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扩张（1 / 2）

第二次布匿战争不仅使罗马成了西地中海的唯一强国，也使罗马社会发生了许多影响其未来走向的变化，可以说，罗马从共和制走向帝制就是从这些变化开始的。

影响最大的变化是罗马军队的变化。罗马军队战前一直是从罗马公民中征集的，服兵役既是罗马公民的义务，也是权利。服兵役没军饷，而且要自带装备。没有公民权不能服兵役，无产者也不能服兵役。兵农合一，战时是兵，平时是农民，兵政合一，战斗力和投票权紧密相连。森图里亚大会，既是公民大会，往往也是军事动员大会。参加者都是军事组织百人队成员，大会也按军事需要组织，大会投票不是按人，而是按军事单位（百人队）。由于兵农合一，士兵一身而二任，虽在国家需要时，应征上前线，心里却仍牵挂着家里，想赶快回家种田。为了互相兼顾，作战、种田两不误，罗马军队在进行较长期的战争时，采用定期轮换的办法来增援和接替。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的这一套军事组织和制度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了。一是战场太远，已无法定期轮换了；二是战争的技术和组织愈来愈复杂，要求愈来愈高，需要有充分的训练时间进行训练。这样一来，亦民亦兵的士兵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服役的时间延长了，开始发军饷了。罗马开始有了领军饷的士兵，为了激励斗志，不仅发饷，还分配战利品。斯奇比奥在西班牙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北非也这样做，却引起了担任财务官的加图的不满。加图攻击斯奇比奥耗费了过多的金钱给士兵发饷。他指责斯奇比奥说：“耗费金钱还不是我们要指责的最大坏事。严重的事实是它腐蚀了士卒们固有的淳朴品质，每当军饷超过实际需要时，他们就要恣意寻欢作乐。”而斯奇比奥则回答说，在他一帆风顺奔赴战场之际，吝啬小气的财务官对他是没有用处的。他欠罗马城的是一笔功勋的账，而不是金钱。斯奇比奥和加图的对立反映了对给士兵发军饷的两种不同态度，加图是从维护传统道德的角度，不赞成给士兵发过多的军饷，而斯奇比奥是从战争的需要考虑，认为应多给士兵军饷，但即使加图，也没完全反对发军饷，可见发军饷已是公认的必需了。三是战争中伤亡很大，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兵源问题，罗马不得不取消了当兵的财产限制，无产者也可当兵了。他们当兵当然要给他们发军饷，否则他们无法当兵，而且还要给他们配置武器装备。这些有公民权的无产者，除了靠国家和富人的施舍外，基本上无所事事，现在，当兵成了他们不错的“职业”，他们应征服役的年龄规定得很宽，从18岁到46岁都可当兵。他们在军队当兵的平均时间达7年之长。这样，发饷和延长服役年限使罗马公民兵变得有点像职业兵了。

罗马实行兵农合一制度，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兵不知帅，帅不知兵。因为不仅兵要时时轮换，统帅也是不断变动的。罗马军团的最高统帅是执政官，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带兵作战的时间就更短，他们还要留出时间来处理政务。特殊的危急时期，可由专门选出的独裁官任统帅，而独裁官的任期最长也不能到一年，费边就是以独裁官的身份取代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领兵打仗的。这种兵不知帅、帅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状况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也发生了变化。在西班牙战场，罗马军队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一直由斯奇比奥家族两代三人指挥。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被元老院任命为罗马西班牙军团的统帅时，只有25岁，从未担任过任何被认为可获得这种任命的必要条件的高级军官职务，选定他做统帅显然是考虑到他是两位前任的儿子和侄子，考虑到他在他的前任和长辈领导下的作战经验和战功，特别是考虑到指挥的连贯和一致以及西班牙军团对斯奇比奥家族的崇敬和忠诚。这些考虑都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在过去是根本不会放在选拔统帅的条件中去考虑的。战争的进程证明，元老院这一打破常规的任命是正确的。

士兵和统帅关系的变化在斯奇比奥入侵非洲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元老院本来在费边等人的煽动下，不同意他率兵直接进攻非洲。但在他越过他们向森图里亚大会呼吁时，元老院让步了，然而，却只允许他抽调他所管辖的行省西西里的驻军和他所能征召的不管什么样的志愿兵渡海去非洲。结果，在斯奇比奥统率的3万大军中就有7000人是他自己想法征集的志愿兵。由于费边阻挠为斯奇比奥出征非洲拨款，斯奇比奥不得不自筹军饷，以私人名义从效忠于他的伊特拉里亚诸城邦募集款项。这样一支由个人收集并由以个人名义募集的款项发军饷的部队，和过去的公民军相较，已面目全非了。它不像国家的军队，却有点像是斯奇比奥的私人军队了，难怪追随斯奇比奥家族在西班牙征战多年的老兵也会加入这支队伍了。促使他们追随斯奇比奥的不是对国家而是对斯奇比奥的忠诚。这样的军队已不再是以共同的公民身份团结在一起了。斯奇比奥已不是个随时都可替换的统帅，而是保护者。统帅与军队的关系有点像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关系了。军队由斯奇比奥征集，由斯奇比奥发军饷，率领他们打胜仗，分配战利品，军队则效忠他，为他作战。斯奇比奥与军队的关系当然不能代表全部罗马军队的统帅与军队都是这种关系，传统仍然在起作用，但这显示了一种新的军队，新的官兵关系的开始。罗马军队已不可能实行严格的兵农合一、帅不知兵、兵不知帅的公民兵制度了。在罗马以后的历史中，忠于个人而不是忠于国家的军队，其作用比平民更重要了，而且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作用将愈来愈大，一切传统和惯例在它面前将变得苍白无力。有权力欲望的想干大事的人，过去总是企望得到平民的支持，以后则主要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了。军队的这种变化使共和制离帝制不远了。

斯奇比奥是适应军队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位新的杰出人物，是罗马第一位堪称伟大的统帅。他的出现，说明罗马领导人只充当某一军团短得不能再短的一个时期代表的时代开始临近终点了。斯奇比奥是罗马将军中第一个以被打败国家的名字（阿非利加征服者）而闻名的。这是突出个人的象征，阿非利加的征服者不是罗马国家而成了斯奇比奥个人了。他也是罗马第一个和军队保持着长久紧密关系的将军，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按照森图里亚大会的要求，担任高级指挥官职务。他是在不具备正式任职资格的情况下担任高级指挥官的第一人。他在非洲的胜利使他达到了过去任何将军都没有达到的权力顶峰。从这顶峰迈向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但他没有迈出这一步，他也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共和思想这时还根深蒂固。斯奇比奥本人深受希腊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上，他倾向西方的自由共和，而不是东方的专制独裁。不过，军队的变化，军队作用的增大，尤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增大，迟早导致军事独裁。

思想上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影响深远的。由于外界的影响，特别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崇尚朴实、简单、集体主义、谨慎保守、排斥外来思想和生活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出现了突出个人、勇于冒险、热衷奢侈豪华生活、赞赏并推崇希腊文化的新思想和新潮流。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和过去氏族之间的矛盾或平民与贵族的斗争都不同，是新旧两种思想的矛盾，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平民和贵族中都可能出现这种新旧思想的冲突。这种思想上的冲突在后来罗马历史上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斗争中都有所反映。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传统思想的卫护者和代表人物是费边和加图，而新思想的推崇者和代表人物则是斯奇比奥。

费边从小就被称为“小羊羔”，举止安详，沉默寡言，不好娱乐。他出身名门贵族，曾五任执政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被委任为独裁官，解救处于危急中的罗马国家，以拖延战术和汉尼拔周旋，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他过分谨慎，行动迟缓，也时时贻误战机。在优势已转到罗马一方时，他仍坚持原来的一套战术，而不是审时度势，改变策略。他以过分冒险为由极力反对斯奇比奥出兵非洲，并尽力阻挠斯奇比奥在非洲的行动，但他比斯奇比奥年长得多，是思想保守的上一代人物，战后不久就死了。

加图虽比斯奇比奥小七八岁，和斯奇比奥仍属同一代人，但在思想上，和费边一脉相承。他一生都与斯奇比奥对立，以监察官职务而闻名。监察官有监督公民生活的权力。他毕生都以维护宗教和公共道德的姿态，反对一切新生的、优雅的或愉快的事物，谁要引起他的妒忌，不合他的心意就会遭到他道义上的谴责。他思想顽固保守，以道德的维护者自居。有一名元老只因白天当着他女儿的面拥抱了他的妻子，就被他以有伤风化为由逐出了元老院。加图的行为有点像中国旧时代的道貌岸然的冬烘先生。他仇视希腊文化和希腊生活方式，对罗马兴起的一股崇尚希腊文化之风，恨之入骨。斯奇比奥仅仅仿效希腊人刮光了胡子，便遭到他的非议。不知加图是否和古代中国人一样，认为发须皆受之父母，不能随便抛弃。他的儿子学希腊文，他无法反对，但反复叮咛，要儿子当心，不要使家族堕落和败坏。他是把希腊文化看得比洪水猛兽还可怕。他的封闭心态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反对个人崇拜。他把斯奇比奥看作是野心家。他认为罗马不同于希腊，不是把民族的成就归功于几个人而是归功于众人结合起来的智慧和才能。他对斯奇比奥式的个人崇拜的厌恶，竟使他在他的历史著作《创始记》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完全隐去了伟大罗马统帅的名字，而宁愿代之以提及迦太基一头战象苏鲁斯的名字。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著作中的一大奇事！

加图像

费边和加图的这种思想观念是和他们农庄主的身份分不开的。他们的思想反映了经营农业的奴隶主的狭隘性、保守性。他们对奴隶和异族人极端残酷。加图认为奴隶就是牲口，应尽量使用，没用了，年老了，就应设法卖掉。一个残暴的吝啬的奴隶主面目暴露无遗。加图还有一句闻名于世的话，这就是他怀着对迦太基的极端仇恨，在元老院每次讲话最后都高呼的话：“一定要毁灭迦太基！”而斯奇比奥家族的斯奇比奥、那西卡却比他宽容得多，讲话结束时常说一句：“依我之见，迦太基必须予以宽容。”

和费边、加图相较，斯奇比奥是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代表。他富于创造性和主动性，在他身上新的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取代了传统的谨慎保守。他是外向的、开放的。他热衷希腊文化，追求文雅的豪华生活，他不把元老院放在眼里，他出兵非洲的计划遭元老院反对时，他便直接向罗马人民呼吁，这是完全违背传统的人民领袖式的作风。他领兵打仗也不能忍受罗马当局对他的约束。他的这种作风实是后来诸如苏拉、恺撒等的行为的先河。但他对他所打败的敌人却是宽容的。斯奇比奥的行为和作风反映了罗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新变化。

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对立是后来罗马历史上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成两派，长期斗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在生活方式上，享乐之风开始蔓延，浴室、剧场开始出现在古罗马人民的生活中，特别是一种可能源于伊特拉斯坎人的残酷娱乐活动开始在罗马兴起。这就是贯穿于罗马以后整个历史的令罗马人入迷的凶残娱乐——角斗士角斗。公元前264年，罗马第一次出现了角斗士角斗。一位死者的两个儿子在为死者举行葬礼时，在罗马牲口市场同时举行了三场角斗表演。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在罗马同时举行角斗比赛的场次有时高达22场，并很快风靡全国，成为最流行的娱乐活动。这种充满血腥的娱乐，暴露了古代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残酷性和极其强烈的虐待狂品性。像加图这样的以维护古罗马道德为己任的人物，对诸如刮胡子、接吻、拥抱、妇女的美丽装饰等都深恶痛绝，必欲禁止而后快，对这种新的残酷娱乐的流行却拍手叫好，这反映了罗马人堕落的野蛮的一面，他们以奴隶的流血为乐。

角斗士雕像

最初的角斗士是战俘，也有死刑犯。随后，为了延长角斗的时间和满足全国对角斗娱乐的需要，有了专门培养角斗士的角斗学校，学员都是身强力壮的奴隶。角斗表演以仪仗游行和一次假斗开始，号角一响，才进行正式格斗。拒绝角斗的角斗士会被皮鞭和烙铁赶出场。受伤的角斗士有时会举起食指乞求怜悯。观众或是挥动手帕表示宽恕，或伸出大拇指向下的拳头，表示死亡。被杀死的或快要死的角斗士都被拖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拿去他的武器和所有的东西，并把没死去的杀死。观看角斗场面的热烈，竟和今天的人们看足球赛相似，不过，今天人们是在欣赏足球运动的艺术性和强烈的竞争性，而古罗马人却是在欣赏流血、欣赏死亡。希腊人把罗马人喜爱角斗表演看作是罗马人野蛮的一个论据，后来，有人要把角斗引进希腊城市科林斯时，竟引起了骚乱，从某种程度上说，罗马人是一个酷爱暴力和流血的民族。当然，也有些善良的罗马人不喜欢也不愿意观看这种残忍的表演。

罗马在经济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汉尼拔对意大利农村的严重破坏，也由于意大利农民长期征战在外，农田荒芜了。同时，还有大量的农民死在疆场上，意大利的小农经济迅速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大地产。这种变化影响是深远的，小农的破产和衰落破坏了共和国的社会基础，是导致社会动乱和军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大地产的出现又使罗马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因为大地产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农业的地位下降了，而工商业的地位提高了。罗马称霸西地中海，罗马在海上霸权地位的确立和新的海外行省的建置，意大利南部原希腊诸城市的活跃工商业活动，都大大促进了罗马的工商业发展。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的产生和流行是和工商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不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罗马都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罗马扩张的步伐加快了。

