了一个新的国王。他把小亚细亚尚存的国家一律变成了罗马的被保护国。这是罗马人的一贯做法，把庇护制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中。被保护国君主有为罗马保护边境和收集情报的义务，而罗马则放手让他们处理国内事务，并保护其王位不被颠覆。

庞培就这样在东方直接兼并了一些地方，建立了几个新的行省，并用庇护者的身份使另一些国家处在罗马的控制下，庞培本人成为东方一些王国的“王中之王”。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成为了罗马最有权势者，成为“伟大的庞培”。

在庞培声望和权势都如日中天的同时，罗马出现了一股对庞培心存疑忌的不安气氛，害怕苏拉独裁的一幕会重演。克拉苏利用这种气氛，用他的钱财，支持那些穷困潦倒而又不甘寂寞，总想制造事端的知名人物，来增加个人影响力。卡提林纳就是得到克拉苏支持的这样一个人物。

卡提林纳是个破落贵族，是个曾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而被判刑的监外犯人，他竞选公元前65年执政官的候选人资格也因此被取消了。随后，他又参加竞选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因有人控告他和同伙密谋杀害那些有把握当选的竞选者，又被取消了参选资格，但允许他竞选下一年度，也就是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不过，一身是债的卡提林纳如果没有有钱人的支持，是无法竞选执政官的。卡提林纳这样声名不佳的人，只有靠行贿才有可能当选。没钱如何行贿？克拉苏为了和庞培抗衡，有意扶助卡提林纳，在经济上给了他巨大帮助。在克拉苏的支持下，卡提林纳虽有钱行贿，但他过去的阴谋活动和不佳名声仍使人害怕，担心他当选后会给罗马带来灾难，因此，他又落选了。

当选公元前63年执政官的是马尔库斯·杜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西塞罗和马略是同乡，是个出生于外乡的“新人”，他的先人中也没有当过执政官的。这样的“新人”要当选执政官是极其困难的。他的同乡马略当年当选执政官靠的是显赫的军功。西塞罗是文人，没什么军功，他之所以当选，一是因为他是当时无与伦比的雄辩家。雄辩术是罗马政治家必具的才能。他的雄辩才能得到许多罗马知名人物包括庞培的赞赏；二是他的竞争对手卡提林纳声名太坏。人们宁愿选择他这个“新人”而不要虽为贵族却可能给社会安定造成损害的卡提林纳。

西塞罗虽和马略一样都是“新人”，但他和马略不同，马略是职业军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西塞罗却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很高，是个哲学家和文学家。他受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影响很大。波里比阿认为罗马的贵族共和政体结合了各政体的优点，可以照顾各阶层的要求，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安定，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西塞罗后来成为共和制的维护者，成为贵族的代言人，显然是和波里比阿学说的影响分不开的。

读书的小西塞罗

卡提林纳落选后仍不死心，他决心再竞选公元前62年的执政官。为了争取破产贵族、老兵和城市贫民的支持，也就是为了把一切不满的人都争取到自己一边，他提出了一个要彻底进行土地分配和普遍取消债务的近似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使元老院贵族、骑士，甚至克拉苏都大为恐慌。执政官西塞罗认为废除债务是和破坏私人财产这一罪恶之最一样的罪恶。结果，由于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卡提林纳又一次失败了。这次失败，使他对采用合法手段取得高位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决心用非法的暴力来谋取合法手段未能取得的权力。他密谋策划在公元前63年10月发动政变。他计划，10月27日，由一支驻在伊特拉里亚的支持他的由原苏拉下级军官曼利乌斯指挥的军队进攻罗马城，他则在城内接应，第二天在城内放火，杀死全部元老。但这个计划泄露了。西塞罗买通了参与密谋者的一个情妇，从而悉知了卡提林纳计划的全部内容，后来又从来访的高卢使者那里获得了计划的文本。西塞罗立即下令逮捕了还在城中的主要阴谋者中的5人，其中有两个大法官。卡提林纳因已离开罗马去招募军队而逃脱了这次逮捕。在元老院的赞同下，5个被逮捕者被处死了。

然而，元老院在决定判处5人死刑时，后来在罗马举足轻重的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持反对意见。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身名门望族，并通过婚姻纽带与马略和秦纳联结在一起。这一年，他花了许多钱谋得了一个大祭司的职务，年末，他将就任大法官。他的意见虽没获得通过，却获得了一些人的赞同，并为他赢得了仁慈宽厚的美名。

得知在罗马的朋友被镇压，卡提林纳知道进攻罗马已毫无希望，便想率领他招募的军队逃出意大利，等待机会，但在亚平宁山南麓被罗马政府军赶上并被打垮了，卡提林纳和一些与他合谋的贵族也都战死了。西塞罗由于镇压了卡提林纳政变，挽救了共和国，声望日隆，被尊为国父。

西塞罗的成功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成功都不同，其他人或者靠军功，或者靠贵族出身，西塞罗出身骑士，又没立下什么显赫的军功，他所依靠的是他无与伦比的雄辩才能和他维护共和制的坚强信心。他的雄辩征服了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法庭上的听众。他留下的演讲词，为后来欧洲的散文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将军的时代，武力决定一切的时代，西塞罗获得如此高的声望，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却无疑是个奇迹，是共和制的最后闪光。

不过，西塞罗的政治才能和他的雄辩，最终还是无法和手执武器的军人对抗，他所追求的各阶层的和谐一致也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他所极力维护的元老院权力也早已“黄鹤一去不复返”了，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再现元老院往昔的威风了。

公元前62年，庞培满载战利品从东方返回罗马，立即和元老院发生了冲突。庞培回罗马后，并没张扬，保持一种低调。他没拥兵自重反而放弃了军队指挥权，但庞培的低调并没打消元老院对他的猜疑。元老院不满他在东方擅自将行省的包税权给了骑士，也担心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实行独裁，迟迟不为他举行凯旋式。西塞罗甚至有点愚蠢地重申自己拯救祖国的功勋来降低庞培在东方的成功意义。这伤害了庞培的自尊心。庞培要求元老院批准他在东方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和给他的老兵分配土地，也遭到元老院的断然拒绝。元老院的这种短视行为，说明元老院已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这加深了元老院与庞培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只会加速共和制的垮台。

元老院随后又得罪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克拉苏。克拉苏原本对庞培心怀妒忌，十分不满。元老院拒绝庞培的要求时，克拉苏本想和元老院站在一起。可是，狂傲自大的元老们却断然拒绝了与克拉苏的合作。公元前61年年末，当克拉苏支持一群收税者提出的在他们承包的亚细亚税收购买价格打折扣时，元老院否决了这一提案。这一提案的被否决也说明骑士和元老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西塞罗的和谐一致只是空想。打击骑士就是打击克拉苏，元老院自己把与克拉苏合作的可能葬送了。

不久，恺撒也被元老院得罪了。公元前62年，恺撒出任远西班牙行省总督。他在任期内，政绩颇丰，并在很短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军队，征服了西班牙的一些独立部落，扩大了统治地域。战争的胜利，使他的部下都发了财，士兵们尊称他为“胜利统帅”。公元前60年，他载誉回到罗马。按照惯例，他可以得到举行凯旋式的奖励。这是恺撒梦寐以求的。然而，这时正逢罗马选举下一年度的执政官，恺撒赶在这时回罗马就是想充当执政官的候选人。法律规定，得胜的将军在凯旋式举行之前，不能进入罗马城，而参加竞选执政官的人又必须本人在城内，否则就不能充当候选人。这使恺撒处于两难境地。凯旋式和执政官两者都是恺撒迫切想得到的，都舍不得放弃。他向元老院请求由他的代理人而不是他本人参加执政官竞选，他自己则在举行凯旋式时进城，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断然拒绝。恺撒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凯旋式，放弃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入城竞选执政官。可是，元老院又作了一项不利于恺撒的决定。按照惯例，执政官卸任后，都将外放任行省总督，而且，任何地的总督都是在他当选时或当选前定下来的。这时，元老院却决定，让公元前59年执政官卸任后去管理意大利的森林和牧地，而不是去管理一般的行省。这是一个反常的有意让公元前59年执政官管理一个不重要地区的决定。对于即将当选这一年度执政官的恺撒来说，这是一种对他的公然蔑视和侮辱。

