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接班和传位（2 / 2）

朕此举天下无由共闻，未尝无窃议朕为贪恋宝位，不肯立储。不知朕践阼（zuò）之初，曾焚香告天云：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卷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jī）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天下人也许会窃窃议论我贪恋宝位，不肯立储。岂不知我登基之初，就曾焚香祷告上天说：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我不敢相比，如果我能统治六十年，一定会在八十有五岁时传位皇子，自己退休下台。

乾隆的这个决定，让天下人都很意外。因为清代还没有一个皇帝是“禅让”的。我们知道，“禅让”当然是一个很好听的词儿，因为尧舜都以禅让闻名。中国古代权力一般都是终身制，那么你要是禅让了，就说明你风格很高，不贪权不恋位，当然是好事。但是“禅让”这个事也是很有风险的。我们看历史书，除了传说中的尧舜之外，自古以来，大部分禅让其实都是被迫的，绝大部分太上皇下场都很惨：

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那么，精明的乾隆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

这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他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继承问题，可以把权力交接的震动降到最低，使大清王朝的稳定不受任何威胁。权力交接一直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终身制下，权力交接必然出现在统治者病危或者死亡之时，这个时候临终者的手已经无力有效挥动手中的权柄，在交接棒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中国历代以来权力交接之际，经常是血雨腥风，雍正皇帝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乾隆这样做，把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风险降到最低。

第二，这样可以博得空前的美名。

禅让这个事，我们知道，是尧舜时代的事。我们一说起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就说他像尧舜一样。这说明什么？说明尧舜是君主的最高榜样。如前所述，乾隆皇帝是史上雄心最炽、最自负的君主，他时时处处，要超越历史，创造纪录，把自己大大地写在历史上。在举行传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终于得意扬扬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秦始皇以后，禅让都是徒有虚名。三代之时，虽然有过尧舜禹禅让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异姓，充其量可称为“外禅”。只有他举行的禅位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内禅”，“以视尧舜，不啻过之”。比尧舜都厉害。他因为这个举动，超越了尧和舜。因此，归政之时，乾隆皇帝直言自己“今明足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乾隆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界历史上，最最最伟大，最最最光荣，最最最有福气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完人。

所以本来应该是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被改成了嘉庆元年。这一年正月初一日，乾隆举行了“禅位大典”。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老皇帝那双慈祥中透着威严的炯炯有神的双眼缓缓扫向殿前广场，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那么，传位之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过得怎么样呢？他是否像其他太上皇一样，落入囚徒境地呢？

当然没有，虽然号称“禅让”，但是精明的乾隆事先已经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清高宗实录》）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他既要禅让之名，又要权力终身之实。

事实证明，太上皇乾隆过虑了。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选得太对了。

嘉庆皇帝

正当盛年，三十五岁，血气方刚的嗣皇帝嘉庆远比乾隆想象的还要聪明，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朝鲜李朝实录》）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朝鲜李朝实录》）。《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所以乾隆太上皇生活，一方面大权仍在；另一方面，没有繁杂的日常事物，比以前轻闲多了。那么乾隆在忙着做什么呢？

他有更多时间从事他喜欢的收藏与鉴赏活动。

乾隆帝秋景写字图

乾隆皇帝对文学艺术都非常感兴趣，他从十九岁开始学画，功底不错，他的生母崇庆皇太后每年过生日，他都要画上几幅画。乾隆元年（1736年）初临御天下时，他曾经画过题为“松竹梅”“桂菊”“牡卉”“梨花白燕”“梔子花”和“凤仙石竹”的六幅花鸟彩图。从这些画来看，乾隆还算是个不错的画家。

乾隆帝《临王羲之贴》

书法上头，乾隆也下了很多功夫。他最崇拜王羲之的书法，称其《快雪时晴帖》为“千古妙迹”，日理万机之余，临仿不下千百回。同时也临过许多董其昌的书法。乾隆的字有自己的风格，方圆兼备、刚柔相济，但是总体来说，水平一般，算不上书法家。不过乾隆这个人特别喜欢题字，现在我们到许多古迹，都可以看到他的题字。

虽然算不上杰出的书法家和画家，但乾隆肯定能称得上清代最大的收藏家。乾隆朝经济繁荣，他手里有很多钱，所以他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是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晚年乾隆最喜欢的事，就是鉴赏书画。把一幅幅稀世珍品一一打开，细细观赏，然后在上面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印章，有的上面，还题上字。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古画，上面都有乾隆那并不太漂亮的题字。乾隆还把自己的收藏品，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编印成书。所以现在收藏界很重要的一些经典书目，都是他编的，比如古铜器目录集《西清古鉴》，古砚目录集《西清砚谱》，历代书画目录集《石渠宝笈》，都是乾隆编的。当然，乾隆皇帝最引以为自豪的，当是对书法名帖的搜集。他把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恂《伯远帖》收集到一起，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把这间屋子改名为“三希堂”。就是说，这里有三件稀世之宝。所以乾隆刻的一部书法名帖集，就叫《三希堂法帖》。

乾隆在文物鉴赏上，确实有一定的眼光。紫禁城内所藏古玉器甚多，过去的皇帝和专家，已经给它们分了等，标上甲、乙、丙三等。有一天，乾隆把玩古器，在仓库角落里发现一枚土渍尘蒙的玉斧，标列“丙等”。乾隆一搭眼，感觉形制古朴，很不一般，遂命人洗去尘垢，一看，是上古精品。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乾隆对玉器鉴赏非常有眼光。

除了收藏之外，乾隆朝皇家造办处制造的艺术品，现在也很有名。乾隆朝的玉器、瓷器等，现在是屡创拍卖新高。确实，乾隆朝内务府制造的奢侈品，在整个清代水平是最高的，因为乾隆一是有艺术修养，二是不惜血本。比如现摆设在故宫博物院乐寿堂后间的“大禹治水玉山”，就是由内务府下属养心殿造办处与内廷如意馆合作设计，然后将蜡样、玉料运往扬州制作，这座玉山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

乾隆朝瓷器也很有名，乾隆瓷盛行锦上添花、大红、大绿、金银辉耀，在风格上反映出盛世之中人们喜欢热闹富丽的审美情趣。乾隆瓷器的造型在我国陶瓷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小到“二寸”“三寸”之瓶，大到“五六尺”之瓶，无论大器小器巨细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乾隆御窑厂制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清代最高的水平。所以也成为今天收藏家追捧的对象。

乾隆皇帝收藏之富，制作之精，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乾隆朝留下的这些文物，要以说是乾隆时代特有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乾隆朝国力的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追求超迈古今的审美情趣的烙印。

当然，除了享受生活，欣赏艺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也有很多遗憾和烦恼。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白莲教起义其实是乾隆朝社会危机的一个集中体现。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人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乾隆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了“千古完人”，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很快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所以在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除了欣赏书画，享受生活，其他精力就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十万，花掉饷银已经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原来，上至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厕身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军队贪污腐败得非常厉害，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珅入见。“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皇（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挥之出，不更询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和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无可争议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