在强大的罗马正在西方冉冉升起，成为西地中海无可争议的霸主之时，东地中海的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们却没警觉到正在到来的罗马威胁，他们仍在互相争斗结怨，你拆我的台，我拆你的台。控制着东地中海的是瓜分了亚历山大帝国大部分领土的三个大君主国。距罗马最近的是马其顿的安提戈努斯王国，远一些的是以叙利亚为中心的、统治区域从爱琴海到兴都库什山的塞琉古王国和以埃及为中心的托勒密王国。在这三个大国之间还有一些小国，如最早和罗马发生冲突的伊庇鲁斯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

罗马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就开始觊觑亚历山大帝国之后的希腊世界。公元前280—前275年罗马曾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斯数次交战，伤亡惨重。罗马自此以后就把希腊强国看成是自己的强敌。公元前246年，罗马在意大利东海岸布隆迪西建立了一个拉丁殖民地要塞，这意味着，罗马开始有了一个东海岸最优良的港口，这是意义深远的。罗马人建立这个要塞的目的显然不是防守，而是向海外发展，向它所面向的东地中海发展。这件事引起了布隆迪西对面的伊利里亚人的惊慌不安。伊利里亚王国也是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的一个小国，统治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带，从南斯拉夫延伸到阿尔巴尼亚。罗马最初的目的是利用这个要塞阻止迦太基的船只通过亚得里亚海，不过，也限制了伊利里亚人的活动。在伊利里亚人袭击罗马使者和暗杀了意大利商人后，罗马向伊利里亚提出了赔偿的要求，但遭到伊利里亚摄政皇后蒂尤塔的拒绝。罗马勃然大怒，立即派军队越海进攻，迫使蒂尤塔就范，并和原来处在蒂尤塔控制下的东海岸希腊城镇和部落建立保护关系。这是罗马第一次出兵东地中海和第一次和希腊地区的城镇建立保护关系。这些希腊城镇和部落对罗马的干预和与罗马建立这种关系甚为感激，希腊人可能认为罗马人把他们从伊利里亚王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实际上，只是换了个主人。罗马是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控制中。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在希腊人眼中，可能不会对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有什么不利的影响。罗马人则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一种从属关系。被保护者是一定要忠诚并尽力为保护者服务的。希腊人后来明白了并为这种关系吃尽了苦头。

罗马和东地中海的三大强国之一马其顿也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就开始发生纠纷。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对近在眼前的罗马迅速扩张和日益强大心存疑虑。公元前215年，腓力五世和正在蹂躏意大利的汉尼拔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但双方都无力支援对方，条约成了一纸空文。汉尼拔没有海军，没有舰队，腓力五世的舰队也无法与罗马舰队对抗。而罗马人又派人到希腊煽动反马其顿活动，使腓力五世自顾不暇。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为报复和打击马其顿，与中希腊的伊托利亚结成同盟。这是罗马人在希腊本土参与的第一个正式同盟。伊托利亚是希腊中部占支配地位的、正在发展为堪与马其顿相匹敌的力量。罗马企望通过结盟而在希腊拥有一个发展之地。

面对罗马人步步紧逼的令人恐惧的扩张，马其顿没能联合希腊诸王国来共同遏制罗马人。希腊三大王国相互间的频繁冲突，已使它们貌似强大，外强中干，实为强弩之末。而罗马却正处于急速扩张的上升时期。在面临罗马这样的强敌威胁的紧急关头，三国仍在为一己之私利而互相攻击。公元前203—前202年，腓力五世和塞琉古王国国王安蒂奥克三世结盟，乘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国王年幼之机，联合向埃及进攻，瓜分它的海外领土。埃及物产丰富，首府亚历山大里亚是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港和文化中心。因此，埃及也是贪婪的侵略者诱人的目标。但是，腓力和安蒂奥克这个以消灭埃及为目的的阴险结盟和联合行动，却使希腊诸城邦惊慌不安，害怕下一个进攻目标会落到自己头上。它们开始求助于罗马。带头的是两个二等国家罗得和帕加蒙。罗得是个岛国，是靠海外商业繁荣起来的共和国。帕加蒙是从塞琉古分离出来的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害怕腓力和安蒂奥克结盟。它们只有在这两个大国互相敌视疏远时，才能生存发展。因此，它们开始对腓力采取军事行动，并派使节向罗马请求支援。

接到罗得和帕加蒙的求援要求后，罗马元老院和森图里亚大会在是否答应给予支援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森图里亚大会考虑到刚刚和迦太基人打完仗，反对挑起又一场和希腊一个大国马其顿王国的战争，主张拒绝罗得和帕加蒙的要求。而元老院和贵族们却主张接受请求，支援罗得和帕加蒙，向腓力宣战。他们对腓力和安蒂奥克结盟，也和罗得和帕加蒙人一样，紧张不安。他们认为这一结盟是对罗马的威胁。这种恐惧和怀疑后来经常成为罗马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西方一些国家现在还保持了罗马这一传统。元老院最后决定，接受请求，向马其顿递交最后通牒。

罗马的最后通牒显示出罗马以地中海保护者自居的帝国主义面目。腓力根本没有做损害罗马人的事，罗马却蛮横地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给罗得和帕加蒙赔偿；今后不准有任何敌视希腊诸国的行动发生。这个最后通牒所提的要求令人吃惊。它实际上剥夺了马其顿制定任何对外政策的权利，就像剥夺迦太基这样的权利一样。罗马在这里把马其顿看作是它的被保护国了。对迦太基是这样，对伊利里亚也是这样。但迦太基和伊利里亚都是订的城下之盟。罗马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个主要的希腊国家，一个并没在战场上见高下的希腊强国，还是第一次。这表明，罗马认为，它已强大得只要愿意，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待任何国家了。

腓力五世，这位自视甚高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岂能容忍罗马以一个战胜国的姿态向他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样，公元前200年，在汉尼拔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年，罗马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罗马的扩张步伐加快了。这是罗马人在希腊土地上进行的第一场重要战争，是当时欧洲仅有的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

战争一开始，腓力五世就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希腊诸城邦不支持他，安蒂奥克则因忙于夺取埃及在小亚细亚的领土而无余力给他援助。他不得不独自抵抗罗马军队的进攻。最初两年，腓力靠自己杰出的指挥才能，尽力与罗马人周旋，避免与罗马军队进行决战。手持长矛的巨大马其顿方阵，较之由斯奇比奥训练出来的罗马军团，相形见绌。罗马军团配备有令人生畏的短剑，军团以分队编排，不停地移动，其灵活性是密集而又呆板的马其顿方阵所望尘莫及的。公元前197年，两军终于在库诺斯克法莱的山脊上展开了一场决战，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是年仅29岁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马其顿军队由腓力五世亲自指挥。结果马其顿军惨败。遭此重挫，马其顿无力再战，被迫与罗马签订了城下之盟。罗马考虑到腓力五世还有利用价值，便让他保留了马其顿国王王位，但让他放弃了小亚细亚、爱琴海和希腊的全部领土，交出舰队。就这样，亚历山大大帝的古王国成了罗马的又一附属国，下场和迦太基一样。不同的是罗马征服马其顿要比征服迦太基容易得多，付出的代价也少得多，这说明罗马比过去更强大了。

希腊诸城邦由于在这场战争中是罗马的盟友，罗马是为解救它们才对马其顿宣战的，因此，在大商业城市科林斯举行的地峡运动会上，弗拉米尼乌斯当众宣布，今后的希腊诸城市是自由的。弗拉米尼乌斯这样宣布，有对希腊文化崇敬的成分。他是如同斯奇比奥那样的新的崇尚希腊文化的罗马人。但他所说的自由，却不是希腊人所理解和所向往的完全独立自主，而只是希腊作为罗马的被保护者，享有一定的社会自治权利而已。然而，当时希腊人却为获得这样的自由而兴高采烈、欢呼歌唱。据说，希腊人庆贺他们获得解放所发出的震天动地的叫喊声，把鸟儿都吓住了。但是，希腊人的高兴为时极短，不久之后，他们就要为这种罗马所恩赐的自由而哀伤哭泣了。

当然，也有一些希腊人不高兴。罗马的同盟者伊托利亚同盟就感到很失望，因为，只有他们给了罗马实质性的援助，作为回报，罗马人却只给了他们一块微不足道的领土，他们不满了。公元前193年，他们转而投靠安蒂奥克，请求他率领塞琉古军队来希腊，推翻他们所说的罗马人的新专制。

伊托利亚人的邀请是条引火索，使罗马和塞琉古两国的矛盾激化了，冲突很快发展成战争。

罗马现在已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在地中海与它分庭抗礼了。安蒂奥克乘罗马人与腓力五世作战之机，不仅夺取了托勒密王国的小亚地区，还越海进入欧洲，夺取了色雷斯沿岸地带。罗马对安蒂奥克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早已忍无可忍了。罗马要求安蒂奥克从欧洲撤出去，作为回报，罗马答应不进入亚洲。罗马人这个要求显然对罗马有利，罗马人什么也没放弃，塞琉古却要放弃其欧洲部分。罗马显然已把欧洲和地中海看成是它的势力范围了，决不容他国染指。但这是罗马的一厢情愿，安蒂奥克不仅不答应退出欧洲，反而声称，他有权夺取曾经归他先人所有并理所当然属于东部地中海领导力量的塞琉古王国的领土。安蒂奥克在这里公然把自己看作是东地中海的老大，东地中海的事由他作主。罗马和塞琉古都以霸主自居，都要在地中海进行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塞琉古王国文物

令罗马人不能容忍的还有一件事，罗马人的死对头汉尼拔这时正在塞琉古宫廷。罗马人认为安蒂奥克收留汉尼拔是公然和罗马为敌。不过，罗马元老院还不想马上用战争来解决和安蒂奥克之间的矛盾，想通过谈判协商达到目的。安蒂奥克却没有罗马元老院这样的耐心，成功地侵占托勒密王国的小亚细亚和欧洲的领土刺激了他的扩张欲望，他不满足仅仅占有欧洲的一角，他要充当东地中海的真正领导力量，他要侵占希腊。伊托利亚人的邀请来得正是时候，给了他一个进军希腊、显示力量、进一步扩张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其实，安蒂奥克被扩张的欲望蒙住了眼睛，不能正确分析形势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看不出伊托利亚人的邀请对他来说不是机会，而是灾难，是陷阱。安蒂奥克毅然作出了接受邀请、出兵希腊的决定。公元前192年3月，安蒂奥克率兵越海在北希腊登陆，会合伊托利亚同盟的军队，向罗马宣战。罗马和腓力的战争结束仅5年，又开始了和地中海的另一强国塞琉古的战争。由于塞琉古的中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被称为“叙利亚战争”。

这是罗马和一个完全东方的，也就是说和一个亚洲国家的战争。在人口的数量上和领土的面积上，这时，塞琉古仍然多于和大于罗马。但在制度上，特别是在军队的组织装备和作战技术上，罗马却优于塞琉古。塞琉古不过是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的余晖，呈日落西山之势，而罗马却像冉冉升起的太阳，正蒸蒸日上。

安蒂奥克主动向罗马人挑衅发动这场战争是莽撞的、不明智的，公元前191年，两军在昔日希腊人拼死抵抗波斯人的温泉关进行了一场决战。安蒂奥克指挥的塞琉古军队被罗马军队重创，安蒂奥克也被一块飞石击中嘴巴，打落了牙齿。他们的军队在罗马军队的攻击下，纷纷退避，蜂拥地抢着逃出山口，结果，除被罗马人杀死的外，还有许多人掉入深渊和沼泽而死。温泉关一役后，安蒂奥克被迫撤离了希腊，但是，对他来说，厄运才刚开始。第二年，罗马海军又在小亚沿海打败了他的海军。这是罗马人对外部敌人的最后一次著名的海上胜利。它是罗马海军在地中海已成了无敌之师的标志。安蒂奥克终于按罗马的要求退回到亚洲。但罗马并没就此收兵，而是乘胜追击。率领罗马军队的名义上的统帅是执政官鲁西乌斯·科利尼乌斯·斯奇比奥，实际上，出谋划策的是以顾问身份随军出征的他的哥哥——阿非利加征服者斯奇比奥。公元前190年，安蒂奥克率领的波斯混合部队和罗马军团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马尼萨）进行了最后一次较量。对于安蒂奥克纠集的未加训练的军队而言，面对拥有两位杰出的斯奇比奥指挥官且具有最新战术的罗马军团是不幸的，取胜的希望几乎等于零。罗马军队首先突破了由穿戴重盔甲的波斯骑兵组成的安蒂奥克大军的左翼，被标枪惊吓的塞琉古战象转身向安蒂奥克的中央方阵猛冲，罗马军队随后攻击，塞琉古中央方阵溃散，士兵狼狈窜逃。

罗马取得的这场胜利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光辉的胜利，是一次在异域他乡取得的以少胜多的决定性胜利。安蒂奥克被彻底打垮了，再没力量继续作战了。据阿庇安《罗马史》所记载，安蒂奥克此役的损失，包括被俘的，估计有5万人之多，而罗马方面参战的全部军队也只有3万人。其实，罗马人获胜是必然的。罗马军队虽几换主帅，参战的队伍有多有少，作战的地方或陆地或海上，或近或远，或欧洲或亚洲，罗马都取得了胜利，安蒂奥克的军队好似不堪一击。这在某些方面要感谢安蒂奥克。

