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隋唐（2 / 2）

起初，安禄山有边功，玄宗宠信他，命他与杨家诸姨结为兄弟，而禄山则拜贵妃为母，禄山每次来京朝见天子，杨家人必定设宴招待，同他建立友好关系。后来安禄山造反，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而且公开指出贵妃及杨家诸姨的罪恶。玄宗想让皇太子统率军队，并把帝位禅让给他，杨家诸人极为恐惧，聚在庭院里痛哭。杨国忠入宫禀告贵妃，贵妃口衔土块请求天子将自己处死，玄宗心情沮丧，于是便没有那样做。等到潼关失守，玄宗西行到了马嵬驿，陈玄礼等就为天下人考虑而杀掉杨国忠，但杨国忠已死，军队将士仍不散去。玄宗派高力士询问原因，将士们说：“祸乱的根子还在！”玄宗不得已，与贵妃诀别，让人把她带走，勒死在路旁的祠庙里，用紫色褥子裹尸，埋在大路边，这时贵妃38岁。

后来玄宗自蜀郡回长安，路经马嵬驿，派人祭奠贵妃，且下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说：“龙武军将士因为杨国忠有负于皇上，招致祸乱，替天下人杀掉杨国忠。现在改葬贵妃，恐怕将士们会疑虑不安。”玄宗于是没有正式改葬贵妃。他秘密派遣宦官备好棺椁把贵妃的遗体迁移到别的地方安葬。挖开埋贵妃的地方，贵妃原先佩带的香囊还在，宦官把它献给玄宗，玄宗看到香囊后，伤感落泪，于是就命画工在偏殿里画贵妃的像，早晚前去看望，一定要哽咽抽泣。

马嵬驿事变发生的时候，虢国夫人和杨国忠的妻子裴柔等逃往陈仓，她们猜想是逆贼作乱，便扔下马跑进树林里。虢国夫人先杀掉她的两个孩子，裴柔说：“请让我死！”虢国夫人马上把她和她的女儿一起刺死，然后自己抹脖子，但还没有断气，官吏就把她驮在马上送进监狱，虢国夫人问道：“是国家要杀我们？还是逆贼作乱？”县吏回答说：“都是。”于是死去，被埋在陈仓东城外。

酷吏索元礼

索元礼，胡族人。武则天光宅初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以恢复唐朝为号召，武则天大怒，又怕人心动摇，想用威势来控制天下。索元礼猜测到武则天的心思就去告发别人，武则天召见他，升任他为游击将军，命令他在洛州牧官署审讯案犯。索元礼性情残忍，审问一人，就叫犯人牵引几十几百人，士大夫们十分害怕他，比虎狼还利害。武则天多次召见并赏赐索元礼，扩大他的权势，他一共杀了几千人。于是周兴、来俊臣之辈，纷纷起而效法他。当时各州告密的人，都坐公家车辆，由州县护送到朝廷，在宾馆中供养他们，他们告密的话稍稍符合武则天的意见，一定用官爵赏赐来诱导，使他们高贵以取威于远近地方。索元礼不久因为残酷毒害更厉害，武则天因为要笼络人心而杀了他。天下的人称之为“来、索”，说他们残酷毒虐，又首先去审问诏书决定的狱案之故。

武后载初元年十月，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谏武则天说：“近来小人告发别人，习以为常，内外各官吏，人人都想幸免，因此姑息属吏，接待强横的人，这不是他们本想如此，只是想避免被诬构罪名。又讯案的官吏，都以深追刻削为能事，想尽办法逞能，以残虐相夸耀。他们用铁笼紧束着囚犯的头，在铁笼中又打入楔子，打断犯人的肋部，用签扎进指甲，把头发吊在梁上，用火炙烤耳朵，让犯人睡在污秽之地旁边，使他们活不下去，称作‘狱持’。有的几天减少犯人的食物，连着逼问犯人，白天黑夜摇撼犯人的身体，使他们不得睡眠，称作‘宿囚’。这些犯人既非木石，只图救目前的灾难，苟求不要马上处死。臣下听到舆论，都说如今天下太平，何苦要造反。难道被告发的人都是英雄，想当帝王吗？人是受不了杖打之苦自诬招供而已。怎样来复核呢？陛下试着所告的状子斟酌其真假，交给审讯者审问，稍加讯问他们的用意，他们一下使用种种手段作假，以此来趋附皇上的意愿。愿陛下明察。现在满朝官员都侧目屏息心中不安，都认为陛下早上对他亲密，晚上就和他成为仇敌，不可长保安宁。他们听到有追究之事，就和老婆孩子作临死的决别。所以治国的人要以仁爱为本，以刑罚为辅助，周朝实行仁道而兴盛，秦朝倚仗刑法而灭亡，就是这道理。愿陛下宽和刑罚使用仁道，天下百姓就幸运了。”武则天听了他的意见，以此下制书审办的案件稍稍减少。

唐代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从中国西北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古代陆路交通线，由于中国古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因此这条贸易通道被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由于张骞的“凿空”之功，丝绸之路从此更为畅通，东西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就有三条道路，据《隋书·裴矩传》记载，这三条路为：一、北道，从今哈密穿越天山北达巴里坤，然后由此向西经吉木萨尔、乌鲁木齐、通过伊犁盆地，从锡尔河附近前往东罗马帝国。二、中道：沿天山南侧经哈密、吐鲁番盆地、焉耆、库车、喀什，然后越过帕米尔经贯尔干纳、索格底亚那（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进入伊朗的波斯帝国。三、南道：沿罗布泊沙漠南边西行到达于阗，然后从哈尔喝里克、塔什库尔干，翻越帕米尔，通达瓦罕溪谷到达阿姆河河畔，再由此通往印度北部。

唐代的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唐政府一直致力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唐朝初期，西域虽大都在西突厥控制之下，但西域各国国王都曾派人或亲自到长安，表示归附，因此唐初很快恢复了丝路交通。武德年间，高昌国进献的“拂菻狗”，引起了唐朝对拂菻的兴趣。贞观四年（630年），伊吉城主归附于唐，唐在这里设置伊州，控制了西域北道。这时，在西域地区拥有较强政权的高昌为了垄断丝绸贸易，高昌曲文泰封闭了西域南部进入中原的道路，商贾都要经过高昌，并需交纳商税，贞观六年（632年）大碛路恢复开通后，高昌王与西突厥联合，阻拦、抢掠西域其他地区商贾使者，阻止他们进入中原，同时还发兵攻打伊吾、焉耆，掠夺其他域镇。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政府派侯君集带兵平定了高昌，在高昌设西州，置西州刺史，西州的户口计帐等申报，完全和中原地区相同。不久，又在这里设安西都护府，屯驻军队，镇守整个西域地区。在平定高昌的同一年，驻守于可汗浮图域（今吉木萨尔以北）的西突厥叶护归唐，唐政府在这里设庭州，置庭州刺史，唐又将伊州、西州、庭州划入陇右道，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随着唐政府对丝路的开发，唐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不断增强。贞观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入中国，大批犹太商人涌入中国，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贞观十五年（641年），摩伽陀国（即摩揭陀国，俭于印度恒河以南的一个大国）的使者，商人来到长安。在他们返回时，唐太宗派云骑尉梁怀璥随同前往，受到摩揭陀国的热烈欢迎。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叙利亚或拜占庭）王波多力派遣使节进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赐了大量的绫绮等丝织品。至于其它国家的商人往来，更是数不胜数。

