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朝（2 / 2）

求仙误国

正德十六年，荒唐皇帝朱厚照死于豹房，可惜这位风流一世的年轻皇帝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而且，因为朱厚照本就是孝宗的一棵独苗，所以他连亲弟弟都没有。那么，谁来继承皇位呢？国不可一日无君，终于在大家的商议之下决定按长幼、亲疏排序，让兴献王的长子、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帝，庙号世宗。但这位千挑万选的帝王，不仅没有像众人所寄予的把明朝重新带上发展正轨，而且以他的荒谬、自私、执拗和虚荣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衰落。

嘉靖帝朱厚熜是一位备受争议的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是历史上临朝最久的皇帝之一，他执政的前期与后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即位之初，十余岁的嘉靖显示出强硬的政治手腕。在“大礼议”之争中，他血溅左顺门，将反对他追封已故的父亲为皇帝的群臣或逮捕或待罪，仅此一举，就扭转了自己与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对比，在群臣面前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之后，他又在朱元璋的洪武祖制基础上除旧布新。嘉靖朝初期，田赋收入比前面的正德朝要多，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长三角地带还新增了不少城市。但因从小受其父兴献王的熏染，崇信道教，在其统治后期完全沉迷其中，并异想天开地想要修养成仙，对长生不老之术的寻求已经达到一种痴迷不化的程度。为讨世宗欢心，一些道士、方士用女子经血、童男童女尿和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制成各种药丸进献给皇帝，嘉靖帝竟来者不拒，一概服用。这下，可苦了后宫的宫女们，她们成了嘉靖帝乞求长生的牺牲品，很多宫女忍受耻辱任人采取经血，稍有不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有的被逼服用大量活血药，这也有丧命的危险。嘉靖帝本来就刻薄寡恩，加上他服食丹药后，燥热难当，变得更加喜怒无常，虐待后妃、宫女的事屡见不鲜，几乎成了一个迫害狂。宫女们受迫害程度严重，竟然引发了一场宫女对皇帝的谋杀。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一天深夜，十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悄悄来到嘉靖帝的床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然后七手八脚地一起上，有的用布堵嘴，有的骑在身上勒绳子，想趁嘉靖熟睡之机杀死他。但这些女孩子还是有些胆怯，慌乱之中把活扣打成了死扣，套住世宗脖子的绳套怎么也拉不紧。声音传到门外，方皇后带人赶到，将十六名宫女抓获，后来一律被处斩，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壬寅宫变”。嘉靖当时被折腾得几乎断了气，已不能说话。太医院使许绅冒死救治，过了几个小时，嘉靖终于吐出一股紫血，缓过气来。大难不死，按说应该吸取教训。但嘉靖帝一向执拗顽固，依然迷恋道教，继续服食丹药，害人如故，以致最终因长期服药慢性中毒而死。

崇信道教同时也使嘉靖帝无心政事，而迎合皇帝欢心的奸臣就大有可趁之机了。于是，一位遗臭万年的著名历史人物就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内，他就是严嵩。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自幼聪颖，经过多年苦读，考中进士。世宗时，为了自己的虚荣和正统地位，一意孤行的嘉靖要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父，也就是使自己的父亲得到皇帝的称呼，而改称孝宗为伯皇父，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因为按照传统的古制礼仪，这就等于破坏了祖宗大法。嘉靖帝不惜做出于朝堂上棒打群臣的事，用高压政策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就是当时的“大礼议”之争。而此时的严嵩，见风使舵，率先提议尊兴献王为宗，并应称宗入太庙，又积极筹备大礼仪，帮助嘉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被封为太子太保。为了进一步邀宠，本来在诗文方面就颇有造诣的严嵩又开始附庸嘉靖的喜好大写“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祭祀仪式上写给上天的祝文，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而得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都令嘉靖十分满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很快进入内阁，并最终成为首辅，被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严嵩毫无原则的如小丑般的表现，更是让嘉靖非常满意。按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嘉靖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严嵩等人。别的大臣都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此从来没有戴过，嘉靖对此非常生气。唯有严嵩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在皇帝召见的日子，都特意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笼以青纱，以示庄重。嘉靖见了，果然龙心大悦。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入主内阁时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精神矍烁，老当益壮，日夜在西苑内阁侍值，常跟从在皇帝左右。人称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对他恩宠有加。严嵩则假借皇权独揽朝政，千方百计打击异己，并广结党羽，侵吞军饷，收受贿赂，动辄就达千万。其间对严嵩进行弹劾的奏章不断，但都因皇帝的庇护，而对他奈何不得。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妻子欧阳氏病故，这可给严嵩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按照古代的礼法，父母亡故，儿子必须回家守孝三年。但当时严嵩自己已经年迈而昏聩，对皇帝下达的旨意常常不能理解，必须依靠他的儿子严世蕃帮助处理。母亲死了，严世蕃本应回老家守葬，但严嵩以自己年迈，膝下别无他子为由，得到嘉靖帝的恩准，让他的孙子代行礼法，而将严世蕃留在了京城。严世蕃借他父亲的权势做了尚宝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项目。但他多方盘剥，大肆贪污受贿，并被前任首辅夏言弹劾。又因为此时，嘉靖帝又找到了一位更善于撰写青词的人徐阶，而对严嵩有所疏远。所以，严世蕃即使留在了京城，也不允许他代替严嵩批达奏折。于是，严世蕃整日在家中寻欢作乐，有时严嵩派人将皇帝的谕旨送去询问他，但他正沉醉于酒色之中而无法答复，严嵩无奈只能自己猜测着办理，这就难免出现很多不当之处，使得嘉靖帝对严嵩的不满加深了。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永寿宫大火，嘉靖帝想重建宫殿，征求严嵩意见。严嵩请嘉靖帝暂居南城离宫，而这里曾是英宗被困做太上皇时住的地方，嘉靖帝为此非常不高兴。而徐阶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主张重修永寿宫，次年竣工，改名为万寿宫。从此，皇帝有事更加不问严嵩了。更有一位方士蓝道行，在一次为嘉靖帝占卜时，借天意历数严嵩父子罪行，嘉靖帝因而动心。御史邹应龙得知此事后，在徐阶的支持下，上疏参奏严嵩父子不法行为。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罢官削籍为平民，严世蕃被判到边疆充军，查没家产时，从严府搜出白银二百余万两。两年后，严嵩病故。

纵观嘉靖朝，后宫内污秽迷乱，朝堂上奸佞当道，明王朝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戚继光抗倭

十四世纪中叶，中国的近邻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占，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明朝初年，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但那时明朝政府国力强大，加强海防，所以倭寇未酿成大患。但到明世宗嘉靖时，因国势衰弱，海防破坏，浙江和福建海防的战船竟只剩下十之一二，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又猖獗起来。

正当倭患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朝军队中出了个抗倭名将——戚继光。戚继光，字元敬，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六世祖戚祥曾随朱元璋的义军南征北讨，战死在云南。从此，戚家就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按照明朝制度，指挥佥事是正四品武官。戚继光在家庭的熏陶下，自小就读书习武，并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父亲戚景通去世后袭职，年仅十八岁，可谓少年得志。但是，戚继光并不想躺在先人留下的资本上睡大觉，他要凭借自己真正的实力去实现自己更高的追求。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参加了山东举行的乡试，中了武举。能中武举可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时一般参加武举的人，能通过第一场“马上射”考试的仅十分之七，能通过第二场“步下射”的仅十分之三，再通过“策论”考试的就仅为二十分之—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为署都指挥佥事一职，成为正三品的官员。离京赴任前，戚继光曾赋诗一首，名为《马上作》。诗云：“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戚继光后来的岁月，确如这首诗中所言，一生戎马倥偬。他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抵御倭寇，特别是在浙江和福建的抗倭战场上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戚继光来到浙江。当时，浙江沿海的倭寇非常猖獗，而明军腐败，缺乏战斗力。明朝政府先后撤换了数位官员，又征调河北、山东、广西等地的客兵入浙江平倭。但是，客兵对于抗倭毫无积极性，往往临战奔逃，又趁机勒索抢夺平民，甚至还杀戮平民来冒功。因此，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宁遇倭寇，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当时，还有一个比较能干的官员，他就是胡宗宪。从嘉靖三十三年起，胡宗宪就参加了东南地区的御倭战争。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戚继光向胡宗宪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使胡宗宪对刚来浙江的戚继光非常赏识。在他的推荐下，戚继光被擢升为参将，镇守浙江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三府靠近海滨，防倭任务艰巨。因此，这一任命，将戚继光推到了抗倭战争的风口浪尖上。

龙山所战役，戚继光初展才能。龙山所位于浙江慈溪县境内，它的东面是舟山群岛，倭寇频繁在此出没。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下旬，一支约有八百余人的倭寇窜入慈溪沿海，攻到了龙山所。当时，参将卢镗和游击尹秉衡率兵前往迎敌。新近上任的戚继光也整军参战。猖狂惯了的倭寇丝毫不将素来孱弱的明军放在眼里。三个倭寇首领率众攻来，明军连连溃退。戚继光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跳上一个高处，张弓搭箭，一连三箭将三个倭寇首领射倒。这三箭，显示出戚继光高强的武艺，也稳住了明军的败势，开始向倭寇反攻。倭寇见没能讨到便宜，便立即撤退。这虽然只是一次小的战斗，但是戚继光的勇武，已经为众官兵所敬服。

但是，戚继光在这次战斗中也清楚地认识到明军的弱点。于是他向胡宗宪提出训练新军的想法。胡宗宪等前任官员也曾多次试图编练新军，但都没有什么收效，但他最后还是同意让戚继光试试。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经过严格挑选的农民和矿工组成，组织严密，仅仅经过两个月的精心训练，便成为一支以一当百的劲旅，号称“戚家军”，明军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他们分兵十多处，以小股军队袭击宁海、奉化等地，大部队进犯台州。戚继光以集中兵力，先摧毁最大的敌人的方针在台州府配备必要兵力，命其坚守，自己则率领主力围剿侵扰台州府北面宁海县的倭寇。侵扰宁海的倭寇一得知“戚家军”来援，立即望风而逃。但此时，从台州府东面入侵的倭寇已经攻至距台州府城仅二里的花街，兵力薄弱的府城岌岌可危。四月二十七日，戚家军已经断粮两日，但仍立即回援台州府，在花街与倭寇激战。戚家军利用火器对倭寇迎头痛击，仅用了几个小时，空腹作战的戚家军便取得了斩首三百零八级、生擒倭寇首领二人的战绩，而自己仅阵亡数人。据说，战役结束时，午饭刚好做熟。