安蒂奥克志大才疏，腐败愚昧，却又贪得无厌。安蒂奥克过去曾因获得过多次胜利，扩大了领土，被人称为安蒂奥克大王。这使他目空一切，认为他可以不顾罗马人的态度而随心所欲地占领他想占领的地方。汉尼拔在他宫廷中，汉尼拔有和罗马人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也向安蒂奥克提出了一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他本可以听取汉尼拔的意见，但安蒂奥克害怕听汉尼拔的会显得自己不如汉尼拔而愚蠢地拒绝采纳，并让汉尼拔去指挥他从未指挥过的海军，结果可想而知，汉尼拔在海上并不能有所作为。安蒂奥克一再延误战机，入侵希腊后，年过50岁的他，却在战火纷飞、军务繁忙的情况下，悠闲地和当地的一个美丽少女谈情说爱，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和公众宴会，让他的军队整个冬季的时间都浪费在安闲奢侈的生活中，简直把这场战争当成了儿戏。退回亚洲后，他本可以立即向罗马议和，以便积蓄力量再战，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匆匆忙忙地纠集所有兵力作毫无把握的孤注一掷的决战。他是应希腊人之邀侵入希腊的，而大部分希腊人却站在罗马一边。罗马人的胜利是和他们的希腊盟友的支持分不开的。海战的胜利，罗得岛海军的参战起了重大作用，马格尼西亚的最后胜利，得力于帕加蒙的骑兵。

马格尼西亚战后，安蒂奥克不得不和罗马人签订城下之盟。塞琉古失去了在欧洲的所有领土和小亚细亚，并交付大量赔款。罗马人控制的地方自小亚细亚向东延伸到哈利斯河。塞琉古自此以后就再也不是一个地中海国家了。这样，在12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00—前189年）亚历山大后继者的三大王国中的两国马其顿和塞琉古就先后成了罗马的附属国了。

虽然马其顿和塞琉古成了罗马的附属国，但仍是独立国家，也仍是罗马心头之患。马其顿作为罗马与安蒂奥克作战的伙伴，甚至保持和改善了其政治、军事地位。腓力五世去世后，他的儿子珀休斯继承了王位，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加强对邻国的影响。这在罗马统治集团中引起了一种恐惧，他们担心马其顿复兴。因此，公元前171年，罗马借口珀休斯攻击了一些与罗马有友好关系的边界首领而向马其顿宣战，开始了又一场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前168年）。

一些希腊城邦虽也有反抗罗马之心，但迫于罗马的压力，不敢和马其顿站在一起，珀休斯基本上是孤军奋战。战争持续到第9年，双方主力在马其顿平原的皮纳德进行了决战。这是又一次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的对决。结果，珀休斯指挥的马其顿方阵没能挡住由罗马执政官波卢斯率领的罗马军团的攻击，全军溃散。珀休斯无路可走，只好投降。

这一次，珀休斯没有他父亲腓力五世那样幸运。罗马人对战败者的态度时宽时严，一般说，随着罗马力量的强大愈来愈严酷。腓力五世尚有利用价值，所以受到较宽容的对待，而珀休斯已没有利用价值了，罗马人已不需要他了。他被带到罗马，在波卢斯的凯旋式上被作为战利品向人们展示。珀休斯的所有军官都被逐出马其顿。罗马人把马其顿分成四个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一件在罗马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它标志着亚历山大帝国的三个大继承国之一的马其顿王国被罗马彻底毁灭了。罗马之所以没有把它直接纳入自己的版图，只是因为罗马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因此宁愿暂时充当这被一分为四的小国的保护者。

对那些支持珀休斯的希腊城邦，罗马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伊庇鲁斯和伊托利亚同盟诸城邦遭到奴役和大屠杀，希腊各城邦被勒令各送1000名人质去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就是人质之一。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由于罗马人的疯狂劫掠、屠杀，希腊丧失了它的全部居民的1/4。

然而，屠杀仍未能使马其顿和希腊完全屈服。公元前150年，马其顿有个叫安德里斯库斯的人，谎称自己是珀休斯之子，重新把马其顿联合在一起，取消共和制，恢复君主制。公元前148年，罗马出兵镇压了这一反罗马活动。这一次，罗马没有重新恢复自己原来建立的四个共和国，而是把马其顿直接并入罗马的版图内，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罗马行省——马其顿行省。这是罗马扩张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显示罗马在向东扩张过程中，已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保护者的角色了，它要把被征服地区直接并入自己的版图了。为了便于控制，罗马在这个新行省修建了一条大道——埃格纳提亚大道。这是罗马在东方修建的第一条重要道路。大道从亚得里亚海海滨一直通到爱琴海北边，它不仅把马其顿诸城市连接起来，还把马其顿和意大利连接在一起。

公元前146年，罗马对希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严酷的打击，由于科林斯人对罗马的专横作风不满，将罗马使者痛打了一顿。就因这点事，罗马歇斯底里大发作，派执政官麦米乌斯率4个军团沿马其顿南下，占领了科林斯。占领者按罗马政府的命令，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所有幸存的居民全被卖为奴隶，它丰富的艺术宝藏被装船运往罗马。这是希腊和地中海文明最古老、最杰出的中心之一，这个半世纪前希腊人还在这里庆贺并向宣布今后希腊诸城市都是自由的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欢呼的城市，就这样，被凶残的罗马人以令人发指的罪恶手段彻底毁掉了。亚细亚同盟被解散了，希腊诸城市都被并入马其顿行省。这就是罗马给要求独立自由的希腊人的最后答复。

希腊人完全不应该遭受这样的迫害。希腊人是罗马人的老师，罗马文明是在希腊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罗马人是从希腊人这里学会过文明生活的。希腊人不同于迦太基人，也并没有对罗马和罗马人造成什么伤害。罗马这样对待希腊，完全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方式。罗马真的把大量的希腊人卖为奴隶了。罗马如此惩罚希腊充分暴露了它极其丑陋的一面。同一年，迦太基也遭到了科林斯同样的命运。

迦太基在55年前被罗马打败后，在经济上不久就开始复兴了，但迦太基的复兴遭到了邻国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的阻挠和破坏。在罗马的支持下，他肆无忌惮地侵占迦太基的沿海殖民地和小麦产地。为了生存，公元前150年，迦太基被迫以武力抵抗马西尼萨。马西尼萨立即向罗马求助。早有彻底毁灭迦太基之心的罗马元老院，乘机以迦太基违背了不得到罗马同意不得进行任何战争的条款为由，向迦太基宣战。迦太基要求和谈。罗马人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迦太基走投无路，只好进行一场绝望的悲壮的抵抗。这是一场狼与羊的角斗。但迦太基人宁死不屈，所有的迦太基人，包括妇女和小孩都投入到这场拼死的战争中了。迦太基人全民奋战，坚持了4年，公元前146年，斯奇比奥·埃米利安努斯攻陷了迦太基城。城破之日50万迦太基人仅剩下5万。按罗马政府的命令，罗马人将所有幸存的迦太基人都卖为奴隶，将整个城市铲为平地，并用犁翻了一遍，再在地上撒上盐，以便使它永远成为荒芜的和被诅咒的地方。对迦太基的仇恨竟使罗马疯狂到如此地步！

罗马毁掉了迦太基城，采取了在马其顿和希腊同样的办法，将迦太基合并入罗马版图，不知罗马既要吞并迦太基，又为什么要毁掉其首府迦太基城！罗马在这里建立了非洲行省。非洲行省后来成了继西西里之后的罗马的主要粮仓。

公元前146年是个充满血腥味的年份。罗马人在这一年用丧失理智的疯狂手段同时毁掉了地中海东西两个文明古城。据说，攻占迦太基的罗马统帅斯奇比奥目睹迦太基被毁灭的惨象时，情不自禁地流泪痛哭，并顺口吟诵了一句荷马的诗句：“总有一天，我们神圣的特洛伊、普赖阿姆和持矛的普赖阿姆所统治的人民都会死亡。”当时在场的波里比阿问他，他所吟的诗是否有所指，斯奇比奥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他是指罗马。斯奇比奥是触景生情，想到自己的祖国将来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命运而伤心痛哭的。斯奇比奥不幸言中了，罗马帝国后来的确被暴力摧毁了，斯奇比奥在这里是害怕罗马的暴力会遭到天谴吧！整个地中海都在罗马的血腥暴力中战栗。罗马人就这样通过东征西讨成了地中海无可争议的主人。迦太基、马其顿、西班牙和希腊都被纳入罗马的版图，塞琉古被逐出了地中海。虽然，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仍是独立的，罗马却已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充当起它的保护者来了。罗马在皮纳德打败珀休斯之后不久，就派使者命令安蒂奥克三世的继承人安蒂奥克四世，从他占领的托勒密王国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撤回去。这件事证明埃及已是罗马的附属国，甚至要靠罗马来保护了。罗马成了整个地中海的霸王，正如罗马人自己所说的，地中海是“我们的海”，他们是多么自豪又是多么蛮横啊！

罗马用暴力征服并控制了地中海世界，成了地中海的霸主，罗马人胜利了。但在罗马东征西讨的同时，罗马社会、罗马人也在被外来文化渗透、侵入、影响，许多罗马人都为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心折和惊叹，尽管希腊城市被摧毁，许多希腊人被卖为奴隶，罗马仍然兴起了一股学习模仿希腊之风，这股风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就刮起了，这时，由于侵占了希腊，大量希腊艺术品流入罗马和许多罗马人去过希腊而达到了高潮。正如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作为征服者的罗马却被希腊文明所征服。希腊文明改造了罗马社会，改造了罗马人，改造了罗马人的生活和观念。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没有不被汉族文明所征服的，甚至有不少征服者还同化于被征服的汉族。

古罗马贵妇头像

罗马受希腊文明影响是从观念上开始的。罗马原是农业社会，整个意大利也是个农业社会。人们崇尚朴实无华的、毫无变化的生活，这和农业经济是一致的，豪华奢侈为国人所不容。布匿战争前，一位前执政官只因家里的银器超过10磅便遭到处罚。可见罗马人对奢侈何等深恶痛绝！罗马人原来的住房，都是以实用为目的，不追求外观的漂亮，没有任何装饰。但是，这种朴实无华的观念，随着侵略的不断扩大，财富的源源流入，随着罗马人东西征战而改变了。眼界开了，世面见得多了，一股追求奢侈豪华之风油然而起，吹遍了整个意大利。不少罗马人都亲眼目睹了希腊人，特别是希腊富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开始对原来朴实无华的生活不满了，心中滋长了要过类似生活的要求，就像一个乡下人进城以后，对城里人的生活充满羡慕之情，再也不愿过乡下人的生活了。同时，由于侵略扩张给罗马带来了大量财富，不少人发了战争财，罗马出现了一批富人，他们有条件过希腊富人那样的生活。国家有钱了，罗马开始出现一些由国家修建的壮丽的公共设施，如庙宇、剧场、竞技场等。罗马人有钱了，富人开始为自己修建豪华的、富有希腊情调的私人住宅。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出现了这样的建筑。希腊家庭的各种便利设备，诸如自来水、管道、浴池和卫生设备等，都被介绍到罗马。在讲究的家庭中，在富豪的家庭中，后来还安装起暖气管道，为主要的房间取暖，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供暖系统。厨房里配有漂亮的青铜器具，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普通家庭。

罗马的有钱人还以拥有希腊艺术品或希腊的家内物品为荣，就像今天我们中有些人以房间内有几张名人字画或外国玩意儿自夸一样。这甚至成为一时的时尚。源源不断地从东方掠夺来的大量艺术品和室内的精致物品满足了这种需要。罗马人侵入东方，就像八国联军闯进了圆明园一样，疯狂地进行掠夺抢劫。金银财宝之外，各种艺术珍品和室内用品是他们抢劫最多的东西，往往是一掠而空。有一位征服马其顿的指挥官回到罗马时竟带回250马车的雕像和绘画作品。一位击败伊托利亚的将军从那里带走了五百多件青铜和大理石雕像。小斯奇比奥摧毁迦太基后，从那里带回来的艺术品之多，竟使希腊雕刻作品泛滥于罗马街头。罗马官人的住房都用东方最精巧的家具、挂毯和地毯装饰起来。然而，虽然拥有希腊物品成了时尚，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罗马人并不懂希腊艺术品的价值。否则，就不会有科林斯这样的文明古城的毁灭。波里比阿说他在科林斯被毁灭时，亲眼目睹罗马士兵正在一幅古代名画上掷骰子。他们从墙上扯下这幅画，放在地上，就像这是一块破帆布似的。一位庞贝城的商人竟然用亚历山大驰骋疆场的绝世彩画装饰他的壁橱。根本不懂艺术为何物的罗马人除了自命同流外，怎么能欣赏希腊艺术品的美！

当然，罗马人不仅学习模仿希腊人的生活，虽然，这种模仿有点东施效颦，罗马人还热衷于希腊文学，学习希腊的教育方式。希腊的文学作品《奥德赛》被译成拉丁文，并被作为儿童教科书，其他希腊文学作品也被陆续介绍到罗马来。一些罗马人的生活中开始出现希腊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希腊式的学校也开始介绍到罗马。一些有文化的希腊奴隶获得自由、开办学校时，罗马人也将子女送入这些学校。罗马不重视学校教育，而只由父亲作为儿女主要教育者的传统在希腊人的影响下改变了。时间不长，罗马就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希腊教师，青年贵族开始师从他们，学习修辞和演讲，以便将来更有效地担任公共职务。希腊文学作品被介绍到罗马来，激发了罗马人的创作欲望，罗马开始出现诗人和作家，开始有了拉丁文的反映罗马人自己生活的戏剧作品和其他文学作品。希腊的影响不仅使罗马人生活舒适了，也文明起来了。

追求舒适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奢靡。财富的堆积为一些人追求奢侈生活创造了条件，也培养出一批追求时尚的花花公子和浪荡女人。古老的罗马家庭中简朴、纯洁和和谐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再了，即便以传统道德的维护者自居的加图也禁不住诱惑，偷偷地和一个已婚的年轻女奴同居，后来为了逃避别人指责，又把这女奴卖掉，并娶了一个比他儿子还年轻的姑娘为妻。奢侈淫欲的泛滥甚至使一些十分热衷希腊文化的人也感到无法接受，小斯奇比奥看到罗马儿童在希腊舞蹈学校里学跳一些带有淫秽色彩的不健康的舞蹈时，也感到痛苦和吃惊。听凭情欲恣意发泄的对巴克斯（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和祭礼——酒神节，也在全意大利广泛蔓延。酒神节成了人们突破习俗的禁忌，进行放纵的、无拘束的狂欢的集会，成了人们发泄感情的集会，以致罗马政府认为这种崇拜是性道德败坏，是罪恶和公众骚乱的集中点，而下令禁止5人以上的人在一起庆祝酒神节。