贞观十九年（645年），44岁的玄奘结束了他的春秋寒暑十七年、历经艰难曲折的数万里跋涉，将西行所得经像送入长安弘福寺。玄奘沿途经历了130多个城邦，由玄奘口述，门徒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翔实地记载了玄奘西行的经历、见闻，成为一部闻名世界的历史地理名著，也成为一部丝绸之路上中西交流的历史见证。玄奘珲将印度的因明学传入中国，推动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并启迪了日本法相宗的传承。继玄奘之后，咸亨四年（673年）义净又赴印度求法取经。玄奘、义净的不懈努力，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兴盛。

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同时，中亚僧人也不断前往中国，将本国的宗教在中国弘扬。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延（古波斯语“知教义者”）持《二宗经》来到中国，摩尼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天宝三年（744年），大秦国僧佶和不远万里，东来中土，促进了已在中土流传的景教向最盛时期的发展。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的传播，正是依赖了丝绸之路，这些宗教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

天宝十年（751年），中国与阿拉伯发生了怛罗斯之战，阿拉伯抓获一些中国的造纸和丝绸工人，中国的造纸术开始传至西方，同时，中国的植物品种、漆器、冶铁、水利灌溉技术、火药等也随着传入西方，再加上商人的频繁往来，丝路上的商品交流非常活跃，丝绸之路成为举世闻名的商路。

独树一帜唐三彩

唐三彩陶器是唐代陶瓷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以丰富多彩的釉色和美妙高超的造型驰名于世。唐代陶瓷艺人对多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有了进一步认识，在原有的铅釉陶中加入铁、铜、钴、锰等不同金属氧化物，烧制出集黄、赭、绿、白、蓝等色中的一色或诸色于一器的彩陶，这就是唐三彩。由于铅釉极易流动，烧制时施釉用量不同，一种色釉也能产生出浓淡、长短自然变化的奇妙效果，用多种色釉互相浸润，更是参差变幻，斑驳离奇。唐三彩正是利用釉色的特点，在交相辉映中显示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唐三彩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主要用于生活用具，包括瓶、罐、钵、盘、碗、杯、砚、炉、枕等。俑主要用作装饰，有贵妇、侍俑、文官、武士、乐人等人物形象，也有马、骆驼、驴、牛、狮、虎、鸡、鸭、鸳鸯等飞禽走兽。唐代出土的三彩容器，器形饱满浑厚，线条圆润，器身外部色彩斑驳灿烂。唐三彩中最有吸引力的当属骆驼和马。三彩马体态健美、强壮有力，或站或奔，姿态无不惟妙惟肖，西安唐墓出土的两种骆驼载乐俑，则是三彩骆驼中的代表作，其中一件驼背驮平台，载有六个手持乐器盘腿而坐的乐俑，一女俑立于中央翩翩起舞，七乐俑都着汉服。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唐，盛唐时达到顶峰，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力的衰退逐渐式微。从出土情况来看，目前出土多集中于唐代两都西安和洛阳，扬州也有少量出土，但唐三彩窑址只有河南巩县窑一处。唐三彩对中国乃至东方的陶瓷发展影响很大，中国的辽三彩、宋三彩、明三彩、清三彩以及外国的波斯三彩、伊斯兰三彩、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等，都深受其风格影响。

唐诗的鼎盛

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登基时，唐朝的经济、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突出表现在户口增加、物价降低和商业发达。唐太宗贞观初年全国户口不满300万，到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据户部奏，有76009565户，一百年间增加一倍还多。粮食便宜到“东都洛阳斗米十五钱”，青、齐等州郡才三钱，一匹绢200钱。此时海内富足，“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杜甫《忆昔》其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唐代的商业经济也相当活跃，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敦煌等都是国内外著名的贸易都市。长安的王元宝、郭万金、杨崇义是当时的商业巨子，他们以财富为基础，企图参予政权，“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期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使皇帝不得不下诏禁止官吏与商人来往。加上唐高祖、太宗以至武则天的开边活动，到开元时代，唐朝疆域十分广大，东、南到海，西到咸海，北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到外兴安岭以北和鄂霍茨克海，西南到云南、广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最先进的国家是亚洲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中心。南有波斯、大食、天竺开来的商船，东有日本派遣的僧俗使节和留学生，中亚细亚的乐工、艺人也从丝绸之路涌向中国。处于这种环境，仕宦人家和普通平民接受新事物比过去丰富，眼光和胸襟更为扩大，他们不满于既成的现实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追求新事物，渴望干更大的事业。一般人家从很小就培养子弟，让他们积累知识以求上进。王维9岁就会写文章，15岁就留下《题友人云母障子》和《过秦皇墓》。李白5岁通六甲，10岁观百家，15岁学剑，19岁就带着作品在半路上拜谒益州大都督府史苏颋。苏颋是当时散文名家，他见了李白诗文，大加赞赏，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要与相如比肩也。”杜甫7岁开始作诗，9岁已写满一大口袋书法大字。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已超出了初唐“四杰”的清新，情感跃跃欲试的境界，呈示出盛唐独有的庞大气象，如王维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及杜甫的《雕赋》、《天狗赋》等作品都有一种恢宏浩壮的气魄。

唐中叶时道教和佛教兴盛，庄园制进一步发展，为游侠、游仙、隐逸和山水田园诗提供了条件。唐朝皇帝认定老子是始祖，提倡道教。高宗时就追尊他为玄元皇帝。玄宗更好道教，登基不久就下诏让东、西二京及各州必置玄元皇帝庙，把《道德经》和《庄子》同儒家经典一起列为士子必读之书。天宝三年（744）又将天下林立的玄元庙改为紫极宫。他的两个妹妹（西宁和玉真公主）和宰相李林甫的女儿，都以贵族身份出家当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高如贵等著名道士都受到皇帝的优待。这样，不仅使许多官僚士大夫崇道并与教徒关系密切，而且许多人干脆出家修道。佛教到唐朝也深入士庶人家。唐中宗曾“令普寂（大照禅师）代神秀（禅宗北宗首领）统其法众”。王维的家庭佛教气氛非常浓厚。他母亲是普寂的弟子，“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三十余年不懈怠。王维自幼受佛教思想熏陶。他名维，字摩诘，合起来就是佛经中一位有名居士的名字。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土地兼并慢慢发展，逐渐促成庄园制盛行。唐代庄园有官庄、皇庄、官僚、地主庄园和道观、佛寺庄园。庄园除庄宅及田地以外，还有果园、菜园、碾硙、车坊等，另有佃客和手工业者为庄园主生产生活必需品，一个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庄园制的发展，使政治上没有找到出路，或厌倦于官场的知识分子过隐居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他们住在庄园里待价而沽，政治行情看好就出仕，否则就高卧，以创造更大的名声。一次，司马承祯被召至皇宫，返回山寺时，卢藏用手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不紧不慢地说：“以我之见，仕宦之捷径耳。”点破了许多文人隐居的真实意图。卢藏用召拜左拾遗，郑普思征为秘书监，叶静能成为国子祭酒，都是以隐居取得的。精神上的好道好佛以及庄园制的物质保障，使盛唐时代的山水田园诗极为繁胜。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崛起并形成繁荣局面，成为唐诗鼎盛的一个方面。李白的许多游仙诗、游侠诗，也是这样产生的。好道、好佛不仅使人向往山水、田园，而且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解下人格面具，放浪形骸，抚慰官场失意所带来的痛苦。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被称为“饮中八仙”，都是在这种风气下大胆地以酒浇愁，并写下作品的，甚至连杜甫这样每饭不忘君的人，也敢于吟出“儒冠多误身”的诗句。

