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祥的乾隆十三年（1 / 2）

乾隆皇帝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刚当皇帝那阵儿，他就预感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头。乾隆自己说过：“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就是说，我刚登基的时候，就感觉，乾隆十三年（1748年），必然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灾难。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预感呢，没人知道。我只想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雍正在位恰好十三年，所以乾隆登极之初，就对“十三”这个数字心理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期。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爽地实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三月，孝贤皇后去世了。

孝贤皇后，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乾隆最钟爱的女人，她突然病逝，不光给乾隆的感情世界造成了巨大的风暴，同时，也引发了大清政坛的一次九级地震。

孝贤皇后去世，乾隆非常悲痛。那么斯人已逝，乾隆能做的，只能是为她办一个盛大的葬礼，尽尽自己的心思。所以乾隆对孝贤皇后的葬礼非常重视，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办得完美无缺，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百分之二百的好，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乾隆心中完美的形象。

但是，大臣们不了解皇帝的心思。在他们心目中，孝贤皇后的丧事和别的皇室丧事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需要例行公事按部就班地完成既定程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葬礼办得就和皇帝的要求有了差距。

葬礼上需要宣读册文，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悼词。这个事归翰林院管。翰林院起草好悼词之后，乾隆说我要看一看，拿过来一看，发现草稿中有一处满文的译文，翻错了，把汉语中的“皇妣”，也就是皇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也就是祖母。说实在的，这类小小的错误在当时的文件翻译当中是很常见的，发现了，顶多警告一下，马上改过来就完了。谁也没想到，乾隆因此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就是关到监狱里，等秋天的时候砍脑袋。其他经管过此事的处级以上的臣僚，一律革职，全赶回老家卖红薯去了。这个处理，把满朝文武都吓傻了，草稿当中翻译错了一个词，就处理得这样重啊？不至于吧！

就在大臣们还没明白过味儿的时候，紧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

按历代规矩，皇后的葬礼上需要使用黄金打造的金册。金册做完了，乾隆说拿来我要亲自看看做得怎么样，一看，乾隆说造得不够精致，“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制造金册这个事，归工部管，乾隆雷霆大怒，工部的所有司级以上的大臣，全部问罪。过了两天，乾隆又发现祭祀用的桌子擦得不够干净，这个事归光禄寺管，光禄寺主要大臣一律降职。（《清高宗实录》）总之，因为葬礼，乾隆处理了很多人。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满族旧习，遇到皇帝皇后的丧事，一百天之内，大臣们不能剃发，就得那么蓬头垢面地待着，表示自己光顾着专心致志地悲痛了，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了。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在国家法典《大清会典》中并没有记载。所以天长日久之后，到了清代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这个事忘了，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很多大臣在百日内已经剃发了，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所以孝贤皇后死后，许多人也正常剃了头发。不料乾隆上朝后发现了，看到好几个人脑门儿剃得精光跪在自己面前。乾隆勃然大怒，说，你们居然对皇后这么不尊重！结果一品大员，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以及湖广总督塞楞额，被乾隆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两人也因此革职。谁也没想到，堂堂大清王朝的一品大员就因为几根头发，掉了脑袋！

所以总之，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因为孝贤皇后去世，全国几十名大臣都倒了霉。原来风平浪静的朝廷上莫名其妙刮起了一股十级台风。这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的状态，经常是无缘无故地指责别人，对别人发脾气。原因很容易理解，他们内心很痛苦，也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身处巨大痛苦中的人，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乾隆就是这样，他不明白天都塌下来了，他最亲爱的人都去世了，他的世界已经变得暗无光彩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却若无其事，该吃吃，该睡睡呢？

乾隆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通过惩罚他人来泄怒，这才造成天下那么多人倒了霉，掉了脑袋。

当然，乾隆一时的情绪失控，只是造成这次政治大风暴的表面原因，或者说皇后的去世，只是一个导火索。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从更深层次来说，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乾隆对臣僚群体压抑了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我们说，乾隆朝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宽仁，中期严峻，晚年宽纵。从乾隆即位到乾隆十三年的初政时期，乾隆的统治风格，是行仁慈宽大之政。