庆祝酒神节

奢侈淫靡的生活是和财富连在一起的。没有大量的挥霍不尽的财富，就不可能有奢侈淫靡的生活。因此，追求财富、集敛钱财就成了一些人的生活目的。随着罗马国家疆域的日益扩大，罗马城不仅成了地中海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这为某些人集敛钱财创造了条件。罗马人过去以经营农业为最高尚的职业，贵族除经营农业外不准从事其他行业。担任公职不是为捞钱，而是尽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有治理国事才能的人，理所当然地应出任官职。他们担任官职没任何薪水，还要用自己的钱支付一些必要的费用，即使是执政官，也常常将自己的家当成办公室，与他的助手和会计一起在家里处理政府事务。

但是现在不同了。除了观念的变化外，还有两点不同：一是竞选官职要用大量的钱进行贿赂；二是他们谋取罗马官职，特别是执政官的目的是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卸任后可以外任一个行省的总督。这成了惯例。这个总督职位完全是东方式的，是集权的、独裁的。他可以任意在行省横征暴敛。中国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钱”之说，罗马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总督第一年赚到的钱，足够偿还谋取职位时付出的贿赂款项，第二年赚到的钱，足够将来支付因渎职而受审需送给陪审官的贿赂款项，第三年赚到的钱，足够他卸任后过豪华生活。这样，每一个退职的总督返回罗马时，都已不再是以前那个过着俭朴生活的罗马公民了，而是奴仆成群的、过着王子般生活的富豪了。

除了担任总督外，罗马贵族还有其他的敛财手段。贵族虽不能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活动，但他可以把那些“低贱”而又赚钱的业务委托给雇佣的代理人或委托给可以信赖的奴隶去处理。有些贵族还从事律师工作，罗马的律师是免费工作的，但可以接受礼品，这就使律师成了大有利可图的职业了。

愈有钱就愈追求钱，贵族和富人比平民和穷人追求钱财、追求享受的欲望要强烈得多。监察官加图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给人的印象是道貌岸然，是传统道德的维护者，但他在晚年却绞尽脑汁设法赚钱。他对农业很有兴趣，却因农业无利可图，便将资金全投入稳妥可靠的利又大的商业。他老谋深算地购进，按他自己的话说，朱庇特也毁坏不了的池塘、温泉、可进行漂洗工作的地段、沥青工厂、带有天然牧场和森林的土地，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还以最不光彩的方式放债。为了能安稳地把本利收回，他让借款的人以50人或50条船集合为一个借钱个体。他还经常借钱给需要钱的奴隶，让他们用这些钱去买进小孩，在加图家中进行训练和教育，一年后再以高价将这些孩子卖出。这个加图就是这样一个吸血鬼式的人物。

道德败坏、奢侈成风、贿赂无所不在当然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逐渐演变的。比这影响更大的是罗马社会的分化，贫富的两极化。在一个人人追求钱财的社会这是必然的。

战争和赋税使农民纷纷破产了。那种由一家一户经营的小农场，那种全家共同勤劳耕作、自给自足的幸福生活如秋风扫落叶似的被战争摧毁了。汉尼拔入侵使意大利南部荒无人烟，中部虽好些，也遭到沉重的打击。长期战争，使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家中的父亲和长子往往离开家乡，长年征战在外。这些既要经营农庄又要长年服兵役的农民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过惯了军旅生活，回到故里后，对农庄的单调生活极不习惯，感到厌烦乏味，往往又回到军团，追随自己崇拜的将领，四处征战掠夺，犹如职业兵。家中的小农庄则由于没有劳力而荒芜破败。二是不少士兵返乡后，发现自己已无家可归，原来自家的农场已被卖出抵债，成了城里富人大庄园的一部分，他的亲朋和邻居也不见踪影。他们如不愿再回到军团去，便只好流浪到罗马城，成为罗马的无产者，靠政府的救济生活。这样的生活也还可以，不仅有饭吃，还时常有角斗和马戏可看。罗马的无产者，由于拥有公民权，有选举权，因而是那些想登上高位者争取的对象。马克思在分析罗马无产者和近代无产阶级的区别时说：“罗马的无产阶级是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靠无产阶级过活。”三是有些士兵的小农场仍然维持着，他们回乡后也愿意和家人一起留在农庄，像父辈那样春耕秋收，经营农场。然而，时间不长，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无法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家糊口。他们的农场无法与由奴隶耕种的大庄园竞争，而源源不断从非洲行省、埃及等地输入的谷物，又使种粮无利可图。他们只能不断借债，直至最终不得不卖掉农场，流落到罗马城，加入成千上万靠政府救济为生的无产者行列。当然，在连续的无休止的对外战争中，还有大量的意大利、罗马士兵战死疆场，侥幸生还的还有一些人带回疟疾，使一些地区成了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小农的萎缩，自由民的减少，是对外战争所引起的罗马社会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它实际上摧毁了罗马共和制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马在征服地中海时，也在消灭罗马的共和制。

然而，战争却使贵族、富人愈来愈富了。一是他们从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例如，公元前168年，皮纳德一役获胜后，罗马指挥官在3天中就掠取了250车掠夺物和300顶金制王冠。除掠夺物外，还有大量赔款。这些新的财富大都落入元老院贵族手中。二是侵占公有地和购买或强占农民土地。侵略战争侵占了大量土地，除一部分安置军事性农业移民外，其余的都成了公有地。这部分公有地大都落在了富人手中。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富人占领了这种没有分配的土地（公有地）的较大部分，并且由于长期侵占，认为不会再从他们手里收回这种土地，于是他们就开始把相邻的农民的土地也并到自己的地产里，一部分是用钱买的，一部分则是靠强力夺取的。”因此，他们最后所拥有的已经不是不大的农庄而是巨大的地产了。大地产的出现是和小农庄衰落同步的。三是这些富人在他们的大地产上广泛使用奴隶劳动，这也使他们愈来愈富。奴隶制的高度发达也是对外掠夺战争和大地产发展的结果。大地产需要大量的奴隶来充当劳力，而对外战争则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早在公元前396年，罗马攻陷伊特拉斯坎人的维爱城，就曾把全城居民都卖为奴隶；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占领西西里的阿格里琴托，曾把2.5万名俘虏卖为奴隶；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公元前204年，罗马攻陷塔林敦，把居民3万人卖为奴隶；公元前167年，罗马摧毁伊庇鲁断地区各城市，把15万居民卖为奴隶；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5万居民全被卖为奴隶；同一年，希腊城市科林斯全部居民也被卖为奴隶。罗马对外战争，除掠夺土地和财富，就是为罗马提供奴隶来源，把战俘和侵占地居民卖为奴隶，成为罗马的传统或惯例，罗马人将其征服的迦太基、西班牙、高卢、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大批战俘带回罗马，卖为奴隶。这不仅满足了大庄园主对劳力的需要，也满足了罗马富豪过奢侈生活的需要。一个普通劳动力可卖到300元，一位会弹琴的年轻姑娘则可卖到1000元。奴隶买卖本身也可大赚其钱。

米开朗琪罗《被缚的奴隶》

意大利的大庄园都使用奴隶劳动。这些奴隶不管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都被作为牲口对待，要被烙铁烙上永久性记号。据加图的《农业志》记载，奴隶吃的仅能维持生命，穿的一年只有一件紧身衣，两年才有一件短斗篷。旧衣服还要收回去，以便用来缝制破布拼成的褥子。奴隶每天都要劳动，除了睡觉，就是干活，不准和外界有任何接触。年老和生病的奴隶，就设法卖掉，以免增加负担。这种对奴隶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使大农庄获得大量利润。

对外侵略战争还使罗马形成了一个新的富人阶层——骑士。所谓骑士原来指在骑兵中服役的富人。到公元前2世纪，经营金融、商业、放高利贷和承包行省税收的富人都被称为骑士。他们有别于只经营农业的贵族。骑士事实上是新兴的贵族阶层，但不同于元老贵族，他们被元老贵族看不起。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显赫的门第，出身不高贵，属于暴富一族，而且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是贵族不齿于干的“残业”，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公元前1世纪，出身骑士的西塞罗还仍然认为税吏及高利贷商人是可憎的职业。

不过，随着罗马称霸地中海，骑士愈来愈富，愈来愈活跃。他们不仅从战争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他们的商业活动也由于罗马成了地中海的中心而遍及整个地中海。他们还承包行省的税收。罗马行省的税收是包给收税人办理的。承包人大都是骑士。他们承包某个行省的税收后，提前把全部税款交给国库，然后再向行省勒索比上缴国库要多得多的税款，从中取得暴利。包税人还有权将不能向他们缴税的居民变卖为奴隶。社会公共事业也包给各种承包商。放高利贷也是骑士所从事的一项十分发达的活动。高利贷的利息高达40%—50%。包税、包工和放高利贷，在东方各行省特别普遍。就这样，通过经营商业、包税和放高利贷，一些骑士逐渐成为商业金融贵族，他们的经济实力是谁也不能忽视的。有些没落的元老贵族也求助于他们，向他们借钱。骑士的经济地位虽高，政治地位却无法与贵族相提并论。他们对这种情况是不满的，他们不甘心屈居于贵族之下。

罗马国家的疆域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罗马掌权的，控制这庞大世界的，仍是罗马元老院，是罗马元老院中人数有限的元老，而起核心作用的，只是几家豪门大族。公元前167年，一位小亚细亚的小国国王走进罗马元老院，立即匍匐在地喊道：“致敬，救世的诸神！”他的话虽充满东方君主政体的色彩，是阿谀之词，但也道出了在东方人的眼中，统治罗马世界的就是像神一样的元老院元老这样一个事实。元老院的权力随着罗马的扩张，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大了。森图里亚大会等公民大会虽仍存在，一般情况下，都和元老院保持一致，为元老院所控制。高级官吏虽仍由推举产生，能当选执政官的却大都是出身豪门贵族家庭的人，没有执政官先人的“新人”是很难当选高级官吏的。

罗马政府是由一个属于不到20个家族的大约2000人组成的封闭俱乐部般的集团管理的。斯奇比奥家族就是这种制度的狭隘基础的一个生动例子。在不到100年的时间，这个家族的成员就获得了不少于23个执政官的职位。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46年，共有108位执政官，其中100位都是出身于罗马的豪门世族，“新人”只有8个。元老院权力的加强还由于罗马人已习惯了由他们来控制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于一个拥有整个地中海的共和国来说，这个统治集团太狭隘了，而要实行帝制则人数又太多了。总之，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罗马社会变了，旧貌换新颜了。罗马成了地中海的霸主，罗马城成了地中海的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之一。希腊文化开始深深地渗入到罗马人的生活中，罗马人开始告别俭朴、纯洁、和谐的农民生活，发了战争财的富豪开始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人欲横流，传统道德开始被破坏。战争使穷人更穷了，农民大量死亡、破产或流落到城里，成了靠政府救济的无产者。共和国的基础动摇了，被破坏了。富人更富了，贵族靠奴隶劳动经营大庄园、大地产，骑士靠经营工商业、包税和放高利贷大发横财，贫富的急剧分化，使社会弥漫着紧张和不满。山雨欲来风满楼，共和国的表面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基础已在腐烂。

共和国的统治基础在罗马国家日益扩大中日渐削弱。控制和掌握共和国这条巨船的舵手仍是罗马不到20个豪门家族，公民大会徒有虚名，而且大多数居住于边远地区的公民实际上无法履行参政权，公民大会、公民参政权，这些曾令罗马人自豪的东西，现在开始成为可笑的摆设。在布匿战争时，罗马公民已有30万人，公元前100年左右，则超过了90万人，而能参与公民大会的则只有居住在罗马城里及其附近的几万居民，其中除贵族外，很多都是靠政府救济的无产者，他们不是依附于这个富豪，就是依附于那个富豪。广大的人数众多的行省居民没有任何公民权。公民大会已失去它原来的作用，已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了。曾经使罗马强大的共和制度，由于罗马的强大而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实际上，这时的罗马共和制，严格说，是一种帝国共和制，是一种由少数寡头统治的帝国，是没有皇帝的帝国。它正在向帝制过渡。

公元前2世纪，罗马在对外战争获得极大成功之同时，内部却陷入深刻的危机中。许多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群体，成了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小农的衰落，使罗马兵源出现了问题，军队的战斗激情消失，战斗力下降。罗马军队在镇压西班牙人民的反抗中，开始显露出其惊人的无能，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虐待使奴隶不断进行反抗，甚至掀起大规模的起义，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意大利盟友的不满日益增强，他们过去对自己是次等公民，只有半拉子公民权，还能容忍，现在则无法忍受了。这种不满不是要享有参政权，而是要参与分配罗马对外扩张的胜利果实。行省人民的不满更加强烈，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下苦不堪言。罗马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行省的办法。行省人民不仅没有公民权，而且受到集权的俨然是国王一样的行省总督的任意盘剥压榨。庞大的罗马国家各种矛盾都在激化。

要把共和制度维持下去，核心问题是要给农民土地，让农民回到农村去。这是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赫·乔·韦尔斯所说的，把人从田地转移到市镇比使他们返回到吃力而简单的农业生活常规中去容易得多。问题还不只是农民不愿返回农村，主要是农民在农村无地可种，因为富人不会轻易让出其占有的公有地。这是个共和制罗马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制就难逃崩溃的命运。