开边政策与国内战争，激发了文人名士的报国热情，也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内蕴，雄豪阔大的边塞诗和触目惊心的战争诗，成为盛唐诗歌中另一股滚滚洪涛。唐玄宗利用多年积赞下的财富“大攘四夷”，战争烽火随时高举。文人名士有的投入疆场效力，有的对战争大加评论，使边塞诗和战争诗百花齐放。直接投入疆场效力的有岑参、高适等人。天宝八年（749年）岑参被高仙芝推荐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幕府掌书记。他从长安向西，过金城（半州）入河西走廊，越燕支山，经凉、甘、肃、瓜诸州，抵敦煌，再西出阳关，经罗布泊北行到达西州吐鲁番，又经过银山碛、铁门关、抵安西都护治所龟兹（库车）。他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军队中，他留下许多诗作。他的《白雪歌》、《走马川行》、《轮台歌》成为盛唐边塞诗的绝唱。高适则随哥舒翰在陇右节度使府服务，又随其收复黄河九曲地区。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还协同哥舒翰守卫过潼关。高适也有许多慷慨激昂的边塞诗。虽然没有打过仗但对战争横加评论的有李白、王维、杜甫等人。仅以天宝年间为叙述：天宝六年（747年）玄宗命高仙芝率万人越葱岭至特勒满川击吐蕃，命王忠嗣以数万人强攻石堡城。李白写下《战城南》，痛斥朝廷穷兵黩武，把士卒当蝼蚁的行为。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以63000人死亡的代价，攻下仅有数百人守卫的石堡城，被封为御史大夫，李白又愤恨地谴责他“西屠古堡取紫袍”。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南诏，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征大食，大败，三万人全部死亡；安禄山征契丹，大败，六万人全军覆没。天宝十一年（752）朝廷又征大兵北击契丹、南攻南诏，但“人闻云南多瘴，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便派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子。对此，李白写下《古风》之三十四，杜甫写下《兵车行》以谴责，高适却以《李云南征蛮诗》对这场战争大加赞美，歌颂备至。天宝十二年（753年）五月，哥舒翰大败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是时中国强励，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垒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被李白批评过的哥舒翰在这又受到高适和王维的表扬。高适写下《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王维写下《送高判官赴河西序》，把哥舒翰描写得雄姿武威，独步当时。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叛军半年内就攻进首都长安，玄宗连给百官的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匆匆逃到四川。在此次战乱中，杜甫又完成了《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等一系列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上述边塞诗和战争评论诗，有的苍凉悲壮，有的雄豪奔放，有的满含怨气，有的暗隐心事，它们组成威武的军事进行曲，给鼎盛的唐诗注入强烈的阳刚之气，使盛唐诗坛呈现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诗仙”李白

李白，字太白。他的祖先于隋朝末年因罪被流放到西域。神龙（705—707）初年，他的父亲从西域逃回来，客居于巴西（在今四川江油）。

相传李白诞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太白星，因而取其字为太白。10岁时就通读诗书，及至长大成人，隐居于岷山。当时所在州郡以有道科举荐他，他没有应举。苏颋为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长史时，见到李白，感到惊异，说：“这个青年天才英特，如果再少加努力，增加点学问，便可以同汉代的司马相如相比。”然而李白喜欢纵横家的那一套术数，学击剑，想当个游侠之士，轻财好施。

后来，李白又客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于徂来山，成日酣饮沉醉，当时号称“竹溪六逸”。

玄宗天宝初年，李白南游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和吴筠友善。吴筠被召入京，所以李白也到了长安。

李白在长安，去拜见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的诗文，感叹地说：“您是个天上贬下人间的仙人啊。”并在玄宗面前说起，玄宗于是在金銮殿召见李白，论当代的大事，献上一篇赋颂。玄宗皇帝赐李白吃的东西，并亲自为他调羹，下诏命他为翰林供奉。李白和酒徒还在街市中醉酒，玄宗皇帝坐在沉香子亭，忽然意有所感，想要听演奏歌唱李白的歌词，于是召李白入宫，而李白已经醉倒，左右侍从用水洗他的面，酒醉稍醒，拿笔给他，他提起笔一挥而就，下笔成文，词章婉转华丽，意精旨切，一气呵成，不留余思。玄宗皇帝爱他的才华，几次召见宴请。李白曾经陪玄宗皇帝饮酒，醉了，让高力士为他脱鞋。高力士平素为朝中显贵，当替李白脱鞋，深以为耻，于是挑剔他诗中的毛病，并加以附会，以激怒杨贵妃。玄宗皇帝想让李白当官，杨贵妃总是从中作梗加以阻止。

李白自己知道不被玄宗的亲近所容忍，愈加桀骜不群，放荡不羁，和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并称为“酒中八仙人”。李白恳求引退还山，玄宗皇帝也就赐给他金帛，让他回去。

李白浮游漂泊于四方，曾经于夜间借着月色，和崔宗之乘船从采石矶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身上穿着皇帝所赐宫锦袍，坐在船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起兵造反，天下大乱，李白辗转于宿松（今属安徽）和匡庐（今江西庐山）之间。永王李璘聘请他到幕下当僚佐，及至永王起兵，心怀不轨，他即逃回彭泽（今属江西）；永王失败了，李白论罪当斩。其初，李白游并州（今山西太原）曾见郭子仪，暗暗称奇。当时郭子仪曾犯法，应受处罚，李白救了他，他才免受处罚。及至李白论罪当诛的时候，郭子仪愿解除官职以赎李白之罪，于是他得免于一死，朝廷下诏，把他长期流放夜郎。正好碰上大赦，又回浔阳（今江西九江），因事获罪下狱。那时宋若思率领吴地之兵三千人将赴河南（今河南洛阳），道经浔阳，将李白释放了，并聘请他为行军参谋，没多久，又辞去参谋之职。李阳冰任当涂（令属安徽）县令，李白去投奔他。代宗即帝位后，召李白任左拾遗之职，而这时李白已经逝世了，终年60余岁。

