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铭记忻口，铭记那些伤痛（2 / 2）

“敌人发毒气弹了!”有经验的人大声惊呼。

包括各级指挥官，没有人想到日军会明目张胆地违犯日内瓦公约，使用如此歹毒的一招，预先也就毫无防毒准备，阵地上立即乱作一团，有的呆在隐蔽部不敢出来，原先在外面的纷纷往隐蔽部里钻挤。有些胆子大、好奇心重的，摸出隐蔽部，想看个究竟，但眼睛睁不开，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因此而失脚滚下山坡，其他的想再摸回隐蔽部，已不可能，他们很快昏死过去。

烟雾一散，日军的敢死队就冲了上来，一阵乱打乱杀后，守军非死即退，204高地随之丢失。

就在这天早晨，一串炮弹落在红沟第9号窑洞旁边的一孔窑洞上，在这个窑洞里担任电话总机的一个班被埋在里面，全数伤亡。正在第9号窑洞指挥作战的陈长捷和一些参谋人员均被震得站立不住，泥灰粉末落了他们一脸一身。炮弹就在窑洞门口剧烈爆响，不能出去，而他们所藏身的第9号窑洞又难保不被炸塌。人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挨到炮战停止，他们钻出窑洞，看到总机窑洞坍塌下来，新鲜的泥土宛若被血染红。里面好像有人呻唤。陈长捷命令他的卫队连：“赶快挖，看能不能救活几个。”

这时，一个军官气喘吁吁赶来，顾不上敬礼、报告，便对陈长捷说：“总指挥，不好了，敌人放毒气了，204高地丢了。”

陈长捷惊得一个愣怔。他自然清楚204高地对于忻口正面防御的重要性。原地转了几个圈后，陈长捷右手指向一个方向，对那个军官说：“你赶快到对面那个山梁上去，向201旅王丕荣旅长传达我的命令，叫他立即组织部队把204高地夺回来!”

一个小时之后，刚刚由后方增援上来的第201旅一个反击，将占领204高地的日军击溃。陈长捷这才吐出一口长气。

像最初争夺南怀化一样，204高地的争夺战成为忻口战役中期的焦点所在。

20日凌晨，日军约一个大队的兵力，在烟幕弹和毒气弹的掩护下，向204高地再行攻击。此时，吃过一次大亏的守军官兵已经获得了经验——毒气弹飞来时，躲在隐蔽部里不出来，再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由于阵地上缺水，不少士兵只好将尿撒在毛巾上对付。等毒气消散后，日军的步兵已冲至有效的射击距离，双方就此展开近距离的格斗。但仍然有不少人因毒气中毒而失去战斗力，部分阵地落入敌手。陈长捷督促各部陆续增援，不停地反击，力争丢失的阵地能够得到恢复。

连续几天，双方对204高地的争夺达到白热化。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每个小时几乎要牺牲1个团，一天下来，要牺牲10个团左右。

后来，大量的回忆文章中，都反复提到204高地的争夺战，有的老兵说，一昼夜间阵地易手竟达13次之多。日军久攻不下，兽性大发，除了使用毒气弹外，还以火焰放射器配合大口径迫击炮，抛射凝缩汽油弹，我方阵地前后顿成火海，官兵们被溅上凝缩汽油，除了倒地自行滚转外，无法加以救护，伤亡极重。

这天，第61军第72师第433团上校团长曹炳在反攻中亲自率队冲锋，腰部被敌弹洞穿。陈长捷得到报告后，马上离开第9号窑洞，前去慰问，刚行至半路，就见曹炳的卫士用担架抬他下山。陈长捷趋前握住曹炳的手，不说话，只是默默凝视着他。曹炳吃力地说：“对不起军长，未能完成任务，负伤了。我已命令张翼营长负责继续攻击那个高地，相信一定能夺回来……”

在说过这话不久，第433团团长曹炳因失血过多去世。南口之战第416团团长张树桢牺牲，平型关之战第434团团长程继贤牺牲，至此，陈长捷手下的3个最得力的团长全部阵亡。作为第61军主力的第72师原有8000多人，现在剩下不到2000人。

曹炳牺牲时，陈长捷甚至没有落一滴眼泪，他已经麻木了。

无论是在忻县的卫立煌和在忻口的陈长捷以及前线的各级指挥官都注意到，部队存在的大量减员除不易避免的伤亡原因外，其他非战斗减员，如运送伤员、输送弹药等，同样使第一线的战斗员锐减，每有一个官兵负伤，常常有三四个人护送而下；各部用来输送弹药和给养的人员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一来，第一线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卫立煌和陈长捷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卫立煌不由想起他初进太原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说过的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谆谆教诲。如果把战地的老百姓都发动起来，支援抗战，一切为了前线，那么，他这个战役最高指挥官的日子会好过得多。每每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摇头。

