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 / 2)
英国人为后来侵华埋下的第二个伏笔,是军事上的考察。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应该说准备是非常细致的。他不但指示在接待英国人时要热情、要周到,而且还命令各地地方官,英国人来的时候,要组织士兵,列队迎接。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乾隆皇帝指示各省长官:
“著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biàn)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清高宗实录》)
也就是说,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多组织士兵,全副武装,用最好的装备,最好的精神状态,来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虽然老了,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他想到这些西洋蛮夷远道而来,谁知道他们心里头有没有什么图谋不轨的想法呢?因此要通过展示武力,吓唬吓唬他们,让这些落后的野蛮人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乾隆皇帝对他领导下的军队是非常自信的。我们知道,乾隆皇帝最自豪的统治业绩中有一项,叫做“十全武功”,就是他亲自指挥的十次大规模战争。在乾隆皇帝的设想里,一连串的军事检阅一定会向英国人证明大清军队的军纪严明,装备良好。各地官员深入领会乾隆的指示,英国人每到一地,他们都派出最好的军队,进行列队迎接。那么,大清军队给英国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英国人记载,他们每到一地,都会看到一队士兵。他们有弓箭手、火绳枪手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向英国人展示东方人的武勇。然而这种展示没有使英国人感到任何敬畏,相反,让他们感觉很可笑。英国人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大清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他们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大清军队:“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对于大清的武备,英国人更是极为轻蔑:“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当时欧洲军队的装备怎么样呢?应该说,确实比大清帝国的先进许多。清军当时最主要的装备是弓箭、大刀、长矛,火器主要是火绳枪。而当时欧洲军队主要使用的是燧发枪,有些军队已经用上了滑膛枪。乾隆朝军队的装备,和明朝末年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和英国相比,落后了差不多一百年。
所以,乾隆皇帝引以为自豪的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就成了一个笑话。
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一句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他说: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所有海岸舰队。”(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可以说,这次访华,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非常巨大。除了对清帝国的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大清王朝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察。马戛尔尼他们沿途专门有人负责测量搜集各种数据,比如城墙的高度、厚度、水道的深度等,因此从浙江到北京这一路,他们初步探明了海路和运河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英国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
今天,我还没有找到特别直接的史料来证明,马戛尔尼拿到的这些数据,在后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到底起到了怎么样关键性的作用。但历史事实是,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不选择这也不选择那,而是偏偏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定海来攻打。而马戛尔尼到中国后,第一个进入的城市也是定海,这难道说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所以,军事上的考察,是第二个伏笔。
那么第三个伏笔是什么呢?鸦片战争之所以叫鸦片战争,是因为和鸦片贸易有关。而英国人大量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是什么时候呢?恰恰是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后。
如前所述,乾隆时代的中英贸易,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商品在中国打不开销路,所以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但是,英国的白银毕竟是有限的。眼看着所有的白银都要用光了,英国人心急如焚,他们千方百计寻找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
想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邪恶的东西,那就是鸦片。
“鸦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是英语opium一词的音译。我们一般一听到鸦片,就想到鸦片战争。其实,早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品。当时有一个中国高僧叫义净,跑到印度去取经,同时就带回了鸦片,所以中国人用鸦片的历史是很古老的。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危害,因为清中期以前,人们主要用它来做药材。
不过从雍正年间起,用鸦片枪烧鸦片的吸法从东南亚传入中国,这种吸法很容易让人上瘾,鸦片就变成毒品了。所以早在雍正年间,已经出现鸦片烟馆了,雍正皇帝也曾经颁布圣旨,禁止人们吸食鸦片。不过,由于当时鸦片进口量很小,所以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一个严重威胁,恰恰就是在乾隆年间。乾隆初年,英国人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贩运到了广州。他们在印度买一箱鸦片,花二百五十印币,而运到广州,就能卖一千六百印币,一赚就是六倍。英国人喜出望外,终于发现了从中国换回银子的方法。
所以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国人在印度执行了一项罪恶的计划,就是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到中国。当然,乾隆对英国人的这个计划是一无所知。
不过,乾隆皇帝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因为从乾隆中期开始,社会上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英国使团的成员一到大清帝国,也立刻发现了这一点。