公元前134年，也就是在迦太基和科林斯被罗马人毁灭后的第12年，罗马出现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3—前132年）。罗马城中要求他出来领导进行土地改革的舆论和呼声日益高涨，柱廊上、墙上、碑石上都写满了呼吁提比略“为穷人恢复土地”的文告。在群众的拥戴下，提比略挺身而出，竞选公元前133年的保民官并顺利当选。随着他的当选，一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改革开始了。

提比略·格拉古出身最高层的豪门贵族之家，他的父亲老格拉古是阿非利加征服者斯奇比奥的女婿，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官职。他的母亲科尔涅利亚，美貌贤淑，丈夫死后，拒绝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的求婚，悉心教子。她聘请有名的希腊学者做孩子的家庭教师。提比略和他的弟弟盖约从小就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普鲁塔克称赞他兄弟俩“勇敢、克己、阔达、善辩以及气宇豪迈”。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他们良好的道德和文化修养使他们在罗马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令人感动的悲壮话剧。

格拉古兄弟像

公元前133年12月10日，提比略就任保民官。这时的保民官恢复了其早年的某些权力，他们坚持不同于元老院意见的提议，往往受到赞同和支持。提比略一上任就提出了一项土地法案。法案限制公有地占有份额，超出的要交出来，再分成小块分给来自罗马的贫穷公民。土地分配由每年选举一次的三人委员会主持办理。提比略将他的土地法案提交给公民大会表决。在公民大会上，提比略发表了诚挚动人的演说，呼吁人民支持他的法案。他说：“漫游在意大利的野兽，个个还有洞穴藏身，但是那些为意大利奋身作战、不惜一死的人，却除空气和阳光外，一无所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挈子，到处流浪。那些身为统帅的人，鼓励士兵们为保卫祖宗坟墓而战，这句话不过是说谎，因为在士兵中，没有一个有世代相传的祭坛。在这么多的罗马人中，没有一个有祖先的茔穴。他们在作战时出生入死，都只为了保全别人的豪华享乐。他们虽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是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听众很受感动，纷纷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然而，尽管提比略的土地法案得到民众的欢迎，内容上又和过去的李锡尼乌斯、塞克斯蒂乌斯法案大体相同，实施法案的措施又异常温和，对于多占公有地、犯法自肥的贵族，既不惩办也不课罚，收回多占部分还偿付地份，却仍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他们唆使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行使否决权（按照传统惯例，否决权可使肯定的建议无效），命令书记官不要宣读提比略的法案。法案无法交付公民大会表决，提比略的态度却愈加坚定和强硬起来，他进而命令地主无代价地交出违法侵占的土地。他封闭国库，禁止所有行政官员在法案表决前处理公务。他把问题提交元老院裁决，但在元老院，提比略并没得到支持，反而遭到元老院里的大庄园主的谴责。提比略只好再召集公民大会。在会上，他提出了违反人民利益的保民官能否继续任职的问题。表决中，提比略劝告奥克塔维乌斯不要再行使否决权，不要阻碍一项最有正义、对全意大利最有益的工作，不要破坏人民以这样的热忱所怀抱着的愿望，身为保民官，应当有和人民一样的愿望。但奥克塔维乌斯听不进提比略的话，对他苦口婆心的劝告，无动于衷，不肯让步。公民大会最后通过了罢黜奥克塔维乌斯职务的决议。一个保民官任期未满而被罢黜、被免职，这在罗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会选举了一位新的保民官取代他。没有了奥克塔维乌斯的阻挠，土地法案顺利通过了。大会还选出了一个由提比略、他的兄弟盖约和他的岳父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组成的分配土地三人委员会。

但是，三人委员会实施土地分配法案十分困难。这一方面是公有土地情况年久失察，地主化公为私，多方隐瞒。一些农民一无所有，即使分得土地，也无力置备生产工具、种子等生产用具，仍无法进行耕作，有等于无。另一方面，元老院的反对者从中多方破坏，阻止法案的实施。他们拒不批准拨给提比略必要的经费，唆使一些人指控提比略罢黜奥克塔维乌斯侵犯了保民官神圣的权力。法案虽通过了，法案的实施却困难重重。

这个时候，也就是公元前137年夏，帕加蒙国王阿塔罗斯去世了。这位远在亚洲的罗马附属国国王的去世本来和罗马发生的斗争没什么关系，但这位国王却立了一个奇特的遗嘱，将他的王国赠给罗马。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奇事。帕加蒙是与罗马结盟的国家，并没受到侵犯。谁也不知道这位去世的老国王用意何在。这一遗嘱使罗马得到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这笔意外之财立即在罗马引起了激烈的争夺。提比略正为缺少实施法案的资金而发愁，主张将阿塔罗斯的金库作为贫穷农民的补助基金，同时将帕加蒙城的处理权交给公民大会。反对派不愿这笔钱落入提比略手中，诬称帕加蒙使者给提比略带来了去世老国王的冠带，提比略有称王的野心。

提比略保民官的一年任期很快就到了，为了不使他的法案半途而废，他决定竞选下一年度的保民官。这一做法不合法，但民众拥护提比略，特别是乡村的农民，他们把提比略看作是他们真正的保护人；而反对派则以连任保民官违法为借口，大造提比略要篡政的舆论，寻衅闹事。选举日这一天，许多乡村农民携带武器来到罗马城，支持提比略。民众集会于卡皮托林山广场，准备开会，但遭到反对派破坏，会议被迫中止。第二天，会议又在原地开始。元老院的元老则聚会于卡皮托林山忠诚女神庙，策划谋杀提比略。正当公民大会开会时，一伙元老率领他们的门客和奴隶，以大头棒子和板凳腿为武器，狂呼乱叫，冲进会场，见拥护提比略的人就打。一场混战，提比略三百多名拥护者被杀死，提比略被两个元老用一条破板凳活活打死。这是一场对改革者的屠杀。提比略等被残杀者的尸体，不让他们的亲人领回，而全都被投入台伯河。对其他侥幸没死的改革派人士也不放过，大肆迫害，或放逐或处死，有的甚至被关进放有毒蛇的笼子里折磨而死。

这一场流血冲突是个象征，它说明罗马共和制已经无法通过和平的或法律的措施和手段，解决它所面临的严重内部矛盾了。法律在暴力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毫无约束力，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性和公民大会的权威被公然践踏。在暴力肆虐中，公民已无人身权利可言。这一流血事件实际上已破坏了共和制的法律基础，拉开了长达百年的内战或革命时期（公元前133—前31年）的序幕。

元老们对改革派的疯狂迫害激起了公愤。迫害活动被迫停止了，杀害提比略的主要凶手也逃到海外去了。

提比略死后十年，他的弟弟盖约当选为公元前123年的保民官，任满后，他做了他哥哥想做而没做到的事，又连任了第二年的保民官。他在两任保民官任期内，不仅继续为实施他哥哥的土地法案而斗争，尽力为没有土地的农民争取土地，还极力拉拢骑士阶层来削弱元老的势力，他把帕加蒙去世国王遗赠给罗马的帕加蒙地区税收承包给骑士。他设立了专门由骑士组成的法庭，负责审判元老院任命的罗马诸行省的贪官污吏，对他们绳之以法，从而增大了骑士的权力和影响。骑士法庭的设立，可以说，是独立于元老之外的另一重要统治阶层骑士阶层开始形成的标志。骑士阶层和元老贵族的矛盾是造成内战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

盖约还提出了一项廉价供应小麦的法案来维护城市平民的利益。这项法案规定以政府的补助来保证法案的实施。盖约的这一措施是学习希腊人的，希腊不少城邦一贯是这样做的。但这一法案却遭到罗马贵族的反对。为了给无地的农民提供土地，盖约提出了在诸如塔林敦、卡普亚和迦太基等中心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法案。对于罗马人来说，在迦太基这样的地方建立殖民地，还是第一次。过去，罗马殖民地或拉丁殖民地都在意大利，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是希腊人的做法，保守的罗马人不愿离故土太远。

盖约还提出给所有的拉丁人罗马公民权，给其他的意大利人拉丁公民权和给地方城市官员罗马公民权的提案。这是一项充分显示盖约政治家风度的提案，可以增强和扩大罗马的统治基础。盖约的提案可以平息罗马的拉丁和意大利同盟或附属同盟者对自己所处地位的强烈不满，并争取到他们对土地法案的支持。实际上，拉丁同盟者早就应得到这样的权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拉丁同盟者起了巨大作用，那时就应给他们罗马公民权，但元老院出于狭隘的本阶级利益考虑，觉得给那些住得太远的人公民权，无法控制其选举，而没有授给拉丁同盟者罗马公民权，在随后的年代里甚至不断侵犯他们本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从而使同盟者的不满愈来愈强烈。他们觉得罗马人已不是他们的保护者了，他们需要其他的保护者。

盖约扩大公民权授予范围的提案不仅遭到了元老院的激烈反对，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罗马人也不满意。他们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权利。结果，像他哥哥改革时一样，公元前121年，改革又导致了一场暴乱，一场比公元前132年杀了提比略的暴力行为更大的暴力行动。盖约的三千多名支持者被那些以“法律和秩序”维护者自居的暴徒屠杀在罗马街头。盖约带着一个奴隶逃过了台伯河，为了不落入追捕者手中，他让他的奴隶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他的头被送到元老院时，送头的人被奖予和头同样重的金子。

杀害盖约和他的支持者的命令是元老院下的。元老院过去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它名义上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它的威信和权力来自于组成元老院的元老的个人威信和经验，而不是直接以元老院的名义发号施令。元老院发布杀害盖约的命令开了一个先例，在随后内乱频繁的年代里，这种被称为“元老院最终法令”的法令，成为随意地、非法地镇压对立派的武器，成为罗马国家的一种背离传统的、虽称为法令却并不那么合法的必要手段。“元老院最终法令”的出现，说明元老院不仅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成了高于公民大会的权力机构，因为它竟能公然以自己的名义下令杀害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享有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保民官了。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最终失败了，这失败不仅是指他们因改革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而且是指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法案完全落空了，尽管由于平民的支持，土地委员会仍继续工作。他们的失败，一方面说明通过改革，也就是通过和平的方法已很难解决罗马的内部矛盾了；另一方面也说明罗马的内部矛盾所导致的对立两派已开始势不两立了。过去，罗马公民只在对外战争中流血，现在，罗马公民开始在内乱中互相残杀，大量流血了。格拉古改革宣布了罗马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宣布了长达百年的内战的开始。共和制在内战中崩溃，帝制将在内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还说明，传统的依靠选民的支持、公民大会的支持来实现某种主张和达到某种目的的道路已走不通了。选民的支持是不稳定的，要在每次公民大会上都获得选民的支持也是很不容易的。格拉古兄弟的主要支持者是乡村的农民，而农民由于农事繁忙又住在城外，有时就抽不出时间参加重要的公民大会。这更增加了选民支持的不稳定性。

罗马需要领袖。格拉古兄弟的行动显示了一种群众领袖的行事风格，他们不顾共和国寡头统治的传统，避开元老院而直接呼吁选民的支持。他们是以群众领袖的面目推行他们的主张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坚强稳定的支持者，尽管他们有成为群众领袖的才能，却无法成为罗马所需要的领袖。他们的失败说明，公民、公民大会已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的传统力量的基础上产生不了领袖。领袖也不能依靠这样的传统力量。他们必须依靠新的更强大、更稳定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正在出现，它就是军队，不同于公民军的新式军队。在这种军队的基础上，在随后的年代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领袖人物，他们将在罗马呼风唤雨，控制一切。但他们已不是格拉古兄弟这样的民事领袖，而是军事领袖、军事统帅。军队统率权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和过去军事统率权只是诸如执政官这样的行政官员的从属权力不一样，军队统率权将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并最终成为高居于行政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随着军队统率权作用的增大，个人权力在罗马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一个新的时代，军事统帅的时代，即将到来，一切传统力量都将屈服于军事统帅的暴力之下。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已陷入危机的共和制，他们的土改法案不过是要恢复自耕农，使共和国有足够的兵源。提比略曾在罗马西班牙军团服役，深知罗马军团战斗力正在衰退。恢复自耕农是解决罗马军团衰落的根本方法，结果失败了。格拉古兄弟的失败说明共和制已无可救药了，公民兵制也实行不下去了。其实不同于公民兵制的新兵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就出现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标志罗马只有用新的兵制来取代公民兵制了。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失败后，元老院的权力加强了。公元前111年，罗马通过了一个允许出卖份地的法案。一些农民分得的土地最终又落入大地产者手中。贵族派和民主派的斗争也日益激烈。贵族派以元老贵族为首，民主派则以失去土地、破产和无业的平民为主力。不过，这种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中所显示的对立的两派，还不能和近现代的政治派别或政党相提并论。它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固定的阶级属性。骑士有时和贵族勾结，有时又和平民联合，盖约就曾与骑士合作，一切都受当时利益的驱使，在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也发动和武装奴隶与对立派斗争。同时，古老的更换制度，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个人联姻、庇护关系以及传统的爱好和习惯也仍在起作用。贵族派与民主派的斗争，在盖约死后不到10年，在朱古达战争时期（公元前111—前105年），又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公元前118年，罗马非洲行省的近邻、昔日和迦太基作战的盟友、被保护国努米底亚王国的老国王死了，按照罗马的安排，他的两个儿子瓜分了这个王国。其中一个叫朱古达，曾在罗马统帅小斯奇比奥麾下服务，在西班牙立有战功，是个非常能干的军人。他对于自己只得到王国的西邻不满意，出兵占领了整个努米底亚，并把在努米底亚的为当地人所愤恨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高利贷者全都杀了。虽然有不少元老接受了朱古达的贿赂，不想追究，但在民主派的强烈要求下，公元前111年，元老院向朱古达宣战。

