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祥的乾隆十三年（2 / 2）

一，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

乾隆以前，雍正惩贪，实行的是“完赃减等条例”。就是说，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罪犯，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有公款部补齐了，就可以免死，减罪一等。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犯官自己到监外去筹款来还钱。第二年仍然没能补全的，犯官进监狱，而他的家里人，老婆孩子仍然可以帮他筹钱补赔。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最后很多人都没有被处死。

到了乾隆朝，乾隆在二十三年（1758年），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这个“完赃减等条例”。乾隆规定，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就判处斩首，绝不宽贷，你用多少钱，哪怕十万两，也买不回这条命。这一改革，就使大清王朝的惩贪力度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无数贪官，人头落地。这还不算完事，那人死了，钱就不用还了呗？不行，“其未完银在于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就是，本人杀掉了，还要接着追查家属的财产，把所有家产都要追出来，这才算罢手。为了防止贪污的人转移家产，他要求各省总督巡抚一旦发现有贪污犯，第一件事，就要派最快的快马，去查封他的家产，防止他转移。所以乾隆惩贪手段之严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整个历史上，惩贪最严厉的皇帝，乾隆可排第二位，第一名，当然还是得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惩贪，用的是剥皮实草之法，就是只要贪污六十两，就要把这个官员的皮剥下来，里面填上草，放在下一任官员的办公桌边上，提醒你别再贪污了。这个办法，乾隆比不了。

乾隆惩贪的第二个特点，是执法从严，波及面广。高级大臣犯别的罪，也许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是贪污，即使情节轻微，只贪了几两银子，也绝不宽恕。而且凡是与此案有牵连的其他官员，都会受到严肃处理，一个也不会放过。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南总督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就是找一些土特产，做节日的贡品。云南产什么？历史记载，云南以产黄金闻名。《千字文》中不是说“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吗？丽水就是指金沙江。于是他想买点黄金，做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十四两银子买一两金子，而恒文呢，因为省政府经费不够，每两金子只出十两银子，让部下去买，钱不够，你们自己想办法。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部下之实，一个堂堂省级长官做这样的事，确实挺不光彩的。不过这件事，总共也没占几百两的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但是这个事被揭发后，乾隆的处理却很重。虽然恒文能力突出，一直深受乾隆的宠爱。但是因为事涉贪污，乾隆还是决定，赐恒文自尽，对于其他牵涉在内的人员，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三位高官，也一并被革职，与此事有关的其他五十六名州县的地方官员，都受到了处罚。可见只要涉及贪污的案子，乾隆就一点也不会手软，态度十分坚决。

乾隆惩贪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打击贪污没有禁区，哪怕你是皇亲国戚。

乾隆的后宫中，除了孝贤皇后地位最高外，第二高的是慧贤皇贵妃。这位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也很受乾隆宠爱，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所以慧贤皇贵妃的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很顺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让他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但是这个人，很贪婪，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清高宗实录》）。贪了十三万两，胃口真不小。案发之后，乾隆一点也不客气，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huàn）”，把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了。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乾隆心里很不好受，对高恒的后人很照顾。十年之后，又派高恒的儿子高朴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叶尔羌在今天的喀什地区。不料这个人跟他爹一样，到任不久就私自派人去开采玉石，转往内地贩卖，得的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乾隆虽然很痛惜，但还是下旨说，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就是不能因为他是皇贵妃的侄子而稍稍有所宽纵，所以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在叶尔羌当地就给砍了脑袋。

所以乾隆中前期，反贪确实是清代历史上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大的。乾隆中前期，省级以上大臣，被以贪污罪名查处的多达三十几起，其中被砍了脑袋的有二十余名。乾隆朝，在清代，是处死高级大臣人数最多的一朝。整个乾隆朝，有资料可查的大的贪污案，就有五百八十九件，这在整个清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上是我们所说的乾隆惩贪的三个特点。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传统中国，有一个最简单的规律，只需要抓好“惩贪”这一条，基本上就能成功。你看历史上，只要惩贪比较有力度，政治纪律比较严明，那基本上都是治世。那么反之，惩贪抓得不好的，基本上都是乱世。所以乾隆中期，就牢牢抓住了“惩贪”这个关键，保证了清朝继续在向上轨道上前进。

乾隆由宽到严的这种突然变化，当然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在大家眼里，乾隆本来是一个儒雅、仁慈、自制力极强的君主。没想到，他身上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纵情任性的一面，看来十三年了，人们对乾隆还是不够了解。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的儿子，雍正的冷酷，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确实，在反贪的同时，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也从开始的“以礼待之”，变成了颐指气使，呼来喝去，动辄痛骂训斥，和雍正当年，几乎一模一样。比如乾隆三十五年，他在圣旨当中，居然当众提了贵州巡抚宫兆麟的外号，他的原文是：“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宫兆麟这个人，只会耍嘴皮子，办不了实事，怪不得大家管你叫宫铁嘴。这道诏书可是明发全国的啊，这个省长的外号，这下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乾隆十三年后，乾隆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越来越向他的老爹雍正回归。

确实，人的遗传基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的时候，人会意识到自己遗传的缺陷，因此尽力加以掩饰和矫正，但往往效果不明显。乾隆虽然十分欣赏祖父康熙的宽仁，但是他自己性格中，还是继承了很多父亲苛刻暴烈的一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他拼命加以掩饰。但孝贤皇后之死，让他精神近于崩溃，没心情掩饰自己，他要任情纵性，随心所欲地做这个皇帝了。