本来，战火未烧至山西境内时，阎锡山就成立了全省总动员委员会，但并没有积极活动，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9月中下旬日军侵入晋北后，临近战地的县份，支配壮丁，做了些帮助军队挖战壕、抬伤兵，以及运送军用品等工作，别的则很少活动。到10月份，战区日渐扩大，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积极建议下，又成立了以阎锡山的高级参谋、著名民主人士续范亭为主任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共同参加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从它在太原成立起，便不顾一切困难，肩负起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重大责任。却因战局发展太快，尤其是沦陷区及周围各县的官员纷纷逃离，直接影响到发动群众支援抗战的工作，因此，在整个太原会战期间，山西民众并没有真正被发动起来，会战结束之后，在八路军的游击区，全民抗战的威力才逐渐显示出来。

不能说山西人民缺乏抗日热情，实在是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当然，在离战场较远一些的地方，如忻县、太原、临汾、寿阳等地，仍有不少社会各阶层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四处奔走，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新兵上前线，运送和接待伤病军人，担任粮秣转运工作，出工出夫，以及铲除汉奸等。

这天，在南怀化西南一带红土山梁坚守阵地的第61军独2旅第1团3营营长赵光勋身中数弹，鲜血染红了他赤裸的上身，营副刘子奇命令四个弟兄用担架抬他下山，转送后方医治。两天后，赵光勋在太原的一处临时被改做医院的教堂里醒来，一睁开眼睛，他就看到他的身边放着一束叫不上名字的红色的小花，一个留着短发、面孔白净的女孩正在给他喂水。见他醒来，女孩高兴地说：“大哥，你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了，我一直对大夫说，你没事的，你没事的……”

女孩的眼角挂着闪亮的泪珠。

后来经过交谈，赵光勋得知女孩姓蔡，是山西大学理学院的学生，一个多月前，山西大学迁往晋南，她和几个同学自发地留了下来，做抗日工作，大批伤兵运至太原后，她们每天都来医院给伤员喂药喂饭，清洗身体。赵光勋还得知，蔡姑娘的父亲是临汾的一个很有钱的木材商，她有一个哥哥，是黄埔军校第十期的学生。蔡姑娘说：“我哥在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第88师当兵，和你一样，也是少校营长，听说眼下他们正在上海和日本人打仗……你的个头、长相和我哥差不多……”

突然就有泪水从赵光勋的眼窝里涌出。他艰难地说：“不知我还能不能重上战场打鬼子”

“大哥，你会的，你会的。”蔡姑娘轻轻地说，“再上战场，别忘了替我打死一个鬼子……”蔡姑娘说话的语气令赵光勋想起童年的夜晚母亲哼唱歌谣的情景，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

独立第3旅第5团机炮连连长周亚文和他的弟兄在204高地附近度过了难熬的几天，阵地上倒是不缺吃，伙夫每天往上送两次饭，有馍馍，有烙饼，就是缺水，干渴得不行。他们每天都与日军发生战斗，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大伙疲倦已极，只能轮换着趴在战壕里休息一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日军的炮弹就飞过来，有的人在睡梦中便身首异处。旧的尸体无法运出或掩埋，新的尸体又层出不穷，向别处望去，只见枪支和各种姿势的死尸铺满地面，血肉模糊，景象十分阴森、恐怖。

战斗间隙，周亚文就在阵地上转一转，他想最后看一眼那些死去的弟兄，他太熟悉他们了，很多人已经跟了他五六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像显影胶片一样在他面前闪现……他弯腰抓一把焦土，缓缓撒在一张冰冷的面孔上……再抓一把，再撒……

这副凄惨的景象深深刻在了周亚文的脑海里，令他终生难忘。57年后的一个秋日，85岁的周亚文在太原开化寺街他简陋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当他谈到这个难忘的细节时，禁不住数次老泪纵横，震颤不已。他说：“那么多弟兄，转眼就死了，连个坟墓都没留下。爹娘养那么大，不容易呀……”一说话，他满嘴的假牙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周亚文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太原后投诚的，他最后的一个职务是第6集团军兵站分监。1968年，已回到原籍劳动的周亚文被山西省山阴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判处1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侮辱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化，攻击我们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1975年，周亚文被特赦。

周亚文走过了一条中国旧军人所走过的比较典型的道路。

这天夜里，周亚文指挥全连尚完好的两挺重机枪与前来偷袭的日军激战了很久。后半夜，突然漫山遍野响起冲锋号声，双方的信号弹、照明弹把山沟照得一片通明。邻近的工事里，友军跳出战壕冲锋。有人问周亚文：“连长，咱们怎么办?”周亚文说：“上!”随即，机炮连除留少数人看守重机枪外，其余人拿起轻武器奋起出阵，耳边响起震撼山谷的枪炮声和喊杀声。拂晓前，他们冲到南怀化附近的山底。由于地形复杂，各部又不能协同，混乱的追击反而又给日军造成反击的机会，各部纷纷溃退。周亚文带自己的弟兄返回阵地后，发现周围的友军都撤走了——重机枪没有步兵掩护是难以继续作战的，不得已，他们跟着往后退。

天亮了，忻口后沟聚集了上千溃兵。几十个执法队员手提冲锋枪或轻机枪跑过来，居高临下俯视着他们。有个军官大声喊：“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没有人敢站出来，因为无命令后退，弄不好要杀头。陈长捷督战之严厉，谁都清楚。自陈出任中央兵团的前敌总指挥后，他把各级指挥官都赶到第一线与阵地共存亡，通往后方的各个路口都有执法队严加盘查，往后方运送伤员或搬运物资，必须持有团以上的通行证，否则就要军法从事。据说已有上百人因此被处决，首级就高挂在道路两旁的杨树上。又据说被处决的人中，竟然有团一级的官佐。有人编排说，第9号窑洞门前的忻口后沟 “上去是个鬼门关，下来是个阎王殿”，前方的官兵背后都称陈长捷为“陈屠夫”、“活阎王”，有好几个光杆团长、旅长都在半山腰蹲着，队伍打光了，陈长捷硬是不让下来……

那个军官叠声说：“凡是部队的官长，快去见陈总指挥!”