李白晚年颇好黄老之学，经牛渚矶来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喜欢谢脁终老的青山，他也想在此地终老。等他死了，先葬在龙山东麓。元和末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到姑孰祭奠他的墓，并下令禁止在李白坟墓周围采樵和放牧。范传正访问李白的后裔，只有嫁给平民为妻的两个孙女，行为举止仍然保持着斯文世家的风范。她们见了范传正，哭泣地说：“先祖志在青山，临时葬在龙山东麓，不是他的本意。”于是改葬于青山，并立了两通石碑。他还告诉李白的两位孙女，要将她们改嫁给士族为妻；两位孙女辞谢说孤独穷苦而失身于平民，是命该如此，不愿再嫁。范传正嘉奖感叹不已，免除其夫的徭役。

唐文宗时，下诏以李白的歌诗，斐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合称为“三绝”。

宦官高力士

高力士是冯盎的曾孙。圣历初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献上两个阉过的小孩，一名金刚，一名力士，由于他们非常颖悟，武后命令留在身边供职。力士因受到牵连，被赶出宫，宦官高延福收养为子，所以改姓高。高力士与武三思关系很好，一年多后，再次得以进入皇宫，由司宫台供给衣食。长大后，他身高六尺五寸，办事谨慎周密，善于传达诏令，当了宫闱丞。

玄宗在王府时，高力士一心依附。平定韦氏后，他陈请归属内坊，被提升为内给事。先天年间，由于诛灭萧至忠，岑羲等人的功劳，他担任右监门卫将军，主持内侍省事务。于是各地的奏疏请示先由他过目，然后才进献上去，小事就由他独自决定，即使沐浴，也从不出宫，每天就在殿内的帷帐里就寝歇息，侥幸求利之徒希望见他一面，就像去见天上之人。玄宗说：“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当此时，虽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凭着才能和受宠才得到进用，但是都与高力士深深结纳，所以才能很快官至将相，其余承其风旨、顺从依附的人不可胜计，都达到了目的。宦官如黎敬仁、林昭隐、尹凤翔、韩庄、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人，都在内廷供职，或者出任节度使的监军。修功德，购鸟兽，都要让这些人担任使者，使者回来后搜刮到的财物动不动就数以万计。京城的上等宅第、池塘园林、良田美产，被他们占了十分之六，受到的宠爱大致与高力士相等，但他们全靠高力士把握轻重，才能如此。肃宗在东宫时，把高力士当作老兄，其他诸王公主称他为高翁，皇戚各家尊称他为阿偺，玄宗有时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将军。

高力士幼年与母亲麦氏失散，后来岭南节度使在泷州找到她。迎接回来后，高力士记不住也认不出母亲。母亲说：“你胸上是不是有七个黑点？”高力士袒胸一看，一如所言。母亲拿出金环，说“这是我儿佩带的”，便相抱放声痛哭。玄宗封他母亲为越国夫人，追赠他父亲为广州大都督。高延福和妻子在高力士显贵时仍然活着，受到的奉养与麦氏相同。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与高力士结为兄弟，后来麦氏亡故，程伯献身穿孝服，接受吊唁。河间男子吕玄晤在京城担任吏职，儿女有国色，高力士娶了她，吕玄晤由刀笔吏被提升到少卿，子弟都官为王傅。程玄晤的妻子去世，朝廷内外赠送助丧的财物，为她送葬，从住处到墓地，车马人力前后相望，络绎不绝。

起初，李林甫、牛仙客知道玄宗怕因前往东都致使京城漕运供给不足，便采用征粮的办法佐助漕运。及至采用和籴法，几年后国家用度逐渐充实。玄宗在大同殿斋戒，高力士身边侍候。玄宗说：“我将近十年没离开长安，天下太平无事，朕准备吐纳导引，把天下事务交给李林甫，你看怎样？”高力士回答：“天子顺时而动，是古代的遗制。税收有常法，人民就不会诉说劳苦。现在征粮充实漕运，我担心会使国家连十天一月的积蓄都没有了。不停止和籴，私人的储存就会耗尽，追逐末业的人就会为数众多。而且天下大权不能交给别人，威势和权力把握好了，谁敢妄加评议！”玄宗不悦，高力士伏地叩头，说自己“精神失常，说的不对，该当死罪”。玄宗设宴相待，侍臣高呼万岁。从此，高力士回到内廷的住处，不再办事。高力士历经升迁，成了骠骑大将军，封为渤海郡公。他在来廷坊修建寺院，在兴宁坊设立道观，用珍宝装饰楼阁屋宇，连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资财。钟铸成了，高力士宴请公卿，敲一下钟，要交十万贺礼钱。有些谄媚讨好的人敲钟多达20下，敲得少的，也不少于10下。他还在京城北面的沣水上筑堰，设下五盘水磨，每天的租价为粮食300斛。

有个叫袁思艺的，也深受玄宗的宠爱。然而，他非常傲慢，士大夫都怕他，疏远他。而高力士阴柔机巧，受人称誉。起初，玄宗设置内侍省监两员，职位三品，让高力士和袁思艺充任。玄宗逃往蜀地时，袁思艺向叛军称臣，而高力士跟随玄宗，进升为齐国公。玄宗得知肃宗即位，高兴地说：“我儿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改年号为至德，不忘孝顺，我还有什么可愁的！”高力士说：“东西两京失守，百姓流散逃亡，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地区成为战场，天下人为之痛心，陛下却认为无可忧虑，臣不敢苟同。”随太上皇返回京城后，进升为开府仪同三司，实封五百户。

太上皇搬到太极宫，才过了十天，受李辅国的诬陷，高力士被削除名籍，远远流放到巫州。高力士正在功臣阁下发疟疾，李辅国以诏书来召高力士，高力士快步来到阁外，李辅国打发内宫杂职人员把贬逐制书交给他，他便说：“我早该死了，只是天子可怜我到今天。希望见陛下一面，死不遗憾。”李辅国没有允许。

宝应元年，高力士遇赦回京，见到玄宗、肃宗的遣诏，面向北方，哭得吐了血。他说：“皇上去世，我不能摸一摸棺木，死有遗恨。”便痛哭而死，当时79岁。由于他护卫先帝的劳绩，代宗为他官复原位，追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起初，太子李瑛被废，武惠妃正受宠爱，李林甫等人都属意寿王，玄宗因肃宗年长，没拿定主意，平时意绪惆怅，不思进食。高力士说：“陛下不吃饭，是由于没有美食吗？”玄宗说：“你是我家的老人了，猜我为什么这样？”高力士说：“是嗣君没有决定吧，推举长子，立为嗣君，谁敢争议！”玄宗说：“你说得对。”于是决定了谁当太子。

