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2 / 2）

1937年北平卢沟桥事变后，蒋为长期作战，将日军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同时也为引起国际社会（上海公共租界）注意日本侵华，在上海主动攻击日军；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57]。蒋对麾下称：“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55]:337、8月之交，中国部分军队已开抵上海附近，并计划封锁江阴要塞，使长江日本船舰无法逃脱；行政院秘书黄濬受日本收买，泄露消息，汉口一带日舰、日侨先期退出[17]:663-664。7月中旬，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建议东京，不宜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应同时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国兵力，制其死命[17]:664。7月下旬，长谷川清借口陆战队1名失踪，布防上海闸北[17]:664。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机场冲突[17]:664。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接南京电话：“进军上海”[55]:39；8月12日，国军德械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分别出现在江湾、闸北。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淞沪会战揭幕[17]:664。国军第八十八师先头部队在八字桥遭遇日军，双方互指对方先开火[55]:39。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首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之战役[86]。中方称“八一三战役”，日方称“第二次上海事变”[57]。中日双方约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宣布死伤4万多人，国军统计死伤30万人[45]（日军死伤实则近10万人[87]）。上海日军初仅陆战队1万人，中国陆军4万人，空军轰炸日本军舰；此后双方陆续增兵，国军虽不惜牺牲，终不抵日本炮火[17]:664。据学者李君山统计，30个国军德械师，有21个师先后派到淞沪战场。

日军机13架轰炸杭州[17]:664。日本军机分批袭杭州及广德机场，时国军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机27架，分途拦截，结果击落日军九四式轰炸机3架，后世称八一四空战[88]:283-286。中国空军取得九比零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订8月14日为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7]:664。中国可供作战飞机仅220余架[17]:664。中华民国空军分批出击上海敌军事据点及船舰，并以驱主力防卫首都南京[88]:283-286。8月23日，日军松井石根率两个师团登长江南岸，上海战事从市区攻防转为大规模阵地战[55]:40。第一阶段，日军刚登陆，国军在长江沿岸强攻图打击日军；第二阶段，9月11日起，国军因伤亡过大改采守势，将主力撤到浏河—罗店—蕴藻滨—江湾一线，日军转守为攻，主攻罗店，国军死战不退；第三阶段，日军在北线进展，南面防线突出，一部向南回转，欲包抄国军后路，鏖战苏州河[55]:42。9月中旬，国军退守第一预备阵地；日军约10万人，国军约30余万，制空权则在日本之手[17]:664。日本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共12个师团抵上海[55]:42。战役后期，国军败退，上海将失守[86]。由于国军抗敌死伤极为惨烈，战史学家喻之为“血肉磨坊战争”，甚至被喻为“中国版凡尔登战役”[57]。9月28日，国际联盟谴责日本暴行[55]:54。

9月下旬，国军退守第二预备阵地；10月26日，主要阵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17]:664。10月，国府决议迁都重庆[57]。10月下旬，日军迂回包抄后方，国军主力开始撤向苏州河南岸[55]:45。10月21日，国军以广西军队为主力兵分三路总攻顿挫，日军立刻跟纵逆袭；10月26日，蒋亲自下达“固守”命令，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手令：“著第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一营（加强）杨瑞符部，于本晚先在北火车站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师主力转进后，迅速进入四行仓库固守待命。”[55]:49谢晋元率领由约430人组成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他们从此成为上海“孤军”[86]。10月27日，最多三万民众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观战；10月29日，由女童军杨惠敏冒险送入之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

11月7日，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同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55]:55。日军2个师（第10军）登陆杭州湾，国军全线西撤[17]:664。11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17]:64111月11日，国军撤出上海[55]:55。11月12日夜，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57]。11月17日，蒋于陵园官邸召开第三次会议，独排众防守南京，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愿意防守首都。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言，决不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55]:59由于苦战之后，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预设之长江至苏州、嘉兴及江阴至无锡国防线不守[17]:664-665。除军队耗损，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之撤退令战线完全崩溃，令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间接导致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57]。东京大本营主张不进攻南京，设下追击“统制线”，限制日军在苏州、嘉兴以东之线；日军前线将领则主张“暴支膺惩（惩罚暴戾的支那）”，认为只要逼迫中国，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就能屈服中方求和，逐渐成为日本舆论主流；12月1日，东京大本营颁布《大陆命第八号》，正式下达“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55]:62-63。根据相关研究，日本陆军自1937年7月7日至12月31日至少在华东死亡24,026人，其中战死至少18,344名，战伤死至少3,554名，病死至少2,093名，事故死至少35名（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远高于上述数据）