周亚文看到，有几个他认识的团、营长躲躲闪闪畏缩不前。他壮壮胆子说：“我是机炮连长。”有个执法队员随即把他带进不远处的第9号窑洞。

陈长捷正襟危坐。周亚文敬礼后，忐忑不安地站立一旁。

陈长捷道：“先说说你的情况!”

周亚文鼓起勇气：“报告总指挥，我是独3旅第5团机炮连上尉连长周亚文。”

陈长捷冷冰冰地：“你为什么无命令后撤？”

周亚文回答：“我连官兵伤亡三分之二，4挺重机枪打坏了3挺，剩下的1挺又没有步兵掩护，只好撤下来。”

陈长捷让周亚文先把人枪带来，由执法队员进行检验，看是否属实。经检验证实周亚文说的是实情后，陈长捷说：“你这个连带下去，让军部李铭鼎参谋长把你们编为收容队，专收缴负伤官兵的枪支，不准他们把枪带到后方去!”

就这样，周亚文和他的残余官兵离开了火线，离开了死神。

离周亚文他们原先的阵地不远处，22岁的排长王增禹正带领他的弟兄苦熬。王增禹原是王靖国第19军的士兵，一年前考入太原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当学兵。半个多月前的一天上午，学兵队教育长集合全体学兵讲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已由大同南下，第61军军长陈长捷要学兵100名，前往忻口前线参战，谁愿意去谁就报名。”王增禹平时喜欢唱歌，这时他的耳边响起聂耳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于是，他第一个举起手来，当众表态：“日军大敌当前，我愿保卫祖国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奔赴忻口战场!”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

到达忻口后，他们被作为补充力量分配到第61军各部，王增禹被分到第72师新编第11团3营9连3排担任排长，接令后他即进入阵地，清点人数，发现3排此时已伤亡近20人，仅余士兵20名。

上了战场，其他的什么就顾不上了。当日军冲锋时，就拼命还击；周围的部队向日军逆袭时，就跟着跳出战壕追击。每天不知要进行几次拉锯战。一静下来，得赶紧用洋镐、铁锹修临时简易掩体。原先构筑的较为牢靠的掩体早被日军的炮火掀掉了，这种临时掩体奈何不了日军的炮弹，每次遭到炮击，总有士兵受伤或阵亡。一天，一块炮弹皮将王增禹左耳后的脖颈擦伤，鲜血直流，当即昏倒在地。与他同时参战担任2排长的贾成玺下颌被炸掉，贾成玺掏出一面小镜，照了照自己，看到不成人样后，贾成玺举枪自杀。

在各个阵地上，重伤号自尽的情况屡见不鲜。

后来接到撤退命令时，王增禹的3排只剩下他和士兵王学义两人。许多年后，他说他一直记着1937年农历三月，第61军第434团程继贤团长写在他笔记本上的四句话：“男儿立志出乡关，生不成名死不还，葬骨何须桑梓地，天涯到处有青山。”他和牺牲于平型关战役中的程继贤是好朋友。

时隔多年之后，杨锡九老人已经记不清他们部队的确切位置。他是第19军第215旅第429团4连7班下士副班长。他只记得他们连的阵地在界河铺附近一个倒八字形的山口上，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是守住那个宽约30多米的山口及其两边的山坡。原先守在这个阵地上的友军一个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本来忻口西北的红土山梁经多日激战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又没有明确的地标，如果不亲临现地，很难说清具体位置。估计也在204高地附近。

第19军守崞县的战斗杨锡九没有参加，那时他被抽调在太原郊外督修工事，听说部队开往晋北后，他让铁匠打了一把大砍刀，刀的两面分别打了“杀敌杀奸”、“成功成仁”各四个字，然后，他背上那把沉重的大砍刀前往崞县归队，刚走到宏道镇，便遇见从崞县撤出的部队。随后他跟着连长党增瑞开赴忻口。

第19军没能守住崞县，但在撤退途中骚扰起民众来却一点都不示弱。在宏道镇，杨锡九看到，散兵们像脱缰的野马，一群一伙四处乱窜，大肆行劫，宏道镇的商人都跑光了，大街两旁的商店大门和护窗板被砸得东倒西歪，店铺里乱得不成样子，红糖、白糖、红枣、大豆等货物撒得遍地都是，酒缸里的酒，士兵们随便去喝，有的灌满了壶，有的端着碗边走边喝，互相传递着喝，烧酒味弥漫在空气中——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素质。虽然杨锡九那年还不到20岁，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有爱国爱民之心的青年，沿途所见令他十分痛心。