天宝年间，边防将领争着立功，玄宗有一次说：“朕年纪大了，朝廷小事交给宰相去办，异邦外族不恭交给诸将去管，难道不清闲吗！”高力士回答：“我近来前往门，看见奏事人说云南屡次损兵折将，加之北方军队骠悍强盛，陛下拿什么去控制他们？我怕祸患酿成，难以制止。”他的意思大概说的是安禄山。玄宗说：“你别说了，朕将计议此事。”天宝十三载秋天，天降大雨，玄宗见身边没人，就说：“现在正在大雨成灾，你应该说说看法。”高力士说：“自从陛下把权力交给宰相后，法令不行，阴阳失调，天下的事情怎会重归安宁？我闭口不言，是时代的原因。”玄宗没有答话，第二年安禄山反叛。

高力士善于揣测时运，事奉权势，观察朝廷上下的态度。即使是自己亲昵的人，到他垮台时，也不肯出力搭救，所以一生没有明显的重大过失。议事者深惜宇文融以来权利倾轧，成为天下大祸的根由，而高力士虽有补益，却没有将他除去。

忠臣郭子仪

郭子仪，字子仪，华州郑（今陕西华县）人。身高七尺二寸。因武举优等补官左卫长史，不断加官升为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天宝八年，木剌山开始设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诏命他到该军任军使。不久苦于该地太偏而且土地不宜耕种，徙到永清筑城，称为天德军，又以天德军使兼任九原太守。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朝廷下诏任郭子仪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又充任朔方节度使，率领本军向东讨伐安禄山。郭子仪收复静边军，斩贼将周万顷，在河曲出击高秀岩，打败了他，于是收复云中、马邑，开东陉关。加官御史大夫。贼军攻陷常山，河北地区的郡县都被贼军占领。刚好李光弼进攻常山，收复了它，郭子仪就带领军队出井陉，与李光弼军队会合，打败贼军史思明的部队数万人，收复藁城。向南进攻赵郡，活捉贼军四千人，都释放了，斩伪太守郭献璆，回到常山。史思明收散兵数万人跟在唐军之后，到了行唐，郭子仪选了五百骑兵向贼军挑战。三天后，贼军退去，郭子仪乘机进攻，又在沙河打败了他们，于是进到常阳据守。安禄山派出精兵来帮助史思明。郭子仪说：“他们倚仗增加兵力，必然轻视我们；轻视我们，战斗的决心就不大，战争必然能胜利。”在与贼军战斗中胜负未决，郭子仪处斩了一个步将，于是士兵们都拼死战斗，大败了敌军，斩首两千级，俘获五百人，俘获的马匹也是这个数目。接着白天在敌阵前摆开军队，作进攻的态势，夜晚就偷袭敌军的营垒，贼军昼夜不得休息，十分疲倦。郭子仪就与李光弼、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在嘉山出击贼军，斩首四万级，俘获人口、马匹上万数。史思明逃奔到博陵。在河北的十余郡都杀贼军守将，迎接唐王朝的军队。正当要向北进攻范阳，碰到哥舒翰作战失败，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朝廷下诏班师。郭子仪就与李光弼率领五万余步兵和骑兵赶往灵武皇帝所在地。当时肃宗刚即位，朝廷许多事情刚刚草创，人也不多，军容不严整，郭李大部队来到后，国威大振。朝廷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肃宗检阅六军，鼓行向南，到了彭原。宰相房琯上疏请求自己率兵讨伐贼军，军队到了陈涛，与敌作战，失败，士兵死伤得差不多快完了，故而肃宗只能依靠朔方的军队作为基本力量。

贼将阿史那从礼用少数族同罗、仆骨的五千骑兵，又诱说河曲九府、六胡州各胡人部落数万人进迫皇帝所在地方。郭子仪用回纥首领葛逻支的军队攻击他们，俘虏数万人，牛羊多得无法计算，河曲平定了。

至德二年，在潼关进攻贼军崔乾祐，崔乾祐战败，退保蒲津。刚好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参军韩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锋在城中，他们作为内应，郭子仪攻蒲津，赵复等人斩杀城上的敌兵，打击所有城内的敌军。崔乾祐逃到安邑，安邑人假装投降接纳他，军队进入一半，县门的士兵出击了他们，崔乾祐发觉就脱身逃走。贼军安守忠率军筑营垒于永丰仓，郭子仪派儿子郭旰出击，杀敌多达万余人，但郭旰阵亡。郭子仪进攻和收复了永丰仓，于是潼关、陕郡道路开始畅通。朝廷下诏命郭子仪回凤翔，进位司空，充任关内、河东副元帅。率领军队进发到长安，停驻潏水上。贼安守忠等军队在清渠东边。双方发生大战，唐军失败，抛弃了武器等奔逃而回。郭子仪收集溃散的士兵退守武功，等待朝廷的处罚，但朝廷仍授他为尚书左仆射。不久随从元帅广平王李叔率领蕃、汉兵共十五万去收复长安。李嗣业为前军，元帅为中军，郭子仪为中军之副职，王思礼为后军，布阵于长安西香积寺的北面，在沣水东、面临沈水、交水等大河，连在一起。贼将李归仁率领强劲骑兵出来挑战，官军惊乱，李嗣业提着长刀冲出来，杀贼军数十骑兵，官军阵地才稍隐定。回纥用奇兵绕到贼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斩首六万级，活捉二万人，贼军统帅张通儒夜晚逃陕郡。第二天，官军进入长安，男女老少夹道欢呼，说：“想不到今天能再见到官军！”李叔命士兵休整三天，接着向东进军。

安庆绪听说官军来到，派严庄率全部军队共十万人屯驻陕郡，以协助张通儒，战旗和钲鼓的声音四周达百余里。官军到达新店，贼军已摆好阵势，派出轻装骑兵作战，郭子仪派两队士兵攻击他，后来他们又来，郭子仪派加倍的士兵去作战，但都不到贼军营垒就立即返回。最后，贼军用两百骑兵来突然袭击，没有战斗又回去了，郭子仪派全军追击，横穿过其营垒，贼军从两翼包抄攻击，官军退却。李嗣业率领回纥军从贼军背后出击，在黄土尘埃中发飞矢射击贼军，贼军惊呼说：“回纥到了。”于是大败，尸体布满了道路。严庄等向洛阳逃跑，又拥戴着安庆绪渡过黄河逃奔相州，官军收复了东都洛阳。接着河东、河西、河南的州县都平定了。郭子仪因功加官司徒，封代国公，食邑一千户。入朝进见，皇帝派遣仪仗队在灞上迎接，慰劳他说：“国家再生，是卿的功劳呀。”郭子仪叩头谢恩。诏书命郭子仪回到东都，再研究向北讨伐贼军事宜。

乾元元年，在黄河边击败贼军，俘获安守忠献给朝廷，于是郭子仪到京师入朝。朝廷下诏命百官在长乐驿迎接，皇帝到望春楼等待他。进位为中书令。皇帝当即下诏命令九个节度师大举讨伐安庆绪，因为郭子仪、李光弼都有头等功劳，难以相互统率，故不设置元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统驭诸将。