元老院就这样把当时罗马最有权势的三个人：庞培、克拉苏和恺撒，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元老院的盲目自大已使它不能团结应当团结的人了，元老贵族已失去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更不要说保持各阶层的和谐一致了。元老院拒绝三人的要求也说明，元老院不能容忍有高于元老院的个人权威，而这种权威的出现却是时代的要求，元老院的顽固态度只会加速这种权威的到来，实际上，它早就出现了。

庞培、克拉苏和恺撒三个受到元老院蔑视侮辱或不友好对待的权势人物，自然而然地联起手来对付元老院。庞培立誓全力支持恺撒竞选执政官，恺撒保证，只要他当上执政官，就立即满足庞培的两个要求。克拉苏支持庞培和恺撒的合作。公元前60年，三人结成了一个秘密的同盟。同盟虽是非正式的，却是强有力的。三人协议互相支持彼此的事业，合伙维护和经管他们的利益。历史学家称这个结盟为“三人同盟”，中文译为“三头同盟”。恺撒曾要求西塞罗参加他们的同盟。西塞罗拒绝了，因为三人结盟和他一贯鼓吹的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一致是矛盾的。

一些历史学家把三头结盟看成是罗马共和国的终结，或者说，是终结的开始。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三头控制不是绝对的，三人结盟时，三人中没有一个是罗马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既没有控制罗马的力量，也没有要把整个罗马事务都置于三人控制之下的目的。庞培放弃兵权就说明他并不想步苏拉后尘当独裁者。恺撒还只是罗马舞台上刚刚升起的一颗新星，更没有控制罗马的影响力。同时，三人结盟后传统的政治活动仍在继续。三人结盟做的第一件事是保证恺撒当选执政官，这也是传统的政治活动。不过，三人结盟表明元老院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居于权力中心的位置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逐渐集中到庞培、克拉苏和恺撒之手，重大事务不是由元老院讨论决定，而是由三人协商决定了。可以说，三人结盟是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中间环节，元老院等共和制机构在三人结盟中逐渐失去作用，帝制在这种结盟中逐渐形成。

三人结盟第一个成果就是恺撒成功地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不过，元老院虽没阻挡住恺撒当选，却成功地把一个非常保守的人物比布鲁斯也选为执政官，以便牵制恺撒的行动。

但是，比布鲁斯在才能和威望上都无法与恺撒相比，他没能限制恺撒的行动。表面上，恺撒表示要和比布鲁斯同舟共济，共同行使执政官权力，实际上，他并没把比布鲁斯放在眼里。他决定撇开比布鲁斯实施三人结盟的原定计划。他一就任立即提出了一项满足庞培老兵要求的土地法案。法案规定，给2万名公民分配土地，这2万公民中大多数是庞培的老兵，其中还包括有3个以上子女的贫穷公民。这项法案遭到许多元老的激烈反对，比布鲁斯借口有不吉利的征兆，不让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和表决恺撒的提案。恺撒置之不理，强行召开公民大会，大批庞培的老兵和有3个以上子女的贫民身怀短剑来参加并控制了大会。元老们的反对在这些身怀武器的公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毫无作用。执政官比布鲁斯的束棒权标和职位标志被毁坏，站在他周围的一些保民官被殴打，一个叫加图的元老想在会上发表反对提案的演讲，被撵出了会场。恺撒的土地法案就这样通过了。平民宣誓永远遵守这些法律，恺撒要求元老也宣誓遵守。许多元老拒绝宣誓，这时，恺撒显示了他政治家的强硬作风，他提议，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拒绝服从者，处以死刑。元老们害怕了，不得不宣誓服从。有个叫维提阿斯的人拿着短剑跑进广场大声呐喊，说比布鲁斯、西塞罗和加图派他来刺杀恺撒和庞培。恺撒利用这一事件，煽起群众的反比布鲁斯情绪，比布鲁斯吓破了胆，不敢离开自己的屋子一步，从而完全停止了一切公务活动。这样，名义上有两个执政官，实际上是恺撒一人总揽一切事务。

恺撒随后又提出一些新的法案，一是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所有决定，二是免除了包税人的1/3欠款。这两项提案不仅使庞培和克拉苏高兴，实现了对庞培和克拉苏的承诺，也使骑士阶层对恺撒感恩戴德。

恺撒还作了个决定：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定必须公之于众。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官方报纸。恺撒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社会舆论和限制反对他们的种种阴谋。

恺撒的一年执政官任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他达到了目的，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平民和骑士中的威信，也实现了对庞培和克拉苏的承诺，现在该由他的两个同伙帮助他安排好卸任后的工作了。

恺撒对他卸任后的工作安排是深思熟虑的，他清楚地知道，罗马已是军事统帅的天下，只有得到重要的军职，才能呼风唤雨，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执政官卸任后，必须选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可以统率一支大军的行省当总督，而不能按照元老院给他的安排去管理什么“意大利的森林和牧地”。

恺撒看中了高卢，这里虽然没有东方那样多的财富，却提供了远比东方行省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恺撒借助他的拥护者保民官提尼多斯，通过公民大会作出了他卸任后出任高卢总督、任期5年的决定。同时，为了强化和庞培的关系，以免他不在罗马时，免遭他人的陷害，恺撒不惜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比自己还大五六岁的庞培。他还帮助他的两个朋友当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并娶了其中一个执政官的女儿为妻。恺撒的反对者加图对恺撒的这些举措攻击说：“帝国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婚姻介绍所了。”

恺撒还扶持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当选公元前58年的保民官。克劳狄乌斯是罗马有名的浪荡公子，寻花问柳，经常制造一些情场丑闻。他曾勾引恺撒的第二个妻子和他私通，被当众揭露，恺撒佯装不知，只和妻子离婚了事。只有恺撒这样的政治家和野心家，才有这样的气度对待一个和自己妻子通奸的人，才能和这样的人结盟，并让他在罗马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在作了这样精心的安排后，公元前58年，恺撒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就任高卢总督新职了。

高卢人也就是凯尔特人，原来住在欧洲中部，后来沿莱茵河向西迁移，定居今天的法国、比利时、部分荷兰和大部分瑞士等地，以后又有一支渡海到不列颠，一支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一支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波河流域。罗马人只占有波河流域和今天法国南部沿海的一个狭长地带。波河流域为罗马的山南高卢行省。法国南部，罗马称其为那尔旁高卢。恺撒看上了高卢总督这一职位，当然不只是看上了罗马已占领的高卢地区，而是看上了罗马人尚未占领的山南高卢行省以北的广袤地区。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牧业发达，盛产铁、铜、金等。这广大的地区被罗马人称为“蓬发高卢”。恺撒把征服这些地区看作他施展军事才华、建功立业的天赐之地，这显示了恺撒杰出的战略眼光，罗马在征服地中海后，扩张和发展的重点就应转向北方，转向蓬发高卢。

恺撒就任高卢总督时，蓬发高卢地区正处于大动乱之中，居住在这里的凯尔特人，还处于社会发展的初期——氏族部落阶段。各部落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争雄，冲突、战争不断。这里既没有像亚洲本都那样的国家，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为恺撒插手他们的内部纷争进而进兵征服这些地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借口。恺撒上任高卢总督带有三个军团，又在那尔旁高卢招募了一个军团。这四个军团就是他开始征服高卢的基本部队。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恺撒显示出，他不仅是个杰出的天才统帅，也是个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会的杰出政治家，他征服高卢不是采取单纯的军事手段，而是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相结合的办法。

公元前58年，居住在今瑞士境内的凯尔特人的一支赫尔维提亚人向西迁徙，企图穿越整个高卢地区到大西洋沿岸。高卢中部的爱杜伊人面对蜂拥而来的赫尔维提亚人，不知所措，便向罗马求援。恺撒乘机率军急速开赴山北高卢地区，在毕布拉克德附近击败了赫尔维提亚人，迫使他们放下武器，返回原住地。接着恺撒又以高卢人“同盟和友邦”的名义击败了侵入高卢地区的一支由奥维斯都斯率领的日耳曼人队伍。日耳曼人全军溃逃，奥维斯都斯仅以身免，他的妻子和儿女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这次胜利，打开了征服莱茵河西岸乃至全部高卢地区的通道，阻止了日耳曼人对高卢的入侵。