这时，更多的倭寇在台州境内登陆。五月初一，从台州府东北面登陆的倭寇二千多人，竟然自毁其船，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想要一举夺取台州府城。当时，戚继光身边仅有一千五百名士兵，但他巧妙设伏，严密防守。双方对峙了三天，倭寇见毫无缝隙可乘，就决定绕过台州，进攻处州府。及时发现倭寇意图的戚继光当然不能让倭寇绕过自己的防区，于是赶在倭寇之前，在他们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伏，给倭寇以重创。余寇退到一座小山，负隅顽抗。戚继光命部下在山下竖起一面白旗，令人高呼：“投降者自己走到旗下的，可以免死。”一时间，就有数百人投降。剩余的倭寇则被戚家军以火攻全部烧死。台州会战，戚家军使用了火器、藤牌等武器，巧妙地运用了伏击、仰攻、鸳鸯阵等战术，一举歼灭倭寇一千四百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打击。正是因为戚继光准确判断，指挥有方，连战连捷，基本平息了浙江沿海的倭患，史称“台州大捷”。

后来，抗倭的前线又南移到了福建。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1562～1564），戚继光先后在福建独自或者配合总兵俞大猷取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等大捷，又肃清了福建倭患。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立下赫赫战功，狠狠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也正是在戚继光等人的支撑下，明王朝的东南海防总算是得到了稳定。

海瑞罢官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明嘉靖中期以后，政治统治日益腐败，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物，他们不断地倡导和推行一些改革，企图挽救衰败的大明王朝，海瑞就是其中之一。

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被任命为浙江淳安知县。在任期间，他厉行整顿吏治，反对行贿受贿，他自己则严格奉行节俭。他平时只穿一件布袍，每餐只吃些青菜，为了给母亲过生日而买二斤肉，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时人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海瑞发现五岁的女儿正在吃饼，而饼是仆人给的。海瑞怒斥道：“你怎么能吃童仆的东西？你不是我的女儿，如果能饿死，才能称得上是我的女儿。”女儿当即只是哭泣而不吃不喝，绝食七日后而亡。廉正自律竟达到如此。

海瑞为人刚直不阿，不畏强暴。一次，总督胡宗宪之子路过淳安，耍贵公子的威风，奢华铺张。海瑞假装不知，说：“以前胡宗宪大人巡视时都命令地方不许铺张，今天这行人如此大肆铺张一定不是胡公子。”命人没收了他们的大笔金银，缴纳到国库中，还派人飞马禀报胡宗宪，使胡宗宪有苦说不出，又没法治他的罪。

嘉靖四十三年（1564），海瑞被升为户部主事。当时，嘉靖帝在经历了差点被宫女勒死的“壬寅之变”后，反而移居西苑愈加潜心修道，二十余年不理朝政，留下“青词宰相”严嵩独霸朝纲。内忧外患开始集中爆发：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接连不断的天灾，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庚戌之乱”，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由于海防松弛，东南的倭寇也频繁进犯，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面对危局，大臣中敢于上书进谏的都受到迫害，或被下狱或被害死。而大多数都趋炎附势，只是争相为皇帝供献青词。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却向皇帝呈上一份《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毫不客气地批评嘉靖帝沉迷修炼，不理朝政，滥兴土木，以致贪官横行，盗贼滋生，天灾频繁，民不聊生；还直言不讳地揭露所谓仙桃天药的骗局，长生不老只是妄想。海瑞在奏疏中对嘉靖的指责，痛快淋漓，正气凛然，可谓“千古一骂”。嘉靖看后大怒，扔在地上，对左右说：“快去把他抓住，不要让他逃走！”这时，在一旁侍奉的宦官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知道触怒皇帝当死，就已经买好了一副棺木，诀别了妻儿，遣散了家中僮仆，所以他是不会逃跑的。”嘉靖一听，无话可说。再读奏疏，竟深为感动，但还是把海瑞下了狱。不久，嘉靖帝病逝，明穆宗即位，海瑞获释。

隆庆三年（1569），海瑞被重新起用。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十府。期间，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打击豪强，扶助贫弱，抑制土地兼并；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井田制，颁行“一条鞭法”；实行节俭政治，严惩贪官；兴修水利，民间认为只有龙王才能开得的吴淞江，在海瑞不辞辛劳的亲自督办下，竟在一个月内完工，沿江土地得以恢复灌溉。但海瑞的改革妨碍了豪绅地主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攻击，在他当上应天府巡抚仅半年时间就被罢官免职。又因为海瑞为人过于刚直而近迂腐，有时甚至达到不近情理的地步。比如在担任应天巡抚期间，他曾下令：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担任南京右都御史时，当他得知有一位御史偶尔有一次去听戏，就搬出太祖的规定：文官及武士听戏唱曲，要处以割舌之刑，至少也要杖责；他甚至干预官民的私生活，就连佩戴首饰、食用甜食，也在禁止之列。因此，就是当时同样倡导改革的当政者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也不怀好感，致使海瑞长期得不到任用。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海瑞才再次被召回，授命担任南京右都御史。此时海瑞已经七十二岁了，但他操守不改，仍旧严以为政，不久便死在任上。

刚直的性格使海瑞无法容于官场，进而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的改革又使贪官污吏对他恨之入骨，诋毁不断。但从他的改革和施政中得到好处的百姓欢迎他，海瑞在南京去世后，百姓自发地为他穿孝服送葬，哭声百里不绝。

悲哀的改革家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日。传说在他出生前夕，他的曾祖父梦见月亮落在一个大水瓮中，清光四溢，一只白龟逐渐浮现在波光荡漾的水面上。他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在孩子降生后，就为他起名白圭，即白龟的谐音。而张居正确实从小就聪颖绝伦，在家乡有神童的美誉。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十二岁，就到荆州府投考生员，知府李士翱很赏识他，为他改名“居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仅二十三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受到当时翰林院掌院徐阶的器重，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从此踏上官宦仕途。

当时严嵩任首辅，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做了七年编修的张居正，感到满腹经纶无人欣赏，变得忧郁悲观，于是称病辞官回家。在家中种了半亩修竹，潜心读书，养精蓄锐。六年后，在父亲的鼓励下，重回京师为官，任国子监司业。不久，世宗病逝，裕王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入选内阁，他的为官生涯出现转机，并在政坛逐渐崭露头角。但穆宗是个平庸的皇帝，他虽然赏识张居正的才识，但并不采纳他的治国方略。穆宗在位仅短短的六年，隆庆六年（1572）五月，九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即明神宗。高拱、张居正、高仪受穆宗临终嘱托为顾命大臣，辅佐小皇帝，大明王朝的日历翻到了万历这一页。而此时的明朝，表面上一派歌舞升平，其实已经走入了衰落的轨道，面临严重的危机。

张居正是个现实主义者，为实现自己“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他开始着手创造各种机会。当时内阁首辅是高拱，位高权重，在许多事情上束缚了张居正的手脚。但张居正足智多谋，工于心计，高拱却性格强直，因担忧年幼的皇帝能否胜任，他曾无心说过一句话：“十岁（虚岁）的太子，如何能治理天下？”这句话传到两位太后耳中，引起她们的不满。张居正借机同与高拱曾有积怨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联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勒令他回原籍闲住，张居正便自然升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深知自己执政，必须取得两宫皇太后的支持。为了巴结两位太后，首开先例，为两宫太后“同加尊号”，尊神宗嫡母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而此前，先皇嫔妃虽因是皇帝生母可以称太后，但是不能加尊号，嫡庶之间的差别是很清楚的。此外，为了使冯保与自己密切配合，他还十分尊重冯保，进而也赢得了冯保的信任。此后，两位太后将内政托付给冯保，而外朝政事完全委托给张居正，并在此后张居正教导小皇帝和大力推行改革中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张居正又利用帝师的特殊身份，将小皇帝的思想融入了改革思潮之中，而且以严师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年幼的神宗喜欢书法和历史，张居正就投其所好给他讲历代帝王治国的故事，并让人选一些有关为君之道的文章作字帖，供神宗临摹，使小皇帝在习字中得到启迪。后来，张居正还让人编了一套《历代帝鉴图说》，摘取了古代帝王可以效法的善事八十一条和应惩戒的恶行三十六条编入其中，并都配以绘图和文字说明。神宗特别喜欢这套书，对张居正的忠诚更为感动，尊张居正为“张先生”，对他言听计从。

本来，大臣与内监的交结是应极力避讳的，为谋得首辅之位与冯保勾结是件极不光彩的事；而为讨好两宫，更张旧制，也有专擅之嫌。但讲求实效的张居正认为这些不过是为国为民的政治手段，在小皇帝面前树立了威严，得到两宫太后的信任，内廷又有大宦官冯保的支持，张居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他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进改革，一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于是，一场轰轰烈烈、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拉开了序幕。

目睹了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张居正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吏治腐败。因此，他的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了。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让吏部、兵部把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格都写在屏风上，严格考核其政绩、功过，区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作为进退、去留的依据。通过对官吏的逐级考核，以达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都要做到“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并且建立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以做到事事有着落、有交代。在对官员的考察过程中，张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员，奖励了一批贤能正直的官员，强调用人唯才。他所选用的如戚继光、谭纶、李成梁等人，都对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竭力提高内阁的权威，扩大了内阁的权力，使得政令畅通，为他以后推行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

军事方面，张居正积极整饬边防。他支持戚继光整顿蓟州防务，起用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蒙古小王子虽数次率众来犯，都由于戚继光和李成梁等的坚固防守而未能得逞，边境安然无事。同时，还整顿了府、州、县学，核减生员，罢黜了一批不称职的学官。

如果这些方面的革新还算小试牛刀的话，那么张居正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他所推行的改革的重点还是理财。他大力开展了开源节流的经济改革，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清丈工作，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