郭子仪的军队从杏园渡过清河，包围卫州。安庆绪把他的士兵分为三军。在即将开战前，郭子仪选了射箭好的3000士兵伏在垒垣之内，对他们下命令说：“等我退却，贼军必然追到我营垒前来，你们就登垒，大声喊杀和向他们射箭。”接着与安庆绪军作战，假装失败而退兵，贼军逼近营垒，伏兵万箭齐发，矢如雨下。贼军震惊害怕，官军士气更加高涨，大败贼军，斩首四万级，获得铠甲数十万套，活捉安庆和，收复了卫州。安庆绪逃向邺，郭子仪追到那里，在邺城西愁思冈又发生战斗，大败安庆绪。安庆绪入邺城固守，郭子仪与其他军队联营包围相州的邺城，用漳水灌城中，自冬到春，水弥漫了二季，没有破城。城中粮食吃完，出现人吃人。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从魏州引兵来救，在邺城南，与李光弼、王恩礼、许叔冀、鲁炅的前军相遇而发生战斗，双方伤亡相当，鲁炅中了流箭。郭子仪在后督军，来不及布阵。碰到大风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人们近在咫尺也不能相辨认，于是官军溃败向南退却，贼军向北退却，军用物资和武器丢得满山遍野。各节度使引军退还。郭子仪以朔方兵保河阳，为此切断航桥。这次战争是因为官军人数虽多而无统一指挥，大家想保存实力互相观望，责任不明确，因此造成失败。诏书命郭子仪留守东都，不久改任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

鱼朝恩素来妬忌郭子仪的功劳，因战争失败就嫁祸于他，在天子面前讲他的坏话，故而天子召郭子仪回来，重新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又任李光弼为副元帅，以取代郭子仪领朔方节度使的兵。郭子仪虽然失去军权，没有失望，仍然心向朝廷。史思明再次攻陷河南、洛阳，西戎等羌族逼近和扰乱长安三辅地区，天子顾不上用餐，就急忙授官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仍留在京师。有议论说郭子仪对国家有功劳，而贼寇道鼠两端，天下未平，把他放在闲散的地位，不太相宜。天子也有所觉悟。

上元年间初年，诏命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以管崇嗣为副职，率领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镇兵，由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军向范阳进发。诏书下达不几天，被鱼朝恩所阻挠，这件事没有实行。次年，李光弼军在邙山战败，失去河阳。再下一年，即宝应元年，河中乱，绛州兵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太原兵杀河东节度使邓景山。朝廷担心这两支军队与贼军相结合，而年轻的新将领因威望不够而不可用，于是又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进封为汾阳郡王，进驻绛州。当时肃宗已病危，群臣没有人能见到他，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要死于外地，不见陛下，我死不瞑目。”天子在卧室接见他，对他说：“河东的事完全委托你了。”郭子仪呜咽哭泣，流下了泪水。天子常赐给他御马、银器、杂色丝织品，另外赐绢四万匹、布五万端共为九万。郭子仪到军营，斩了杀李国贞的首恶王元振等数十人，太原的辛云京也惩治害邓景山的人，这样一来，其他诸镇都比较安定了。

代宗即位，程元振自以为对天子有功，忌讳宿将难以控制，就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因此罢去郭子仪副元帅，加封户七百户，任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怕别人在天子面前的挑拨离间将会得逞，于是就聚集了代宗为广平王时所赐的往来手札千余篇送给天子，并自表忠心。天子下诏说：“朕德行不高，使大臣担忧，朕很惭愧，从今以后公不必有所怀疑。”早先，代宗与郭子仪一起收复两京，共同为天下的事担忧，到这时天子悔悟，对郭子仪更加礼敬和眷念。

当时史朝义还占领着洛阳，代宗想使郭子仪为雍王李适副职，率军队向东讨伐史朝义，结果被鱼朝恩、程元振交相诋毁，就没有任命。遇上梁崇义占据襄州反叛，仆固怀恩屯兵汾州，暗中召回纥、吐蕃进攻河西，残害泾州，侵犯奉天、武功，京师震动，天子立即下诏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敌人。起初，郭子仪从相州罢官回到京师，部队离散，到下达诏书时，部下只有数十骑兵，于是召募民马补充到行队中。到了咸阳，少数族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军队已经渡过渭水，并沿南山向东，天子逃到陕州。郭子仪听说后，流下了眼泪，督部队从咸阳回到京师长安。遇上射生将王献忠带领用弓弩的骑兵反叛，并劫持诸王想西投吐蕃，郭子仪叱责他，用兵送诸王到天子所在处。接着率领骑士到南部商州收集逃散士兵，又得到武关防守士兵及逃亡士兵数千人，军势稍振。遇上六军将张知节在洛南迎接郭子仪，于是大规模检阅士兵，屯军在商州，威震关中。郭子仪派张知节率领乌崇福、羽林将长孙全绪为前锋，到韩公堆筑营垒，白天击鼓声震山谷，多树旗帜，夜晚则到处点燃火炬，用来疑惑吐蕃。先前，光禄卿殷仲卿在蓝田召募一些士兵，这时他率领强劲的骑兵在官军之前作为游军渡过了滻河，老百姓又欺骗贼军说：“郭令公要率大军来了。”吐蕃十分害怕。刚好射生将王甫到长安城中暗中聚集勇敢少年，晚上在朱雀街上一边击鼓一边大呼“王师来了！”吐蕃更加恐惧，全部逃离而去了。于是派大将李忠义驻屯在禁苑中，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卫朝堂，郭子仪的中军在后进入长安。射生将王抚自命为京兆尹，在京城作乱，郭子仪把他处斩。天子见到了破贼的文书，任命郭子仪为京城留守。

