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1 / 2）

【总括】

中国抗日战争，或称日本侵华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又称八年抗战、对日抗战、十四年抗战，是指1931年至1945年中华民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场主要位于中国境内，同时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邻接地区。战争时间若从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正式宣战算起仅4年，为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中同盟国陆上战斗部分；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算起则有约8年多，是宣战文告中有“之前四年余神圣抗战”一句，故称“八年抗战”，为中日全面冲突；若追溯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则战争为14年。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100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次年3月1日，日本帝国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新傀儡政权，定名为“满洲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从卢沟桥进攻平津地区，不久华北地区沦陷，中日全面开战。8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自卫抗战书，发动淞沪会战，中日在上海及周边大规模激烈会战数月。然而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南京失守，日军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达30万人以上；中国首都迁至重庆进行游击，为中国战时陪都。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队突袭太平洋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日军亦四出攻击，美国、英国与日本互相宣战，中国亦正式对日本[18]及德国、意大利[19]宣战[17]:689。ABCD包围网逐渐形成，日本因在中国的消耗战而资源吃紧，故欲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等资源。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开罗宣言》，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与中国对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命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证实行波茨坦公告规定之条件；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终，中国也成为了联合国创始国与常任理事国地位。

第二次中日战争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显著影响，使日军约百万的主力部队被牵制于中国战场[20][21]，而无法向北进攻苏联配合纳粹德国的要求牵制苏联兵力，使得苏联远东部队调往欧洲得以保卫莫斯科，并使得日本无法调派精锐兵力支援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事，从而减轻了其他同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压力；虽然日军占领东南亚及印尼等地，但日本海军无法登陆澳大利亚，阻断同盟国印度洋石油供应链的计划以失败告终[22]。抗日战争间接帮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23]，令日本无法和德国配合共同进攻苏联，亦间接改变苏德战争双方的兵力对比，红军之所以能够全力对付德军，也是因日本必先通过击败中国，才能完全配合在缅日军进而入侵英属印度及其它地区，甚而打破当时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战略合作的构想及打通欧亚大陆的目标[24]。

【战争背景】

工业革命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传统农业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皆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推动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而主政中国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开始推行的洋务运动并未完全成功。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亦未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渐强大，在各种因素之下，日本对外扩张，确立“大陆政策”。此后，日本亦进入瓜分中国的列强行列。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事后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约》[39]:77-79。1878年，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39]:76-77。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求和，订立《马关条约》，依照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款二亿两白银，割据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并开四处商埠与日通商；随后，俄国立即联合德国、法国等，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满清政府，增加赔款3千万两，此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因此种下日俄之间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战争[40]:8。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引起八国联军事件[40]:9。中国纷争不断，积弱不振，成为日、俄两国觊觎侵夺目标。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与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各种优越利益，及监督保护之权；俄国将旅顺、大连让与日本；俄国筑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40]:10。

1914年7月，七月危机，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因与英国同盟关系，对德国宣战；中国则宣布中立。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进而兵临济南，占领胶济铁路全线。日本随后在龙口登陆，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区，以及中国政府所划之日德交战区域，进占潍县，兵临济南，其间日军征收物资，役使人民，把中国视同敌人一般，直到德国在青岛守军完全降服后。

1915年1月7日，中国北洋政府认为战事已告一段落，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日本撤兵[40]:10。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训令驻华公使答复中国日本拒绝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凯直接提出分为五号之《二十一条》要求[40]:11。1月18日，五号《二十一条》条约由日本驻华公使亲手交到袁世凯手里，打破国际惯例[40]:11。5月7日，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40]:16。

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42]。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朱毛会师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

【战争过程】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决定在一年内侵占中国东北，旋命令关东军执行[45]:296。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46]:247。6月25日，为进犯中国东北寻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45]:296。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万宝山地区屠杀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并煽动朝鲜排华[45]:296。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动用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45]:296。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47]:24：“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48]:3875。传“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45]:296，但为张本人一贯否认，“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至今也未发现蒋有所谓的“不抵抗指令”[49]:195-220。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50]，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51]:488：“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52]:125[53]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48]:3915同日，日本在东北召开领事会议，准备发动事变[40]:27。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45]:296。当夜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段铁桥炸毁，诬指为东北军所为，开始攻进沈阳北大营[54]:97。时张学良方滞留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军遂于9月19日晨6时占领沈阳[54]:97。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指示之下，不予抵抗[55]:12。日本关东军在短时间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大部，11月齐齐哈尔江桥抗战爆发，日军占领黑龙江省。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