但是仁慈之主不是那么好当的。乾隆对臣僚们宽大仁慈，一开始他们确实曾经如沐春风，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可是时间一长，有些人就故态复萌，又回到了康熙晚年那个懒散懈怠的老样子了。从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就开始出现废弛的苗头。许多地方，最勤奋的地方长官，也不过是能按时上班，处理完几个文件，早早下班，回家去听戏喝酒去了。这就已经算好官了。至于那些懒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才到衙门里坐一坐，平时老百姓根本见不着他们影儿。

这还不算大事。更为严重的是，乾隆一宽大，手一松，贪污之风又刮起来了。雍正年间，由于雍正皇帝大力整顿，臣僚们基本都能安分守己，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朝中却先后发生了数起大案。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有人举报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加平入己”。什么意思呢？布政使是一个省里专管财政的长官，相当于今天的财政厅厅长，就是说山西财政厅厅长萨哈谅这个人，在收税的时候，随便滥收费，应该收一万两，他收两万两。多的那一万，归了自己了。

乾隆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意外，他本来想建成一个历代都不能比的清明盛世，没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明目张胆的贪污行为。他非常生气。乾隆生气地问：“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就是说，我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竟然把我当成了历史上那些可以随便欺负的无能之主吗？

这件事头一次引发了乾隆对自己的宽大之政进行反思。自己对大臣们这样好，为什么还是这么个结果呢？显然，自己的执政方针有问题。

到了这个时候，乾隆有点理解他的父亲雍正了。我们以前说过，乾隆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对雍正抱着很强的逆反心理。觉得雍正这个皇帝做得没风度、不聪明。成天急赤白脸，搞得大家对他都没好印象。但是到了现在，乾隆发现，父亲雍正那么严厉、那么苛刻，也不完全是他个性残暴，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大势所迫。是康熙晚年留下的一些大臣们不容他宽大。中国有个成语，叫水弱易玩，就是说，人们因为水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柔弱，所以很多人最后都是淹死在水里。一个统治者过于仁柔，结果可能是导致更多的大臣陷入法网。乾隆即位之初，学习唐太宗，诚心诚意对待百官，希望百官也能和自己一心一德，共臻盛世。然而，到现在，他发现，清代大臣整体素质，和唐代唐太宗的时候没法比。虽然皇帝对他们十分善待，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用相同的忠诚来回报君主。相反，他们把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当成了可钻的空子，只顾着拼命捞钱。所以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反省自己的初政说：“我登基之初，还有‘好名’之心作怪。”如今“阅事既多，才深知政治必须出于大公至正，才能不走偏”。（《清高宗实录》）我们说过，乾隆即位之初就明确的一个统治思路是宽严相济。现在他感觉，宽得已经超过尺度了，需要动用严的一手了。

所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好几年来，乾隆一直憋着一股劲，酝酿着，要对臣僚们来一次大整风。只不过因为孝贤皇后在，乾隆的生活很幸福，情绪一直很好，没有动得了杀手。现在，皇后死了，乾隆心情极度恶劣，就借着这个机会，玩了一个变脸。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头暴怒的狮子，在大清帝国政坛上刮起了一股恐怖之风。

所以我们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个分水岭。

那么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乾隆皇帝的统治方式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第一，统治方针上，由儒入法。

我们以前说过，乾隆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儒家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强调的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儒家的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调侃地说，我认为，法家的思想则是，人之初，性本贱。法家认为，人是趋利避祸的一种动物。你只有用利益去吸引他，用严刑峻法去吓唬他，他才会听话。我们说，儒家和法家的观点当然都是片面的，人性既有善也有恶。历代都有很多有理想有操守的大臣。不过不论哪个朝代，确实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你和他们讲多少大道理都没用，只有在他们面前悬起功名利禄，在后面举起皮鞭，他们才会乖乖地跟你走。这种人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到了明清两朝特别多。因此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乾隆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放弃了“以礼治天下”的儒家梦想，拿起了法家的屠刀和鞭子，像秦始皇那样以“法”“术”“势”来统驭大臣。这是统治方针和思路的转变。

第二，具体措施上，严惩贪官。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乾隆皇帝掀起了一场惩贪风暴。

我们读历史，一直有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清代惩贪最厉害的皇帝，是雍正。其实不对，是乾隆。乾隆比雍正仁慈，那是乾隆十三年以前的事。到了中期，乾隆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乾隆中期惩贪，有什么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