自从在仓卒之中发生事变，依赖郭子仪才得重新安定，所以天下人都归咎于程元振，群臣多次上奏论说。程元振惧怕，劝天子把都城迁到洛阳，天子同意他的意见。郭子仪上奏说：

雍州古代称天府，西面是陇、蜀，东面是崤关、函谷关，前面凭借终南山、华山的险要地形，背部有清的渭水和浊的黄河可作阻挡，地万数千里，披甲的士卒十余万，兵强而勇，真是用武的地区，这是秦、汉所以能够建国和成就帝王事业的原因。后来或者处于这地区而兴盛、离开这地区而亡国的不止一姓，所以唐高祖先入关中而定天下，太宗以来居于洛阳的也很少。先帝兴朔方兵，诛杀安庆绪，陛下席卷西土，杀戮史朝义，虽然这是上天帮助正义的一方，也是由于地势有利起了作用。这是近来吐蕃有依恃而侵犯，我们不能抗击的原因，臣能讲述它的大概。首先是六军都是市井无赖，为的是捞一个虚名，逃避实在的赋税，一旦要他们作战，有一百人会逃去而没有一个人向前；其次宦官掌权，政治昏暗，于是使陛下彷徨犹豫，最后到了陕州。这实在是用人的过失，哪里是秦的地势不优越！现在道路上的人都在流传，不知是否可信，都说将要迁都洛阳。洛阳自从安史之乱大破坏以来，焚烧得已差不多了，百官衙门荆棘丛生，整个地区不满千户，村落已成废墟，豺狼出没嗥叫；东靠近郑州、汴州，南到徐州，北直到怀州、卫州和相州，千里萧条，亭舍都不冒烟，如何来供应天子这么多马匹的饲料，供给百官的住房？而且这里地方狭小，周围才数百里，是平原地区无险可守，反而正好作为战场。陛下迁都的意思不就是因为畿地区新遭吐蕃蹂躏，国家需要的东西不足吗？想春秋时卫国被狄人所攻灭，卫文公住在曹国，穿大布的衣服，戴大帛做的帽子，终于恢复旧邦，何况赫赫的天子，如果亲自带头节俭，还能在一个诸侯之下吗？臣但愿陛下能退掉只会吃饭而不能干事的多余的人，抑制宦官的权力，任用忠直的大臣，轻徭薄赋，抚恤老弱孤独的人，委任宰相选拔贤能的人才，交给我训练士兵抵御外敌的任务，那么唐朝的中兴，就指日可待。虽然时间已过了多天还是应该立即回去，见宗庙，谒园陵，使唐王室再生，那么天下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天子看到这个奏疏，流泪对左右侍臣说：“郭子仪真是国家的忠臣呀，我决心向西回长安。”天子回到长安，郭子仪叩头谢罪，天子慰劳他说：“用你迟了，故而到这地步。”赐给铁券，把他的像画在凌烟阁。

仆固怀恩放纵士兵掠夺并州、汾州所属的县城，天子很忧患，任命郭子仪为兼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镇守河中。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玚屯兵在榆次，被部下张惟岳杀死，首级传到长安，张惟岳带着他的部下投奔郭子仪。仆固怀恩害怕，抛下他的母亲向北逃到灵州。广德二年，郭子仪进而被任为太尉，兼领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及朔方招抚观察使。郭子仪辞去了太尉的职务。仆固怀恩招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人进犯，朝廷大震，诏命郭子仪率领诸将出镇京兆奉天县。天子召他问有何计谋，郭子仪说：“他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仆固怀恩本来是臣的偏将，虽然剽悍果断，但一向失去士兵的心，现在能和他一起作乱的人，都是一些想回老家的人，而且是威胁而来，他们又都是臣的老部下，我们之间有恩情，他们能忍心拿刀来砍我们吗？”天子说：“好。”贼军进犯邠州，其前锋到奉天，各位将领请求出击。郭子仪说：“敌人深入我处，速战对我们有利。他们的部下一向感我恩德，我等待一下，他们就会分化。”于是下命令：“敢再讲出战的人斩首！”坚守营垒严阵以待，贼军果然逃走了。

郭子仪从泾阳到长安，多次受到恩赐，进而拜官为尚书令，他恳切辞退，天子不准。诏命他赶快到尚书省办公，百官都向他庆贺，天子命射生将五百骑兵拿着戟护卫他。郭子仪坚决推辞，他说：“太宗曾经担任过此官，所以以后几个皇帝都空着这个位置，皇太子为雍王时，平定关东，才得以授此官，怎么可以为了照顾老臣，而改变国家的制度？而且自从用兵以来，我受到的不该有的赏赐很多，以至身兼数官，我感到冒进而惭愧，现在凶恶的敌人略有平定，是应该加强法典审核官吏的时候，这应该从老臣开始。”天子不得已，准许了他，并把这事前后经过嘱史官记下。赐给美人六名，随从自备，车子服装帐幕等都具备。

永泰元年，诏命郭子仪为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再次镇守河中。仆固怀恩诱说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等共30万部众入侵，掠夺泾、邠两州，蹂躏凤翔，进入醴泉、奉天、京师长安大震。于是代宗命李忠臣驻屯渭桥，李光进驻云阳、马璘、郝廷玉驻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驻屯盩厔，李抱玉驻屯凤翔，周智光驻屯同州，杜冕驻屯坊州，天子自率六军在禁苑中。又急忙召命郭子仪驻屯泾阳，他的军队才一万人。刚到，少数民族的骑兵已经完成了包围圈，郭子仪命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自己率领穿铠甲的骑兵2000人战斗出入于敌阵之中。回纥人奇怪地问：“这人是谁？”回报说：“郭令公。”回纥首领吃惊地说：“令公还活着吗？仆固怀恩说唐天子已弃天下而死，令公也已去世，中国无主，故而我随从他而来。公现在还活着，唐天子还活着吗？”回答说：“唐天子万寿。”回纥将领有所觉悟，说：“他欺骗了我们！”郭子仪派人告谕回纥将领说：“过去回纥远涉万里，讨伐安史元凶大恶，帮助恢复长安和洛阳两京，我们和你们休戚与共。今日你们抛弃旧的好朋友，帮助叛臣，是何等愚蠢！仆固怀恩背叛天子抛弃亲人，与你们回纥有何好处？”回纥的将领说：“本来以为令公已亡，不然的话，我们何至于到此地步。现在令公既然还活着，我可见他吗？”郭子仪准备出去见他们，左右部下进谏说：“戎狄之人有野心，不可相信。”郭子仪说：“少数族士兵比我们多十倍，现在我们论实力是敌不过他们的，我只能向他们表示我最诚恳的心。”左右请郭子仪带500骑兵随同前去，又不同意，于是立即传呼说：“郭令公来了！”少数族士兵都拉满了弓严阵以待。郭子仪带了数十人骑马而出，不穿盔甲，见了回纥的大酋长说：“各位大人和我们同患难已经很长久了，为什么忽然抛弃忠信友谊而到这般地步呢？”回纥首领当即离开卫兵上前下马拜谢，说：“果然是我们的长者呀。”郭子仪当即召他们来一起饮酒，送给他们锦彩等丝织品，双方谈得十分高兴，发誓要友好得与以前一样。郭子仪乘机说：“吐蕃本来与我们国家结为甥舅，现在他们背叛负心而来，是抛弃了亲人。他们的马牛弥漫数百里，你们如果能倒戈一击，乘机进攻他们取其牛马就像弯腰拾芥菜一般容易，这是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而且打败吐蕃得到了利益，又与我们继续和好，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刚好仆固怀恩突然死去，许多少数民族军队没有了统一的领导，于是回纥就答应了。吐蕃有了怀疑，夜里就逃离而去。郭子仪派将领白元光联合回纥军队在后面追击，大军紧随追去，在灵台西原大败了十万吐蕃兵，斩首五万级，俘获万人，全部获得吐蕃所掠的百姓牛羊马骆驼等不可胜数。于是郭子仪从泾阳回京师朝见天子，加封邑二百户，后又回到河中。