战争一开始，罗马共和国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腐败就暴露无遗。朱古达之所以敢公然向罗马挑衅，除了贪婪之外，也是看穿了罗马统治者的无能。他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在罗马，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买到的，钱能通神。”他甚至这样说：“如果我能找到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卖出去。”朱古达的话既显示他十分蔑视罗马，也说明罗马已腐败到何种程度！元老院里那些把金钱看得比公道还重的人占了上风，他们接受朱古达的贿赂，尽力包庇纵容他。派到前线率兵与朱古达作战的司令官也接受了朱古达大量贿赂，有意不尽力作战，因而屡遭失败。

前线的失败，使罗马的平民和骑士十分不满。平民害怕这位被称为“沙漠之狮”的朱古达，会成为另一位汉尼拔，骑士则因为他们在国外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受到损害。当然，战争的拖延和失利，受打击最大的是平民。平民和骑士对贵族将领已完全丧失了信心。公元前107年，他们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措施，选举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前86年）为前107年的执政官，并授予他在北非指挥作战的全权。

马略是一个出身地道农民的“新人”，没有担任过任何高级官职的先人，少年是在乡村度过的，没受什么教育。成年后，投身行伍，因作战勇敢，能吃苦耐劳，受到统帅赏识，得以步步高升，担任过参将和军队财务官。后来，马略转入政界，公元前119年当选为保民官，接着，又先后担任过行政长官和西班牙行省总督。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马略才得以跻身骑士行列，并与古老的贵族世家联姻，娶了恺撒的姑母尤利娅。朱古达战争期间，马略在军中任副将。在战争迟迟不能结束的情况下，马略利用自己的威信，营造了只有他才能胜利结束这场战争的舆论。他渴望担任执政官，全权指挥北非战争。按罗马的传统和惯例，马略的这种愿望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奢望。过去从没有一位“新人”，会由于其勋业而出名或显赫，人们认为他没有资格担任执政官。让这样一位“新人”任执政官好像会玷污这一职位，执政官职位一直在贵族中传来传去。但马略对这种传统不屑一顾，毅然向统帅请假，回罗马竞选公元前107年的执政官。尽管元老院不愿意，在平民和骑士的热情支持下，马略还是在公民大会上成功地当选了。马略这位“新人”在元老院的反对下当选为执政官意味着罗马的寡头统治快要寿终正寝了。

马略一就任执政官和北非罗马军队的统帅，立即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他一反旧制，放弃了早已难以执行的对兵役财产资格的规定，改征兵制为募兵制。规定凡是志愿而又符合服役条件的公民（无财产的公民也包括在内）都可以应募入伍，士兵入伍后，必须服役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养，并发给薪饷和武器，老兵退役后，还分给份地。这一军事改革，不仅解决了罗马的兵源问题，而且使平民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也和服兵役结合在一起了。马略军事改革的某些内容，虽然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就开始出现了，但在马略改革以前，都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而且大都是统帅的个人行为，征兵制的各项规定并没废除。马略的改革从法律上把传统的征兵制度和兵农合一的制度彻底废除了，或者说，把早已存在，但不那么合法的募兵从法律上加以肯定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实际上铲除了罗马共和制的基础，为罗马从共和帝国过渡到军事帝国创造了条件，为帝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当然，马略的本意并不是要破坏共和制的基础，他改革的目的是军事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他的目的是要扩大兵源，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这一点上，他的目的其实和格拉古兄弟是相同的，只是采用了不同的途径而已。格拉古是要恢复过去的公民兵制，增强有土地的公民数量和把公民权扩大到拉丁人和意大利人。而马略则是在看到募兵取代征兵成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干脆把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取消服兵役的财产资格限制。格拉古兄弟是逆流而上，马略则是顺势而下。

由于马略的改革，军队得到大量补充。作为北非罗马军队的统帅，马略狠抓了军队的训练，使军队适应北非酷热缺水的环境。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战场上便连连获胜，使朱古达陷入困境。公元前105年，朱古达被马略的副将苏拉活捉，朱古达战争宣告结束。

北非战事结束后，马略又转战高卢地区。早在朱古达战争尚未结束时，罗马北部的边境就遭到两股日耳曼部族辛布赖人和特乌托涅斯人的严重威胁。这两股日耳曼人原来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由于人口过剩的压力和海上民族的侵袭，被迫离开故土南下。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和西边几次打败罗马军队。公元前105年，由两个无能的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队遭受了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军事灾难。八万多罗马士兵被辛布赖人歼灭于阿拉乌西奥（奥伦治）。消息传到罗马，朝野震惊。危急关头，人们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尚在北非指挥作战的马略身上。公民大会不顾法律传统，推选他为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委托他管理高卢行省，抗击日耳曼人的入侵。

日耳曼人重创罗马军队后，没有敢乘胜侵入意大利，而是转向西班牙运动。这给了马略准备时间。为了让马略有打败日耳曼人的充足时间，公民大会连续3年选举他为执政官。公元前102年，马略在阿克维塞克斯提埃的一场血腥、惨烈的战斗中，打垮了特乌托涅斯人。战前，马略的军队隐藏在这里的高地上，特乌托涅斯人不知有埋伏，没做好战斗准备，遭到马略军队从背后发动的突然进攻，措手不及，全军覆没，被俘和被杀的各有10万人之多。第二年，在意大利北部费拉拉附近的罗迪伊，马略又大败辛布赖人，歼敌6.5万人。这两股日耳曼人的威胁就这样结束了。

马略在和日耳曼人作战期间，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后，由于武器装备由国家统一配给，规格、式样统一，因而更利于军队进行长期的正规训练。武器也改进了，投枪和投矛都装了木铆钉，在冲击力下就折断，以便使敌人无法把它掷回来。马略特别重视平时军队的训练，为迎击日耳曼人，他让士兵背负行囊，长途行军，为保证供应，他组织军队修建运河。马略还改变了罗马军队传统的队形排列，扩大了战术单位。他用力量集中的较大的步兵队取代了原来力量较为分散的支队，每一个步兵队包括6个规定了必要连续性等级的百人队。每个军团的人数由4200人增加到6000人。这支经过马略严格训练和改造了的军队在和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发挥了威力。

战胜日耳曼人，使马略的个人事业达到了顶峰。马略军事上的成功是和他的军事改革分不开的。由于军事改革，罗马有了一支和过去不同的、兵源较充足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结束朱古达战争和击溃日耳曼人靠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

当然，马略军事上的成功也是和他个人在治军和指挥方面的才能分不开的。他治军严厉，大力纠正败坏的军纪，树立良好的军规。他身体力行，虽贵为统帅，却仍和士兵过一样的艰苦生活。他赏罚分明，用人只看功过，不问亲疏。他重视军队的给养和训练。他决不轻易把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士兵投入战场。他老成持重，不打无把握的仗。公元前102年，他与特乌托涅斯人遭遇。他没有仓促接战，而是命令士兵留在营寨里，听任敌人在营外大声叫骂，百般凌辱，毫不理会，就像中国三国时，司马懿面对诸葛亮的侮辱毫不动心一样。特乌托涅斯人见挑衅无效，便绕过马略营垒转而进攻意大利。马略抓住机会，紧追不放。追到阿克维塞克斯提埃时，马略占据了有利地形，才发动进攻，一举打垮了敌人。马略的平民作风和杰出的指挥才能，使他深受士兵爱戴。大家都乐于服从他的命令。

马略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是骑士和平民的胜利，是民主派的胜利，是对元老贵族派的一次沉重打击。马略由于出身贫贱，没有可靠的背景，完全靠自己的不倦努力才获得无与伦比的荣誉和成功。因此，他对那些靠先人的业绩或靠高贵的门第而有权有势的元老们是十分轻视和不满的。他在第一次当选执政官并被委任为非洲罗马军队统帅时，就向罗马人民发表了一席极富煽动性的讲话，对那些腐败的元老贵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他公开宣称人民选他而不选一个出身豪门的贵族来当执政官是正确的选择，他为自己由于个人的努力而获得的成功和经验而自豪。他说：

公民同胞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新人”拿来同那些高傲的权贵们比较一下吧，他们从别人的传述和中才知道的东西，在我却是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过的，他们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我是从服役中学到的……他们瞧不起我的卑微出身，我还瞧不起他们的庸懦无能呢……如果他们对我今天的地位心怀嫉妒，那他们应当嫉妒我的劳苦、我的诚实，甚至我的经历和危险，因为我是通过那些东西才赢得了今天的地位的。事实上，那些人妄自尊大已经到了不知好歹的程度……他们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时，他们的主题总是称颂他们的祖先，通过列举他们祖先的功业，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也变得光荣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的祖先一生越是光荣，他们自己的卑鄙也就越是可耻……为了证明你们的信任是正确的，我不能摆出家族里祖先的塑像，也列举不出我祖先的凯旋式或执政官职位。但是，如果需要，我可以摆出长枪、旗帜、胸饰和其他战利品给你们看。我还可以把我脚部的伤痕给你们看。这些就是我的塑像，这些就是我所以有权置身显贵中的证据，这是通过我自己的无数劳苦与危险挣来的，不像他们的贵族身份是继承来的……好啦，让他们继续干他们喜欢的、他们珍爱的事情去吧；让他们去做爱和饮宴吧；让他们在老年时还到他们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去过活吧；让他们的老年在宴会中，在沉湎于口腹之欲和淫欲的状态中度过吧；让他们把汗水、尘土和诸如此类的一切都留给我们吧，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比宴饮更加可爱。但是，有了这些还不够。当他们那些最无耻的人用他们的罪行玷污了他们自己之后，竟还要夺取有道德的人们应得的报偿！因此便发生了极不公正的事情：他们的奢华与懒散，一切恶习中最可恶的两种恶习，决不会对已经染上了这种恶习的那些人有所伤害，可是却毁了他们无辜的国家……因此，所有已经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人们，为了共和国的事业，把你们的努力和我的努力结合起来吧！别人的悲惨遭遇或统帅的横傲不应成为你们任何人感到畏惧的理由。无论在行军时还是在战斗中，我，马略，都要和你们站在一起，在你们遇到危险时，既是你们的顾问又是你们的同伴。在所有的方面，我将完全同样地对待我自己和对待你们。在诸神的帮助下，一切对我们来说时机已成熟。这就是：胜利、战利品、光荣。

马略的这一席话是代表他这样的“新人”骑士和平民向元老院贵族下的挑战书，公然蔑视他们的权威和地位，指责他们的奢华与懒散、贪欲、无能和妄自尊大正在毁灭他们的国家。他十分自豪地宣称，只有他这样的“新人”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国家。这实际是骑士阶层的宣言书，宣布他们将是罗马的主宰者，也只有他们有条件主宰罗马，马略认为自己当选是众望所归，是他的劳苦和危险经历挣来的。他的话也是他作为罗马军队统帅的募兵广告，他号召人们踊跃参军，他要以一种新的作风，带领他们去获取胜利。他的讲话既揭示了骑士、平民与贵族的尖锐对立，也显示出一种新的统帅和士兵的关系。

马略实现了他对士兵许下的诺言，他带领他们在战场上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胜利不仅给马略带来前所未有的光荣和威信，也培养出士兵和统帅的一种全新的感情。在马略的军队里，每一支步兵队都有自己的军旗，每一个军团都有自己的银制鹰徽——罗马的象征。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都充溢着一种新的集体精神，不过，这种感情对于那些无地的志愿兵来说，与其说是对国家的，还不如说是对统帅本人的。他们是把马略，而不是把国家看成他们的保护人。他们忠于马略而不是忠于国家，因此，有人不怀好意地把马略的士兵称为“马略的骡子”。

为了回报士兵的忠诚，马略在士兵退伍后，必须在元老院反对的情况下，找到可作为士兵服役报酬的土地分配给他们。给退役士兵分配土地本应是国家的责任，由于元老院的反对，成了马略的责任了。马略求助于罗马的民主派领袖萨特奈尼努斯。萨特奈尼努斯在公元前103年和公元前100年两次当选保民官。民主派希望获得赢得了巨大胜利的统帅和士兵对其改革的支持，马略则想借助民主派的帮助来满足老兵的要求，两者一拍即合，结成了同盟。公元前100年，在萨特奈尼努斯第二次当选保民官时，马略第六次当选执政官。萨特奈尼努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其中包括将原来被辛布赖人夺去的、现在为罗马所有的高卢土地分给马略的士兵以及在西西里、希腊和马其顿建立殖民地，安置其他需要土地的人等法案。建立海外殖民地是学习盖约·格拉古的，同时也在罗马恢复了盖约·格拉古逐日配给粮食的制度。

萨特奈尼努斯的法案，满足了马略给老兵酬劳的需要。在马略军中服役7年的老兵都得到100犹格的份地。但这又遭到了城市平民和骑士的反对，因为马略的老兵大多是意大利人，分给他们份地，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罗马公民权，把国有土地作为份地来分配，也损害了骑士的利益，骑士和罗马城的平民都倒向贵族一边。萨特奈尼努斯一面强迫元老宣誓同意他的法案，违者流放，一面把他的乡村支持者召集到城里举行集会，威胁甚至用暴力对付他的政敌。一个和他竞争保民官的人被谋杀了，接着又有一个执政官候选人在公民大会上被当众打死了。萨特奈尼努斯的暴力行动动摇了他和马略的合作关系。马略是个伟大的统帅，能征善战，却不是高明的政治家。作为执政官，他无力控制改革派，转而倒向了元老贵族一边。这背离了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也有出卖曾经帮助他的盟友之嫌。他这样做可能是违心的，是迫于元老院的压力。在元老院宣布紧急状态并要求他作为执政官立即平息街头暴力时，他召来他的老兵，组成一支军队。他率领这支军队对付他的老朋友萨特奈尼努斯。萨特奈尼努斯在军队面前无能为力，被逮捕了，并在狱中被私刑拷打而死。

