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佛门天子不杀生？（1 / 2）
九世纪初叶，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员时，写下了两首千古流传的描写江南风光的诗作。一首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清明》成就了一个地名：杏花村。当年杜牧在蒙蒙细雨中的随口一问，牧童在细雨蒙蒙中的随手一指，造就了一件千古谜案。如今，安徽、山西、江苏等好几个地方都说杜牧去喝酒的这个“杏花村”在他们那里。
另一首《江南春》倒是没人争，因为诗里面没有“杏花村”那样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著名商标。“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过随着这首诗的诞生，也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现象，诗中迷离朦胧的“烟雨”二字，成了后世众多楼台亭阁的命名首选词。现在全国各地好多个景区呀，公园呀，都有叫“烟雨楼”的建筑，如嘉兴南湖的烟雨楼、河北承德山庄的烟雨楼，名字都是这么来的。继商标大王之后，杜牧一不小心又成了取名大王，都说杜甫很忙，其实杜牧也很忙，大杜小杜都是大忙人。
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写的就是梁武帝萧衍时期佛寺林立的状况，不过他当时是以诗抒怀，借古讽今。因为杜牧所在的晚唐时代，也是佛寺遍地，僧人满路，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收入，最终导致唐武宗无情灭佛，对佛教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杜牧将混乱不堪的晚唐佛教场面和南朝梁国相提并论，警告唐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南朝覆辙，可见南梁佛事在他心目中的负面印象。
只是他写的那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还代表不了萧衍时代的佛寺盛况。杜大诗人文风温柔了点，实际上南梁的寺庙何止四百八十寺！大臣郭祖深因为忧虑佛事泛滥，曾在给萧衍的奏章上痛心疾首地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仅都城建康周边就有五百多所巍峨壮丽、装修豪华的寺庙，十几万名和尚、尼姑依附其中。至于各郡县建造的寺庙，那就多得数不清了。
清朝学者刘世琦在《南朝寺考》中曾对南梁的寺庙进行过仔细考证，“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余寺”。刘世琦认为，高峰时期，建康城的寺庙达到了七百多座，全国共有寺庙两千八百四十六座。按照五百多所寺庙十余万僧尼算，平均每所寺庙有两三百个僧尼，全国加起来，僧尼总数超过六十万。
有人就说了，管他六十万、七十万还是一百万，和尚、尼姑再多，也不会造反，不会给朝廷带来武力上的压力。这是不了解古代的佛教规矩。从中国的历史事实看，僧尼介入政治斗争的现象极为少见，但僧尼人数过多，会严重影响国家财政，阻碍经济发展，最终间接导致政权大厦被侵蚀掏空。
因为古代有个规矩，寺庙无须纳税，和尚、尼姑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赋税。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人，如果你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生儿育女，奉养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得给朝廷交税。
税有很多种的，有人头税，就是按人收钱。你家有八口人，按照年龄、性别加以区分，除非极小的和极老的，其他人都得按年交钱给朝廷。除此之外还有田租，种田你得按亩数交钱；还有调庸，比如，每个成丁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两丈布、两丈绢、三两丝、八两绵；一年给朝廷出二十天劳役，哪里建造寺庙、修筑城墙以及水利建设啥的，你得自带干粮去工地打工，这可是强制的义务奉献，没工资报酬的。
而如果你出家为僧，一切赋税租调都没有了，和尚免税，朝廷不向寺庙收取任何费用。
任何一项政策，只要存在巨大的利益落差，就会有人钻空子。僧、俗之间的这种有税无税政策，使得僧人身份具有了天然含金量，于是历朝历代都有普通民众为逃避赋税而故意出家为僧的。
当然，这些人的出家并不是真的削发为僧，天天在寺庙里烧水、扫地、念经，而只是把户口挂靠在寺庙里，给寺庙象征性地交一些挂靠费就行了。所以，和尚身份在很多朝代都是香饽饽，拥有一个和尚身份是件相当荣耀的事情。以至于朝廷不得不采取“度牒”制限制僧尼发展，给出家僧人发证，僧人得持证上岗。
到后来“度牒”制就渐渐变味了，朝廷因为缺钱，竟拿“度牒”作为商品销售。军队没军饷了，将领找皇帝要军费。朝廷没钱呀，这样吧，给你们部队三千个度牒指标，你们拿去卖了当作军费。
唐宋时期，度牒最为盛行，特别是宋朝，跟契丹打，跟女真打，跟西夏打，跟蒙古打，朝廷穷得叮当响，经常用度牒去支付各种紧急费用。要钱没有，要度牒管够。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度牒制度才被废止。
不过萧衍时代还没有“度牒”这一说，那是唐朝才出现的，中间隔着漫长的两个世纪呢。但无论是唐朝还是萧梁时期，僧尼免税政策都是一样的。这样，寺庙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向朝廷交纳赋税的百姓就越来越少。
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国的人口是非常少的，因为经历了西晋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事件，国家人口锐减，而南朝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都比不上北方，萧衍时代的人口数量满打满算也就两千来万。这么多人，其中大约有六十万人是不交税的僧尼，再加上一部分可以免税的高寿老人和婴幼儿，还有高官将相、世家大族也是免税特权群体，这么七算八减，还能剩下多少有效纳税人口？如果失去税源收入，朝廷怎么正常运转？