南京攻守

1937年11月下旬，松井石根5万部队兵分6路，进兵南京[55]:63。12月3日，数十架日机飞临南京上空，中国空军只剩下两架零件完整能起飞之战机，乐以琴、董明德驾驶美国造“霍克III型”双翼驱逐机迎战，乐以琴殉国，年仅23岁[55]:63-64。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90]:99。12月12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继之。

攻陷南京后，日军入城大肆搜捕中国士兵，第6师团奉命“不论妇孺，一概格杀”，又以“未和中国宣战”为由，中国士兵不具俘虏资格，默许集体杀戮、施暴[55]:66。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日军遂进行震惊世界之“南京大屠杀”[57]。当时南京各国记者（包括日本随军记者）报导：民众被迫自掘坟坑，然后日军以机枪集体射杀；中国人遗体堆叠山高，成堆抛入长江[55]:66。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奸淫、屠杀，被掳官兵、平民妇孺，或遭集体扫射或被砍死，为时一周[17]:665。国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排长徐朝禄少尉见到“沿街满是尸体，还有好多赤裸的女人及女孩，被日本人用刺刀从下体挑得肚破肠流，躺在那里。”[55]:66日军用绳索，将数百名徒手士兵或民众捆绑在一起，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91]:31-32。由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军在6个星期内，屠杀至少20多万人[55]:68。在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里，列出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之研究数据：根据当时南京之埋葬纪录，最少也有2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录得死亡人数为26万；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国被普遍接受[92]:169。12月15日，蒋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55]:65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90]:103。而根据日本陆军内部资料，自1937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止，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两万六千多人。

华北作战

华北日军占领北平后，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7]:665。1937年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汤恩伯部之王仲廉师苦守，8月9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40]:94。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激战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张家口亦陷[17]:665。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军和第2军[90]:82。日军进陷山西大同[17]:665。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一线守护不力，大同弃守[40]:95。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90]:83。

太原会战

第八路军朱德部奉命增援，与山西王靖国部配合两方夹击。1937年9月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被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经过激战，该部日军1,000余人被全歼，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84]:323；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94]。甫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红军林彪师会同晋军、陕军重创4,000日军于晋北平型关，为中国在北战场之首次胜利。9月26日，中国军队歼敌一个联队，日军向蔡峪口溃退，中国军队继伏重兵于平型关之土沟，待其增援之两联队经过，尽予以歼灭，遂成平型关大捷。蒋致电嘉奖。9月26日起，日军于连云港与中国军队发生炮战，图在墟沟登陆。9月27日，中国军队乘胜攻灵丘，两败日军。10月2日，日军占领连云港外东西岛。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90]:87。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39]:434-452。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90]:91。中央军及晋军破之于忻口，军长、师长战殁，而战地不为之动[17]:665。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7]:665。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39]:470-475。日军改自河北攻晋东；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17]:665。

8月8日，蒋分析国军作战态势时认为：“全部战略之弱点，乃在山东，应设法补救。”[55]:82南口之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循平汉铁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庄；11月，攻陷河南安阳；另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攻陷德州[17]:665。青岛以陷于海陆夹攻，守军于炸毁纱厂后西撤[17]:665。1938年1月11日，蒋由武昌飞开封，召集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演讲“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要求各将领要铲除保存实力、拥兵自重之亡国思想，演讲完毕，当场下令逮捕韩复榘[55]:83。1月14日，经国民政府法院将韩复榘判处死刑，之后枪决[95]。