公元前57年冬，恺撒的军队驻扎在高卢的冬令营过冬。原是和凯尔特人通婚的日耳曼人，居住在塞纳河北边人数众多又好战的比尔及人，开始时，对赫尔维提亚人和奥维斯都斯被恺撒击溃还抱幸灾乐祸的态度，但随后又害怕起来，害怕恺撒征服高卢后会去征服他们，因此，转而反对恺撒的军队在高卢驻扎和过冬。他们聚集军队，准备把恺撒的军队赶到阿尔卑斯山南边去。这时，恺撒在山南高卢又组织了两个新的军团，他的军团总数增加到八个。他没有被动地在原地等待比尔及人来攻击，而是先发制人，率军主动向比尔及军队进攻。比尔及联军人数虽多，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储运给养的能力，大军后备供应严重不足，只得分成小股部队，寻找粮食。这给恺撒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比尔及人的联合军队就这样被恺撒瓦解了，只有其中最强悍的纳尔维人部落，仍维持一支作战军队。公元前57年，在桑布尔河附近，恺撒经过一场激烈的冒险战斗，歼灭了他们。比尔及部落最后几乎被消灭殆尽，600个长老只剩下3个，能持武器的6万名男子幸存者只有500人。

仅仅经过两个季度的军事行动，恺撒就几乎征服了整个高卢，使高卢人失去了继续抵抗的能力。

恺撒征服高卢对于恺撒本人和罗马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高卢对罗马的意义在后来甚至超过了小亚，成为罗马最重要的几个行省。可以说，没有高卢就没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高卢对于恺撒来说，更为重要，有了高卢的胜利，他才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忠于他个人的庞大军队，他才有了取之不尽的钱财，他才有力量与庞培相抗衡，他才可能登上独裁者的权力巅峰。

高卢战争

恺撒在高卢的胜利，引起了罗马的巨大反响。他的三人联盟同伙庞培提议为恺撒的胜利举行空前持久的感谢活动。西塞罗也赞同庞培的建议。西塞罗曾遭到恺撒派的沉重打击，对三人同盟也非常不满，他之所以违心地赞同庞培的提议，是出于对庞培的感激之情。在恺撒离开罗马去高卢之后，西塞罗因在任执政官期间处死了参与卡提林纳阴谋的5个知名人物，而被恺撒的代理人、保民官克劳狄乌斯于公元前58年放逐出罗马，财产被充公。靠着庞培的帮助，西塞罗才在公元前57年得以返回罗马，财产也得以归还。而庞培之所以要把西塞罗召回，是因为他和克劳狄乌斯以及克拉苏之间出现了矛盾和疑忌。庞培反对克劳狄乌斯在罗马城对罗马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无限制的粮食配给制，庞培还怀疑克劳狄乌斯得到克拉苏的暗中支持。因此，庞培急切地想寻找帮手，而西塞罗由于其威望正是一个很好的结交对象。西塞罗被召回说明庞培正在向贵族元老派靠拢，三人联盟有破裂的危险，而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制维护者的西塞罗更希望三人联盟瓦解。

然而，三人虽面和心不和，互相之间多有勾心斗角之举，却谁都不愿三人同盟破裂。三人谁都没有压倒对方的力量。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都还要继续把联盟维持下去。公元前56年春，三人在意大利北部的路卡城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两百多位元老贵族。会谈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庞培与克拉苏任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卸任后，庞培出任西班牙行省总督，克拉苏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任期5年，恺撒的高卢总督任期延长5年。庞培还被允许在任西班牙总督期间留在罗马而由他的下属处理行省事务。路卡会议好像是个分赃会议，三人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矛盾暂时缓和了。路卡会议也说明，罗马实际上已控制在联盟的三人手中。罗马的政治事务不是在罗马由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决定，而是由三人在一个远离罗马城市的会谈决定，这在罗马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路卡会议还显示了军队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三人都力图在不当执政官时，手中有一支军队。

路卡会谈给了恺撒经营高卢的充裕时间，使他可以进一步扩大在山外高卢的侵略活动。公元前56年冬，恺撒和越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诸部落大战。在日耳曼人因和他谈判而放松戒备之时，恺撒突然发动进攻，打了日耳曼人个措手不及，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更顺利地越过莱茵河入侵日耳曼地区，他让部下10天内在莱茵河上架起一座桥面宽约10米的可通过千军万马的大桥，然后率军通过这座桥进入日耳曼人居住区。这一行动显示，在恺撒的心里，罗马的边境是无界限的，只要力量达得到，可以任意把边界向外延伸。

除侵入日耳曼人的地区外，恺撒还在公元前55年和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两次入侵都因风暴和不列颠人的反抗而没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功。只在不列颠停留了很短时间，恺撒就率军渡海返回高卢了。但恺撒却利用他对不列颠的入侵，以及不列颠的卡西维隆弩斯国王的投降和送交人质，大肆宣扬他如何使不列颠这样一些遥远的外国民族臣服罗马。实际上，他企图把不列颠变成罗马保护国或半保护国的目的并没达到。

恺撒入侵不列颠不成功，便又掉过头全力经营高卢。除采用军事手段外，恺撒还用许愿、结盟等方法笼络、分化瓦解、征服和统治高卢诸部落，到公元前53年，恺撒已占领了高卢大部分地区。恺撒在各重镇和交通要冲驻扎军队，建立冬令营，并要求各部落或各邦提供人质、纳贡、听从军事调度和服从罗马统治。但高卢人并不甘心臣服罗马，罗马人的勒索和掠夺更激起高卢人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2年，几起席卷全高卢的反罗马占领者起义爆发了，给罗马人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打击，但几经反复，起义持续了一年，最终还是被恺撒统率下的十几个罗马军团镇压了。恺撒镇压起义的成功，又一次显示了他杰出的指挥才能，多谋善断，机智灵活，同时也显示，恺撒统率的这支经他多年培养和训练的军队，不仅绝对服从他，忠诚于他，成了他的私人军队，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当然，恺撒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高卢各部落矛盾重重，互不团结，这使他们无法采取统一行动，利于恺撒分化瓦解。实际上，恺撒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有高卢人与之配合。

恺撒在征服高卢时，繁忙之余，写了一本战地日记，后来以《高卢战记》之名公布于世。这本书显露了恺撒的文学才华，叙事手法朴实而又优雅，连他的政敌西塞罗都赞《高卢战记》文笔朴实、直率和雅致。这本书是拉丁文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当然，恺撒的目的是让罗马人民了解他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征服和他为这一征服所做的工作。

恺撒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征服了面积比意大利半岛还大，人口也与罗马不相上下的高卢地区，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其威望已有压倒庞培之势。征服高卢是罗马对外扩张的巨大收获，它不仅对恺撒本人，就是对罗马也有无法估量的意义，恺撒帝国就是在征服高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然而，恺撒在高卢的辉煌成功，却促使三人联盟走向终结。克拉苏和庞培都对恺撒心怀嫉妒。三人中，克拉苏除以财富首屈一指而闻名外，政绩和军功都无法与恺撒和庞培相提并论，因此，他渴望通过对帕提亚的战争来取得荣誉和聚敛更多的财富。

公元前54年，在恺撒征战高卢的同时，克拉苏也率军渡过了幼发拉底河，顺利地占领了米索不达米亚。但到了公元前53年，克拉苏的情况变得不妙了。克拉苏的对手，不同于恺撒的对手，克拉苏也不是恺撒，他没有恺撒那样的军事才能，也没有恺撒那样灵活地分化瓦解敌人的政治手腕，克拉苏最擅长的可能还是聚敛搜刮钱财。