“一条鞭法”早在嘉、隆年间就在广州，福建、江西等地试行过，但都因遭到大地主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有所实效。张居正深知赋役制度改革事关百姓生存之本，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安危，因此，他审慎行事，稳妥推进。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首先下令全国重新丈量土地，限令三年之内要把清丈土地和清理赋税的工作完成，并规定对破坏清丈土地者，严惩不贷。万历八年（1580），全国查实征粮的田地竟比弘治时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收入因之剧增。而且，通过清丈土地，掌握了全国的田产和人丁情况，在此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就容易多了。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下令将“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所谓一条鞭法，简而言之，就是把各种田赋和徭役合并和简化，一概折银征收；除了一部分徭役仍按人丁摊派折银外，全部田赋和大部分力役均按田亩征银。以前，赋和役的征收是分开的，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役则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把赋役合并为一，大部分改为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因土地多归地主所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而且限制了地方官吏借繁杂的税目勒索百姓，有利于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同时，征收货币税还减少了政府运输、储存实物上的花费，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保证。“一条鞭法”简便易行，它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中国自汉以后田赋征收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一个重大进步。

张居正的改革是明代改革中最有影响力、最为深刻的一次。通过改革，万历前期的政治清明很多，财政收支更是大为好转。当时太仓的粮食储存丰足，可够国家支用近十年。张居正通过改革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但他的改革触动了贵族、乡绅地主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

同时，在张居正志得意满地推行改革的时候，神宗也在一天天地长大。而张居正对皇帝仍时时严厉训斥，神宗对这位帝师渐渐由敬畏到反感。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亲政。张居正生前的政敌纷纷上疏弹劾他，反张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统统被罢去，而原来对张居正尊崇备至、信赖有加的万历皇帝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下诏给张居正定了“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十大罪状，而且竟然说“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死者都险些被开馆屠尸，活者就更加在劫难逃。张居正的长子自缢身死，次子和几个孙儿被发配充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锁在室内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他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中，无论多么呕心沥血、居功至伟，臣子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无论多么赤胆忠心，一旦“威权震主”，就会导致悲剧的命运。随着神宗报复性行为的发生，张居正励精图治的一系列改革也都灰飞烟灭，明朝一天天走向衰亡。

宫廷三案

明朝末期宫廷中，曾连续发生了三桩案件：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和天启朝移宫案。这三起案件本身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时都成为朝臣激烈争论的政治事件，弄得满朝风雨，因此被合称“三大案”，这三大案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

三大案，实际都起因于“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册立太子的问题。按照明朝祖制，皇帝应立嫡长子，即正宫皇后所生长子为太子，如果没有嫡子就应按照年龄立长子为太子。明朝万历年间，立太子的问题曾引起朝廷激烈争论。神宗皇后无子，王贵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常洛为长子，常洵为第三子。但因王妃不受宠，常洛也得不到皇帝的喜爱；神宗宠爱郑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神宗所钟爱，郑氏与神宗“密誓”立常洵为太子。朝臣依据祖制立嫡立长的法纲力争，但神宗皇帝总以各种借口拖延不立。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在皇太后的干预和众大臣一再奏请的压力下才无奈颁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按照明制，皇子被封王后，年满十四岁后就应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国去，但福王托故不肯走，这又引起了群臣的疑虑，进而引发党争，宫廷三大案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接连发生的。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一天，天色刚黑，一名宫外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直到前殿檐下，才被内监擒住。第二天，太子得报，命法司提审。御史刘廷元审问后称：犯人名叫张差，疑为一个疯子。刑部再审，结果相同。于是，准备按疯癫结案。后刑部主事王之寀恐吓他，如不从实招供就饿死他，张差招出是受马三舅和李外公的指使。王之寀将这个情况报告神宗后，群臣纷纷上疏要求重审。在这种压力下，刑部会同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京畿白莲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左右执侍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一时议论纷纷，多数官员都怀疑是郑贵妃为帮常洵夺取太子位而主使张差谋害太子。神宗恐怕进一步调查会牵涉郑贵妃，极力调解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亲自到慈庆宫，乞求太子解围。太子本慈善，又见郑贵妃惊恐哭诉，就同意按照疯癫处理。神宗立即下令将张差凌迟处死。但在审问庞保、刘成时，二人竭力狡辩，为防节外生枝，神宗传谕将他俩在内廷秘密处决，马三道、李守才被发配远方戍守。案子草草了结，后来借机免了王之寀的官，天启初年，王之寀复职，上《复仇疏》，重提梃击案，并连及红丸案，于是一场暂时平息的轩然大波又被掀起。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驾崩。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年号泰昌。常洛自幼不得父亲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于是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正当中年的光宗却体弱多病。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取悦新帝，保全自己，从侍女中挑选了四个能弹会唱的美女进献给光宗，又竭力笼络光宗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自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婪酒色的泰昌帝纳四名美女后，起居更无节制，八月初十便病倒了。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来为皇帝看病。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光宗腹泻不止，委顿不堪。崔文升的进药引起朝臣的惊诧。舆论认为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一红丸，自称仙丹妙药。光宗惧怕死亡，决计服用。朝臣都不敢拿主意，李可灼见此景，就自己先服下一丸，光宗随后也服一丸，顿觉四肢和暖舒畅。等朝臣退去，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死。可怜光宗只当了二十九天的皇帝就归天了。

事后，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认为光宗之死是因为用药的错误，应追究崔文升和李可灼之罪，并查出幕后主使。有人认为，崔文升是受神宗郑贵妃指使，故意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有人认为，是内阁首辅方从哲推荐李可灼进药使光宗死，方有弑君之罪。一时间，朝臣间互相攻讦，各党派之间极力争辩。最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但泰昌帝之死到底是什么原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朱常洛死后，其长子朱由校登基，是为熹宗，年号天启。熹宗因其父光宗朱常洛不得宠爱，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神宗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熹宗的生母王才人本来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

光宗即位后，倚仗皇帝的宠爱李选侍随住乾清宫。之前，郑贵妃以侍候神宗病体为名住进乾清宫，神宗死后就不肯搬出，后在朝臣的压力下才移居慈宁宫。光宗死后，按照规矩李选侍也必须搬出，让新皇帝搬进。但在光宗时就要谋取皇后地位的李选侍又企图借新帝年少之便，掌握大权，以熹宗养母身份留居乾清宫，不肯搬出。她还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欲争当皇太后，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光宗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就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太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立即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朝臣们联合上疏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其中以御史左光斗的言辞最为激烈。他说，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让太子居慈庆宫，名分倒置。还说，如果不早采取措施，听任李选侍专制，就会再次出现武后（唐武则天）之祸。但李选侍仍没有移宫之意。直到新帝登基的前一天，杨涟、刘一燝、方从哲等内阁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哕鸾宫。次日，熹宗正式即皇帝位。

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一直是天启朝争论的问题。后来，太监魏忠贤擅权时，曾编《三朝要典》，推翻前案，借此陷害异己。崇祯帝即位后，铲除魏忠贤，又将各案翻过来。但三案成为明末党争的口实，一直持续到南明。

党同伐异

明末张居正改革被扼杀后，王朝的统治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之中。特别是神宗朱翊钧亲政后，沉溺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中，吸食鸦片，不理朝政，甚至连祭祖都不愿参加。大量奏疏长期积压，政事无人处理，各部门职能懈怠，上下解体，整部国家机器陷入瘫痪的境地。政治的极度腐败，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党争。党争始于“国本之争”，在连续发生宫廷三大案的过程中，朝内大臣为了争夺权力，各自形成宗派，党同伐异，相互倾轧。其中，最初依附神宗郑贵妃家族的大臣，他们代表腐朽、守旧的大官僚地主集团利益；与之相抗衡的另一股力量，多是一些有抱负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反对当权者的胡作非为，尤其反对宦官专政，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世称东林先生，无锡张泾桥人。顾宪成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贫，他的父亲顾学开了间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家中的房子破旧得无法遮挡风雨。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激发了顾宪成发奋读书的决心与进取的志向。他6岁就进私熟读书，聪明、刻苦，而且怀有远大抱负。万历四年（1576），考中应天乡试头名；万历八年中进士，任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想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推选下任内阁大学士时，顾宪成秉公推荐了曾因诤谏册立太子而遭神宗嫉恨的王家屏，触怒了神宗，被革职削为平民返回故里无锡。顾宪成孜孜国事，反而获罪罢官，朝野许多人士为朝中失去这样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扼腕叹息，也对顾宪成的品格十分钦佩，顾宪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由于顾宪成在学界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他返乡后有很多人慕名前来请教。顾宪成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后来，人太多了，祠堂、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顾宪成又在自己家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他的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辉，一派夜以继日发奋攻读的景象。顾宪成还经常被邀请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与吴中学者聚会于无锡惠山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迫切感到需要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使讲学活动更有组织，以对社会产生更好的影响。无锡原来就有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道的场所。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顾宪成和其弟允成倡导修复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地方士绅和官吏的资助下，东林书院修复完工，顾宪成偕同另外一些在仕途失意的好友在其中讲学。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定期讲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主讲，主持书院达八年之久，讲学活动成为顾宪成一生事业的最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社会和学人的共同需要兴办起来的。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讲授方式十分灵活，有时采用演讲方式，讲了一段后，就穿插朗诵一段诗词以活跃气氛、开发性灵，主讲者还随时回答提问；有时采用讨论方式，沟通思想、交流心得。讲学内容更是广泛、丰富，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在东林书院的讲堂里，就挂有顾宪成青年时代写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讲学之余，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三吴士绅一时齐聚东林书院，并逐渐成为与朝中阿谀奉承、投机腐朽势力相抗衡的一大政治派系。万历二十八年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的事件就是这一派系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们还提出反对矿盐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同时要求开放言路、抑制宦官和贵族特权、实行改良。这些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被政敌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顾宪成则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同时，在朝廷内一度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几个派别相互倾轧争权，但在面对东林党时，却相互声援，联合起来栽赃陷害，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不可收拾，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目的就是想将朝中正直的人全搞倒。

天启时，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开始了对东林党人的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让人编《三朝要典》，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题，打击东林党。一批东林著名人士如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等先后被迫害致死；还指使其党羽编造《东林点将录》，将主要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五年（1625），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首遭其灾，东林书院变成一片瓦砾。天启七年（1627），崇祯帝（思宗）即位，逮捕魏忠贤，大批阉党被定为逆案，魏忠贤自缢而死，至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崇祯二年（1629），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诏修东林书院。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张泾桥老家逝世，墓葬无锡查桥关泾村西南处，当地人称“天官坟”。崇祯初追封顾宪成为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但明朝的党派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政权，直到清立国后才彻底结束。