然而，马略这种出尔反尔、背弃盟友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元老院贵族对他的态度，却把他的盟友得罪了。元老、骑士和平民都离他而去。他被抛弃了。在公元前1世纪最初的10年里，他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他的英雄业绩也似乎被人遗忘了。

不过，马略虽被人们抛弃了，他组织军人干预政治却开了一个对共和制来说十分不祥的先例。因为这显示统帅可以谋取自己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的支持，而这样的军队实际上已成了统帅私人的扈从，统帅可以通过军队的这种干预来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力。不过，在马略这个时代，似乎还没有形成出现独裁者的社会环境，马略本人也没有要成为一个独裁者的愿望。虽然他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罗马历史上其他有名的统帅——如斯奇比奥——的将领，他是全凭个人的奋斗而当上执政官这样高位的第一人，他却不是那些独裁者统帅的第一人，而是斯奇比奥这样的伟大统帅的最后一人。马略的经历还显示，依靠军事改革的职业军队，可以压倒罗马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一切力量。马略虽没走上独裁之路，他的成功、他的改革却为后来的统帅探出了一条走向独裁之路。

在马略失势、元老院重新控制局面的同时，罗马与其意大利诸盟友的矛盾激化了。罗马的意大利盟友曾接受了罗马给他们安排的只有半拉子罗马公民权或完全没有罗马公民权却有一定自治权的二等公民地位，但随着罗马侵占的土地日益扩大，掠夺的财富日益增多，与罗马人一样为罗马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大量士兵、出生入死的意大利盟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人独享那侵占的土地、掠夺的财富，而自己无权分一杯羹，不平之火自然在心中腾起，他们开始不满自己在罗马共和国所处的地位了。原来罗马在公民权问题上，还是比较大度开明的，这也是罗马的发展超越了城邦局限性的重要原因，但随后这种开明大度消失了。罗马公民权成为排他的、封闭的了，罗马统治者已没有了过去那样的胸怀，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妄自尊大；大量财富的流入，使他们陷入奢华、腐败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短视了，他们不可一世，根本无视意大利盟友的利益，整个意大利实际上已四分五裂。意大利盟友由于长期得不到罗马公民权，不能融入罗马社会，他们已忍无可忍了。意大利又一次处于分裂状态，并不得不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统一。

当然，罗马的统治集团中还是有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他们看到意大利分裂状态的严重性，认识到必须让意大利盟友享有如同罗马公民一样的公民权。公元前91年，一位富有的享有盛名的贵族马尔库斯·里维乌斯·小德鲁苏斯被选为保民官。他提出了一项给意大利同盟者以全部罗马公民权的法案，同时，他还提出了把意大利的公有地分给贫民和在元老院增加300名富有的骑士元老等法案。他的法案获得了意大利同盟者的热烈响应，他们宣称小德鲁苏斯是他们的保护人，并宣誓永远做他忠实的被庇护者。但是，小德鲁苏斯的法案遭到元老和骑士的激烈反对。他的增加300名骑士元老与由元老和骑士共同负责法庭的法案，本意可能是想拉拢骑士和元老，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元老和骑士都不满意。元老对于这么多的骑士加入他们的行列，十分愤怒，害怕这会削弱他们的权力；骑士则害怕原来由他们组成的法庭改由元老和骑士共同负责可能使法庭最终被元老控制，也心存疑虑。当然，不管是元老还是骑士都不愿意让意大利人分享他们独享海外掠夺物的特权。城市平民也不赞同。由于激烈反对者甚多，享有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保民官小德鲁苏斯，人身安全都没有了保障，有人要暗杀他。他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好尽量不外出，在家中处理事务，就这样小心谨慎，严加防范，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反对者的毒手，被元老院派来的刺客暗杀了。

得知小德鲁苏斯被杀，意大利人愤怒了。他们明白，他们想通过罗马的为他们权利而斗争的人取得公民权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如果不愿继续当罗马的附庸和二等公民，除了用武力说话，他们已无路可走了。他们行动了，彼此秘密派遣使者，组织联盟，决定完全与罗马决裂，并准备全力和罗马作战。

罗马得知意大利人正在积极准备反抗时，立即派人到各地搜集情报，准备采取镇压行动。当有人报告说奥斯库隆城有不轨之举时，负责这一地区的大法官立即来到这里，说了一通威胁该城人民的言辞激烈的话。奥斯库隆城人可能认为他们的反抗计划已被发现，便杀死了这个大法官，随后把该城的罗马人也都杀了。就这样，一场在意大利半岛进行的可怕战争，一场不同于汉尼拔战争的罗马人和他们的意大利盟友之间的内战爆发了。这场战争被后人称为“同盟战争”（公元前90—前87年），由于叛乱同盟的核心是意大利中部的部落马尔西人，这场战争又被称为“马尔西战争”。除马尔西人外，萨莫奈人和他的南边联盟者也参加了这场叛乱。萨莫奈人除不甘当罗马的二等公民外，对两个世纪前败于罗马人也耿耿于怀。他们甚至想恢复完全的独立，而不只是要获得罗马的公民权。叛乱者在科尔菲尼乌姆组成了政府，建立了一个名为“意大利亚”的国家，并铸造了刻有“意大利亚”字样的银币。意大利这个名字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古老的中部意大利语言奥斯坎字母拼写的。

战争的第一年，罗马动用了全部力量，两个执政官都放下罗马的其他事务，带兵出战，罗马的一些有名人物，如已被人遗忘赋闲在家的马略和事业正蒸蒸日上的苏拉等人都被委任为副将，协助执政官。就这样全力以赴，罗马军队仍连遭重创，一个执政官战死疆场，另一个执政官被打得大败而逃。马略也没有了往日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风，在战场上表现平平，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今非昔比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仅是个副将，没得到最高指挥权，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罗马在战场上的失利有可能使叛乱进一步蔓延、扩散。没有参加叛乱的罗马同盟者，诸如伊特拉里亚和安布里亚等地的民族也想追随马尔西人和萨莫奈人，起来暴动。这使罗马十分惊慌不安。对于罗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头脑开始清醒了，他们在盟友的武力教训下，开始知道，如果他们不作出政治上的让步，罗马将打不赢这场战争。他们改弦易辙，采取了一些他们本来不愿意采取的措施。一方面，他们让被释放的奴隶参加军队，来解决兵源的不足，这在罗马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意味着，除奴隶，什么人都可参军了。另一方面，元老院通过了由执政官卢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提出的一项法案：把罗马公民权给予所有仍和罗马联盟的意大利人，也给予虽参加了叛乱但已准备放下武器的人。这个法案的内容正是战前元老院顽固地、愚蠢地加以拒绝的小德鲁苏斯法案的内容。只是那时意大利人尚未拿起武器。

罗马人的让步虽迟了一点，却还算及时。正是由于这个让步才使战争发生了有利于罗马的变化。正如阿庇安所说的，“利用这个恩惠，元老院使那些忠顺的人更加忠顺了，使那些动摇的人坚定了，使敌人缓和下来了，因为有了取得同样待遇的希望。”而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待遇，正是大部分意大利人发动战争的目的。罗马的让步中断了叛乱的动力。不过，罗马在给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时，耍了个花招，他们没有把新公民登记在原有的35个部落之内，而把他们编为10个新部落。开会选举时，原有的35个部落先表决，10个新部落最后表决。结果这10个新部落的表决常常是毫无作用的。因为先表决的35个部落赞成或否定丝毫不受新部落的影响，他们构成了绝对的多数。

由于罗马人的这个让步，叛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了无目的的了，勉强又继续了两年，终于平息了。

这是一次本可避免的给罗马带来很大伤害的叛乱。它不仅威胁到罗马作为地中海帝国的存在，甚至也威胁到作为意大利中心的罗马城本身的生存。战争导致罗马公民权扩大到全意大利，这一方面意味着意大利朝着统一民族的方面前进一大步，在政府和语言上，在公民权利上，意大利正在走向真正的统一，但在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罗马公民权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标志着城邦制的灭亡。因为，现在大多数公民是无法参加罗马的选举或政治活动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居住在远离罗马地区的公民，是无法长途跋涉去罗马参加政治活动的。古人的参政都是直接参与，他们没有代议制的概念，没有设立议会的要求。他们无法参加公民大会，他们的参政权就有等于无。这也说明，古老城邦的直接民主，虽令人喜爱神往，却也显示了它的原始性，只适用于一个个小小的城邦。一个疆域广大的大国的政府机器无法在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基础上建立，更不用说世界性的帝国了。共和制也在罗马开始过时了，有时甚至显得有点滑稽可笑了。

这次战争给意大利农村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许多地方遭到兵燹之祸。这次战争也给了退伍士兵一个启示，在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反对昔日的同伙和盟友。这种可以预料到的情况的发生是令人害怕的，会给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伤害。

同盟战争一结束，罗马又面临另一场战争，一场和位于小亚细亚北部的本都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战争。本都是个希腊化国家，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却祖籍波斯，国内的贵族也都是伊朗人或伊朗化的人。本都国在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之父米特拉达特斯五世在位时，开始兼并邻邦，逐渐强盛起来。米特拉达特斯五世于公元前121年或前120年死于宫廷政变。年仅11岁的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继位，由其母拉奥斯季卡摄政。如同中国的武则天一样，为了长期独揽大权，拉奥斯季卡竟图谋陷害自己的亲生儿子，逼得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背井离乡，藏匿山林，历尽艰辛。这样的经历磨炼出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非凡体力和刚强性格。公元前115年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复位后，对他的母亲拉奥斯季卡采取极其残酷的报复手段，全无一点母子之情，先将她投入监狱，后又加以杀害。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继承了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先是吞并了西密利亚人的博斯普鲁斯王国，使里海几乎成了本都的海，接着，又在小亚细亚地区进行扩张。本都极快地成为罗马一个富有侵略性的活跃的竞争对手，它的边境和罗马在这里的边境齐头并进。然而，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在小亚细亚的扩张并不顺利，障碍重重。他吞并他的邻国、罗马的被保护国比提尼亚的计划也没成功。比提尼亚国王去世后，其弟和其子争夺王位。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支持比提尼亚国王的弟弟，派军队替他赶走了他的侄子。罗马得到消息后，派军队赶赴这里，扶助比提尼亚国王之子尼科美德斯三世重新夺回了王位，并鼓励他封锁黑海出口，入侵本都。这激怒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他决心乘罗马正陷入同盟战争无暇东顾之机，向罗马宣战。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了优势，开始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击败了比提尼亚和罗马的联军，进占比提尼亚，并迅速入侵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公元前88年，罗马的亚细亚行省落入本都人手中，当地居民把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当作“解放者”来欢迎。这显示罗马在这里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下令各城屠杀罗马和意大利人，被杀者达8万人之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妇孺都未能幸免。幸存的商人也由于本都军队的占领而破产了，更为严重的是，极大依赖亚细亚行省税款的罗马国库储备几乎空空如也。

占领了小亚细亚地区，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并没就此收兵，他率兵越过爱琴海，侵入希腊。雅典和希腊其他地方，陆续被本都军队占领。到公元前87年，罗马几乎丢失了它在东方的所有属地。罗马人再不反击，东地中海就成了本都人的天下了。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罗马内部却因委派谁担任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作战的罗马军队统帅，而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一开始，元老院用抽签的办法，决定把指挥权授给苏拉。鲁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和与他竞争指挥权的马略不同，出身贵族，他的六世祖曾两任执政官，后因查出家中拥有过量的金银餐器而被逐出元老院。苏拉年轻时生活放荡，终日混迹于优伶、小旦和娼妓之中，但由于继承了继母的一笔可观遗产，又得到了他的情妇，一个富有的名妓临终时的遗赠，成了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在朱古达战争中，他担任马略的副手，因用计谋生擒了朱古达而声名大震，引起了马略的忌恨。同盟战争中，他任副将，大显身手，率兵作战屡屡获得胜利，和马略在战争中的无所作为形成了对比，是同盟战争中最大的英雄。同盟战争还没结束，他就被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由他来指挥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战争，按理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他在当选执政官时，娶了大祭司之女，一位显贵遗孀麦特拉为妻，成为贵族派的首领，招致了平民派领袖保民官苏尔皮希乌斯·鲁夫斯的不满。他拒不承认元老院对苏拉的委任，召开公民大会，提议授权给他的新同盟者、几乎被人遗忘的马略取代苏拉指挥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战争。作为执政官的苏拉和另一执政官一起为阻止公民大会表决，下令休假，停止一切公务活动。苏尔皮希乌斯指责休假之举不合法。两派尖锐对立，剑拔弩张，终于酿成了一场流血冲突。许多苏拉分子，包括苏拉的女婿，都在冲突中死于罗马广场或大街上，苏拉幸免于难。公民大会最后通过了授权马略的提案。

但是，逃出城的苏拉并不甘心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他来到本已决定由他指挥的部队中，利用士兵担心马略当统帅其老兵会抢夺东征权利、独享战争胜利果实的心理，煽动士兵哗变。士兵在苏拉的煽动下倒向苏拉，要求苏拉率领他们到罗马去。这正是苏拉所企望的。他立即率领6个军团向罗马进军。不过，军队里的高级军官，除了一个财务官外，都离开军队逃往罗马了，他们还无法接受率领军队进攻祖国这样赤裸裸的造反行动。罗马派来的代表在途中碰到正率军向罗马前进的苏拉，责问他为什么率军进攻他的祖国，他回答说：“去挽救祖国，使它不受暴君们的统治。”