1932年，蒋重返南京主持政府后，就开始秘密准备抗日[55]:19。1月2日，蒋发表演讲，指陈宣战之弊害[56]。第一次淞沪会战，发生于1932年1月28日，又称“一二八事变”，日方称“第一次上海事变”[57]。“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为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57]。1932年1月28日晚11时半，日本海军司令官盐泽以发动事宜准备就绪，乃命日军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云路、天通菴等地进犯，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守土有责，遂奋起抵抗[54]:99。淞沪抗战开始[45]:296。2月1日，日本军舰炮轰南京；2月4日，国民政府召集各界领袖，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惟军政负责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迁还[17]:611。2月3日，蒋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2月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58]:126。2月8日，以最精锐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驰沪增援，仍以第十九路军名义加入战斗[54]:99。2月14日，张治中奉命率第五军到上海增援[45]:296。

陈铭枢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57]。日军三度增兵，四易主帅，前后出兵10万人，战线延及吴淞、太仓、嘉定一带，日机并轰炸苏州、杭州，军舰亦逼近南京威胁[57]。3月2日，第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撤退通电[45]:296。

战役历时33天，3月2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其后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宣布停战。3月19日，中国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与日方举行会议，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五款[54]:100。主要内容如下：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规定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该地区则可以驻兵。日军返回战前原驻地，国军暂留现驻地位。5月19日，蒋下令调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是役参战日军约6万人，国军约7万人，武器虽远逊于日本，仍能力战月余，士气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赞佩与同情。11月，蒋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悄悄展开与德国军事和经济合作。

1932年1月16日，郑孝胥、臧式毅等在沈阳举行“满洲善后大会”，筹备组织日本傀儡国满洲国[54]:101。3月9日，傀儡组织举行建国典礼，以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定年号为“大同”，定都于长春（改名为“新京”），重要机关或由日本人任顾问，或由日本人充要职[54]:101。郑孝胥任国务总理[45]:296。由驹井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40]:28。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是时对外国干涉提出威吓[40]:29。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40]:29。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40]:29。9月13日，日本武藤信义为大使，于9月15日与其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协定书”，许日军驻扎东北，确认日本人在东北之权利与利益[54]:102。于是攫取东北盐税、邮权，及关税，东北遂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54]:102。

随着满洲国的成立，东北民间的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也开始高涨。1932年9月15日，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抚顺的煤矿设施进行了袭击，驻抚顺的日军为报复此次行动，于次日将抚顺周边的平顶山村地区平民3000余人杀害，并烧毁房屋800多间，史称平顶山惨案。[59]

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态度放任，日本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得以出笼[57]。1934年3月1日，满州国发布日人代拟之“满洲国组织法”[54]:101。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45]:297。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45]:297。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炮击榆县城，中国守军奋力还击，与日军巷战[60]。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54]:100。随后日军加紧西进，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部署3路进犯热河，东北军守凌源腹背受敌，退守长城要塞喜峰口[60]。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54]:101，不战弃守承德[45]:297。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45]:297，热河各地随之陷落[54]:101，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61]:8。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62]:357。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54]:101。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60]。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45]:297。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自带“大刀队”500人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雪夜行军，于3月12日凌晨夜袭日军，砍死砍伤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60]。此后，日军继续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61]:8。中日两军在长城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军队在几次战斗中占上风，但在日军迂回包抄下，北平、天津受到威胁，因而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长城以南[55]:12。5月31日，黄郛遣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54]:101。

1933年5月初，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尔进攻[63]:126。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45]:297。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45]:297。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新占领了多伦[63]:131-135。

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62]:366。

1935年与1936年，中国为保卫华北，两度不惜一战[17]:659。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64]。日本军方以动武威胁，迫使中央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机关撤出河北省、察哈尔省，并要求中方取缔军民排日行为[55]:12。6月27日，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接受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之条件，撤退张家口驻军及中国国民党党部，解散排日机关，协助日本人在内蒙活动，允许不向察哈尔省移民，是为“秦土协定”[17]:634。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61]:11。从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驻平政务委员会之后，同归终了，国民政府失去对河北省之统驭力[17]:634。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各师师长分任北平、天津等市市长[55]:13。土肥原贤二催宋哲元与商震宣布自治[17]:637。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受南京国民政府节制之地方行政机关；但对日本军部，宋哲元等人就是下一个溥仪[55]:14。

1935年11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日本海军中山水兵射杀事件。11月，土肥原贤二操纵多个汉奸组织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东韩复榘、山西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65]。11月24日，河北省蓟州密云区兼滦州榆关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17]:637，在通县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7]:637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64]。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25县[17]:637，自任“政务长官”[64]。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抗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军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之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1937年7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在日军指令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被并入。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察哈尔省原政府委员德穆楚栋鲁普亲王（即德王）在日军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并自任“总裁”。11月，德王自组织内蒙古军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汉义军，并一再侵攻绥远。1936年11月26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部克复蒙军盘踞之百灵庙，是五年来中国首次攻势。战争最终以晋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大汉义军在此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并最终被撤销编制，日本方面因为此次严重失利而减少了在总攻中使用日伪军的次数[68]。陈诚率军赴援，称：“人所待我者为不战而屈，今后我决战而不屈。