魏忠贤乱政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之祸最为严重的朝代。追寻祸害之源，其实还在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朱元璋为把持大权，罢丞相，废三省，虽使皇权收归一人，但又不得不起用宦官帮助皇帝处理繁杂的事务。但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成祖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到宦官的帮助，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熹宗不理朝政，整天以做木匠活为乐。司礼监秉笔大太监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串通，独揽内外大权。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与魏忠贤相勾结，形成明朝后期最反动的一个政治集团，被东林党人骂为“阉党”。

魏忠贤（1568～1627），河北河间人。他本来是个嗜赌成性的无赖，目不识丁。因为赌钱输得精光，无路可走，一气之下竟自己阉割成太监，进了皇宫，并改名李进忠。因为他善于逢迎拍马，很快就巴结上“皇长孙”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朱由校自幼生母就去世了，客氏被召做了她的奶妈。客氏对朱由校悉心照顾，殷勤备至，甚至把朱由校梳头掉下来的头发、剪掉的指甲都精心收藏。朱由校的膳食也都经她亲手调治，使年幼的朱由校对她百般依赖，视同生母。长期身处禁宫的客氏耐不住寂寞，私下与魏忠贤“对食”。所谓对食，就是太监与宫女结为相好，形同民间的夫妻。明万历后，宫中对食的现象极为普遍。从此，二人用尽心机，讨得朱由校的欢心。朱由校做皇帝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提拔魏忠贤做司礼监秉笔太监，亲赐他“忠贤”的名字。而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引诱熹宗整天沉溺在听戏听歌、打猎赌博等稀奇古怪的玩乐中。加上有客氏在一旁推波助澜，暗中配合，魏忠贤则在内廷中广植心腹，借代皇帝草拟批文的大权，不断攫取权力。

熹宗初年，因力举新帝即位有功，东林党曾掌握朝政，他们对客氏与魏忠贤的用事早有察觉。熹宗一登极，就上疏请皇帝按祖制遣客氏出宫，并弹劾魏党中人。开始，熹宗不得已照办，但不几天，十六岁的小皇帝就因想念客氏，不吃不喝，泪流满面，只得将客氏召回宫中，陪伴在身边。而对魏党的弹劾也因皇帝的袒护未能起效，使得客氏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后宫成为客、魏首先施威的地方。皇后张氏，秉性刚直，经常在皇帝面前说客、魏的过失，遭到魏忠贤的嫉恨。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有了身孕，客、魏竟使毒招使她流产，并陷害说她行为不贞洁，使得熹宗疏远了张后。还有一位张妃，因不听从客、魏的摆布，被二人假传圣旨幽禁于冷宫，不给她食物，被活活饿死。后妃们只要对他二人有所不满，就都会遭到迫害。

在内廷一手遮天后，魏忠贤在朝堂上也日益嚣张起来。假传圣意外，还指挥特务机构东厂，掌控锦衣卫，组织了一支上万人的宦官武装。又有朝中非东林党人投靠附庸，渐渐形成了一批死党，当时著名的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批无赖亡命之徒，他们对魏忠贤极尽溜须拍马之能，称魏忠贤为“九千九百九十岁”，大有权倾帝王之势。阉党势力扩大，从朝廷内阁、六部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成为阉党的一统天下，朝政极度腐败。

但敢作敢为的东林党人，与阉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天启四年（1624），左都御史杨涟首先抨击魏忠贤，列举了他的二十四条大罪，其中有：专权；私自批答圣旨；罗织罪名残害忠良；给魏家亲属滥封官职；在皇宫里练兵；生活穷奢极欲等。接着，更多的东林党人对魏忠贤进行了口诛笔伐，一时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奏折竟达数十份。

魏忠贤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他一面到熹宗面前装委屈买好，另一面用尽办法阻止这些官员面见皇帝。在蒙蔽过皇帝后，他立即疯狂地展开反扑。第二年，他伪造供状，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六人以行贿受贿等罪名抓入镇抚司，严刑拷打，逼他们承认根本不存在的罪行。六人在狱中受尽酷刑，杨涟身上被压上沉重的麻袋，耳朵里钉进发锈的铁钉。左光斗全身被狱卒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熨烙，脸部被烧得焦烂，面目全非，左膝盖以下的筋骨，全都暴露出来。不久，六人全都惨死在狱中。时人称这六位正直的大臣为“六君子”，按干支纪年法，称这一事件为“乙丑诏狱”。

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再掀大狱，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等七人被诬陷贪污国库公款，魏忠贤矫旨把他们全部逮捕。高攀龙当时还在无锡讲学，一听到即将被捕的消息，给亲朋写下一份遗书后，从容跳水而死。其余六人被抓进镇抚司，被折磨至死，史称“七君子”。因这年是丙寅年，又称“丙寅诏狱”。

此后，还有更多的东林党人被罢官，被下大狱，被充军，被杀害。正直的官员在朝中没有立锥之地，举朝上下无不是阉党的势力。但物极必反，就在魏忠贤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熹宗病逝，思宗崇祯即位。为巩固皇权，崇祯皇帝罢免了魏忠贤，阉党受到打击，阉党内部人人自危，于是相互攻击以图自保。墙倒众人推，魏忠贤一下子又变成了过街老鼠。魏忠贤深知自己难免一死，于是自缢而亡，客氏也在后宫中被鞭笞而死，东林党人得到平反。但是，明朝的局势，已经是江河日下了。

悲情崇祯帝

天启六年（1626）八月，贪玩的明熹宗来到西苑，和小太监划着船在水上嬉戏，忽然刮起一阵大风，船被掀翻，熹宗和同船的两个太监都落入水中。两个太监都被淹死了，熹宗虽然幸而获救，但因此落下病根，身体每况愈下。到天启七年（1627）夏天，熹宗病危，八月去世，年仅二十三岁。根据熹宗遗诏，由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即位，第二年改为崇祯元年，他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

朱由检继位时只有十七岁，他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力挽狂澜，重建辉煌。崇祯帝即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铲除阉党。崇祯刚刚入住皇宫后，发现朝野遍布魏忠贤的党徒。他不敢吃宫中的东西，生怕自己有一天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晚上则让宫中彻夜点着蜡烛，以提防刺客。这种受到威胁的感觉日益强烈，但崇祯帝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开始，崇祯依然重用魏忠贤，暗中却不动声色地渐渐地剪掉他的党羽，更换宫中宦官，逐步孤立魏忠贤。一待时机成熟，立即开始搜捕。魏忠贤得到崇祯要逮捕他的消息后，知道自己将没有好下场，当晚就上了吊。崇祯还下令将他碎尸万段，把他的头挂在河间府。崇祯还以坚决的态度，为东林党人平冤昭雪，将绝大多数阉党成员列入逆案名单，将《钦定逆案》颁布天下，以魏忠贤为首的二百六十多人被斩、被充军或被革职。此举赢得了朝野人士一片拥护，展示了这位青年皇帝的决心和果敢，令人刮目相看，一时被呼为“明主”。

铲除阉党后，崇祯帝将朝中大权重新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开始了他的励精图治。为了弥补清除阉党后的空缺，急需选用得力的人才。崇祯帝很重视任用有实际才能、精明能干的人。亲自征点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尚书来宗道、礼部侍郎李标等进入内阁。这些人大多是东林党人，都能尽心办事。此外，崇祯帝还常常破格提拔，例如将刘之伦从庶吉士一下子就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他还起用了天启年间战功赫赫的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并向他征求安定辽东的方略。袁崇焕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策略，说如果朝廷支持并将大权下放给他，五年之内他就可以恢复辽东。崇祯听后十分高兴，立即答应了袁崇焕的所有要求，还赐他一柄尚方宝剑。袁崇焕则不负众望，积极布防，很快就有了成效。崇祯初年，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明朝的内政外交都有了起色。

国势的好转只如昙花一现。年轻气盛的崇祯面对复杂的局面，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处理政事常常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但世上之事，往往欲速则不达，操之过急，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加上他刚愎自用，虚荣心极强，听不得反对意见，而且性情多疑，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迁怒于文武百官，责备他们没有尽职尽责，并处以极其严酷的刑罚，或者罢官，或者下狱、杀头、充军。所以，真正的人才，在他手下大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比如对待袁崇焕，本来已经给了他自由行使职权的尚方宝剑。但崇祯二年（1629）十月，当皇太极率精兵十万避开袁崇焕的把守，绕道蒙古进入长城，深感袁崇焕是一大劲旅，就使用反间计声称与袁崇焕早有密约，将在京城之下会盟。崇祯就信以为真，以“叛变投敌”、“谋反朝廷”之罪将袁崇焕处死。而且，还感叹朝臣不足以为信。对文武百官的不信任，使得崇祯又越来越重用亲信宦官。但宦官大多是拍马逢迎、没有真才实学的势利小人，在最凶险的时候都背叛了他。

崇祯二年十一月，清兵再次南下，崇祯帝将大批太监派去监军、守城，甚至去督察钱粮税务、司法等政务。但因有阉党的前车之鉴，崇祯对宦官也是用了罢，罢了用。他对朝臣固然已经失去信任，重用宦官又使得国事变得越来越糟，而崇祯帝就在这样一种反反复复、忙忙碌碌、焦躁不安中度日。

崇祯三年（1630）前后，张献忠、李自成纷纷起义建立政权，声势日渐浩大。自袁崇焕被杀后，朝中也再难以找到一个能力敌后金侵扰的大将。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长驱直入，深入内地。明朝内忧外患，每况愈下。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清兵攻克松山。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大军围攻北京，而京城守卫非常空虚。崇祯帝病急乱投医，又是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国家的过失，又是征集天下军队到北京勤王，还要求王公大臣、外戚权贵捐献家财做军饷，组织抵抗，可是都得不到积极响应。外戚周奎有几十万两金子的家财，却装穷说没钱。崇祯帝亲自出面，他才答应捐二万两。

崇祯帝又把管理宫门和各城门防守的军权，都委托给亲信的太监。可是这些太监只知作威作福，并不真心帮他办事，反而打击了一些真心为国的将军、大臣的努力。崇祯帝要人没人，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找个出主意、商量对策的人都没有，真正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有一次在朝堂上，他连问了好几件事，都没有一个大臣应声，他气得大骂：“我不是亡国的君主，你们都是亡国的臣子。”怒气冲冲回到后宫。

三月十九日，守城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城门，放农民军入城，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进入紫禁城。穷苦百姓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