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鸦片的流行程度:“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广州道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吸食鸦片的人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英同人也不全是天生的恶棍,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马戛尔尼出使成功,打开中国市场,就可以用正常的贸易来换回白银。但是马戛尔尼出使失败,使他们这一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进一步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走私进口的鸦片数量是一千八百一十四箱。而1798—1799年,也就是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几年之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增长到每年四千一百一十三箱,增长了一倍还要多。
这样一来,中英贸易,就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从中国流向英国。到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也就是大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道光皇帝如果不禁烟,大清财政就垮掉了。一禁烟,没想到英国人却发动了鸦片战争。
所以这是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和后来鸦片战争的另一重关系。
除了这三大方面以外,这次英国人出使,还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一个直接的伏笔。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大约两个月前,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就是要不要发动鸦片战争,要不要侵略中国。双方势均力敌,不赞同出兵的人还稍占上风。后来,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打破了这种平衡。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只有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市场。“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统治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谈判的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阿兰·佩雷菲特《两个世界的撞击》)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决定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朿后,进行投票,主战派二百七十一票,反战派二百六十二票,只有九票之差。也就是说,没有小斯当东这篇发言,也许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个时候爆发了。
那么,这个小斯当东是个什么人物呢?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威信呢?说起来有意思,他就是当时马戛尔尼使团中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他也跟着父亲访问了中国,而且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那天,十二岁的小斯当东还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因此也见到了乾隆皇帝,而且和乾隆还用中文聊过天。
乾隆与小斯当东
原来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学了很多中国话,所以在觐见乾隆的时候,和珅向乾隆介绍,说这个英吉利的小家伙会说中国话。乾隆听了很高兴,把小斯当东叫到面前,和他聊了好几句,完事还赏了小斯当东一个荷包。小斯当东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
这次中国之行奠定了小斯当东一生事业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大清帝国的反感情绪。回到英国后,小斯当东继续刻苦学习中文,成了一个中国通。这样一个人在对华事务当中当然最有发言权。所以他的讲话,得到了其他英国议员的重视,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最后一个伏笔,马戛尔尼访华时提出的要求,和后来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提出的要求,几乎一模一样。换句话说,英国人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跪着乞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后来他们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我们拿《南京条约》,和马戛尔尼要求乾隆皇帝内容一对比,就会发现,几乎完全一致。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希望中国增加通商口岸的数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清政府指定一个小岛给英国人使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马戛尔尼要求清政府改革外贸体制,结束十三行的垄断。而《南京条约》取消了十三行。
马戛尔尼要求清政府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不要滥收其他费用。而《南京条约》规定,关税固定,关税之外,不再有任何加派。
马戛尔尼要求改善英国商人在华待遇这一点,也在《南京条约》中得到体现。《南京条约》中说,大清皇帝“格外施恩”,恩允英国人来大清经商时可以携带自己妻子。这一条在诸多条款中,是唯一一条道光皇帝主动同意的条款。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负责谈判的清朝官员耆(qí)英对道光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许外国人携着家眷住在广州,这一规定确实有弊端。因为外国人之所以难于控制,正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家庭的温暖,脾气比较暴。如果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可以带着老婆一块住,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六册)。说英国重女轻男,家里都是女人说了算,所以可以用妇女的温柔约束英国男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这番高论令道光皇帝拍案叫绝,立马就批准了。
总之,乾隆处理英使访华事件的失误,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全面埋下了伏笔。如果鸦片战争在乾隆晚年打响,结果也许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因为晚年的乾隆,过于保守,又沉迷于物质享乐,失去了反思能力,和青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那么,到了晚年,乾隆就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选择继承人。乾隆皇帝选择接班人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他曾经多次秘密立储,最后到了晚年,才选中了嘉庆。选中了之后,他做了清代历史上其他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生前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那么他为什么要在生前传位,传位后他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