部队开到忻口后，士气这才为之一振。

大约在进入阵地后的第四天夜里，他们迎来了一场恶战。杨锡九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到四五十个日军端着刺刀向前冲锋，弟兄们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连长党增瑞终于打出了信号弹，4连的7挺轻机枪一齐开火，步枪手们不停地甩手榴弹，随后，全连在冲锋号声中冲下山坡，一个小时后，他们将这股日军消灭。4连付出了伤亡60余人的代价，伤亡人数约占全连的一半。

天亮了，忽然有人发现阵地右前方约百米处的山坡下，有个人影在蠕动，两名士兵从掩体里跳出，飞快地跑过去，把那人抓住了——原来是一名负了伤的日军上尉。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收获，4连的阵地上像开了锅一样热闹，人们仿佛忘记了刚才残酷的厮杀。连长党增瑞派人将日军上尉押送到团部，交给团长卢仪欧，并领回300块现大洋分给大家。

又过去两三天，杨锡九被派往团部修理电话机。回来的途中，杨锡九看到班里的士兵王宝山背着班长王清友走过来，王清友的双脚刚刚被日军的炮弹炸掉。杨锡九赶忙迎上前。王清友说：“副班长，我不行了，你要替我报仇。抗战胜利了，给我家写封信。”杨锡九对王宝山说：“你好好照顾班长，我去找担架。”但是，等他扛着担架急急往回走时，老远就听见王宝山在放声大哭。王清友已经咽气。想起王清友活泼可爱的模样和以往对自己的关照，杨锡九忍不住失声痛哭。

许久，他们擦干眼泪，向阵地走去。路上又见两个士兵架着一个军官往下走，那人赤着右臂，满脸鲜血，前额骨被掀掉了一块，淡红色的脑膜皮露在外面，十分吓人。而且他边走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国土!”

杨锡九问那两个士兵：“他是谁?怎么这么眼熟。”

“你小子瞎了眼吗?他是咱们党连长!”

杨锡九接替了王清友担任7班班长。一天下午，在与日军肉搏时，他的右腿负伤。但他坚持着抠响手中的冲锋枪，击毙了3个鬼子。

作为第19军主力的第429团经数日战斗，所剩人员仅能编成一个营。团长卢仪欧在率部攻打一个高地时，身中五弹阵亡。

许多年过去了，杨锡九总觉得忻口之战就像发生在昨天……

10月24日，从天津调来的日军萱岛支队到达忻口前线。板垣征四郎命令以该支队为主力，再次向忻口正面发起攻势。守军顽强反击，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冲锋。

近几日来，日军虽然每天都对守军发动几次攻击，但攻击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小，持续的时间也一次不如一次。至此，在原平指挥作战的板垣感到他已无力突破忻口中国守军的防线。

《伦敦时报》东京通讯社称：“日军在晋进行缓慢，大有拿破仑在俄国受困时之状。”

10月25日，汉口《大公报》载文：日军“自认处于绝境，士兵每相顾落泪……支那军队之英勇，实出于日人意料之外。近日受支那军前后夹击，两翼包抄，日人死伤惨重，忻口前线三易指挥官仍难挽回颓势……惧敌夜袭，昼夜不敢熟睡，患传染病者极多，吃尽山地战之苦……敌军抵抗力意外顽强，且攻击巧妙，前方守军顽抗，后方八路袭扰，粮食、汽油俱绝，深为陷溺。数次断粮，且最近饼干、面包、烟草均感缺乏，士兵饿极时，也吃起了晋北红高粱、黑豆充饥，官兵相对哭泣……”

至今，忻州的老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粱——没法子呀!”

一天夜里，一辆小汽车停在忻口后沟第9号窑洞门口，从车里走下第19军军长王靖国。傅作义被阎锡山调离忻口前线后，王靖国住进了傅作义在金山铺的指挥所，他名义上还是中央兵团的总指挥，陈长捷仅是前敌总指挥，但王靖国实际并未插手指挥，只负责在后面调动部队。

数日前，最后一支增援忻口的部队——第201旅路过金山铺时，王靖国边吃喝从太原送来的鲜牛奶泡蛋糕，边对旅长王丕荣说：“这个陈介三太任性了，部队牺牲过大，弄得情况很紧张。你们是咱晋绥军的最后一点力量，我的意思，不要再往坑里填啦!”在陈长捷的坚持下，第201旅还是开了上去，并且在日军初次使用毒气弹、204高地失陷时，第201旅一个冲锋夺回了高地。当然，同所有的部队一样，第201旅的牺牲是巨大的。

对于王靖国的深夜到来，陈长捷一时不解其意。王靖国郑重而神秘地告诫他：“介三，慎重些，不要冒险!长官(指阎锡山)嘱咐你：要保存实力，不能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把这点家当拼完了，就是日本人不进来，老蒋能容许我们存在吗?”