尽管罗马大将鲁库鲁斯和庞培都先后在这里取得了巨大的荣誉，但谁也没能使罗马的边境越过两河流域。当克拉苏回叙利亚过了冬，又集结军队准备侵入帕提亚王国时，帕提亚国王赫罗德斯派使臣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克拉苏目空一切地说，他将在塞列乌凯亚回答赫罗德斯。一位帕提亚使臣闻言大笑，指着自己的掌心说：“啊，克拉苏，你要是能看到塞列乌凯亚，头发就会从这里长出来。”

帕提亚人就是中国史书上的安息人，是混有雅利安血统的蒙古人。他们并没有侵犯罗马的利益，克拉苏出征帕提亚不仅毫无把握，而且师出无名，甚至罗马的保民官都反对这场战争。当然，对于要建立世界帝国的罗马人来说，师出有名无名都一样，罗马人的许多对外战争都是师出无名的，但都先后获得了胜利，不过，这一次，克拉苏的出征却没那么幸运，它给克拉苏和他所率领的罗马军队带来了灭顶之灾。

公元前53年，克拉苏不顾一切后果，率领7个军团包括8000名骑兵的共约5万大军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直扑塞列乌凯亚。帕提亚人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将狂妄自大的克拉苏引入一望无垠的荒原。这里既无树，又无水。炎热、干渴、饥饿、疲劳消耗掉了罗马军队的斗志。帕提亚人的骑兵避开罗马军团的正面冲击，不断围绕着罗马军队驰骋，熟练地用弓箭射击他们。罗马人伤亡惨重，边战边逃，却始终无法逃出帕提亚人的围攻。

克拉苏无路可逃，只好去找帕提亚人的统帅谈判，而帕提亚人一见到他便一拥而上把他杀了。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共有2万人被杀，1万人当了俘虏，被带到伊朗当了奴隶。可能是为了讽刺克拉苏爱财如命、重利盘剥，有一则故事说他被帕提亚人活捉，并被用熔化的金汁灌进喉咙而死。克拉苏的部下有6000人突围而出，但不知所终，神秘地消失了，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之谜。最近，中国历史学家考证，这些突围而出的罗马人，后来辗转进入了中国，并在中国甘肃永昌定居下来。这里至今还有着鲜明的古罗马风格的古城遗址，甚至还有身材体貌都类似白种人的居民，他们可能是罗马人的后裔。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如何，可能还要进一步考察研究。

帕提亚骑兵

克拉苏在帕提亚的失败和死亡，使罗马势力在东方的扩张，在两河流域止步了，同时，也使三人结盟结束了。庞培的妻子、恺撒的女儿朱莉亚也在公元前54年去世了，连接恺撒和庞培的婚姻纽带断了，两人的关系疏远了。公元前52年，恺撒的一个在罗马的同盟者被人暗杀，罗马又一次陷入暴力冲突中。为了稳定局势，庞培被委任为唯一执政官，其实是让他以执政官之名，行独裁官之实，但独裁的权力和范围要比独裁官大得多。庞培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任这样的唯一执政官的。他还掌管着两个最大的行省，拥有一支军队和国库。不过，庞培虽在罗马城拥有专制权，却似乎并不想结束共和制，实行独裁统治，或者说，庞培的力量还没强大到可以在罗马独行其是的地步。拥有重兵、掌管着广阔高卢地区的恺撒就是他实行独裁不可逾越的障碍和竞争对手。

恺撒想和庞培重续旧好，为了弥补因朱莉亚去世而中断了的两人之间的姻亲纽带，他向庞培提议另娶一个恺撒家族的女子为妻，但遭到庞培的拒绝。庞培做了一个使他和恺撒的关系彻底破裂的决定，娶了大贵族梅特卢斯·斯奇比奥之女科尔涅莉亚为妻，并在独任执政官的数月后，选拔梅特卢斯为他的执政官同僚。庞培的这一决定，说明他已决心和恺撒分道扬镳，转而和元老派结盟了。庞培态度的转变有一个过程，早在他召回西塞罗时就已有向元老贵族派靠拢的倾向，当然，这中间也有出于对恺撒的妒忌和恐惧。表面上，这时庞培好像仍在为恺撒说话，实际上，他已经把恺撒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了。三人结盟转为恺撒和庞培两人的对抗了。一个新的时代，恺撒时代即将在这种对抗中产生。

公元前52年，庞培任单一执政官时提出了一项反贪污法案，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对公元前70年到前52年间的官吏提出指控。这项法案应当说主要是针对罗马泛滥成灾的贪污受贿行为，而不完全是针对恺撒的，但恺撒的一些朋友却认为庞培这一法案是有意要谴责和侮辱恺撒，因为恺撒在这一期间做过执政官，是可能被指控的对象。他们劝说庞培不要去追究过去的事，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起许多显要人物的不安，譬如恺撒等。庞培一听人们提到恺撒，就显出非常生气的样子说，恺撒没什么可怀疑的，他自己这期间也当过执政官，他之所以要追溯这样长的时间是为了根除共和国的弊害。庞培的话也许是真诚的，但共和制的弊端已积重难返，庞培的法案不仅没能根除弊害，反而使他和恺撒的矛盾加剧了。

庞培的法案通过后，许多显要人物受到控诉，并被判有罪，有的被放逐，有的被处以罚金。元老院极力恭维庞培的这些举措，把他奉为保护者。庞培在任期内，对元老十分尊重，没有侮慢任何元老，这和恺撒任执政官时，任何事情都不和元老商议形成鲜明的对照。

被庞培放逐的人都来投靠恺撒。这样，罗马政坛就形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集团，一个以庞培为首，大多数元老都站在他这一边，掌握中央政权，一个以恺撒为核心，高卢成了他们的基地，骑士、平民大都支持恺撒。两人都统率着一支训练有素的久经沙场的军队。恺撒要和庞培对抗，必须在高卢总督任期满后，仍然担任一个重要官职，最好是继续留任高卢总督，然后再任执政官。没有官职，对于恺撒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他没职没权，就有可能遭到告发，受到控诉。按惯例，恺撒可以第二次任执政官的年代是公元前48年，因此，他要求把他的高卢总督任期延续到公元前48年。

然而，恺撒的要求被敌视他的元老院拒绝了。公元前50年3月，元老院甚至要任命一个新的高卢行省总督来取代恺撒。庞培则装出一副公平和善意的样子，反对这样做，理由是恺撒的任期未满，不能剥夺他的统兵权，这时委派一个新的高卢行省总督去取代他，是对恺撒这样一个对国家有极大贡献的著名人物的侮辱。但庞培又明白表示，恺撒任期一满，必须交出兵权。元老院的意见自然遭到恺撒在罗马的支持者保民官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恺撒辞去他的高卢总督职务，庞培也应辞去他遥领的西班牙总督职务。双方争执不下。这时，传来一个令元老院大为惊慌的消息，说恺撒已率兵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前进。庞培的支持者、当年的执政官要求庞培出任共和国军队的统帅，统率所有的军队去对付恺撒。庞培表示，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接受执政官的这一委任。支持恺撒的保民官库里奥等在罗马已无能为力，急忙离开罗马，逃往恺撒那里。

恺撒在得知他延长高卢行省总督任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立即率领50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山南高卢的拉文纳，这是他治下最南端的城市。他在这里迎接逃出罗马的保民官库里奥，感谢库里奥为他所作的努力。库里奥建议恺撒把全部军队集中起来，进军罗马。恺撒决定先礼后兵，他指示他的朋友代表他提出议和条件：他放弃他所有的行省和军队，只保留两个军团和伊利里亚以及山南高卢，直到他当选执政官。恺撒的议和条件被执政官坚决拒绝了。恺撒又写了一封信，让库里奥送给元老院。信中表示，他愿意和庞培同时放弃兵权，但是，如果庞培保留兵权，他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兵权，而且会很快去罗马，替他的国家和他自己所受的伤害复仇。这封颇有最后通牒味道的信在元老院一宣读，立即招来一片反对的叫喊声，认为这是恺撒的宣战书，要求立即派人去接替恺撒的高卢总督职务。可是，在一片反对声中，继库里奥为保民官的安东尼和卡西约却表示赞同恺撒信中的意见。元老院的元老们更为愤怒，他们通过了紧急法令，宣布庞培的军队为罗马的保卫者，恺撒为公敌。库里奥和保民官安东尼、卡西约急忙在第二天，化装成奴隶逃出了罗马城。