根据利用日方官报死者名单所做出之研究，1937年日军至少在华北战死8,177人、战伤死1,164人、病死546人、事故死87人、原因不明死去1人，总共在华北至少死亡9975人；在内蒙至少战死112人、战伤死13人、病死5人，总共在内蒙至少死亡130人，合计1937年日军在华北与内蒙至少死亡10,105人（然华北战场实际战死者数量应该有更多的上修空间，因为根据日军之后的机密文件显示，当场战死的人数往往是伤重不治者的十多倍，所以华北战场实际的当场战死人数应比8,177人多出不少）。

华东作战

1938年2月，津浦铁路北段日军（华北方面军）深入鲁南，南段日军（华中派遣军）越过淮河，企图合犯徐州[17]:665。面对徐州北面门户洞开，李宗仁调整部署，同白崇禧商定改为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吸引日军孤军南下，相机将敌围歼[55]:85。3月，南来日军进攻临沂，为时8日，伤亡颇大[17]:665；在津浦铁路南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30,000人）强行军不到24小时到临沂近郊沂河西岸，3月12日分两路强渡沂河，同时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师5个团，13,000余人）从临沂杀出，坂本支队（第5师团第21旅团为主力）向北溃退[55]:86-88。3月17日，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3,000多人殉国；3月18日，濑谷支队（第10师团第33旅团为主力，配属炮兵、工兵、装甲车之“战斗群”，约万余人）攻下滕县[55]:85-86。

徐州东北台儿庄攻守尤为激烈，为时4周[17]:665。濑谷支队以第63联队组成“台儿庄派遣队”，3月24日开始进攻台儿庄；同日蒋带白崇禧到徐州，隔日白崇禧向蒋建请调来有德式反战车炮之中央炮兵第十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守台儿庄，至3月31日全师伤亡超过七成，孙连仲挂电话给池峰城：“士兵填完了，你就填上去，你填进了，我就来填进去！”[55]:88-89。中国以4倍兵力，截断日军补给，歼其16,000人，日军于4月7日后撤，证明其并非无敌[17]:665。4月7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10个师，72,000人）大败坂本支队；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下令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孙连仲集团军反攻大破濑谷支队，重创坂垣师团[55]:91-92。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约29万人和日军约5万人在徐州台儿庄激战一个月，中方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多人；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曾3次赴徐州视察督战[94]。捷报传到武汉，1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55]:95。南京失守后之士气为之重振，人心尤为兴奋[17]:665。日军两个师团伤亡近2万人，中方死伤3万余人[55]:95。日军改向山东、河南之交与安徽北部进攻[17]:665。5月17日，李宗仁主动放弃徐州，国军主力撤出[55]:95；月底，河南兰封、归德相继失陷，日军攻打襄阳、樊城[55]:106。5月，国军放弃徐州，战场移于豫东[17]:665。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不是先有国军才有抗战，而是因为抗战才造就出国军”；4月25日，李宗仁呈蒋四月敬电：“前次台儿庄作战，孙总司令连仲指挥所部，固守台儿庄各村落，虽敌屡以主力，集中炮火，猛烈攻击，皆能不恤伤亡，沈着应战，并时反击，予敌以重创，使汤军团及张轸师，达成包围，把握胜利。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迂回枣、峄，行动敏捷，侧击敌军，果敢攻击，获取胜利之基础。该总司令、军团长，忠勇奋发，指挥洽当，寔已开国军胜利之途径，树袍泽奋斗之楷模，恳予特别褒奖，以励有功，至所部各级官长作战功绩，已令查明呈报，以资分别奖叙。谨电呈鉴核”[55]:96。

1938年6月5日，国军不守开封[17]:665。国军掘毁郑州以东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17]:665-666；6月9日决口成功，开始放水[55]:109。总计淹没40余县，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17]:666；夺去89万民众性命。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之企图为之滞延。