崇祯帝知道农民军进城了，而得到消息的官员、太监也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只有太监王承恩还跟着他。眼见大势已去，他先是逼皇后上了吊，又亲手砍下十五岁公主的手臂，然后在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紫禁城北面的万岁山（又名煤山、景山）寿皇亭下，与王承恩双双上吊自杀了，时年三十四岁。而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的明朝，就此灭亡。

闯王进京

明朝万历以后，朝政日益腐败，大地主疯狂地进行土地兼并，农民破产，加上天灾不断，百姓生活无以为生。特别是地处偏僻的陕西地区，灾荒严重，但官吏不仅不想办法赈济，反而变本加厉地征收租赋，鱼肉百姓，终于逼得饥民造反。天启七年（1627）三月，澄城的饥民冲进县衙，杀死县官。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高迎祥在安塞聚集饥民造反，一时陕西各地饥民纷纷杀死县官，举起义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童年曾为地主牧羊。天启年间当过驿卒，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善于骑射，又有胆识。崇祯年因大幅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没有了职业，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又因为还不起高利贷，几乎被折磨致死，于是在米脂号召饥民起义。开始，他投在农民军首领不沾泥部下，后来不沾泥战败降明，李自成又率部投靠高迎祥。高迎祥自称闯王，李自成因英勇善战，被起义军称为闯将。

明朝政府对起义军一面剿杀，一面招抚。一些力量薄弱、立场不坚的农民义军先后被镇压，但李自成和张献忠则日益活跃起来，并在后来的战争中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崇祯六年（1633）冬天，明军云集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对起义军进行围剿，义军因粮食补给困难，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为了摆脱困境，李自成、张献忠等向当时的明军总兵王朴假装投降，伪称愿意接受招安。明军不知是计，欣然接受。而义军以投降为掩护，麻痹明军，积极准备给养。十一月，义军突然从封冻的黄河上疾驰南下，到达河南境内，突破了明军的围剿，将明末的农民起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闯将李自成在转战山西、陕西、河南各地的征战中，崭露头角，他善于使用灵活的战法出奇制胜，如他的“以走致敌”、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十分有效。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被俘杀害，李自成众望所归，被推举为新的闯王。

崇祯十年（1637），朱由检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围剿义军。杨嗣昌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省区为围剿义军的主战场，同时，增兵二十万，筹饷二百八十万两，气势汹汹，想一举歼灭所有起义军。在明军强大的攻势下，张献忠部在河南南阳兵败负伤，只得退往湖北。李自成部也屡战屡败，在陕西潼关遭到洪承畴和孙传庭优势兵力的合击，将卒伤亡惨重，最后只同部将刘宗敏、田见秀等18人突出重围，在陕西商洛山中隐伏下来。这时，大部分农民军都遭到惨重的失败。张献忠也假装投降，躲避官军的锋芒。明朝政府以为义军已经平定，就将洪承畴、孙传庭调到抗击清兵的前线，使李自成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开始聚集失散的人马，准备伺机再杀出去。崇祯十二年（1639），李自成与再次起兵的张献忠合兵攻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后又有罗汝才在湖北房县起义，他们遥相呼应，联合作战，在罗猴山大败明军。

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再次率军攻入河南。当时，河南正遇到大饥荒，饥民遍野，他们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还有一些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义军，如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成为谋士，他们的加入使李自成如虎添翼。李自成在河南上下驰骋，很快攻克了宜阳、永宁、新安等县，进而围攻中原重镇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封地，他富甲天下，却极为吝啬，面对遍野的饥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他都不肯拿出一分钱；而明军需要的军饷，他也不出一文。崇祯十四年（1641）春，当李自成大兵压进时，守城士兵打开城门，与义军里外夹击，一举攻破洛阳城。李自成将福王处死，打开府库赈济灾民。领到粮食和金钱的百姓一个个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很多人又来参加起义军，使义军队伍扩大到一百多万人。

在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李自成听从李岩等的建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纲领。“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孩子们传唱的歌谣，在城乡流传，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闯王的队伍。义军还加强了军纪，禁止骚扰百姓，禁止毁坏农田。这样，就更得到百姓的拥戴，队伍越来越壮大。崇祯十五年（1642），以“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口号安民，顺利攻占襄阳，改名为襄京。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京称“新顺王”，建立政权。随后，采纳谋士顾君恩的建议，制定了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后取北京的作战方略。李自成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在汝州之战中歼灭明军4万余人。进而，乘势追击，尽歼镇守潼关的明军，击杀孙传庭，占领潼关、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并定军制，封功臣，为搜罗人才还开科取士。一切稳妥后，李自成又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进军北京的战略。二月，亲率大顺军主力东渡黄河，经山西向北京进发；另一路，由权将军刘芳亮统领，由故关（今属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北上，两路大军联合作战，对北京形成钳形攻势。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将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开关投降。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部队围攻北京城下，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这个当年的驿站马夫，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高头大马，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臣的簇拥下，进入了象征着封建帝王权威的皇城。朱明王朝就此灭亡。

然而，就在北京登基后不久，李闯王的命运骤然逆转，义军没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首先，他们推行的一些措施几乎妨碍了所有的明朝官吏。大顺政权不录用明朝官吏，而且对他们追赃逼饷，负责追赃的刘宗敏甚至制造了五千副夹棍用来威逼和处罚不缴纳饷银的人。追赃的范围越扩越大，稍有资产的人就难以逃避，以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明朝官吏都开始敌视大顺政权。更可悲的是，李自成等义军领袖陶醉在胜利的凯歌中，不思进取，开始贪图享乐，生活日益腐化。军队的纪律也开始涣散，骚扰百姓，淫掠妇女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时，明朝负责镇守山海关的平西伯吴三桂本已答应归顺，但刘宗敏竟霸占了他的爱妾陈圆圆，还因追饷抓了他的父亲并严刑拷打。吴三桂得知这些消息后，冲冠一怒，转而投奔大清，打开山海关，引导清军进入北京。李自成无奈只好撤离，而他仅在北京当了四十多天的皇帝。

李自成率大顺军退往陕西，但军队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李自成听信谗言杀害了李岩和李牟两位大将，战斗力大不如前的军队则在清军追剿和地方地主武装的夹击下，屡战屡败。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县九宫山下，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和二十几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还有人说李自成没有死，而是在兵败后隐姓埋名在湖南石门夹山做了和尚。因为，当时一场混战，人们找到的只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李自成的生死便成为一个历史谜案。

八大王起义

张献忠，陕西延安人，出身贫贱。年轻时曾当过捕快、边兵，颇为英勇。但有一次他和另外十七人犯了“淫掠”之罪，要被处斩。但当时的总部见他年轻，身材魁梧，气力过人，有心再用，就打了他一百鞭子，保住了他的性命，其余十七个人都被斩首了。崇祯三年（1630），逃回家的张献忠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苦农民举起义旗，自称“八大王”。

崇祯四年（1631），农民军领袖王自用联合起义军三十六营，八大王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成为其中的领导人物。他作战十分勇敢，总是身先士卒。崇祯六年（1633），他活动在山西一带，先后攻克榆次、平定等县，对太原府构成严重威胁。后来，同李自成等被明军围困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粮食供给不上。几位首领商量假意投降，接受了朝廷招安。十一月，义军给养准备充分后，一天，突然从封冻的黄河河面上南下，突破明军包围。张献忠率部从河南进入四川，在川作战达半年之久。

崇祯八年（1635），义军十三路领袖在河南荥阳召开大会，商讨今后战略。荥阳大会采纳了李自成的方案，各路义军分兵协作，相互支援，扩大领地。会后，按照部署，张献忠同高迎祥、李自成一同率领大军进攻安徽。他们攻下明朝中都凤阳，焚毁了皇陵，挖了朱明皇帝的祖坟，使崇祯皇帝遭受极大的精神打击。

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坐镇襄阳，统率十万大军，气势汹汹。他采用“十面拉网”的战略，企图将农民军一网打尽。张献忠在河南南阳被左良玉击败，额头中箭负伤。这时，农民军作战进入低潮，好几支队伍向官军投降。为保存实力，张献忠也向明朝官吏熊文灿投降。张献忠知道熊文灿贪财，就派人给他送去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颗硕大的珍珠，熊文灿果然十分高兴，立即向皇帝呈请招抚张献忠。经崇祯帝御批，张献忠驻军在今湖北谷城。但张献忠并不真听熊文灿的号令，不接受明军的改编，更不接受调其去镇压其他农民义军的命令。利用驻兵的机会，他一边潜心研读兵法，创造了团营方针，左右营战法；一边加紧练兵，扩充军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部队人数从两万激增到十万。此外，他还打造武器，制造出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新兵器；调出部分军队进行屯田耕种；设立关卡，征收赋税，积极筹备粮饷，积蓄精力。

经过一年半的休整，张献忠的部队人强马壮，士气旺盛。在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举义旗，杀死谷城知县，烧毁县衙，推倒城墙。此后，又有几支被招抚的农民军也再次起义，掀起了明末又一次起义的高潮。七月，张献忠联合罗汝才部在房山县罗猴山设下埋伏，大败明军主力左良玉，左良玉被打得军符印信全丢，狼狈而逃，报了一箭之仇，明军被歼上万人。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帝大怒，熊文灿被处死，左良玉被革职。

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又率兵进入四川。杨嗣昌尾随而来，进驻重庆。他命令所有将领都入川追敌，一心要消灭张献忠，还张出榜文：“谁活捉张献忠，赏黄金一万两，封侯爵。”可是，第二天，就有人向他禀告辕门里有张献忠的标语，“有砍杨嗣昌头的，俺老张赏银三钱”，把杨嗣昌气得七窍冒烟。北起广元，南到泸州，西起成都，东到巫山、荆门，张献忠的军队在四川境内到处活动，攻县城，杀贪官。义军采取游击战略，忽东忽西，声东击西，将明军打得晕头转向，大批官军来了，他们就转移，几乎把跟在后面的官军拖垮。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张献忠在进军当阳的途中听说襄阳城守备单薄，于是定巧计奇袭襄阳。他亲自率领轻骑兵一天一夜纵马奔驰了三百里到达襄阳城下。先派部将李定国和二十名骑兵扮作官军，拿着缴获的调兵文书混入城内。半夜，埋伏在城内的义军突然到处放火，城内一片混乱。他们又乘机打开城门，大批农民军立即冲进城里，攻占了襄阳。襄王朱翊铭被活捉，五花大绑地跪在襄王府的大堂上。张献忠叫人放开他，又给他倒了一杯酒，说：“你最好喝完这杯酒，我要借你一颗人头，让杨嗣昌因为没有保护好藩王而送命。”襄王吓得连连求饶，说愿献出王府一切金银财宝。张献忠大笑说：“你的王府全都在我手里，还用得着你献！”于是，将襄王就地处决，又打开他的仓库，拿出五十万两银子分给穷苦百姓，其余都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听到襄王被杀的消息，杨嗣昌就像五雷轰顶。因为，不到一个月前，李自成攻破洛阳，处死了福王朱常洵。两名亲王被杀，他感到自己也难逃一死，就在湖北沙市徐家花园自杀了。