又一场内战开始了。

恺撒在得知他最后的求和要求遭到拒绝后，用手敲着他的剑柄大声说：“这个会允许我的请求的。”他决心动武了。而这时，主动向恺撒宣战的元老院却行动迟缓，他们认为恺撒的军队不会很快来罗马，恺撒在山南高卢只有5000人，带这样少的军队是不可能进攻罗马的。元老院命令庞培去征集13万意大利士兵，但还没等庞培征集军队，恺撒就行动了。

恺撒头像

元老院料定恺撒不会冒险只率领区区5000人马进攻罗马，恺撒却偏偏以无比勇敢的冒险精神，抓住罗马元老院和庞培还没做好战争准备、军队还没召集起来的有利时机，率领5000人，急速南下扑向罗马。这正是恺撒的一贯作风，勇敢、迅速、出人意料、先发制人。当他在公元前49年1月10日晚兵临鲁比孔河时，他停了下来。鲁比孔河是山南高卢和意大利本土的分界线。越过鲁比孔河就越过了他的辖区，就触犯了叛国法。恺撒深知渡过鲁比孔河意味着什么，他对身边的人说：“朋友们，如果不渡河的话，我会遭遇多种灾难；如果渡河的话，全体人类会遭遇多种灾难。”确实，他渡不渡河，都是一场灾难。这是一场赌博，胜负未卜。但勇于冒险的他宁愿前进放手一搏，也不愿束手任人宰割。他有可信赖的士兵，他们对他忠心耿耿，只要他一声令下，就会毫不犹豫地跟随他进军罗马。他义无反顾地率军冲过了鲁比孔河，过河后，他说了一句俗话：“骰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在用自己的前途进行赌博，骰子已掷出去了，收不回来了，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成功了，他就会赢得一切，成为罗马第一人，失败了，他就可能输得一干二净，成为叛国罪人。他的这一掷太重要了，以至于“恺撒渡过鲁比孔河”竟成为后来表示当机立断、不顾一切的一句谚语。不过，恺撒对外宣传，也为他的行为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出兵是维护被侮辱的保民官。

恺撒过了河，立即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向罗马前进。一些从罗马来的他的支持者途中加入了他的队伍，恺撒军队所到之处，一个接一个的城市开门相迎。

罗马元老院没有想到恺撒会来得如此之快。元老们的高傲，既使他们对庞培心存疑忌，并没能将统帅所需的全部权力及时交给他，又使他们完全低估了恺撒和他的士兵侵入意大利的能力。恺撒的军队，经历了高卢战争的锻炼，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很强的作战能力，更重要的，这支军队依恋恺撒，忠于恺撒，唯恺撒之命是从，他们已不关心政治，也没什么公民的责任感，他们为恺撒而战，而庞培的老兵，虽也忠于他，但已有12年没打仗了，并且庞培最好的军团还在西班牙，远水救不了近火。

面对以势不可挡之势向罗马扑来的恺撒军队，罗马陷入一片惊慌中，除了争吵、埋怨，拿不出一点办法。西塞罗提议派人去向恺撒议和，遭到执政官的坚决反对。罗马无兵可守，庞培也不愿死守这无兵之城，他率领了一批元老，急忙撤离罗马，向南逃跑。恺撒跟踪追击。在罗马东边的科尔菲尼乌姆，庞培的部将、被委派接替恺撒担任高卢总督的琉喜阿斯·多密提阿斯率军进行了抵抗，但经不起恺撒的一击，投降了。恺撒对投降者显示了他仁慈的一面和政治家的风度，他没有像苏拉那样，对伤害过他的人加倍奉还。他将多密提阿斯以及和他一起的50个元老和骑士都释放了，并让他们带上自己的钱财，随意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这种仁慈态度和他对高卢人的态度完全不同，缓和了一些罗马人对恺撒的恐惧和仇视。

庞培无力在意大利本土和恺撒对抗，在恺撒的追击下，他只能一退再退，3月，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恺撒的阻截，和一批元老（包括两个执政官）在布隆迪西渡海去了希腊。西塞罗不同意庞培不在意大利本土和恺撒决战的决定，他和恺撒进行了一次会谈，毫无结果。随后，他听从庞培的意见去马其顿和庞培会合。

庞培放弃意大利是迫不得已，他寄希望于他的海上部队和隶属于罗马的东方各国国王、各部落显贵。他在这里有恺撒无法企及的威信，这里是他的力量所在，他期望在这里筹集到足够的金钱和兵员，以便和恺撒作最后的较量。

恺撒把庞培赶出意大利后，回到罗马城，当时罗马城里笼罩着一股恐怖气氛。那些反对过恺撒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恺撒会和当年苏拉那样，大肆屠杀和迫害他昔日的政敌。但是，恺撒在罗马的行动举措出人意料而又令人宽慰。他一反过去苏拉和马略互相仇杀的做法，对政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他没有实行公敌宣告，尽管元老院宣告他是公敌。他以他对琉喜阿斯·多密提阿斯的态度来证明自己的宽厚仁慈。他的这种态度显示他不只是个争权夺利的军事统帅，他要做全罗马人的保护人。他的这种胸怀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但是，他也显示了他强硬的一面。虽然有人反对，他仍果断地夺取了国库，取去了过去从来没有动用过的金钱。在夺占国库上，恺撒有点像一个国王行事，只要需要，他什么都可以干。他任命伊密利阿斯·雷必达管理罗马城，任命马可·安东尼管理意大利和统率保卫意大利的军队。他还下令迅速建造两个舰队，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恺撒在作了这样一些稳定罗马和意大利局势的举措后，开始集中精力对付虽退出意大利却仍有巨大势力的劲敌庞培。他没有直接向已在希腊集中了相当大一支军队的庞培进攻，而是在这一年的秋天率兵进攻庞培势力的重要基地西班牙，通过在战场显示实力、切断敌人的给养和仁慈地对待俘虏瓦解敌军斗志等手段，经40天的战斗，最终迫使庞培两员部将率部投降。恺撒接管了西班牙，但却允许那些想去投奔庞培的士兵到庞培那里去。

这时，恺撒在山南高卢的4个军团发生了兵变。士兵们对无尽头的战争产生了厌战情绪，对于恺撒实行仁慈政策，使他们无法得到本应得到的掠夺物、战利品也心存怨气。恺撒迅速赶到兵变地区，向兵变士兵发表了一次演说，责备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们在高卢战争中，在他的率领下，获得了许多利益，曾宣誓要永远为他服务，现在，在他困难时却叛离他。他过去对他们宽宏大量，现在要对他们实行军纪惩罚。恺撒演说后，处死了12个带头者，平息了叛乱。这次兵变的顺利平息说明恺撒在他的军团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巨大威信。

公元前49年11月，恺撒在平息兵变后，回到罗马，罗马人拥戴他为独裁官。他的这个独裁官职务，任期甚短，只当了11天，就主动辞职了，和另一个人共同任执政官。他这样做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而是出于多种考虑：也许是他考虑到这时任独裁官，而且是没经元老院推选的独裁官，会遭到许多人的憎恨，会把他和苏拉任独裁官连在一起；也许是他感到这个独裁官名不副实，他并不能独行其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庞培还在希腊集合大军准备打回来。他现在的任务不是实行独裁，而是要彻底打败和消灭庞培的势力，辞去名不副实而又可能引起人们憎恨的独裁官，改任执政官，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然而，他并未等到他的公元前48年执政官任期开始，便在公元前49年12月率兵离开罗马，准备和庞培进行最后决战。那些希望维持共和制的人在欢送恺撒时，劝说他和庞培议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不管谁胜利了，谁就会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都标志共和制的结束。

这时，庞培在希腊也做好了迎击恺撒、决一死战的准备。他聚集了大量士兵和金钱，拥有11个军团的步兵，7000名骑兵和6000艘装备完善的战舰，还有马其顿和伯罗奔尼撒的辅助军队，可里特的弓箭手、色雷斯的投石手和本都的投枪手。恺撒的兵力在数量上少于庞培，只有10个军团的步兵，1万名骑兵和少量战船。