陈长捷顿时无语。

忻县。这些日子，卫立煌明显地消瘦了，黑了，身上长满了虱子。

最初，他曾有过把板垣师团歼灭于云中河谷地的设想，但是，双方交锋之后，他立即发现这一计划显然难以实现。好在前方将士用命，和优势日军硬拼了半个多月，没有垮下来。但是，中央军和晋绥军将士四五万人的巨大牺牲，使他这个久经战阵、打仗最多、最狠的人都感到了无法遏制的创痛。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视察，面前的景象令他想起《桃花扇》里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城郭萧条……”

进入10月下旬后，日军的攻势陷于萎顿，空军和炮兵优势已不复存在，而且八路军在敌后和正面的守军南北夹击，基本形成了一个包围日军的态势。他意识到又一个机会摆在了面前。

大约在10月25日，陈长捷打来电话说，当面日军已开始就地大批焚尸，向后转移物资，表现出撤退迹象。

卫立煌眼睛一亮。他立即叫来参谋长郭寄峤，商讨战局。郭寄峤是合肥人，同卫立煌是地地道道的同乡。郭寄峤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从他父亲往上数，十一代都是秀才。17岁那年，他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从此走上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道路。

由于他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娴熟读写，身体又强健、脑子聪明，所以进入军界不久，就被誉为“文武兼备之才”。1929年，经同乡介绍，郭寄峤投靠卫立煌，他尽心尽力辅佐这个沉着、老练、富于军事才华的“主人”，深得卫立煌的赏识。卫是一个纯粹军人风格的将军，不屑于案牍劳神，有了这个善于代其当家的幕僚长，也就“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双方配合得非常好。后来蒋介石赞扬郭寄峤说：“像这样的参谋长，才是标准的参谋长。”郭寄峤更加声誉鹊起。

10月16日，第9军军长郝梦龄在忻口前线牺牲后，卫立煌在鏖战之际力保郭寄峤接任，蒋介石居然痛快地批准了——在蒋介石的部队里，没有当过师长的人一下子坐到军长位置上，这种先例非常少见。当上第9军军长后，郭寄峤却很少到前线去，因为卫立煌更需要他，他还兼着卫的参谋长，卫时时刻刻要和他商量事情。

卫立煌说：“寄峤，晋北的敌人已经没有能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敌后却异常活跃，他们巧妙的战法和对挽救国家危亡的独到见解令人钦佩。事实上八路军已经和正面的我军对敌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据陈长捷报告说，敌人近日有撤退的迹象，我军可不可以趁机出击一下？我觉得机会难得。”

郭寄峤说：“卫总，经参谋处计算敌人的尸体和俘虏口供，以及缴获的文件证实，敌人已被杀伤2万余众，确已无力后继，我军出击一下正是时候。问题是经半月苦战，我军大量减员，出击的规模和效果恐怕难以令人满意。”

卫立煌说：“是的，我军装备差，久战疲劳，伤亡减员数目甚大，攻坚力量有限，手头已无预备队可调，委员长和阎长官来电说，增援部队即到晋。我知道，这不过是空口鼓励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忻口这么多敌人一口吃掉也还不好办。但是，拖垮敌人，多杀伤一些，让他吃个大亏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郭寄峤道：“我同意卫总的看法。我马上和参谋处的人一起，拟定一个全面出击的计划。”

然而，未等这个出击计划付诸实施，娘子关失陷了，东路日军疯狂地向太原追击，忻口守军的后路受到严重威胁。卫立煌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忍痛撤退。这将使他抱憾不已。

对于急于灭亡中国的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来说，他们精心策划的“十月攻势”进展并不顺利。

华中方面，在淞沪一隅之地，除原驻上海的部队外，已经投入了5个师团，依然进展缓慢，大本营决定继续从国内和华北抽调兵力增援。在华北，日军在平汉、津浦线方面的作战虽比较顺利，但在晋北的忻口地区则陷入了苦战，因此，大本营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完成津浦、平汉线的预期作战任务后，迅速夺取太原，以便调整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

10月2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命令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以第20师团全部及第109师团一部，继于27日又命令第109师团主力加入正太线方面战斗，以解第5师团之危，并与第5师团会攻太原。

当日晚间，日军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进至娘子关外的井陉指挥作战。

娘子关之战进入最后阶段。

马山村是晋、冀两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接近娘子关前线。18日晚8时，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率全旅到达这里。次日下午，刘伯承师长来到马山村，他准备亲率第386旅侧击进犯娘子关的日军，支援正面的友军作战。

在当天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上，刘伯承通俗而又风趣地讲道：“日本鬼子人多装备好，很愿意跟我们硬拼。可我们偏不这样干，而是打他的侧背。大家一定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对付大人的欺侮，小孩子只有找机会躲在门背后，等他过来，就乘其不备地给他迎头一棍。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一打法。”

21日，刘伯承赶到娘子关以南的柏井，与国民党第3军军长曾万钟联络。刘伯承对曾万钟说：“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看来他是研究好了娘子关倚壁临渊、易守难攻的特点的，想来个避实击虚。现在既然发现新关也不易得手，它很可能还会往南迂回。新关以南的石门，位于防御主阵地的右翼警戒线上，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没有接受刘伯承的建议。而事实却并未出乎刘伯承的预料，攻击新关失利后的日军以5个大队的兵力迂回至石门，24日晚上，集结在附近的第386旅第771团突遭日军包围袭击，疏于戒备的第771团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幸得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撤离，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此，刘伯承感到痛心，他对参谋长李达说：“部队遭敌突袭，这是一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你再把情况核实一下，我要给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