苏拉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罗马人进攻自己的祖国，这在过去，对于充满爱国激情的罗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最激烈的手段就是撤离，就是不合作。后来罗马公民不同阶层和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冲突，虽也出现暴力和流血，但绝对没有一支正规军队的介入。马略曾利用过他的老兵，但那是些退伍士兵。苏拉开了一个把两派斗争发展为一场公开内战的先例，他所率领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大军，不是去和敌人作战，而是把罗马城作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了。一切法律和政治机构在这支强大的军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毫无作用。苏尔皮希乌斯和马略没想到他们所使用的街头暴力会带来更大的暴力，会引来一支军队，触发一场真正的内战。他们仓促应战，急忙地组织起一支军队来迎击苏拉的军队，两支罗马军队在罗马城进行了一次正规的战斗，结果是苏拉一方打赢了。苏拉用火与剑，用罗马人攻占了罗马人的罗马。

马略兵败逃亡，苏尔皮希乌斯和大批民主派分子被杀。苏拉召集公民大会，声称他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宣布马略党人为“公敌”，任何看见他们的人都有权杀死他们而不受处罚。他们的财产一律充公。苏拉还宣布，凡是元老院没有事先考虑的问题，不得向公民大会提出，取消部落表决制，恢复森图里亚表决制。这是为了削弱保民官的权力，因为保民官是通过部落会议（平民协议会）行使其职权的。取消部落表决制实际上也取消了重要的公民大会——部落大会（平民协议会）。苏拉还宣布自他和另一执政官宣布休假后，苏尔皮希乌斯所施行的法律一律无效。

苏拉的这次向罗马进军显示了罗马未来的政治走向。阿庇安评述说：“从此以后，群众的骚动只由武力来解决了。罗马城常被进攻，城下常发生战斗。战争带来了其他灾难。从此以后，羞耻心或法律，制度或国家都失去了约束力。”苏拉的行动说明，共和制已无力解决罗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了。公民大会、元老院、法律、制度、传统全都没有了权威。罗马需要新的权威，这新的权威正在到来。新的权威正如苏拉所显示的，就是得到军队支持的军事首领、军队统帅。

苏拉在罗马清除了政敌，增补了大批自己的支持者进元老院，然后离开罗马，来到希腊，开始率军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作战。罗马军队到来后，原先倒向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希腊诸城市又纷纷转而倒向罗马，派使节来向苏拉致意。只有雅典仍坚持效忠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苏拉率兵攻占了雅典。为了惩罚和杀一儆百，苏拉血洗了这座文明古城，摧毁了它的港口。接着，苏拉挥师北上，先后两次大败由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将军率领的本都大军。

苏拉在希腊连续获胜、捷报频传时，罗马又被反苏拉的民主派秦纳和马略所控制。反苏拉的民主派命令了一位新的指挥官率军来东方，名曰讨伐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实为对付苏拉。为了避开这支军队的纠缠，并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以便回师罗马和马略、秦纳等民主派算账，苏拉率军进入小亚细亚。公元前85年，苏拉和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在达文丹努斯签订一项条件并不苛刻的和约，和约只要求米特拉达特斯六世退出占领地区，交付不多的赔款。与对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宽容温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拉对那些亲本都的小亚细亚诸城市，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惩罚方式。许多城市被劫掠一空，城墙被铲平，居民被贩卖为奴，并强迫各城市交出大量赔款。苏拉之所以急忙和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签订和约，是因为罗马的情况使他非尽快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返回罗马不可。

公元前87年，秦纳当选为这一年的执政官。他和苏拉一样，在同盟战争中立有战功，赢得了荣誉。秦纳就任后，实行反苏拉政策，遭到苏拉党徒的攻击。他逃出罗马，在意大利各地召集军队，准备采用苏拉的方式，打回罗马，和苏拉派再争高下。逃亡在外的马略闻讯后，立即率领他征集的约6000人的一支军队来和秦纳会合，一起进军罗马。罗马元老院以秦纳离开罗马和承诺给奴隶自由为由，指责他不配做执政官，甚至不配做罗马公民，下令罢免秦纳执政官的职务，另选了一人来取代他。但是因为苏拉正率军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作战，无法召回，罗马的苏拉派无力与秦纳、马略对抗。

秦纳和马略的军队很快就进到罗马城郊外，包围了罗马，切断了罗马的物资供应线，元老院大为恐慌，不得不屈服，派人向秦纳求和，接受秦纳的条件，承认他是以执政官的身份回罗马，只要求他不要在罗马进行屠杀。秦纳模棱两可地答应他不会故意杀害任何人。马略提出被放逐的人进入罗马城是不合法的，保民官马上决定，取消放逐马略和在苏拉为执政官时放逐的所有其他人。秦纳和马略就这样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城了。

和苏拉过去对付他们一样，他们立即对政敌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执政官屋大维被杀害，他的头被割下，悬挂在广场讲台的前面。一个现任执政官的头颅被这样血淋淋地挂在公共场合示众，还是第一次。其他被杀害的人的头颅随后也都被悬挂在那里。这样的血腥场面在随后的年月里，经常出现，并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惯例。在这场屠杀中，许多有名的人物被杀害了，还有一些人被放逐了。被杀害者和被放逐者的财产被没收了。苏拉任执政官时所制定的法律被取消了。苏拉的所有朋友都被处死，苏拉的房屋被铲为平地，财产被充公，苏拉本人被宣布为公敌。

几年前，苏拉得势，宣布马略为公敌，现在马略得势，苏拉就成了公敌了。谁的武装力量更强大，谁就是罗马的主宰者，谁就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死。军队成了唯一决定因素，暴力成了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制度和国家都成了军队的奴仆。暴力带来了更大的暴力，屠杀引来更大的屠杀。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公元前86年，秦纳第二次当选执政官。不过，秦纳的盟友马略不久就因神志部分错乱去世了。

秦纳也实行了一些有利平民的措施。当时罗马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占领小亚细亚，局势恶化，许多因此破产的商人急忙收回贷款，并把收回的钱藏起来，从而造成罗马现金交易的停止。公元前86年，秦纳强制推行了一项减免全部未偿还债款的3/4的法令。秦纳还增加粮食分配，实行币制改革。秦纳的这些措施开始赢得大量支持，但他的统治不久就突然终止了。公元前84年年初，他的一些士兵因不愿和即将回国的苏拉军队作战，发动了兵变并杀死了他。

苏拉在公元前85年结束了在东方的事务，准备率军回国了。他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叙述了他的功劳和业绩，还抱怨说，他做了这些事情后，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他的敌人宣布为公敌，他的房屋被破坏，朋友被处死，他的妻子和儿女经过许多困难才逃到他那里。他马上要回到罗马，为他们自己，为全罗马城，向那些有罪的人复仇。他的信是向他的政敌的宣战，是向他的祖国罗马的宣战。

公元前83年春，苏拉率领着庞大的舰队，满载着掠自东方的战争赃物，怀着强烈的复仇心，在南意大利布隆迪西登陆。布隆迪西打开城门迎接他进城。不少有名人物如梅特拉斯·庇乌斯、里基尼乌斯·克拉苏、格涅乌斯·庞培和大批贵族遗老遗少都纷纷麇集到他的旗下。苏拉那沾满了东方人鲜血的屠刀现在准备砍向自己国内的同胞了。苏拉这样做已不是第一次。不过，上一次还是以执政官的名义打回罗马，而这次则完全是以罗马统帅的身份进军罗马了。秦纳宣布拥有重兵的苏拉为公敌是极不理智的，对苏拉的军权并没有丝毫影响，并没影响军队对苏拉的忠诚。实际上，这时军事统帅已无可争论地成了最有权威的人物。

新的内战比前两次更残酷，时间更长，地区更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兵燹，战火不局限在罗马城周围，而是蔓延到整个意大利，战争前后打了3年。苏拉回兵意大利时，马略和秦纳先后都死了，领导民主派与苏拉斗争的是两个新的执政官卡波和马略的侄子小马略。民主派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仍无法阻挡住苏拉统率的久经沙场、装备精良、忠于统帅的凯旋之师。苏拉的军队击败了一支又一支平民军队。卡波逃到阿非利加，企图在那里谋求东山再起。小马略则在兵败后自杀了。他的头被苏拉挂在广场的讲台前示众。据说，苏拉嘲笑这位年仅27岁就当了执政官的小马略说：“在你掌舵之前，首先学会划桨。”

苏拉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罗马。马略、秦纳所造成的恐怖还没从人们心头消除，罗马又陷入新的更大的恐怖中。在公民大会上，苏拉宣称，对于他的敌人，他一个也不饶恕，并将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说完这番话，他立即宣布了约40名元老和1000名骑士为公敌，暗杀这些人有赏，告密有奖，隐藏这些人必受处罚。这份公敌名单后来愈来愈长，数以千计的人被杀，他们的头都被割下悬挂在广场示众。杀人不分场合，不选时间，神庙、大街、私人住宅皆是杀人之所，白天、黑夜都是杀人之时。丈夫被杀死在妻子面前，儿子被杀死在母亲怀抱中。个个不安，人人自危，许多无辜者也惨遭毒手。仇恨、贪婪使许多苏拉部属乘机公报私仇，趁火打劫，大发横财。恐怖由罗马向整个意大利扩展。只要与卡波和马略有点关系，就难逃一劫，不是被杀，就是被放逐，财产被充公。苏拉的报复有时甚至不局限于个人，而是整个城市。

苏拉将没收的公敌的土地分配给了他的20万老兵，他在大多数城市都建立起军事殖民地，以便使整个意大利都处于他的军队的控制中。他的士兵对他感恩戴德，甚至在他死后仍忠诚于他。他做执政官或代执政官时所做的一切都被追认和批准了。有了他的军队的支持，法律、选举都成为毫无必要的了。

苏拉成功了，他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并给自己冠以“幸运者”（Felix）的称号。这是个奇怪的有命定色彩的称号。他之所以自称幸运者，是因为他对付他的敌人，从来没失败过。战场上是这样，政治舞台上也是这样。谄媚者们在罗马广场讲坛为他竖起了一座镀金的骑士像，上面刻着这样的话：“永远幸福的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元老院在一项命令中称苏拉为“维纳斯女神所爱的人”。这个称呼和幸运者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幸运者这一称号的一个注释，所谓幸运就是得到爱神的宠爱和庇护。苏拉本人也以维纳斯的宠爱者自居。他送了一顶金冠和一把斧头给维纳斯，上面刻着：

这把斧头，苏拉献给阿芙罗底女神，

他在梦中看见她，这位他军队的保护女神。

在战争中，全副武装，

作出了武士的功勋。

这位女神本是娇美的专管人间爱情的，在苏拉的梦中，却成了全副武装的战神。不过，神是无所不能的。

在苏拉用血腥手段清除了他的一切政敌后（逃到阿非利加的卡波也被苏拉的部将庞培俘虏并杀死了），在他用令人战栗的恐怖手段在罗马城和整个意大利造成人人禁声、万马齐喑的局面后，在他抛弃一切传统和法律而用他的军队控制了罗马和意大利后，他成了事实上的国王和僭主，他的权势与法律和制度无关，而是靠暴力和军队维持的。但是，可能是出于在一个有着悠久共和制传统的国家公然称王条件还不成熟的考虑，他要给自己的权势披上共和制的民意外衣了，他这个把一切法律和国家都踏在脚下的人，现在却要进行他自己所标榜的以“制定法律和建立国家”为目的的宪政改革了。“制定法律和建立国家”这样的话语也说明，法律和国家都被打碎了，要重建了。

为了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他写了一封信给公元前81年的执政官弗拉库斯，提议恢复已废弃了120年之久的独裁官职务，他自己就是独裁官的最恰当人选，这个新恢复的独裁官职位不应规定任期，任期要看他何时巩固地恢复了罗马、意大利和政府统治而定，他担任这个职务将给罗马人作出最大的贡献。他的话其实就是圣旨。弗拉库斯只能照办，召开公民大会，通过了苏拉的提议，并选举他为独裁官，任期不限。

苏拉这个独裁官和罗马以前的独裁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以前的独裁官只是为应付紧急状态而临时设立的，任期不超过6个月。任务一结束，就要卸任。苏拉这个独裁官却是无任期的，不是为应付紧急任务而临时设立的，是常设的。苏拉的提议是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他可以以这个传统的古已有之的独裁官之名，行独裁专政之实。他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等罗马诸大权于自己这个独裁官一身，和君主、国王没什么两样。共和制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已荡然无存。不过，在形式上，苏拉却仍极力维护共和国体制。他的所有职务和荣誉都由公民大会“合法”授予。执政官及原有的所有官职像过去一样产生，并和过去一样处理日常政务，议案仍需提交公民大会，批准后就成为法律。他借助公民大会通过了许多法案。这些法案几乎清一色都是保守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解决社会难题的办法就是恢复元老院逐渐衰落的权力。而使元老院威信扫地的正是他自己。但是，他决定不让其他人做同样的提高元老院威信的事。

他用削弱保民官权力的办法来恢复和加强元老院的权力。因为保民官经常在平民支持下向元老院的权威发起挑战。他用法案规定，如果事先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赞同，保民官不能提出任何法案，废止保民官在刑事案件上的否决权。同时还规定，只要担任过保民官，以后就不能充任政府任何重要官职。这样，保民官就成了一个无足轻重而且毫无吸引力的职务了。苏拉对法庭也进行了有利于元老贵族的改革。法庭的数量增加到7个，每个法庭负责审理一个方面的案件，法庭全由元老组成，骑士全被排除在外。为了缓和骑士的不满和奖赏他的追随者，他选择了300名骑士进入元老院，使元老院的元老人数增加到600人。

对充任元老的资格和担任高级官职的条件，苏拉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规定：不满30岁不能任会计官，不满42岁不能任大法官。这种规定减慢了年轻人的提升速度。担任会计官以上官职者都是元老院成员的规定又使担任会计官这样地位较低的官员能自然地成为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