12月底，恺撒率部到达布隆迪西。在他准备渡海时，海上突起风暴，风暴一直刮到公元前48年1月1日才停息。恺撒身边虽只有5个军团，后续部队还未赶到，又无战船，却仍命令部队立即冒险乘商船渡海。他侥幸避开了庞培的战舰，横越亚得里亚海，顺利地在伊庇鲁斯海岸登陆。恺撒这一招又完全出乎庞培的意料，庞培没有想到没有海军的恺撒会这么快地冒着被敌方优秀海军在海上阻截的危险渡海而来。他没能发挥自己海军的优势，在海上阻截，又没能派兵在亚得里亚海岸阻击，是很大的失策。两军尚未交锋，庞培就输了一招。恺撒的部队不费一兵一卒就抢占了两座城市，收缴了大量军用物资。接着，恺撒率兵日夜兼程直扑希腊重镇、庞培的军需要地提累基乌姆。

这时，庞培方如梦初醒，急忙率军赶赴救援，并派出少数部队在恺撒必经之地沿途砍伐树林，破坏桥梁，设置路障，延缓恺撒军队前进的速度。这一次，庞培抢先一步，在恺撒大军未到时赶到了提累基乌姆。两军先后在提累基乌姆附近扎营设防，双方的小股部队不断交火。在这样的阵地战中，庞培的优势显示出来了。庞培兵多粮足，并占据了有利地形。而恺撒则显得兵力不足，又远离后方，海上运转被庞培切断，给养困难，士气开始下降。最初的接战，庞培连战连胜。恺撒为改变这不利处境，果断地率军撤退到巴尔干中部的帖撒利亚平原，欲在这里另觅战机。恺撒在帖撒利亚会合了已先期到达这里的一支部队，增强了兵力，军需粮秣也得到了补充。恺撒的撤退不是败逃，而是要选择一个更合适的作战环境和时机，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庞培不知恺撒是在诱他离开对他有利的作战环境，不顾一切地离开自己的军需要地，穷追不舍，落入恺撒的算计中。两军在帖撒利亚的法萨卢斯形成互相对峙局面。

公元前48年6月6日，罗马人之间的最大一次战斗、闻名史册的法萨卢斯战役打响了。这是一个国家的东西两部分的一次战斗，今后还会有这样的内战。从兵力数量上看，庞培仍占优势，他有4.7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恺撒只有2.2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但在排兵布阵和临阵指挥上，恺撒却显示了其高出庞培一头的军事才能。庞培将他的步兵排成三列横队，列于右翼，因为右翼有一条小河可以作为屏障，而将骑兵集中在左翼，想用骑兵突破恺撒的骑兵，然后绕过恺撒的右端，攻击恺撒军团的后部。庞培的这一布置不能说不周密、不高明，但恺撒显然比庞培更高明，他识破了庞培的计划，针对庞培的布阵，将最精锐的三千多人的步兵大队调遣到右端，由于有骑兵作掩护，这支作为奇兵用的步兵大队隐蔽着不易被敌人发现，同时恺撒命令主要由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骑兵，一见庞培骑兵攻来，便向后撤。

双方一接战，庞培骑兵攻了过来，恺撒骑兵立即后撤，庞培骑兵不知这是恺撒设计的陷阱，毫不犹疑随后紧追，越过了恺撒布置在右端的步兵大队。恺撒的骑兵立即拨转马头，迎面反击，恺撒的步兵大队则在庞培骑兵后面突然发动攻击。庞培的骑兵腹背受敌，很快被切成块块，惊慌逃散了，恺撒的骑兵随即快速绕过敌人未加防护的左端，攻击庞培军团的尾部。庞培的中路和右翼看到左翼被打散，便转身后逃，还没有参战的从各邦和各部落征集的辅助兵，见势不妙，惊慌失措，不听指挥，边逃跑边呐喊：“我们被打败了。”结果，风声鹤唳，全线崩溃。到次日早晨，庞培余部全部投降。这一仗，恺撒打得太漂亮了，只损失200人，却使庞培丧失了2.5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庞培仅以身免。

这场战斗是古代战争的一个最光辉的典范。恺撒由于这一战斗而奠定了他在古代战争史上崇高的无人超越的地位。庞培在这场战前提出“为自由，为祖国而战”的口号来激励士气，而恺撒却并没提出什么响亮的崇高的战斗理由，他只要求他的战士“不取胜，决不离开战场。”结果，只要胜利，不要其他的恺撒战胜了“为自由，为祖国而战”的庞培。其实，这个时候的罗马军队，祖国、自由已激不起他们的战斗激情了，他们是为统帅而战，为战利品而战。而且，罗马人的这场窝里斗，并不是谁有理、谁是正义一方的问题。自认代表祖国和自由的庞培一方，主要是代表元老、元老院，而恺撒则是骑士、平民的代表。保民官在恺撒这一边，而大多数元老都在庞培一边。庞培的失败，也可以说是元老贵族的失败。庞培本来是和恺撒一起反元老贵族的，但最后却变成了元老贵族的保护者，这也是这位军事统帅的悲剧所在，他不是政治家，他保护的是腐朽的势力，他的失败，从政治角度看，是必然的。寡头政治正在终结，新的人物、新的制度正在出现。

庞培逃到了埃及，他可能认为，他会得到埃及政府的保护，因为以年仅13岁的托勒密十三世为国王的埃及曾支持他反对恺撒。可是，失败了的庞培一登上埃及海岸，就被埃及人刺杀了。“伟大的庞培”死得就像一条丧家犬。

埃及人迫不及待地杀了庞培也许是想讨好恺撒，不让恺撒得到一个入侵的借口，但是，庞培的死亡，并没能阻止恺撒踏上这块已归顺罗马而在形式上仍是独立的富裕国家的国土。

这时，埃及托勒密十三世正和他姐姐克列奥帕特拉七世争夺王位。老国王去世时，留下遗嘱让姐弟俩共同执政，这就留下了内乱的祸根。天无二日，像埃及这样的东方君主国，是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国王的。当然，托勒密十三世一派得势，克列奥帕特拉被逐出亚历山大里亚。恺撒正好利用埃及王室两继承人的不和，控制埃及。

恺撒是以中立的调解者身份进入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十三世一见恺撒，立即向他献上庞培的头，想用此举取悦恺撒，使恺撒站在自己这一边。但这血腥的场面却引来了恺撒的不快。惺惺惜惺惺。庞培虽是他的死敌，却也是个英雄人物，而且曾是他的盟友和女婿，落得如此下场，恺撒心里也不是滋味，他颇有感慨地说：“假如在法萨卢斯胜的不是我，而是庞培，那么，现在你们献上的不是庞培的头，而是我的。”

恺撒要求托勒密姐弟俩解散军队，在他参与下，以法律来解决争端。但恺撒的这一建议，双方都不愿接受。恺撒提出这样一个双方不可能接受的方案，也是为了争取时间，好了解情况，审时度势，决定下一步行动。恺撒的中立态度很快便由于和克列奥帕特拉的会面而改变了。克列奥帕特拉是位倾城倾国的美人，机智聪明。她一得知恺撒来到亚历山大里亚，便立即从叙利亚赶回来，秘密地会见了恺撒。关于这次会面的详情，史书上并无多少记述。但无可怀疑的事实是，年过50岁的恺撒确实被这位小自己30岁的绝色女子迷住了，神魂颠倒，竟心甘情愿地、不顾后果地把她带到宫中，做了她的情人，沉溺于温柔乡中。有人根据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评说：“克列奥帕特拉的鼻子如果短那么一点，世界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恺撒不只是做了克列奥帕特拉的情人，而是和她结成了同盟，决心扶助她重新登上埃及的王位。托勒密十三世一方得知恺撒倒向克列奥帕特拉，立即调集军队包围了恺撒的住地。

恺撒与托勒密十三世的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三个多月。由于恺撒带的兵不多，开始完全处于守势，一度很危险，直到大批援军从行省赶来，恺撒才在尼罗河三角洲之南击溃了埃及敌军，攻占了亚历山大里亚全城，托勒密十三世也溺水而死。恺撒扶立克列奥帕特拉为埃及女王，他成了她的保护人，她的国家成了罗马的被保护国。克列奥帕特拉也就公然成了恺撒的情妇。