作为川军先头的第122师第364旅于10月24日凌晨到达阳泉车站。又渴又饿、疲惫至极的川军弟兄透过微弱的亮光，看到车站上乱糟糟的。不光车站上如此，沿途他们看到，在整个正太路两侧，逃难的人流和溃散的士兵拥塞着视野，遗弃的物资遍地都是，这时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越来越浓烈的战争气氛。

黄绍竑派高参陶钧手持他的命令在阳泉车站等候第364旅。有人把一个个头矮小、满脸胡须的中年将领带到陶钧面前。中年将领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说“我是122师364旅旅长王志远。”

陶钧说：“王旅长，弟兄们辛苦了!黄副长官让兄弟代为慰问并转达命令。”

王志远从陶钧手中接过黄绍竑的手令，见那张纸片上写着：“不必待师部到达，立即依照战区参谋指示，徒步向正太铁路南侧，平定东方之东回镇、西回村与友军联络。”

“娘子关已很危急。川军是有战斗力的，是一支生力军，黄副长官希望王旅长率部暂时将敌人顶住。”陶钧说。

“我部在西安、太原未得任何补充，我手头连一张地图都没有。”王志远满脸忧虑神色。

“不光你们，许多后续开上来的部队都没有得到补充，没有地图。”

“我们往哪个方向开进?”

陶钧手指东南方向比划了一阵，然后离开。

经短暂休息后，王志远命令全旅依照陶钧指示的方向，以急行军姿态向前开进。蒋介石和阎锡山一毛不拔，让川军弟兄憋了一肚子气，但他们的士气仍很高昂。各级官长在队列里鼓励部下：“老蒋和老阎不把川军当人待，咱不靠他们，咱们去找日本人要，日本人那里大炮、机枪、三八大盖多得是，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夺过来了……”

当日傍晚，第364旅赶到东回村宿营。

就在王志远率第364旅离开阳泉不久，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乘坐的小火车驶抵阳泉车站。听说娘子关战役总指挥黄绍竑驻在阳泉煤矿局，王铭章立即前往请求任务。

见了面，黄绍竑说：“王师长，你率所部及时赶到，我十分高兴。当前战局极为紧张，正需要你们加入前线作战。目前娘子关左翼尚平静，右翼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第3军防线一度动摇。一部敌人从侧鱼镇方面经七亘村突了进来，这股敌人显然是企图经马山村、东回、石门口向平定进攻，迂回阳泉。现在八路军129师386旅陈赓部正在马山村以东地区与敌作战。你这个师必须迅速开到马山村一带阻击敌人，不让他们经石门口向平定发展。”

王铭章道：“请长官放心，我们川军就是为了抗日才出川的。但是，我们连续行军，十分疲惫，加之装备未经任何补充，就这样拉上去，我有些担心……”

黄绍竑说：“这些情况我都清楚，眼下军情紧急，你们只好先开上去顶住敌人。至于枪支弹药、服装粮食等问题，我负责催战区尽快给你们补充。”

王铭章明白，黄绍竑不过是又给他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而已。军情确实紧急，此时他已不再考虑别的，他想得最多的是，第122师作为川军的前卫部队，怎样打好第一仗。

辞别黄绍竑时，王铭章认真看了几眼挂在墙上的那幅作战地图——作为即将率部参战的一师之长，他的手中同样连一份地图都没有。

25日拂晓，第364旅旅长王志远率全旅继续向马山村开进。先头第727团于上午8时进抵马山村西面时，突然遭到道路南侧高地上密集火力的袭击。这意外的、猛烈的打击使第727团顿时陷入混乱。团长命令部队立即展开，并指挥一部兵力与日军抢占制高点。

伏击他们的日军正是昨天晚上袭击八路军第386旅第771团的日军第79联队一部。初一交手，第727团仅有的2挺捷克式轻机枪就被打哑1挺。士兵手中的川造步枪打不了几发子弹便卡了壳，一个团的火力不如日军的一个中队。第727团其实是在用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优势兵器。士兵们扔掉手中的破烂步枪，挥舞着锈迹斑斑的大砍刀，以密集的队形呐喊着冲锋，早已占领制高点的日军集中轻重机枪疯狂射击，暴风骤雨般的子弹劈头盖脸打来，士兵们大片大片倒在山坡上、道路上……

3营9连的上士班长熊克义和士兵小于也在冲锋的队列中。他们两个都是自贡人，熊克义兵龄比小于要长几年。在开来前线的火车上，小于向熊克义透露，他本打算开小差的，听说部队要出川打鬼子，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晃着拳头对熊克义说：“班长，只要能打死一个鬼子，阵亡了也不冤枉。”小于又说：“我就不信，中国这么大，打不过小小的东洋鬼。”熊克义笑了笑：“要不，到战场上咱俩比一比!”