蒋提倡的“先安内，后攘外”国策，即先剿平中共和地方割据势力，再凝聚力量抗日，与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浪潮背道而驰[55]:20。

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69]。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70]。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71]。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李济深任主席，废除中国国民党

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订立同盟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十九路军允尽力消灭福建与苏区间一切障碍势力，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赞同福建境内革命之一切组织之活动。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陆军系统，从1933年起陆军装备、编制整顿。

1935年，蒋加快备战，首先在全国各地推行“新生活运动”，灌输民众“军国民教育”；接着，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借着追剿“长征”红军，中央军政进入西南各省；统一货币，实施“兵役法”[55]:20。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是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崭新纲领，又称《八一宣言》；宣言果断放弃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执行之左倾关门主义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首次提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主张[72]:93。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73]。学生1,000余人出动示威，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与军警冲突，数人被捕[17]:641。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展为反日反蒋、上层与下层双管齐下之统一战线策略[72]:93。

1936年，蒋暗中和中共谈判，积极和各个地方军系谈和，完成中央军30个师整编[55]:20。5月，日本破坏海关缉私，并增兵华北，中国一再提出抗议[74]:33。日本总想待中国内变，但是不若其所希望，两广问题不但未引起内战，反使团结加强[17]:659。9月，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反蒋方针，确立“逼蒋抗日”[72]:93。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蒋介石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75]。斯大林闻讯后下令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于苏联不杀蒋介石的命令感到愤怒[76][77]:238。最后，中共派周恩来赴西安同中国国民党协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释，国共两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成为日后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关键因素之一[78]。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17]:659。国内各股势力都愿意服从蒋指挥，共同对抗日本；促使蒋必须一改从前暗中准备抗日之态度，采取更强硬立场回应日本挑衅[55]:20。中共在西安事变后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要求，仍无结果[17]:659。日本有“甲等师团”17个陆军常备师团，加上各特种部队，兵力约40万人；有后备军人动员体系，完全编组后备师团，兵力可达400万人[55]:21-22。4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务相、大藏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会议，决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亲满地区；报纸声言扩大塘沽协定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令华北“中央集权化”，甚至有驱逐第二十九军之说[17]:659。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模仿普鲁士参谋本部建立参谋作业；战术灵活，战场部署不苟，单兵战斗基本动作完全按照教典展开；炮兵测量与步兵、装甲部队协同作战熟练，空中火力到位[55]:21-22。战争开始时，日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强大优势，计划采用速战速决之作战方针，甚至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面对日军强大攻势，在中国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全国抗日军事方针，建立全民族抗战之政治、军事体制[80]:164。中国在抗战爆发前夕，陆军共138个师，180多万人，部队编制、器械和训练落伍，战力低落，没有后勤动员能力；部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原来地方势力之武力，靠主官个人关系维系士气，没有国家观念；政府国军德械师只有8万人；军队现代后勤、医疗和训练体系建立不久，个别省区部队装备是民初单发枪械，停留在清末水平[55]:22。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军事装备，相继占领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点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利用广阔国土空间，采取逐渐消耗乃至消灭日军之防御作战方针，挫败日军速战速决之计划[80]:164。日本舰艇有285艘，排水量1,400万吨，空军飞机2,500架；中国舰艇有50多舰，排水量5万7千吨，空军飞机500架[55]:22-23。

面对日本侵略，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中，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之进攻，在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显示中国军民之决心。可见，倘若不是中国百般忍让，全面战争早就发生；倘若不是日本要在华北制造另一满洲国，全面战争或将再延迟相当时日。

七七事变

1937年5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热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别召开会议，加紧压迫绥远、华北[17]:659。6月初，近卫文麿组阁，广田改任外相，一意将就军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为对俄作战，应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击[17]:659。4月日军宛平城外演习炮声传到邻县，6月以来，驻丰台日军演习渐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昼间演习，后竟实弹射击、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宛平城而过[48]:5457-5458。

1937年上半年以前，中国军队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第二十九军1个军兵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十分单薄[45]:53。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45]:56。