五月，张献忠又攻下武昌，逮捕了楚王朱华奎，把他装进笼子里投入长江。张献忠就在武昌建立了大西政权，改武昌府为天授府。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大军挺进北京，张献忠则挥师向西，再次攻入四川，并攻克重庆，俘虏了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等。张献忠召开了公开审判大会，将他们处决。在处死瑞王时，天空突降大雨，电闪雷鸣，有人说这是上天警示不能处死瑞王。张献忠发怒道：“老子要杀人，与老天有什么相干？”

八月，张献忠攻下成都，占领了整个四川。他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他命令臣民一律称他为“老万岁”，而且不论贫富，每家都要在门前立上一块牌子，上面写上“西朝皇帝万岁”，还要在牌子周围供献鲜花。

大西政权建立后，隐伏在山野的明朝官员和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与大西政权对抗。为了镇压他们，张献忠将在四川能够抓到的明朝宗藩好几万人全都处斩。之后，又以举行“特科”为名，命令各府县将参加科考的生员全部送到成都，然后找了个借口，把这五千多人也都杀了。张献忠此举无疑太过分了，这样就将整个士人都推到了敌对方。

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给张献忠下了一纸诏书，希望他归降，被张献忠断然拒绝。顺治三年（1646），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讨张献忠。八月，张献忠放火焚毁成都，带大军转移。十一月，与清军在凤凰山下遭遇。张献忠在战斗中被箭射中左胸，当即身死，结束了他铁血疆场的一生。大西军余部后来南下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他的义子李定国继承遗愿，带领大西军誓死抗清，又血战了十六年，直至马革裹尸。

半壁江山

崇祯帝吊死煤山之后，退居到江淮以南的原明王朝的亲王和官员们重建政权，先后出现了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绍武政权、桂王永历政权，统称为南明政权，或南明小朝廷。但他们偏安一隅，只图享乐，不思进取，甚至相互攻击，争权夺利，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最终都难逃败运，谁都没能承担起再兴大明的愿望。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北京。在中原的潞王、周王、鲁王、福王、桂王等纷纷逃到南方。南京，作为明朝的陪都，此时成为了明朝残余势力的聚集中心。在这里，群臣决定拥立新君，重建统治南方的半壁江山。但立谁做皇帝以继承明朝皇室血统呢？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正直爱国的官员、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代表，主张拥立相对贤明的潞王；另一派是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腐败官僚，他们力主拥立福王。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长子，从血缘关系上最有资格当选。但他贪婪荒淫，喜欢酗酒，昏庸无能。马士英正是看到福王的昏庸可以用来方便自己专权，因此力保福王，甚至调大军前来施加压力。最后，由于马士英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他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年号弘光。马士英则独揽大权，任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而史可法被排挤出朝廷，前往扬州督师。

弘光朝廷自始至终是个腐败透顶的政权，它把明末政府的腐败丑恶一股脑儿地继承下来。弘光帝朱由崧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以演杂剧、饮烈酒、淫幼女为乐。他派人挨门挨户地搜罗美女招进宫中，弄得人人自危，社会骚乱。而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及时行乐。崇祯十七年（1644）除夕，清军大兵压境，百官见朱由崧在大殿上愁眉不展，以为皇帝是在为兵事担心，谁知一问，原来他却是因为梨园中没有好的戏子而发愁。皇帝昏庸，大权则完全旁落在马士英的手中。马士英任人唯亲，把正直的官员逐渐都排挤出朝廷，还卖官鬻爵，对官阶公开标价，而向他行贿的数量多少不仅决定官阶的大小，还直接影响升迁的快慢。百姓们愤慨极了，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的歌：“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相公（指马士英）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朝中权臣胡作非为，对战事毫无抵抗的决心，错误地制定了“联清灭顺”的方针，造成武将间纷争不断，军事上不堪一击。

弘光政权本拥有近百万的军队，但一开始就与农民军誓不两立，还一厢情愿地派遣使臣与清军议和，幻想用割地赔款纳贡的方式联合清军进攻农民军，重建大明王朝。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野心由来已久，此时力量强大，根本不买南明政府的账，将明朝使臣软禁了起来。顺治二年（1645）三月，派清和硕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清军出虎牢关，直指徐州。徐州总兵李成栋归降，引导清军南下。在此紧急关头，镇守长江中下游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不满马士英的专横跋扈，发兵进攻南京。弘光帝急忙下诏给史可法，命他率军回撤，救援南京。在江北督师的史可法主张应着重对付清兵，但大权在握的马士英还以清除异己为重，将得力部队从江北撤回，调到西面前线对付左良玉，造成江北空虚，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史可法无奈也只好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得知左良玉已经病死，而清军已经逼近扬州，又急忙赶回江北。此时的扬州就是一座孤城，城内守备力量单薄，史可法只有一万多人却要抵挡清军十万大兵，形势万分险恶。他给远在南京的母亲和妻子写了遗书，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

清军开始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爱国精神的鼓舞下，誓死抵抗，打退了清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三天过去了，扬州城岿然不动。最后，多铎调来西洋大炮轰城，而且把炮口对准了史可法亲自防守的西门，一颗颗炮弹呼啸着落到西北角，终于将城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潮水般的清军冲进城来，史可法自刎未死，被清军俘获。多铎劝他投降，他说：“城存我存，城亡我亡；头可断，志不可屈！”从容就义。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伤亡严重，竟惨无人道地下令屠杀扬州百姓作为报复。大屠杀整整持续了十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惨案——“扬州十日”。

扬州失守后不久，清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南京，弘光政权宣告灭亡。之后，又有两个小朝廷建立起来：一个是鲁王政权，明末著名的大学者黄宗羲在余姚起兵，杀掉了清浙江抚使，联合浙江总兵方国安等，推举鲁王朱以海继承王位。另外，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在福州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朱聿键继皇帝位。唐、鲁两个政权同时出现，却势同水火。唐王以叔辈自居，要求节制鲁王，鲁王拒不听从，双方互杀来使，同室操戈。而这两个政权同弘光政权一样，十分腐败，迅速灭亡了。后来，南明势力还曾建立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建立永历政权的是明神宗之孙、桂端王朱常瀛的第四个儿子朱由榔，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拥戴下在广东肇庆监国，后迁到广西梧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但仅一个多月就被清军李成栋在广州杀死，绍武政权灭亡。

由于有瞿式耜的坚守和英勇抵抗，永历政权得以在广西一隅稍得喘息，并得到大西军余部的支持。但永历政权内部统治者争权夺利，而且对农民军猜忌，甚至准备进攻农民军。不久，瞿式耜在桂林城被破后，为清军俘获，英勇就义。大西军领袖李定国也抵抗失利，后病逝。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清军攻下昆明，桂王逃亡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兵进入缅甸，将桂王俘获，第二年在昆明将桂王处死，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也灭亡了。

国破山河在

在南明政权与靖军的抗争中，有一支主力，他们一直坚持斗争，把明朝的旗号又保持了一段时间。其间，涌现出一位流芳百世的英雄人物——郑成功。

郑成功，原名森，字大木，是郑芝龙的长子。郑芝龙，福建南安人，原来是来往于福建沿海和南洋一带的大海盗。后来受明朝招安，任福建总兵。他拥立南明隆武帝，因手握兵权在小朝廷里举足轻重。郑成功的母亲是一位日本人，他出生在日本，崇祯三年（1630）七岁时回到祖国。此后，他一直接受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不但聪明敏捷，而且有远大志向，喜欢读《孙子兵法》、《春秋左传》等书。后来考中秀才，二十一岁时进入南京国子监学习。

隆武帝准备北伐时，郑成功已是父亲军中的一名将领，才二十二岁。他深得隆武皇帝的赏识，被赐姓朱，改名为成功，并封他为御营中营都督，人称“国姓爷”。清兵攻入福建后，父亲郑芝龙要投降清军，以保住郑家的财产。郑成功找到父亲苦苦相劝，想用民族大义打动父亲，放弃降清的念头。但郑芝龙执迷不悟，亲自到清营投降，反而被清军挟持，带到北京软禁起来。后来清兵杀来，隆武帝出逃，郑成功的母亲受辱自杀。他悲愤地跑到金门，顺治四年（1647），率领九十余人在海上起义，在广州南澳招兵买马，组织军队。顺治四年到六年，他从南澳出发，攻占闽南沿海，顺治七年（1650）夺取厦门。厦门当时叫中左所，郑成功将它改名为思明州，并遥奉在广西的南明桂王为尊，以示自己反清复明的决心。郑成功在厦门设立了六官分理政事，扩大武装，制造战舰，操练兵马。郑成功军纪严明，在一次战斗中，他堂叔郑芝鹏临阵逃跑，郑成功按照军法，将他斩首。从此，没有人敢再违犯他的军令。为了解决部队给养，他还利用漳州、泉州等地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筹措资金，准备与清军战斗。

清军派他弟弟带着郑芝龙的亲笔信，来劝郑成功投降，说：“你不投降，父亲的性命难保。”郑成功回信，宣布尽忠不能尽孝，坚持抗清立场。顺治十一年（1654），支持永历政权的大西军李定国进攻广东，约郑成功会师，郑成功亲自率领水师进攻揭阳（今广东汕头一带），永历皇帝封他为延平郡王。但因清军的进攻，李定国转而向西，会师作战的计划没能成功。