华中华南作战

武汉为南京撤退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亦为日本次一攻击目标[17]:666。1938年2月以来，日本空军不断轰炸，遭到坚强抵抗：2月8日，中国空军及苏俄义勇军击落日机14架，中国大队长李桂丹战殁；4月29日，击落日机21架，中国损失9架，苏俄损失2架[17]:666。6月15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攻陷安庆，会同陆军突破江西马当要塞[17]:666。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前进[17]:666。 8月末，日军攻陷六安、霍山。9月2日，直逼大别山峡口的富金山。富金山位于固始南部史河南岸，当叶(家集)商(城)公路要冲，东连六安、合肥，西通潢川、信阳，山势险峻，第71军宋希濂率部严阵以待，决心在此阻击日军，指挥部就设在千年古刹妙高寺 此次阻击战71军以劣势装备，依托有利的地形阻强敌于富金山逾10日，成功抑制日军的攻势。日军的进攻部队损失过半，死伤近万。中国守军也伤亡惨重，仅第36师就由参战前的1万多人，锐减到八百馀人。 日军担任第一线进攻的荻洲立兵13师团连续5次补充兵员，总伤亡过半，随军战地记者发回东京的消息称：“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日军3个师团战死4000馀人，尸体皆“运叶家集焚化，臭闻十馀里。” 此战中国军队成功抵挡日军第2军的攻击，毙伤日军第13师团逾万人，为国军赢得了调整部署的宝贵时间，彻底粉碎了日军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的战役企图。 9月14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全军嘉奖：“……是则宋军陈师之壮绩，已获得超出之代价，尤其精神上足使敌确认我愈战愈强，抗战精神，历久弥增，令其气短。……”并号召全军学习36师的精神，“各奋英勇”，杀敌报国。

9月底，日军主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地区，国军第九战区部队由薛岳指挥下属10万将士，在南浔铁路战场与日军约28,200人激战13昼夜，歼敌1.4万，日军前所未遇重挫[94]。

10月12日，日军4万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占领广州[17]:666。10月24日，国军主动退出武汉，武汉会战结束；11月11日，日军占领岳阳；11月12日长沙大火，20万人无家可归[55]:114-115。《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之战略方针，致使中国大片土地相继沦陷”[99]:472。蒋致孔祥熙十一月皓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致长沙大火人民受殃，着即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55]:117尤其是武汉失守以后，抗日力量严重削弱。

日本于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更苛刻“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101]，蒋乃中止与日本谈判[102]:1473。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103]:385-386。1月16日[61]:13，近卫文麿发表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公然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03]:386，而与各省政府主席签订和约[17]:676。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严正表示“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104]。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61]:14。

1938年1月，孔祥熙继蒋为行政院长，3月，蒋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汪难免有不快之处[17]:677。12月19日，汪夫妇与追随者从重庆出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往河内[55]:149。12月29日，汪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3点，与日本恢复和平[17]:678。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17]:677。3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之要道，急于自立政府[17]:678。汪一行人在日方协助下，5月抵达上海，6月转赴东京[55]:153。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之卖国证据，日、汪大感狼狈[17]:678。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61]:15。1940年3月26日，汪精卫伪组织在南京成立[74]:41。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

中共代表潘汉年在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中共与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105]:96-113。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基本共识[106]。1940年在经过饶漱石同意之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107]。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108]，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戴笠：“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极之巨奸。”[109]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子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110]。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111][112]。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实际上其为饶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与日军及汪精卫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113]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民革命军作战之兵力，现奉日军命令汪逆精卫会见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进行谈判，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

为动摇国民政府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中心之重庆持续数年“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80]:132。1939年后，日本空军对中国后方轰炸远及于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17]:686-687。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117]:32。特别是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1,200名左右之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这就是“六五大隧道惨案”[80]:132。此一年之内，总计各地被空袭2,600余次，人民死者28,000余，伤31,000余，房屋被毁138,000余间[17]:687。除少数边远省份外，中国各省均曾遭到日机轰炸；这种不区分军队与平民目标之无差别狂轰滥炸，给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日本为巩固已有据点，维护水陆运输线，扩大占领区，严密封锁中国对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发动攻势[17]:686。重要战役，一为两次赣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军约50,000人，进犯南昌，国军约20万迎击，一周后南昌陷落；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军约4万，国军倍之，激战于南昌以西地区，为时2周，日军颇有损失[17]:686。二为两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年4月，国军在各战区反攻，5月，武汉日军5万分路进攻，为10余万国军所遏阻，成相持之势[17]:686。历史学家吕芳上称，1940年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与敌激战九画夜，命令部队死守阵地，没子弹用刺刀、用大刀、用石头、用牙齿与敌缠斗、拼个死活，以原始身躯对付现代武器[55]:5。1940年5月，日军再度进犯，兵力约增加一倍，中国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6月日军占领宜昌，截断四川、湖南间水运[17]:686。三为两次湘北之役：1938年11月，日军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纵火，长沙全市几化为灰烬，1939年9月日军10万来攻，10天后为国军20余万拒退，为第一次长沙大捷[17]:686。长沙会战结束后，白崇禧在衡山军事会议上分析，日军有“快”、“硬”、“锐”、“密”4项优点；国军在反击时，应以稳定对快速、坚韧对强硬、伏兵对锐利、严明对机密[55]:162。