因此，我们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为界，把他的统治分为前期和中期。如果说乾隆前期，像一轮初升的太阳，让大家感觉很温暖、很明亮。那么，进入中期，他就像一轮升到高天的烈日，烈日炎炎，热得让大家都受不了。

为什么乾隆在中期比老爹雍正还狠，后来的名声却远比雍正要好得多呢？这一个是因为第一印象很重要。乾隆刚即位时，曾经实行了十三年宽大之政，这个宽仁的形象深入人心，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第二个是不久之后，乾隆就将大清推向盛世顶峰，国家方方面面，都出现全盛局面，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政治纪律还保持了比较严明的状态，这在历代都是很难做到的，让人对他不能不服气，所以他的这种严猛，就被淹没在引人注目功绩之中了。

那么，除了统治风格的剧变，在具体的用人上，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讲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政治变化的第三点，大力起用新人。

我们之前讲过，乾隆刚刚继位时，为了保持政局平稳，保留了雍正留下的老班子。这并不是说他不想用新的人马，只不过是他感觉时候没到。他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来进行新旧人员的交替。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前，唯一破格提拔的重要人物是讷亲。讷亲是满族镶白旗人，因为他办事干练，雍正挺赏识他，所以在雍正末年，年纪轻轻，就已经进入军机处。乾隆即位后，不是定下了亲贵不得干政的政治原则吗？好几位皇族被清除出了军机处，那么讷亲这个在军机处中本来排名最末，年纪最轻，又没什么背景的人就得到了乾隆的重用。乾隆让他兼管吏部户部，这两个最重要的部。又任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乾隆为什么这么重用讷亲呢，因为讷亲第一是精明能干，思路和乾隆经常能合拍。《清史稿》说，“讷亲敏捷，料事每与上合”。第二，是清廉，“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清史稿》）。就是说，他在大门口拴了个藏獒，像小狮子一样，送礼的，都不敢上门。这两点，特别合乾隆的心思。不料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因为他指挥金川战争失利，最后被乾隆赐死了。

虽然杀了讷亲，但是从任用讷亲的过程中，乾隆却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有冲劲，不像老臣那样拖泥带水。特别是，他们与朝中朋党没有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放心。所以继讷亲之后，乾隆又提拔了一个另一个青年大臣，叫傅恒。

傅恒是谁呢？是富察皇后的亲弟弟，也就是乾隆的小舅子。乾隆和皇后关系好，对这个小舅子也好，而这个小舅子也确实有才干。傅恒为人能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和自己的姐姐性格很像。“款待下属，多谦和与共几榻，毫无骄状。”（《啸亭杂录》）就是说，下属到他那拜访，他从来不拿架子，不管多小的官儿，总是往炕上让。傅恒的另一个特点，也是能跟上乾隆的思路。乾隆后来决定攻打准噶尔时，满朝大臣一致反对，只有傅恒一个人支持皇帝。所以乾隆说“西师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后，乾隆就让傅恒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就相当于过去的“宰相”。这个时候，傅恒才不过二十五岁，是史上最年轻的首席军机大臣。这个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做了二十三年，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傅恒在征讨缅甸的时候，染病去世了。

我们以上讲的都是满族大臣。乾隆皇帝这个人，用人上比较重满轻汉，但是他也提拔任用了一些汉族大臣，最著名的叫刘统勋，就是刘墉刘罗锅的父亲。刘墉在民间故事中很有名，但是他父亲在历史上，比刘墉可重要多了。刘统勋，是山东高密人，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年间做到大学士以及军机大臣，有一个电视剧——《天下粮仓》，演的就是刘统勋的故事，在这部电视剧中，刘统勋是一个很清廉、很刚正的官员，在历史上，刘统勋也确实有这些特点。刘统勋的特点一是智商高，判断事情准确，乾隆说他“遇事神敏”，（乾隆所作《怀旧》诗中句“遇事既神敏”）；二是敢于直言，敢于弹劾朝中那些高级大臣，曾参奏大学士张廷玉、讷亲这样的权倾朝野的高官。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秉性刚劲”（《怀旧》诗中的下一句“秉性复刚劲”）。三是不结朋党。一个人独来独往，不拉帮结伙。四是清廉，《诸城县志》称赞刘统勋说“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区”，家里只有几十亩薄田，几间破房子。乾隆对他非常欣赏，曾说：“譬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就是说，人们习惯把大学士称为宰相，其实只有刘统勋这样的人，才算得上宰相之才。

所以我们总结乾隆中期大量启用的新人，基本上都有这么几条的特点。

第一，是聪明，干练，能办事，跟得上皇帝的思路。

第二，是不拉帮结伙，不结朋党。

第三，是比较清廉，不贪污。

政治方针确定之后，下一个关键就是用什么样的人去执行，乾隆中期政治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以其过人的眼光，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臣僚队伍。乾隆不像有些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yǒu）有为”，有德无才的，坚决不用。对那些高分低能的书呆子他一直很讨厌。有德有才的，那当然一定要用；有才无德的，也会适度用。比如到了乾隆后期，乾隆也用了和珅这样的贪官。当然乾隆的这种重才轻德的做法，也埋下了深刻的隐患。

中国历史中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僚机构贯彻到社会底层。而乾隆在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中期的大臣队伍效率高，执政能力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组织保证。

乾隆提拔新人，打造新班子，一个重要目的，是瓦解旧的朋党。乾隆启用的这些人，都与朝廷中旧的帮派没有什么关系。随着新旧班子交替的逐步完成，乾隆终于可以对原有的朋党组织进行大的手术了。手术的目标，就直指当时最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