顺治十六年（1659），为了牵制清军对桂王的进攻，郑成功又自任招讨大元帅，联合抗清将领张煌言的部队，率领八十三营水陆十七万大军，几千艘战船，开始北伐。不出半个月一连攻下四府三州二十二个县，江南许多州县，纷纷起义，响应郑成功，清廷大受震动。但接连的胜利使郑成功有所骄傲，就在南京指日可下的时候，竟中了清军的缓兵计。清军南京守将郎廷佐派人哀求郑成功，说：“按照本朝的法令，如果守城超过三十天再败，守将的妻儿就不会一同受罪责了。请宽限三十天，就开城投降。”郑成功以为对方真心投降，便下令大军只困守城池，但不进攻。部下劝他应一鼓作气打下南京，郑成功不听，竟一拖就是两个月，在南京城外设酒摆宴，以捕鱼为乐。清军准备充分后，趁郑军懈怠之机，从城内挖地穴出城，突然发动袭击，郑军则仓促应战，全线溃败，损失惨重。郑成功被迫退回厦门。

北伐失败后，清军乘势向福建扫荡。郑成功在金门、厦门一带与清军苦战。但这一带地方狭小，军饷不足。清廷又下了“迁海令”，命沿海的居民内迁三十里，渔船、商船都不许出海，这就切断了郑成功与沿海人民的联系，使郑军在大陆更难以立足。郑成功急需一个更为稳固，清兵不易进攻的根据地。台湾地处福建对岸，隔着台湾海峡，善于陆战的清军却不善舟楫，因此，台湾成为郑成功理想的选择。

当时，台湾正处在荷兰人的控制之下。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天启二年（1622），当时的海上强国荷兰，为扩展其殖民势力强占我国台湾西南的澎湖列岛，虽曾几次被赶出，但后来不甘失败的侵略者还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打败西班牙，独占了台湾。荷兰殖民者为了巩固对台湾的统治，在岛上的险要地方建筑起城堡和兵站，驻军守备，对台湾人民则强加苛捐杂税、贩卖鸦片、抢掠奴隶、镇压居民的反抗，实行血腥统治。

正当郑成功在厦门面临兵力、财力困难，转而考虑进军台湾的时候，曾在荷兰人手下做翻译的华人爱国人士何斌来到厦门，他向郑成功反映了台湾人民欢迎大军过海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愿望，并献上一份厚礼——一幅荷兰人在台湾军事布防的地图。郑成功如获至宝，更加坚定了收复台湾的决心。他不顾一些将领的反对，于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率大军二万五千余人、战船数百艘，从金门出发，克服了狂风恶浪的袭击，到达台湾西南部鹿耳门内的禾寮港。通往岛上有南北两条航道，南航道水阔港深，好开大船，但荷兰人早将航道堵塞，防守严密；北航道水面窄，礁石多，大船进不去，在这里荷兰人没有设防。趁着涨潮，在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从北航道进港，战舰一条跟着一条，悄悄地驶进海港，很快强行登陆。大军的到来，使台湾各族民众欢欣鼓舞，他们给大军送水送粮，提供牛车，热情帮助，使得郑成功大败荷军，将荷军压迫在赤嵌城和台湾城两个据点内。郑成功将赤嵌城紧紧包围，向荷兰殖民者提出严正警告，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现在你们理应交给她的主人。”荷军统帅揆一拒绝投降，于是郑成功下令发起进攻。在强大的攻势下，荷军头目扯起白旗投降了。剩下的台湾城，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中心，这里防守非常坚固。郑军士兵强攻，伤亡不小。因此，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切断荷军的水源和供给，围城长达九个月，荷兰总督揆一感到大势已去，开城投降。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受降仪式在郑成功军营里举行，郑成功高坐正中，揆一卸下佩剑，脱下军帽，毕恭毕敬地在降书上签字，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彻底离开了盘踞三十八年的中国宝岛，台湾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在明末清初的一片战乱和国家内部分裂破碎的大势下，郑成功却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复国土，成为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台湾收复后，郑成功在岛上建立了一府二县进行行政管理，并大力开发，实行屯田，奖励垦荒，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郑成功不幸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茶马古道

在我国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它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文化传播古道——“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高寒地带没有蔬菜，藏民们的主食是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等，这些食物热量高，不易分解。茶既能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喝酥油茶就成为藏民的一种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内地，民间耕种、运送，以及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在成都、秦州设置了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洪武初年，连年征战，太祖朱元璋急需马匹，因此非常重视茶马贸易，并想通过以茶换马来稳定西部少数民族的人心，以巩固边防。于是，官府出面收购和贮藏茶叶以备换马的需要，而商人买卖茶叶必须持有政府下发的“茶引”。洪武五年（1672），在秦州设立了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各项事宜。洪武三十年（1697），为了贸易的便利，撤掉了秦州茶马司，在西宁建茶马司。

但是这种由官府主持的贸易不能满足藏、汉两族人民的生活需求，所以两族人民往往突破政府禁令进行民间贸易。明朝政府也曾一度开放禁令。明代的茶马贸易，自洪武初年开始，与明王朝相伴始终。明中叶以后，由于朝政的腐败，奸商与边境官吏相勾结，以下等私马偷换上等番马，冒充上等茶叶，利用茶马贸易攫取不法利益，致使国家得不到优良的马匹，官方的茶马贸易每况愈下，倒是民间往来频繁，始终未断，成为汉藏两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如今的茶马古道已经历经近千年的沧桑岁月，古道是壮阔的，而对于当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马帮来说，那却是一条充满了艰险的征途。西南地区山高水急，水上交通不可想象。而山道险峻曲折，又根本无法行驶车辆。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帮成为唯一适用的运输方式，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谋得生存奔波在雪域高原上，茶马古道实际上是一条用人力和马的脚力踩踏出来的道路。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激发了他们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又一个村寨，马帮们踏出了一条沟通各地的生命之路，成为联系大西南地区的纽带。这些马帮曾经驻足停留，进行商品集散的驿站，发展成为后来的城镇。今天的丽江古城就是迄今为止茶马古道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被誉为是“活着的茶马重镇”。

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广泛传播，一些民间艺术家在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还有一些被视为神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上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促使这些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等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四大奇书

是明代文学的代表，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的长篇，也叫章回体，是由宋元时期的“话本”发展而来的。话本就是说书人使用的底本，它将一段历史故事分成多次连续讲说，每次讲说之前用一个题目揭示这一段的主要内容，而每段故事结尾都会留下一个悬念，吸引听书者接着向下听，这个叫做“扣儿”。这些底本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锤炼提高，就产生了流传至今的许多经典，而明代最著名的长篇有四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

《三国演义》，本叫《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影响最大的长篇历史。它以陈寿的《三国志》为蓝本，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剪裁、加工而成，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争斗。文字浅显，语言通俗，从黄巾起义、刘关张桃园结义，一直写到晋国统一，按照时间顺序编制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关于政治的纵横捭阖和军事的韬略计谋的描述，更是成为后世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取法的范本，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十分爱读《三国演义》。而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过关斩将等已成为我们常用的成语；群英会、空城计、赤壁之战等又成为后来戏曲、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的故事来源。其不足之处就是中宣扬了封建正统思想，奉腐朽的东汉王朝为正统，因此尊蜀贬魏，把曹操写得奸诈凶恶，贬斥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竭力颂扬了刘备、诸葛亮的仁政。这部的作者是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也有说他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庐陵（江西吉安）人，生卒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只知他生活在元末明初。他是中国首先写作的作者，相传他一生写了十多种。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关于他的生平也有很大的争论，现在只能肯定他也是生活在元末明初，在杭州等地有他的活动遗迹。据说，为了写好武松打虎等情节，他冒险到森林中亲身观察老虎的一举一动，因此使这些关于打虎的章节异常精彩。《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政治腐朽，官逼民反，梁山英雄们劫富济贫的故事。它歌颂了农民斗争的正义，最成功之处是对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的形象描写，人物个性鲜活，情节曲折生动，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作品的结尾，作者选择了一个义军接受招安，并被统治者利用征讨方腊起义军，从而走向自相残杀，最终毁灭的结局。这实际上是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狠毒的手腕，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种深刻揭露统治者、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作品在我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部《西游记》不知道倾倒了海内外多少华人，孙悟空的形象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标志之一。它是我国著名的神话，它的形成和《三国》、《水浒》一样，也历经了几百年在民间的孕育和流传，到明代后期，由吴承恩最终整理、编写完成。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他曾几次参加科考，但屡试不中，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才考上贡生，直到六十岁才当上一个县官。他从小喜欢听书，并注意收集民间故事。《西游记》就是他在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叙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唐僧师徒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作者笔下的孙悟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个叛逆者，具有坚强的斗争意志和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藐视权威。面对如来佛祖的质问也敢大胆地说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些言词看似诙谐，却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极狂放的民主思想。

最后一部经典是《金瓶梅》，这是一部备受争议，并—直以来被列为禁书的作品。它取材于《水浒传》中关于西门庆、潘金莲通奸这一段故事，进而扩展成为一百回的长篇巨著。其内容着重描写了西门庆这个破落户，不学无术，只喜好舞拳弄棒，善于赌博，后来发迹了，成为一个大财主，他一面奴颜媚骨地奉承朝廷官员，一面卑鄙残忍地榨取百姓血汗。他昧着良心专门干拐骗奸淫的勾当，谋财害命、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因此，在揭露明朝后期统治者和官绅阶层的荒淫腐朽生活和反映贫苦百姓的悲惨生活方面，《金瓶梅》是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其中对当时市井生活的描写，形象生动，是反映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但因为它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和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其中对一些丑恶淫秽的情节也做了真实、大量的描写，以致该书被历朝所禁。《金瓶梅》的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但这只是个笔名，因为兰陵今属山东峄县，所以推测作者是山东人，但他的真实姓名一直无法考证。

四大科学家

明朝晚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限于科考的空泛义理的学习和控制，开始追求具有实际效用，可以经世致用的知识，其中尤为著名的有四大科学家，他们是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和徐霞客。而且他们总结前人，都写就了不朽的科学著作。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人。他出身在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较为富裕的家境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徐光启也勤奋好学，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学都有很高的造诣。二十岁时他考中秀才，三十五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但这时，徐光启还没有进入官场，而是在家乡等地教书。他辗转数千里，开阔了眼界，交游越来越广，在南京时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二人对对方的学识都十分佩服，成为知交。而在传统教育熏陶下的徐光启竟然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利玛窦授洗礼，加入了天主教。这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不仅需要抛弃从小的信仰，而且对传统礼俗的背叛更是为人所不能容的。比如，加入天主教就必须执行一夫一妻制，徐光启就必须舍弃他的小妾，而这对于几千年来多子多福的传承思想来说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因此，加入天主教对徐光启来说就是一个壮举。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了进士，成为翰林院的庶吉士。他原以为可以施展抱负、报效朝廷了，但当时的万历皇帝沉湎于酒色，根本不理朝政，对于徐光启上疏提出的改革意见不闻不理。于是，徐光启便和当时已获准在北京传教的利玛窦密切往来，他们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科学著作，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徐光启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他编写的《农政全书》。该书共六十卷，六十多万字，书中用科学的方法对农事、农器等农业生产问题，以及生产技术、农业政策、制度和病虫害防治等都做了全面的论述。为了写作《农政全书》，徐光启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刻苦钻研、亲身实践，总结了中国历代农业技术经验，反映了明代农业方方面面的最新发展，因此，这部农书可称得上是一部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珍贵的科学著作。