1939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74]:39；6月发动潮汕战斗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陆钦州湾；兵力约5万人，西趋广西，袭陷省城南宁，完全断绝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间之交通[17]:686。11月15日，日军70艘登陆艇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很快占领南宁；12月4日，占领昆仑关；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收复昆仑关，向蒋申请调用中央军第五军任主攻[55]:155。12月，国军16万于南宁东北昆仑关大举反攻，历时两月[17]:686。12月18日，国军反攻，血战近两周夺回昆仑关[55]:157。而在1939年10月下旬时，时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省部联合会议上发言表示，已经有数十万名日军阵亡于中国战场[118]:46。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分南进与北进[17]:684。1939年5月起诺门罕战役，苏军在朱可夫统领下以寡敌众，击溃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55]:155。7月，日本决定南进，为处理“中国事变”，更须解决南方问题，断绝越南、缅甸与中国交通[17]:684。

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划分的十二个作战区域，分别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第七战区、第八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121]:409-410。

为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其划定之变相集中营，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之联系[80]:133。日本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无人区”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团部落”内部，则实行“米谷统制”政策，农民自己加工粮食之工具也被没收；日军规定农民生产之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私留或者买卖，否则受到严厉惩罚；生活在“集体部落”之老百姓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80]:133。

日本军制造“满洲国”后，万里长城成为它与华北地区之所谓“交界”地带；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沿长城一线建立带状之抗日根据地；日本军感到威胁，在“满洲国”军配合下，把居民强行迁移到集团部落，将原来之村庄烧毁，不愿意迁移之居民则被屠杀，结果在沿长城一线建立500公里以上之无人区；因此，大量农民失去家园，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80]:133。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122]

1939年华北日军总共有6,637人战死、16,758人战伤，1940年华北日军则有6,337人战死，13,200人战伤[123]，上述伤亡都是国共游击武装力量在敌后作战所取得的战果。

1940年因日军重兵围剿和集团部落的隔离措施，在满洲国敌后坚持抗战九年的东北抗日联军陷入困境。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与关东军的战斗中阵亡，抗联大部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整编。

1940年，日军出兵侵入越南，威胁英荷南洋帝国[40]:257。6月，乘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维希法国停止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通海口之交通线全断[17]:684。7月，英国政府为讨好日本，竟封锁中国唯一国际边道滇缅公路，使中国作战物资之出口完全断绝[40]:257。后因美国对日态度趋于强硬，3个月后，始行重开[17]:684。自此中国深感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不已，军民生活日益艰苦，直到1944年秋间，实为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40]:257。9月，六万日军登陆安南北部进攻滇桂[74]:41。而日军同样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4日的发言当中，就承认日军已经有数十万人在华作战阵亡[119][118]:611。另根据日本战后研究，在华日军作战阵亡或因重伤残废无法再度返回战场：1937年至少5.1万人，1938年至少8.9万人，1939年至少8.2万人，1940年至少4.2万人，1941年至少4.1万。

1939年华北日军总共有6,637人战死、16,758人战伤，1940年华北日军则有6,337人战死，13,200人战伤[123]，上述伤亡都是国共游击武装力量在敌后作战所取得的战果。