头一拨冲锋的8连被日本人打得退了下来，3营长一挥手，轮到9连上了，熊克义和小于冲在前面。突然，一颗子弹打中熊克义的右肩，他尖叫一声倒地。同时他听到近前响起一阵阵子弹穿越肉体的噗噗声，宛若裂帛，血星子四溅。他看到小于胸前中了数弹，鲜血将他破烂的粗布衣服染得透亮。熊克义用尽力气抱住小于朝山下滚去。这时，10连的弟兄又接替9连冲锋。小于躺在熊克义的怀里，用微弱的声音说：“班长，我还没得看清鬼子的模样，还没得放一枪，我心不甘啊……”

半个多世纪后，白发苍苍的熊克义老人对来访者说，他一直忘不掉这一幕，忘不掉小于年纪轻轻而又老气横秋的模样。他又说，这和拿活人白送礼差不多呀……

半个时辰过去了，旅长王志远率第728团赶到。一看这阵势，王志远当即决定撤出。第727团残部和第728团一起后撤至东回村以东占领阵地。但是，日军紧追不放，第727团仍然首当其冲。在日军猛烈的火力轰击下，他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终于，数百个鬼子嗷嗷叫着冲杀过来，士兵们抡起手中的大砍刀同日军搏斗。肉搏被认为是川军的拿手好戏，但这种短兵器同日军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相比，仍是吃亏不小，川军弟兄差不多是拿十条命换日军一条命……

战至中午，原有2000余人的第727团已所剩无几，残部溃退下来。当面的日军也死伤不少，暂时停止了攻击。

当日下午，经过整理后的日军又对第728团发动猛烈攻击，情况与上午相同。一阵残酷的厮杀之后，王志远被迫率两个团的残部后撤。仅仅一天时间，作为第122师主力的第364旅便失去了战斗力。

这天夜间，在阳泉的黄绍竑好不容易才接通了与八路军第129师的联系。黄绍竑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对刘伯承说：“今日川军在马山村以西受到敌人攻击，损失极大。敌人正向第3军军部固驿铺迂回，我已命令川军王铭章师长率366旅向柏井驿开进，协同第3军夹击这股敌人。请伯承兄率部予以配合。”

刘伯承说：“我判断明日可能有敌人后续部队由侧鱼镇经七亘村通过，继续向石门口进攻。所以，我已命令386旅明日在七亘村设伏，消灭敌人的后续部队!”

黄绍竑说：“好!请伯承兄协助我挽回娘子关右翼的危局。”

刘伯承说：“请黄副长官放心，我将尽力指挥所部配合友军作战!”

10月26日上午9时许，果然有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进入七亘村伏击区。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5公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刘伯承和陈赓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中了这个理想的伏击阵地。第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3营天亮之前便已埋伏在峡谷两边的高地上待机歼敌。

战斗瞬间打响，一阵短促的火力袭击后，3营的官兵们随着喊杀声冲入沟底与乱成一团的日军展开肉搏。好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仅经两小时激战，即以10余人的伤亡换取了击毙日军300余众的重大胜利，并缴获骡马300多匹。

两天之后，在同一个地方，还是由第772团3营在此设伏，取得了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40多匹的胜利。而且这次战斗，牵制了日军，并把困在旧关的第3军曾万钟部1000多人，从日军的包围圈中解救了出来。

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一份山西省地图和华北地区军用地图。这两张地图是刘伯承渴望已久而未能获得的“宝贝”。高兴之余，刘伯承愤慨地说：“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那里说没有地图了，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然而，第129师的两个团毕竟无法挡住数万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的胜利只能暂时起到牵制、迟滞日军的作用。就在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进行的那天，日军攻占了柏井驿，直接威胁到娘子关与旧关守军的侧背，这些部队惧怕后路被切断，争相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

早在娘子关战役之初，中共就曾有过极好的建议，但并未被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和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至娘子关仓促组织防御。而且在战役展开之后，正像蒋纬国先生后来主编的《抗日御侮》中所指出的：“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失败是必然的。作为战略要地的娘子关过早丢失，与战术思想有误有关，更与战略指导思想上重视不够有关。娘子关的沦陷所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山西战局从此急转直下。

娘子关之战进入尾声。整个太原会战也开始进入尾声。

10月25日那天，当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得知第364旅已经溃不成军的消息时，他怎么也难以相信。但仅仅过了一天他就相信了——26日，王铭章亲率第366旅在柏井驿与日军鏖战一天，弟兄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然而，第366旅依然遭到了同第364旅一样的命运。王铭章忍痛率残部撤出，连夜经上盘石沿铁路线西退。

阳泉。急于求成的黄绍竑在将第122师推上前线后，稍后到达的第124师两个旅，无不是到一团上一团，到一营上一营。就这样，黄绍竑将第22集团军作先头的第41军，支解成若干无头小股，令其盲目进入战地，遭受日军疯狂的摧残。待第22集团军总部到达时，第41军已被消耗大半。尤其是那些战斗中负伤的官兵，轻伤者多半鲜血淋漓地自个儿往后方走，重伤者多遗弃于阵地，任敌杀戮。仓促上阵的川军就像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各师、旅、团都未来得及配属战时最起码的卫生部队，有的团连一副担架都没有。

10月底，平定县城陷落时，第124师第372旅数百名重伤官兵未及撤走，当伤兵们见被遗弃时，声泪俱下：“兄弟们，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哟，带了伤就没人管了吗?”