恺撒在亚历山大里亚暴露了他作为一个伟人的严重弱点，英雄难过美人关，迷恋女色。他和克列奥帕特拉在这里风流快活了大半年（公元前48年10月到公元前47年6月），“从此君王不早朝”。面对克列奥帕特拉这位美人，恺撒似乎忘记了一切，忘了罗马。克列奥帕特拉后来还给恺撒生了个取名为恺撒里昂的儿子。

公元前47年6月，恺撒才终于从温柔乡中清醒过来，率兵出征叙利亚，击溃了曾与庞培结盟的本都国王、罗马的老对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之子。全部战斗只用了5天时间，便征服了小亚细亚。关于这次征战，恺撒在给罗马元老院的战报上只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短短三句话十分生动地显示了恺撒这个征服者不可一世的心态。在恺撒看来，现在已没有可以和他一决的对手了，只要他大军一到，就一切都解决了。公元前46年严冬，恺撒率军在北非扫除了他征服地中海世界和成为罗马独裁者的最后障碍，在塔普苏斯地峡，和庞培的岳父梅特卢斯·斯奇比奥率领的一支大军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激烈战斗，恺撒大获全胜。梅特卢斯·斯奇比奥8万大军全军覆灭，本人也兵败自杀。战后，恺撒回到罗马，罗马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凯旋式。

随后，在公元前45年春天，他又率兵去了西班牙。庞培的儿子格涅乌斯和塞克斯杜斯在这里集结军队，准备和恺撒作最后一搏。双方在蒙达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激烈战斗，恺撒又一次获得胜利。庞培的两个儿子一死一逃。格涅乌斯在战斗中被擒并被处死了，塞克斯杜斯逃脱了。恺撒打赢这场战斗很不容易，十分艰苦，他自己也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我常常为争取胜利而战，这次我是为生存而战。”

长达四年的罗马人打罗马人的内战终于随着小庞培兄弟在西班牙的失败而结束了。公元前45年，恺撒返回罗马。这一次返回罗马的恺撒不同以往，环顾整个罗马世界已没有和他争雄的人物了，他是唯一的最后胜利者，罗马全部领土，包括所有的行省全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元老院在他的军队面前，除了屈服听命于恺撒，没有别的选择。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为他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凯旋式。据说，凯旋式的游行队伍抬着2822个金冠、6.05万银塔伦钱（相当于1450万英镑），押着大批的战俘。凯旋式后举行了盛大的步兵战斗、骑兵战斗和战象战斗表演，还举行了海战表演。罗马广场和街道上摆上成千上万桌宴席，让公民们大吃大喝。每个士兵都得到了巨额的犒赏钱，每个公民也都得到一份丰厚的礼物，全城沉浸在欢庆之中，人人兴高采烈。这种情况和苏拉战胜马略派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罗马全城都处于惊恐之中。苏拉用恐怖手段使人人害怕他，恺撒用对罗马公民的仁慈来赢得罗马人的心。

恺撒的权力和荣誉都成为空前的。他被推举为终身独裁官、为期10年的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和罗马大祭司，集军、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罗马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享有如此大的权力。不过，恺撒并没创立什么新的官职，也没有取消原有的什么组织，有趣的是，恺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终止了共和制，而代之以没有国王的君主制。他担任的官职无一不是原有的官职，却又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原有官职。他是独裁官，但不是原来的任期只有6个月的独裁官，而是终身独裁官；他是执政官，但不是原来只有一年任期的执政官，而是10年任期的执政官；他是保民官，也不是原来意义的保民官，而是终身保民官。这些官职原来是不能兼任的，如执政官决不能同时兼任保民官，恺撒却把许多官职集于一身，这些官职本来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有的由元老院推荐）产生的，恺撒形式上还保留公民大会选举，或元老院提名，实际是随心所欲，公民大会、元老院都听命于他。罗马共和制政治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各种权力机构、官职互相制衡。恺撒把权力集于一身，完全终止了权力的制衡。他完全像国王一样行事，只是没有国王的头衔罢了。恺撒就是这样在共和制的形式上实行没有国王的君主制。

恺撒在他的众多职务中，钟情于大将军或凯旋将军（Imperator）这一头衔，这一称号表示他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恺撒爱用这一职务做自己的代称，表明他的独裁统治是军事独裁。后来的历史学家称恺撒为大帝，就源于最高统帅（Imperator），这词后来表示皇帝，但当时没有这个含义，恺撒实际上从来没有称皇帝。恺撒享有“祖国之父”的荣誉称号。这不仅意味着他的人身在全国各地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保民官只在罗马城人身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同），也意味着，他是所有罗马公民的保护者，是祖国的救星。

他开始被神化了，这是君主制的一个特征。在所有的神庙中和公共场所都竖立起他的塑像。有的塑像，头戴着橡树的冠冕，这是祖国之父的象征，法令规定，他应当坐在黄金象牙的宝座上处理公务，他本人应当永远穿着凯旋的服装致祭。罗马城市每年都应在他历次取得胜利的日期举行庆祝，每5年僧侣们和维斯塔女祭司们应为他的安全、健康举行公开的祈祷活动，最高行政长官就职时要宣誓不反对恺撒的任何命令。为了对恺撒的门第表示敬意，把昆提利斯月改为朱赖月（July，7月。“朱赖”一词源于恺撒的氏族名称朱理亚，这个月名沿用至今）。许多神庙被宣布贡献给他，就像贡献给神一样。加在恺撒身上的荣誉和权力，已使他和国王没什么两样。他除了拒绝10年执政官外，其他的职务都乐意地接受了。有人建议给他以国王的尊号，他拒绝了，因为他十分清楚，长期处于共和制下的人民并不真的希望有位国王来统治他们。当他从外地回来，有人在城门前把他作为一位国王欢迎时，他高兴地并颇为幽默地说：“我不是国王，我是恺撒。”恺撒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不是一般的国王，二是他高于国王。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恺撒和国王只是称呼的不同。恺撒死后，“恺撒”一词后来真的成了高于国王的皇帝的另一称呼，俄国和德国的皇帝称谓都源于“恺撒”一词。“恺撒”成了和皇帝一样的称号。

恺撒是个多才多艺、亦文亦武的伟大人物，过去，由于繁忙的军务，他的才能和成就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现在，内战结束，他获得了空前的独裁权力，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的、最迫切的是行政方面的，而不是军事的，这为他展示他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提供了机会。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来解决公民权、行省地位、土地、财政和债务问题。

他没有取消元老院，但对元老院进行了彻底的改组。他把元老院的元老由500人增至900人。增加进去的主要是效忠于他的老军官、行省人士，甚至有被释放的奴隶。这样，既使元老院的代表面扩大了，又使它失去了往昔的高贵色彩。它实际上成了恺撒控制下的咨询机构。

恺撒改组了行政机构，却没有取消已有的官职，也没有增加新的官职，而是大大增加原有的高级官吏的人数，财务官由20人增加到40人，市政官由4人增至6人，行政长官由8人增至16人。这不仅使更多的人有担任高级官吏的机会，为骑士和行省人员参与政权管理提供了条件，也适应了建立帝国官僚机构的需要，强化了他的独裁统治。其实，庞大的官僚机构正是他独裁的官僚机构，但无可怀疑的是，他正在向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迈进。

罗马对行省的管理一直是笨拙的、不成功的。行省也一直没能融入罗马社会，只不过是罗马掠夺、殖民或提供兵源的地方。行省的管理不善显示了罗马共和制的局限性。恺撒对行省的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颁布了反对行省官员勒索和舞弊的法令，废除了亚洲诸行省的什一包税制。他扩大了授予罗马公民权的范围，山南高卢和西班牙的一些城市自由民都得到了罗马公民权，那尔旁高卢、西西里许多城市和一些阿非利加城市的自由民得到了拉丁公民权。罗马的所有医生、艺术家和教师也被授予公民权。他颁布并实施自治市法，规定给予自治市解决本地问题的权力，确定了自治市行政官员的选举办法，从而提高了自治市的地位，但罗马城的地位却相对下降了。恺撒对行省管理的改革，是对城邦制的否定，为行省的罗马化和罗马帝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打下了基础。