1940年因日军重兵围剿和集团部落的隔离措施，在满洲国敌后坚持抗战九年的东北抗日联军陷入困境。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与关东军的战斗中阵亡，抗联大部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整编。

国共争夺敌后战场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势晋系阎锡山爆发十二月事变，11月28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布起义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势担任主力的第二战区处于混乱。12月冬季攻势，国军动员80个师，55万兵力，各战区分别收复包头、信阳、沁阳等城市；隔年更攻入开封、新野、襄阳、福州等地；日军反攻回复原来战线，日本军部检讨时认为：“……我军未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队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直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黯淡之时期。

1940年3月，国军由山西南部经太行山至河北向日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距离日军50英里外的情况下发动抗击朱怀冰、石友三的6万国军，八路军取得上风[90]:390[125]。华中地区国共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90]:388。1940年10月，新四军与苏鲁战区之国军游击队在江苏泰州黄桥镇冲突，消灭苏北国军[55]:171。苏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驻扎的国民革命军发生黄桥战役，一举击溃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90]:391。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作战；命令期限一再展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包围新四军主力10,000多人[55]:171-172。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军在皖南泾县遭国军包围（皖南事变），军长叶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杀，番号撤销；中国共产党称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要求恢复该军番号，惩办与事变有关人员，撤退华中国军，平毁陕甘宁边区封锁线，废除一党专政，再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之抗日政权，维持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现状，八路军、新四军编为6个军，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国、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17]:682。最后中共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126]:4681-4682。中国共产党出于此条约有利于打破德日包围苏联的局势，为国际局势考虑，表态全力支持。但其态度难以为民众所接受[127]:8-9。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128]。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等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要求日军撤出越南[55]:178。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天后的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宣战[129][130]。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131]。

1944年春季，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发动攻势作战，不过日军也发动最大规模的一号作战进行总攻击，日本稍微占上风的情况下，达到了最大占领范围；至1945年夏季国军反攻态势始慢慢出现，期间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大片国土。

中国内陆战区。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第九战区有过4次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出动66万人次、共伤亡10.7万人，国军出动100多万人次、共伤亡13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激战月余，日军才攻陷长沙[94]。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90]:338。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来攻，4天后退却，此为第二次长沙之捷[17]:686。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目的在消灭第九战区作战主力，在9月28日攻入长沙，10月1日日军主动撤退；国军由西、北、南三面增援，损失严重[55]:177。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90]:345。阿南惟几为策应日军夺取香港作战，再次进兵长沙，薛岳领导国军节节抵抗，削弱日军攻势后往两翼撤退，诱使日军抵达长沙城下，两侧国军切断日军补给线；1942年1日日军不支后撤，遭国军拦截袭击，损失惨重[55]:177。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32]:99。

1940年起，有说法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133]:461-483[134]。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135]。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136][137]:41-117[138]:263-298，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139]:79-80，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在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沿线机场后撤退[132]:99-111。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的率领下，在湖南益阳南县厂窖镇屠杀平民3万余，强奸妇女两千多人，烧毁房屋、船只无数，史称厂窖惨案。

战事逆转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32]:488。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战斗一直持续至12月20日，日军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后撤退[132]:120-130。

1944年1月4日，支那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提交作战计划，准备大规模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破坏美国在中国空军基地；1月24日，东京大本营批准作战计划，正式名称是“大陆打通作战”，行动代号为“一号作战”，动员兵力51万，轰炸机200架配合作战，调集2年用空军弹药，军用马匹67,000头。

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日本于1944年4月发起豫中会战，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61]:841。4月23日、5月1日、5月25日，先后攻陷郑州、许昌、洛阳[55]:225。6月19日，日军攻破长沙[55]:235。6月2日，第十军进驻衡阳[55]:241。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61]:848。第十军堀壕灌水，作背水一战之决死阵势，能夜战，常逆袭，日方称为“勇敢之重庆军”[55]:243。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会战，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61]:1032-1033。11月11日，桂林和柳州同时失守；12月5日，日军攻陷独山；12月10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率900余人，跑步抵达独山，挡住日军攻势[55]:272-274。