7月6日，驻丰台日军不顾大雨、道路泥泞，在芦沟桥铁路桥东北龙王庙演习场地，以芦沟桥为攻击目标，进行攻击演习，至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中国军队拒绝，双方交涉至晚间，日军退回丰台[48]:5463。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芦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演习，晚10时40分宛平中国军队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响起枪声，数名日军到宛平城声称丢失一士兵，国军拒绝其进城搜查要求，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并开枪示威；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华北驻屯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据清水节郎报告，即令丰台一木清直大队长带领第三大队前往卢沟桥指挥战斗，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话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九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当即答复，“芦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丢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引起误会”[48]:5463-5464。在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下，日军包围卢沟桥，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奉命率团反击，是为卢沟桥事件或七七事变[39]:307-308。日本则称为“北支事变”[39]:317。7月8日凌晨2时，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松井久太郎交涉，当时失落之日军已归队，4时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内国军从东门撤至西门，由日军占据东门再行调查被拒；谈判期间，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开炮轰击，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第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开枪还击，中国抗日战争揭幕[48]:5464。“七七事变”在日方看来，仍然算是许多大小冲突之一；日军在宛平县郊演习，姿态耀武扬威，还要求进城搜索，全是在制造借口，压迫中方让步；实际上，日本并不将中国放在眼里，军部设定假想敌是苏联；东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扩大战事，只打算巩固华北势力范围，扩大日本利益；但华北、东北日本少壮军官却嫌打打停停太缓慢，主张再给中国“一击”，令中国就范；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部“扩大”与“不扩大”两派相持不下；扩大派占上风，东京下令增兵华北。

7月8日，蒋在当日写下：“倭寇在芦沟桥挑衅：一、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55]:19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向中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扺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2]:94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几天后才赶回天津坐镇；宋为保存实力，不愿拿地盘和部队与日本硬碰，想透过与日方交涉保持局面，尽量委曲求全；于是宋搁置部下之备战计划，不顾南京电报，和日军私下洽谈停战协议；宋为“表示谈判诚意”，下令撤除北平沙包和拒马。

7月17日，蒋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55]:21蒋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庐山声明），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39]:328-329。

7月14日，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缓线国防。”[72]:94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电呈蒋，愿在领导之下，为国效命。蒋之严正表示得到中国各地势力支持，陕北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四川川系、广西桂系、山西晋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军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

平津作战

日军于7月25日攻占廊坊车站[39]:334。7月26日，日本总攻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缺乏战备，奋力抵抗[55]:27。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39]:335-344。

7月27日开始，日本军根据参谋总长之命令组建派往中国战场之化学部队；此后，又培训各部队中从事化学战之人员，并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据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超过2,000次，有9万余中国军民受害，其中国军士兵受伤4.7万，死亡6,000；八路军士兵受伤3.7万，死亡1,500；平民与战俘伤亡1万余人[80]:135。

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只有抗战到底，与倭寇死拼[17]:662-663。8月初，蒋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17]:663。8月7日，蒋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各地方军事领袖都出席参加，蒋在会上宣示，战事一起，“各省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55]:33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一致赞成[55]:33。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拟有《停战条件》及《国交调整案纲要》，准备谈判[17]:663。8月12日，中国中央政府决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推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17]:663。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54]:111。推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54]:112。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动员令，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遗军[17]:664。8月16日，改以蒋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17]:663。

1937年8月20日，中国划分南北各战区[17]:664。同日，国民政府颁布战争指导：

⑴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率陆海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⑵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战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部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联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之最高原则。

⑶各部之“作战指导”

军令部。将全国分为五战区：第一战区（平津线）对进迫该战区当面之敌，实行软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第二、三战区之作战，如敌军企图决战时，应毅然尽力以防制之。第二战区（察晋）打破敌军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第一战区，不敢放胆实行正面攻击；第三战区（沪京）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预备敌军再来时之应战。第四、五战区。

政略部。内求社会内部之安定，以树立长期抗战之基础；外谋国际舆论之同情，使敌国受孤立无援之压迫。

财政部。安定金融，整理税务，筹发公债及募集外债。

经济部。扩张产业，以极力谋求自给自足之方法，纵使国际间之交通被敌国遮断，我国军民与民众战时生活上必需之资料，不因此而受重大之威胁。

宣传部。永保精神动员之团结巩固，并将国军自卫而应战之决心与事实，昭告国际朝野，免为敌人反宣传所蒙蔽。

训练部。以军事化之目的，组织及训练民众，使人人皆有为国牺牲之决心与技能，并防止汉奸间谍之暗中活动与蔓延[3]:109-110。

1937年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战方针[81]:32：“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革命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82]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83]:40-41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72]:96。八路军辖3个师（第115、120、129师），计3万人，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政治委员聂荣臻（兼）、关向应、邓小平[17]:665。全军共4.6万人[72]:97。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第115、第120、第129师各抽一部共9,000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72]:97。9月11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称呼仍被指战员和群众习惯沿用[72]:97。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72]:97。新四军辖4个支队，计1万余人，支队长为陈毅、张云逸等[17]:665。全军共1.03万余人[72]:98。

8月28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港口，对沿海一带，中国苦无海军，仅由陆军固守[40]:75。日军曾炮轰厦门[40]:75。9月6日，日军攻赤湾，威胁香港，日舰巡行于伶仃洋面，港粤航行陷于停顿[40]:75。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54]:121。宣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且派遣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到南京[55]:33。9月23日，蒋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淞沪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