为了安置老兵和城市贫困公民，他在行省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将退役老兵和8万名身无分文的罗马城市贫民安置到迦太基、马其顿、西班牙和本都等地的殖民地，分给他们土地，减免他们1/4的债务。这既增加了农业劳动者，又减少了罗马的负担。恺撒对随他征战多年的老兵特别优待，除给他们分土地外，还尽力使他们在各自治市享有各种特权，退役军官有在自治市和行省担任官员的优先权，从而使这些老兵退役后仍然是支持恺撒的重要力量。

他在处理一直困扰罗马的债务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他的最大成就。债务问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使人处于两难境地的问题。债务也是造成罗马动荡的一个重要根源。不为负债者减免债务会造成混乱，同样，普遍地取消债款，毁掉个人财产，同样会招来混乱。恺撒为解决债务问题作了持久而又有耐心的努力。他曾颁布法令禁止贮藏货币，以使那些需要钱还债的人能借到钱，又规定债权人应接受债务人提供的任何财物或土地，并按由专门官员估计的战前价格抵债。但这些措施，没解决大问题，债权人不满，债务人也不满。随后，他决定，取消内战开始以来应交付的一切利息，欠债人已经提供的作为还债的等价物也要从未偿还的债款中扣除。这一措施一下子取消了所有债款的1/4。他的措施是成功的，虽没完全去掉债务人的负担，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而债权人虽有不小损失，却也为没完全丢掉债款而庆幸，知道恺撒并不想消灭私有财产。

由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内战，社会秩序混乱，法纪松弛。恺撒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一些整顿措施。他取消了保民官十人法庭，重新由骑士和元老组成法庭，负责审判工作，重申公民人身不可侵犯；犯叛逆罪者没收全部财产；煽动暴动者剥夺公民权；其他犯罪者没收1/2财产。

恺撒还大兴土木，在罗马兴建一些宏伟建筑。他拟定了一项重建罗马的庞大计划。他在罗马广场建立一座新的办公大厅——巴西利卡·朱利亚大厅；紧靠这一广场，又兴建另一个以恺撒本人名字命名的广场，广场被用柱廊围了起来，它的侧面有维纳斯女神神殿。传说恺撒家族就是由这位女神传下来的。他还想兴建宏伟的国家图书馆，并根治台伯河河道，在重要的交通线上建筑大道。他甚至计划修建一条通过科林斯地峡的运河和一条通过罗马南边沼泽地的运河。可惜他的统治时间太短，他的这些计划大都没来得及实施。

公元前46年，他对罗马误差极大的历法进行了修改。他聘请了一位埃及天文学家负责制订一部以埃及历法为蓝本的太阳历，取代原有的罗马太阴历。新历以恺撒的名字命名，中文译为“儒略历”（“儒略”是恺撒氏族名称juliu“尤利乌斯”一词的不正确音译），今天的公历就是在儒略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恺撒为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宽容和仁慈。他的这种品德在对他的政敌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没有像苏拉和马略等那样，对政敌采取残酷报复的手段。他认为残酷政策不仅会招致仇恨，还会使胜利不能持久，仁慈和慷慨才是巩固自己地位的取胜之道。他对政敌一般都采取宽大政策，他赦免了大部分庞培的支持者，不论是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军人，还是曾在政治上极力反对自己的元老，都一律待之以礼，其中一些人甚至被授予高官。毫无疑问，恺撒的宽容，既显示了他这位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也顺乎时势，争取了民心，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古代的史学家和政论家对恺撒的品德，特别是他的宽容都赞扬备至，说他慈善、明智、宽厚、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称赞他温和有礼、扶助民主、忠于朋友等。恺撒所获得的赞誉是历史上无人能及的，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才能和功绩，也由于他的品德，他的这些品德也说明，他不是一般的军事统帅，而是适应时代要求的统治者——全体罗马人民的保护者。不过，他的宽容，特别是他疏于对自己安全的防范，也招致了杀身之祸。

恺撒在行政上虽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但征战一生的他，仍渴望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荣誉。在北方，他计划征服日耳曼。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罗马帝国就不会是西方的一角了，德语便也会和法语、西班牙语一样，从拉丁语衍生而来，成为拉丁语系的一部分。在东边，他计划征服帕提亚，建立一个东自印度洋西至大西洋的大帝国。亚历山大也曾有这样的计划，但由于他英年早逝而使计划夭折了。恺撒的抱负不下于亚历山大，他要实现亚历山大最终未能实现的计划。他已准备好率军远征帕提亚了。如果恺撒这一远征计划成功，罗马就不只是或主要是个西方帝国了，而可能是个不仅地域横跨东西，文化上也会有更浓厚的东方色彩的帝国了（罗马文化有埃及和西亚影响的清晰痕迹）。但是，恺撒这一宏图大志和亚历山大一样由于他的突然死亡而永远结束了。

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恺撒准备启程出征帕提亚之日的前三天，这位被誉为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在元老院被谋杀了。

这一天，元老院开会。会前已有人向他警告，说有人要谋刺他，让他带上卫队去开会。他没有把这一警告放在心上，拒绝带卫队，他说：“要卫队来保护，那是胆小鬼干的事。”他单身一人赴会，当他坐到他的黄金宝座上时，阴谋者一拥而上，用短剑向恺撒猛刺。恺撒身中23剑，倒在了昔日政敌庞培的雕像下。

谋杀恺撒的正是那些受到宽容并宣誓效忠于他们祖国之父恺撒的元老贵族。领头的是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他们两人过去都是庞培的追随者，是恺撒政治上的死敌，恺撒以德报怨，不仅没治他们的罪，还委任他们为大法官和行省总督。布鲁图斯更受到恺撒的特殊关怀。但他们对恺撒像国王一样独揽大权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不知共和制向帝制转变是大势所趋，他们要逆潮流而动，他们已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公开和恺撒较量，只能秘密策划，以为了祖国、为了共和国除掉暴君为口号，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元老，选择3月15日开会时刺杀恺撒。

阴谋者的阴谋得逞，是偶然的，如果不是恺撒对自己的安全疏于防范，这样的悲剧是不会发生的，但恺撒的性格又使他不可能事事都注意自己的安全，他勇于冒险，他一生经历太多的惊险、危急。他是大无畏的，他对人说：“没有什么事比永远戒备更为不幸的了，那是一个胆小的人才做的事。”他甚至解散了他个人的由西班牙人组成的卫队。

不过，这种悲剧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罗马共和政体虽已软弱无力，不适宜于统治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但罗马终究是个长期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共和制的传统根深蒂固，元老贵族自己无力统治，又决不允许在罗马实行个人统治。杀害恺撒的元凶布鲁图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于是贵族杀死了伟大的恺撒。

恺撒就这样在他的事业正进一步发展时突然死了，然而这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恺撒没当过一天的皇帝，尽管他是罗马共和制的终结者，后人却称他为恺撒大帝。这一称呼其实是后人对他的评价。恺撒的确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和征服者，也是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他统治时间虽短，却的的确确是共和制下的君主式统治，所有的元老贵族、政府官员都要宣誓效忠于他，他的塑像在神庙和神放在一起，不是君主，怎能这样？他为君主统治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罗马全盛时期的疆域基本上是他统治时确立的，他确实是个君主，而且是个伟大的君主，称他为大帝是不虚的，其实，他本人和他的属下也真的想把王冠戴在他头上。他的部将、执政官安东尼曾三次在公共场合把王冠戴在恺撒头上。恺撒见人群冷眼相对，只好从头上拿下王冠，每当恺撒拿下王冠，群众就发出欢呼，因此十分重视民心民意的恺撒才没有公然称王，而满足于当一个没有王冠的君主。但这样的君主，元老贵族也没有让他顺利当下去。他的去世，不仅使他超越亚历山大的宏伟扩张计划夭折了，使他缔造一个君主制罗马国家的进程中断了，而且使罗马又重新陷入了一场新的内战灾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