医药学方面的集大成者则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了。李时珍，字东璧，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他家世代行医，李时珍从小就受此熏陶，喜爱读医书。他曾三次参加乡试都未中，就决心继承家学，一心学医了。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药学书中有很多错误，有的分类混乱，有的遗漏了药品，特别是其中许多有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这势必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四岁的李时珍开始潜心编著《本草纲目》。为了避免错误，写好这部书，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描摹图像。每到一地，李时珍就虚心地向当地人请教，那些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打猎的人也都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一种常用药。但它究竟长什么样？《神农本草经》中说得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就是在一位种菜老人的指点下观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原来就是油菜。还有一种蕲蛇，它在治疗风痹、惊搐等疾病时有特效，但这种蛇很少见，平时蛇贩子贩卖的多是假的，李时珍为了能亲眼观察蕲蛇，就请捕蛇人带他上山。捕蛇的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一旦被咬伤，就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会中毒而死。但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坚持上山。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有这样切实的调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药物的描写简明准确，而且还对前人的药物研究作了总结，把我国药物学研究提高到新的阶段，曾经被达尔文引用，至今仍为世人瞩目。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他二十八岁时考中举人，但在会试中五次都不中，于是放弃了科考，转而投入对实际的生产技术的研究。明代的手工业门类齐全，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都超过前代。宋应星经过对生产实践的实际调查，着手编写了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巨著——《天工开物》。全书分三编，十八卷，内容涵盖农作、农业机械、制盐、榨油、养蚕、纺织、五金、陶瓷、采矿、造纸、兵器等，更可贵的是收集了很多生产过程和技术设备的重要数据，还配有123幅插图。《天工开物》刊行后，很快被日本翻刻，后又被译成多国文字，影响极大。它的法文译者儒莲称赞此书为“技术百科全书”。

最后，还有一位奇人，他著就了一本奇书。他就是在我国地理学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徐霞客。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出身在官宦富贵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家中藏书丰富，使他从小就能博览古今书籍，而他也聪明过人，过目不忘，下笔成章。但毕竟出身世家，青年时的徐霞客也曾走过科举之路，然而仕途的大门没有向他打开。几次应举失败之后，徐霞客下定决心挣脱科举的枷锁，重新埋头于他真正感兴趣的书籍之中，而他越来越被书上所描绘的壮丽山河所吸引，同时也发现前人所写的地理书中，由于缺乏实地勘察，存在很多错误，于是，他决心用自己的双脚踏遍祖国山川，实地考察，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徐霞客的理想得到母亲王夫人的赞许和大力支持，她鼓励儿子“好男儿志在四方”，在徐霞客初次出游时，特地为他缝制了“远游冠”，还曾在自己七十三岁高龄时陪同儿子一起游历了荆溪、句曲（今江苏宜兴一带）。每次徐霞客考察归来，给母亲和亲朋讲自己的所见所闻、各地风土人情以及灵怪惊险之举时，别人都吓得说不出话来，母亲却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发出朗朗笑声。

在当时的条件下，外出旅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徐霞客以惊人的毅力和健壮的体魄，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攀悬崖、穿隧洞，风餐露宿，而且不信鬼邪，勇敢无畏。一次，他在湖南茶陵想考察当地的麻叶洞，消息传出，轰动了周围的乡亲，当徐霞客准备下洞时，众人密密麻麻地把洞口包围起来好心地劝他，有人说：“洞中有神龙。”有人说：“洞中有精怪，不会法术的人是不能下去的。”大家都为徐霞客担心。然而徐霞客毫不畏惧，他从容地脱下衣服，拿着火把下洞探察。他在洞里考察了很久，一直到火把快烧完才出来。围在洞口的百姓看他安全出洞，都十分惊奇，说：“我们等了好久，以为你一定是给妖精吃了呢。”而就此使乡亲们的疑惑和担心烟消云散，众人对徐霞客无不敬佩得五体投地。

历经三十余年，徐霞客一路上刨根溯源，足迹遍及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各省，他将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后来会集成书，即为《徐霞客游记》。书中对各地山川源流、地貌、地质、气候、物产、民俗都作了详细的探究和广泛的叙述。特别是其中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岩溶地貌（即喀斯特地形）特征的记录和研究，是世界上有关研究最早的记载，而徐霞客是世界上对岩溶地貌进行大规模考察的第一人，比欧洲人早了200多年。

经世致用

明清易代之际，偌大的明王朝竟如此不堪一击，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顷刻土崩瓦解。而清朝入关后，为统一全国又进行了近二十年的征战，社会凋敝，人民困苦。这些无不强烈地刺激着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转变的进程中，他们开始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探寻天下治乱的根源；他们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学风，强调实践、实行、实事，讲求“经世致用”，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经学扩展到自然和社会，形成了清初学术界的繁荣风貌，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清初交相辉映的三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被学者们尊称为梨洲先生。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末东林党中的著名人物，天启年间被魏忠贤阉党杀害。为替父报仇，十九岁的黄宗羲身藏铁锥，怀带状纸，只身来到京城为父鸣冤。此时，魏忠贤已死，在审理的厅堂上黄宗羲用锥子猛刺杀父仇人，打得阉党奸臣遍体鳞伤，他为国除奸的勇敢行为传遍北京城，他又在大狱门前祭拜父亲，哭声如雷，甚至传到宫中，当时的崇祯皇帝也为之感动，赞叹他为“忠臣孤子”。

在父亲的影响和支持下，黄宗羲从小就好学深思，最讨厌写八股文章，而喜欢看诸子百家的书籍，最爱读史书。遵照父亲的遗命，他拜明末理学大师刘宗周为师，关心时政，主张博古通今，经世致用。崇祯中期，阄党势力图谋再起，黄宗羲率先作《南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行为，成为士子们与阉党斗争的领袖。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南明弘光政权崩溃，黄宗羲在家乡招募了数百名弟子，组成“世忠营”，追随鲁王抗击清军，鲁王政权授他以监察御史兼职方之职。后来，兵败返回故里，闭门不出，专心著述，至死不到清廷为官。

黄宗羲学术研究领域极广，成就丰富，他一生留下了许多著作，主要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匡庐游录》和《思旧录》等。而他的史学造诣尤其深厚，开创了以史学研究见长的浙东学派。在他66岁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的编纂。他身历明清易代的风云变幻，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所以他写就的《明儒学案》，搜罗极广，注重论史的方法，强调真实可信，对明代三百年的学术史作了系统的排比，简明扼要地介绍各家各派200多位学者的言行和学术思想，并加以评论。系统地总结了明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学派间的师承关系和演变状况。书成之后，备受学术界推崇，而此书的问世，还在中国史学的百花园中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在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黄宗羲一生勤奋好学，他具有民主性的政治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众多的各类著作，也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他是明清之际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启蒙思想家和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而这些都是与他勤奋刻苦的读书分不开的。

顾炎武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明朝灭亡以后，因景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炎武，字宁人，是江苏昆山人。因为他的家乡有一个亭林湖，学者们也称他为亭林先生。顾氏本是江东望族，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顾炎武从小过继给他叔祖的儿子，在嗣母王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他十岁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而他的嗣母王氏勤俭、爱读书，这些都深深熏陶了顾炎武幼小的心灵，对他以后人格的培养和立志向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兵在南下的进程中曾大肆屠杀江南人民，顾炎武在家乡参加了抗清斗争。昆山城陷落，他的嗣母王氏得知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嗣母的壮烈行为极大地震动了顾炎武，成为他一生的信条，一生都不与清廷合作。为避仇家陷害，他改名蒋山佣，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他北上山东、山西、河北，策马于河北边塞十余年，对河北的名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写就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最终定居在陕西华阴，他在华阴买了五十亩土地，垦荒置田，直至去世。

康熙十年（1671），内阁大学士熊赐履邀请顾炎武入修明史馆，被他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他出来，又被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编修明史，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顾炎武毫不迟疑以死自誓，拒绝被招。作为一个江南文人，顾炎武竟然在北方居住生活了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一则是被迫，而想乘机推翻满清统治更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以死明志的气节为众多志士仁人景仰和传颂。而他的学问更是开创了清初朴学的先河。顾炎武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炎武是一位继往开来、扭转一代风气的杰出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民族品格，为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引导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己署名章绛，就是顾炎武的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在反对明末空谈学风的实学大家中，如果说黄宗羲和顾炎武是其摧毁者，那么真正毁后重建学术体系的，在三大家中学术最为博大精深的就是王夫之了。

王夫之，字而农，号畺斋，湖南衡阳人。他晚年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下，被学者们称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他的父亲被张献忠的大西军俘获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用刀在身体上刺上数刀，前去以自己之身换回父亲。大西将士被感动，将他父子都放了回来。清军占领湖南后，王夫之又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但战败而逃。他投靠了桂林瞿式耜，瞿式耜把他推荐给桂王朱由榔。但南明的永历小朝廷政治腐败，仍旧党争不断，王夫之因上书弹劾吴党王化澄，几陷大狱。后来，他又回到桂林依附瞿式耜，瞿氏殉难，王夫之看到反清复明的希望破碎，决心隐遁。他辗转在湘西等地，窜身瑶洞，伏处深山，逃避清廷的追捕。康熙年间，民族压追政策放宽，王夫之才得以在衡阳定居下来，从此一面教书维持生活，一面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历四十年始终没有剃发，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方面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和文学。而他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和发展。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揭示出“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的朴素辩证法，以及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进步的历史观。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此外，他还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名与实的关系，强调“名从实起，言必拟实”，反对知实而不知名，也反对知名而不知实。他还擅长诗文、词曲，论诗多有独到之见，后人将他的著作编为《船山遗书》，其中的《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在思想史上尤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