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在1944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也取得胜利，并在6月收复柳州后，制订反攻计划；日军被迫开始收缩战线[80]:165。1944年5月，由宋希濂指挥的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132]:551-555。1945年1月，中缅国军会师南坎[74]:46。中印公路首次通车，蒋决定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自兹由印度运入作战物资，得以畅通，印度输油管亦接通至昆明。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61]:1034。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132]:559。“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起，止于6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会战；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共投入5个师团10万兵力，国军由何应钦亲自指挥9个军26个师18万兵力，战线长达200余公里[94]。战场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战又称“芷江攻略战”[143]。日军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61]:1035。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人，战线长达200公里[143]。国军在会战主力王耀武指挥下，取得雪峰山大捷，会战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歼敌3万余人[94]。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奋战，激起中华民族战胜日军之信心和勇气，日军自此逐步收缩战线[143]。湘西会战之胜利，标志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94]。

1945年7月27日，国军反攻，收复桂林[74]:46。策定反攻广州计划，完成一切部署，陆军总司令部推进桂林。8月，美国第十航空队调增中国。

1944年9月，苏联驻伊宁县领事公开支持肯定“伊宁解放组织”，随后该组织在迪化市、阿山、塔城县、阿克苏等地建立分支机构，为之后的三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基础[144]。

日本投降

1945年7月26日，中国蒋委员长（未被邀请与会）、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谍，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之陆海军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40]:225。三国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157]。日本始终认为如果无条件投降，等于毁灭日本；公告中虽有将来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个倾向于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关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弹[61]:1245、1250。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相继占领朝鲜北部[80]:165。鉴于日本政府当时的铃木贯太郎内阁对于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方无条件投降的反应是在日本媒体上出现的用词"默杀"，被西方解读为拒绝。在日本投降前9天，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认为日本在二战期间最虚弱也是攫取最大利益的时刻。8月9日，中国各个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大规模反攻作战，取得重大战绩[80]:165。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请降照会》[159][61]:1256。下午7时50分，日本政府请降书，已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40]:227。晚上8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160]:668-669同日，在延安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161]，令山西、河北、山东、绥远军队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配合苏联及外蒙军作战，亦即抢先进入东北[17]:720。8月13日，毛泽东对干部演说[17]:720。8月14日，朱德、彭德怀电陈蒋，公开表示抗拒统帅部8月10日给予该军驻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日军投降，受降地点及代表指定：一、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二、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三、鄂豫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四、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162]:404。

在中国军民和苏美盟国打击下，日本已无力继续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80]:165。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国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宣告投降后，遂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40]:230。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74]:46-47[61]:1280。8月15日15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向中国共产党投降[54]:147。朱德另电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东）中共将领投降[17]:721。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132]:681。于1944年接替汪精卫担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宣告灭亡[64]。日本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遂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所有日本皇军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注 10]，并负责主持占领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团由首席代表河边虎四郎参谋总长率领，于8月19日乘飞机至马尼拉，签订投降条件[40]:234。国军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一般命令第一号》所划分之受降范围，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国（东北除外，归苏军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接受日本全面投降[40]:234。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宁次覆电表示服从指示[40]:234-235。

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8月9日，苏军占领德王府，8月23日，八路军攻克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17]:715，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字见证[74]:47。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40]:237。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17]:715。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164]:218-222。

8月，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陈仪为长官[74]:47。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奉麦帅下达之命令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并接管台湾。10月25日，驻台日军在台北公会堂完成受降仪式[，随后，陈仪发表广播称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之主权，台湾已经光复。

战后影响

经过14年之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300万人，可能另有100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阵亡士兵有90%以上是蒋的部队；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之中国人民还有900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189]:23-24。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民族之独立解放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陆军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军力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中国国际地位也因此而提高[80]:165。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190]:32。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91]。1947年2月15日，联合国提出报告草案，详述中国八年所遭战争破坏：据估计战争死亡人数逾900万，由于战争死于疾病及受伤人数达数百万，劫后余生者亦陷于穷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坏，教育受严重损害，工矿业十损其九，灾荒和瘟疫波及广西500万人、湖南1,000万人[48]:8287。 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 （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 （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 （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