所以，佛教发展到后来，已经有损朝廷利益，因为他们跟政府争夺人口、土地和税源。也因此，总有不想忍的急性子皇帝对佛教大动干戈，杀僧侣，拆寺庙，烧佛经，把寺庙的铜佛像融化了铸钱，把寺庙的田地没收为国有资产，循环往复，多次发生。
萧衍自己就是皇帝，他要推行佛教治国，没有人能阻挡得住。所以，萧衍领导的南梁国，全国上下佛香缭绕，寺庙如林，朝野上下，佞佛成风。尤其是他执政的中晚期，人生的重点已不是当皇帝，而是当和尚。他可以忍受有人损害国家的利益，但绝不能容忍有人损害佛教的利益，谁要是对佛教持有异议，就会受到来自皇帝权力的打击报复。这时的萧衍跟他起兵前待人友善、从谏如流的形象，已相距太远。
《神灭论》的作者范缜就因为批评佛教，反对萧衍无原则的佞佛行为，被萧衍流放加雪藏，满腹才华空遗恨，最终郁郁而终。范缜死于天监十四年，算是幸运的了，因为这时候还处在萧衍执政的早期，他还没有太走火入魔。到他执政晚期的时候，同样是反对佛教，但结果就不是流放和雪藏了。
萧衍有个还没发迹时就在一起玩的好朋友荀济，因忧心萧衍的唯佛是从，上书劝他收敛行为，不要沉溺佛法，别到处兴建塔庙，奢侈无度，铺张浪费。萧衍看到荀济的奏折后暴怒，丝毫不念及两人布衣之交的情分，而是“欲集朝众斩之”，打算把荀济当作一个典型案例，将他拉出来公开批判一番，然后斩首示众。荀济提前得到消息，赶紧逃到洛阳，投靠东魏去了。
这个荀济跑到东魏以后，还弄出了一个大动静。当时东魏的皇帝是元善见，拓跋家族的后代，不过，东、西两魏的皇帝都是徒有虚名的傀儡，他们全被权臣牢牢控制在手中。西魏做主的是宇文泰及其家族，东魏则是受高欢掌控。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澄接着掌权。元善见实在受不了官二代高澄的凌辱与压迫，想摆脱高澄的控制，自己亲政。可他天天被高澄派人“保护”着，没法跑出监狱般的皇宫。
荀济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叫他在内宫开挖地道，从地道里飞越皇宫，逃到宫外。皇帝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偷偷搞起了地下工程，挖呀挖，挖呀挖，眼看着地道就要完工，马上就能通向城外了。可就在最后那么一小截收尾工程时，城门守卫听到地下挖掘的声音，行动计划失败。
不过元善见和荀济这两人都挺爷们儿的，在残暴的高澄面前毫无惧色，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的胆量让人赞叹。高澄带着军队气势汹汹地进宫责问元善见：“陛下何意反？”这话真是有意思，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臣下问皇帝这样的话，连类似意思的句子都没有。臣下竟然对皇帝说，请问皇帝陛下，你为什么要谋反？
元善见的回答相当掷地有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高澄的问话的确不符合基本逻辑，被元善见准确地抓住了把柄进行了嘲讽回击。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皇帝，没听说过君王反臣下的。都已经是天花板上的皇帝了，还要谋反做甚？只有地板才觊觎天花板的位子。很显然，并不是高澄的智商余额不足，而是他潜意识里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国之主。
那时候北方的政权安定度远不及南方，东西分裂，权臣当道，萧衍要不是因过度崇佛而误了治国，依旧像襄阳起兵时那样英明神武，那他是完全有可能扫荡北方，统一天下，完成前人从未有过的丰功伟绩的。当他因为进谏而把荀济逼到北方的时候，作为皇帝，他已经堕落到深渊了。
被他逼走的荀济最后也没能避免掉进痛苦深渊的命运，被高澄下令扔进大铜鼎里用开水煮死。这个死亡的过程如温水煮青蛙一样，非常痛苦。荀济也可以说是被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梁武帝萧衍害死的。如果萧衍不是那么一条道走到黑，能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荀济也不至于要逃亡他国，落得个惨死异乡的结局。
然而晚年的萧衍只喜欢听溜须拍马的顺耳话，听不得不同意见，哪个大臣要是给他提反面意见，他的反应就跟挖了他家祖坟似的。《魏书·岛夷萧衍传》有句评价萧衍的话说得很符合实际：“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这个老得跟古董一般的皇帝，已听不得逆耳忠言，只喜欢别人给他贴金和戴高帽子。文武大臣都知道他好这一口，为了让他高兴，保自己平安，都争相奉承他，拍马谄媚，谁也不在他面前说真话、实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散骑常侍贺琛。
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贺琛针对南梁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忧国忧民的心态给皇帝萧衍递交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里向萧衍陈述了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州郡县三级官员横征暴敛，盘剥百姓太甚，致使民不聊生；二是朝风不正，贪腐横行，官员和世家大族之间互相攀比，豪奢浪费，挥金如土，而民间却有很多人衣食无着；三是不学无术之人利用诡计和奸诈手段谋求提拔升迁，刻薄挑剔，作威作福，正常的官员晋升秩序荡然无存；四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劳役繁多，赋税沉重，百姓疲于奔命。同时他还建议朝廷应该停止不必要的建筑工程，让人民休养生息。
贺琛这个折子递上去以后，不得了，真是捅到马蜂窝了，萧衍看完以后，心里那个气呀，恨不得打滚跳河以头抢地。他拿着贺琛的奏折，一字一句，逐个对贺琛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解、驳斥、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