“天呀!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怀有满腔杀敌报国之志的川军弟兄在山西留下了极度的悲怆。许多年过去了，那些活下来的人仍然无法忘却这个黑色的十月。娘子关一丢，黄绍竑几乎与所有的部队都失去了联络。

27日，黄绍竑率他的指挥部人员离开阳泉，撤退到寿阳城南的半月村。此时，他这个战役最高指挥部已形同虚设。

28日晚上，一封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送到黄绍竑手中：

限1小时到。太原阎司令长官，寿阳黄副司令长官。0密。娘子关失守影响全晋，我为保障晋北最后胜利及待川军增援起见，在娘子关方面作战各军应在寿阳以东地区利用山地坚强抵抗。如无命令，即将全部牺牲亦不许退至寿阳以西，如有不听命令者，决以军法从事。望即转令遵照为要。中正。俭午。

黄绍竑感到问题严重。次日一大早，他来到寿阳城北的坡头村，与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商讨战局。

黄绍竑说：“仿鲁兄，前方情况如何?”

孙连仲道：“很明显，各部都已失去指挥，损失惨重。我的3个师中，只有冯安邦的27师尚好一些，池峰城的31师和张金照的30师都没有战斗力了。”

黄绍竑说：“正太路上如不在阳泉作有效的抵抗，敌人一下子就能冲到太原，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仿鲁兄，无论如何要令27师在阳泉抵抗一阵，不得后撤。”

恰在这时，第27师师长冯安邦打来电话向孙连仲报告：“敌人已接近阳泉，阳泉地形不好，最好撤到阳泉以西地区收容整顿后再作抵抗。”

孙连仲大声地：“不管地形好与不好，我命令你就地收容抵抗。无命令后撤，就要把你枪毙!”

然而，一切努力均告失败。

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沿正太铁路西撤。王铭章走在队列的最后面，他不时回头望望东方，那个如恶梦一般的战场。

娘子关之战的激烈程度无法和同期进行的忻口之战相比，但却先行失败了，并牵动了忻口的撤退以及太原的迅速失守。很多人不甘心。但是，这时候没人会想到，从娘子关溃退下来的残破之师中，有两支部队在半年之后的台儿庄战役中却响彻云霄——他们便是王铭章的第122师和孙连仲的第26路军。

1938年3月14日，保卫徐州外围的滕县之战正式打响，王铭章率3000余众抵御上万日军的冲击。激战到17日，全城已成一片火海焦土。最后关头，王铭章给他的老上级、第41军军长孙震发出最后一封电报，表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他对身边的滕县县长周同说：“周县长，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走了。这儿的事，有我。”早已受到感染的周同说：“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我是明白的。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们食国家之禄的，也真惭愧得很!师长这样爱国，这样爱民，我决不苟生，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在说过这话3个小时之后，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评价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

日军疯狂追击，正太路上的国民党军已溃不成军。

此刻，刘伯承仍在从容不迫地指挥第386旅侧击日军。

11月1日，在昔阳以东黄崖底附近一座山顶的后侧，刘伯承站在冷风中，拿起单筒望远镜。他看到，一座小庙和十几孔窑洞紧挨道路，小路和小河在这里交汇，河床半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路和河的两边是长长的斜坡，现出一个大漏斗的形状——这里又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点。

两天前，刘伯承已决定在黄崖底设伏。参谋长李达心领神会：“师长，你说让哪个团担任主攻?。”

“让第771团打吧，”刘伯承说，“自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呢，指战员们早憋不住了。”

11月2日，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20师团第136联队的一个大队，被打得抱头鼠窜，第386旅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300多人。一个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曾用“过天险黄崖底”这样的标题描述这次战斗。

两天之后，从晋北地区南下正太路的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昔阳以西的广阳伏击日军第109师团的辎重部队，经4小时激战，歼敌近千人。

又过了3天，刘伯承和刚刚赶来的徐向前率第129师到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歼敌250余名。

11月4日那天，被蒋介石紧急调来增援山西作战的汤恩伯部到了榆社便不敢前进。汤恩伯给刘伯承打电话：“刘师长，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刘伯承说：“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很安全。”

汤恩伯说：“我的右侧背有没有情况呢?”

刘伯承说：“你尽管放心，右侧背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都有我们的部队。”

汤恩伯说：“刘师长，目前战局混乱，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能否请你到榆社来一叙。”

十几天之后，一见刘伯承的面，汤恩伯就欣喜地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啊!日本人吃不消，日军的攻势被挡住了。”

过了几天，第129师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去浮山、沁源一带扩兵时，刘伯承和政委张浩委托他去拜访已退至长治的汤恩伯。汤恩伯向宋任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做政治工作的。我们的部队，用什么法子，也能跟你们一样，打不烂、拖不垮，打散了还可以回来呢?”。

宋任穷这样回答汤恩伯：“这好办，照我们八路军的样子，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发展共产党，包你打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