大历元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叛变，天子命人从偏僻小道用蜡裹的诏书赐郭子仪，命令他率领全军去讨伐。同州、华州的将吏听说军队出发，杀了周智光，把他的首级传送到朝廷。二年，吐蕃进犯泾州，诏命郭子仪移军到泾阳。在灵州与吐蕃发生战斗，打败了它，斩首两万余级。下一年，回到河中。吐蕃再次进犯灵武，诏命郭子仪率领五万军队驻屯奉天。白元光在灵武打败了吐蕃。有人议论吐蕃屡次进犯，马璘孤军在邠州不能支持，于是朝廷任命郭子仪兼邠、宁、庆三州节度使，驻屯邠州，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回纥赤心请唐朝买万匹马，有关衙门以经费缺乏的理由，只同意买千匹。郭子仪说：“回纥有功劳，应该同意他们的要求，中原也需要马，臣请求交出一年的俸禄，来增加买马的经费。”朝廷下诏不同意，但人们都赞扬他的忠心。

大历九年，郭子仪到京师入朝，在延英殿，天子与他谈到了吐蕃的强盛，很激动，以至流下了眼泪。退下后，郭子仪上书说：

朔方，是国家北边的门户，西边防御犬戎，北边警戒猃狁，五座城相距三千里。开元、天宝年间，有战士十万，马三万匹，仅支撑这一边区。自从先帝在灵武即位，战士们随从陛下出征讨伐没有过上安宁的日子。近来因仆固怀恩之乱，由于伤亡消耗，人少了三分之二，比起天宝年间中期只有十分之一。现今吐蕃兼有河西、甘肃一带土地，杂有党项、吐谷浑的部众，每年深入到京师附近，势力强大十倍，与他们战斗取胜，岂是容易的事？近时少数族来，称四个节度，每将分别有万人，每人有数匹马，臣所统率的士兵不及贼军的四分之一，马不及贼军的百分之二，内外都畏惧，将怎么安心呢？臣思陛下要战胜，力并非不足，但挑选好的士兵没有来到，进退无统一计划，军队滞留久而疲劳，地区太广力量分散。请求在各道发精兵共计五万人，分别驻屯在北边，则制胜敌人是必然的。窃以为河南、河北、江淮大镇数万，小镇数千，尽少粮食供给，未必先去聚集选择。臣请追赶到关中，挑选步兵队伍，教给他们作战进退的军纪，那样就进攻必能破敌，防守必能保全，是长治久安的计策。

又陈说自己已经衰老，请求退休回老家。天子下诏说：“朕始终要依赖你，不可以离开职位。”没有准许。

德宗即位，诏命郭子仪还朝，任代理冢宰，充任山陵使，赐号为“尚父”。进一步升为太尉、中书令，增加食邑封户连同以前的共为二千户，给1500人的粮食，200匹马的草料，全部罢去所任的“使”和“帅”的职位。建中二年，郭子仪患病，皇帝派舒王李元名到他家中传达诏命问候，郭子仪已不能起来，叩头谢恩。这一年他去世，年龄85岁。德宗哀悼痛哭，停止上朝五天。诏命群臣往他家吊唁，凡丧事所需的一切都由官家供给，赠官太师，陪葬在建陵。在下葬那天，德宗到安福门，哭得比他死的那天还厉害，百官都在一旁陪着哭。赐谥号为“忠武”。在代宗庙廷里附祭。按照令文，一品官坟高一丈八尺，诏命他的坟再增加一丈，用以表彰他的首功。

郭子仪侍奉天子忠诚，对待下级宽恕，赏罚分明。虽然遭到幸臣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的诋毁，又遇国家多事，他掌握大军在外，但诏书一到，他就当日上路回京，没有丝毫犹豫顾望，所以别人讲的坏话和挑拨离间都不能得逞。在灵州破吐蕃，而鱼朝恩派人发掘他父亲的坟墓，没有得到什么东西。郭子仪从泾阳来朝见天子，内外怕有变动，等到进见，天子对此事表示慰问，郭子仪痛哭说：“臣做军队统帅很久，不能够禁止士兵发掘别人的坟墓，有人现在发掘臣父的墓，这是上天的谴责，不是人事呀。”鱼朝恩又曾约郭子仪游他建造的章敬寺，瞻仰佛容，元载派人告诉他观军容使鱼朝恩将做不利于他的事。其部下请在衣中穿上铠甲一起去，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十几个家僮前往。鱼朝恩说：“为什么车马随从那么少？”郭子仪告诉了他所听到的一切。鱼朝恩哭着说：“公如果不是个有修养的长者，能够不怀疑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傲慢跋扈，郭子仪曾派使者到魏博，田承嗣向西下拜，指着膝盖对使者说：“这个膝盖不对人弯曲已经很久了，今天为郭公下拜。”李灵曜占据汴州作乱，公私财赋过汴州都要留下，郭子仪封存的钱币和帛过他的境，则不敢扣留，还派士兵护送出境。部下中有几十个老将，都已封王封侯地位很高，郭子仪可以不开口用动作指挥他们进退，像对部队士兵一样。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做了将相等显赫官职，他的善于选拔人才就是这样。与李光弼的名气一样大，但比李光弼宽厚得人心。郭子仪每年官俸收入大致有24万缗。住宅占亲仁里的四分之一，中间可通宫中的长巷，家人有3000人进出，不知他们住在何处。前后受到赏赐的良田、美器、有名园林、上等住房不可胜数。代宗不叫他的名字，而叫大臣。唐代的安危与他个人有密切联系的时间达20年，校中书令等官共考了24次。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在朝廷中地位显赫。孙子有几十人，不能都认识，到请安时，只能点头表示。一生富贵寿终，有哀有荣，为臣下应该做的一切他确是十分完备的。

“诗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来迁徙河南巩县（今属河南）。曾祖父杜依艺，官位最终为巩县令。祖父杜审言，官终膳部员外郎。他在本书中自立传。父亲杜闲，官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

杜甫天宝初年参加进士第考试，没考上。天宝末年，杜甫向朝廷献上《三大礼赋》，玄宗皇帝觉得这篇赋很新奇，便召他入朝考作文，授给他京兆府兵曹参军。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京师，肃宗在灵武征集兵力抗击叛军。杜甫夜里逃出京师长安，奔赴河西，在彭原郡拜谒肃宗，任右拾遗之职。房琯没当官以前和杜甫交朋友，这时房琯已官至宰相，请亲自为帅，率军讨伐叛军，肃宗皇帝准许他。当年十月，房琯的军队在陈涛斜战败；第二年春天，房琯被免去宰相职务。杜甫上疏说房琯有才华，不宜罢官。肃宗大怒，贬房琯为刺史，让杜甫离开京城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司功参军。那时关中京畿遭到战乱，人民流离，粮食奇贵，杜甫西行，寓居成州同谷县（今甘肃成县），亲自到山中去背柴火，采橡粟，儿女被饿死的好几个。过了很久，朝廷召杜甫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761）冬天，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出镇成都，上奏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严武和杜甫其父辈就有交谊，是世交。所以给杜甫的待遇很优厚。杜甫的个性褊促躁急，器量狭小，依恃严武之恩，放浪恣肆，曾乘醉登上严武所坐的床，盯住严武看，说：“严挺之竟有这样的儿子！”严武虽然也褊急暴躁，但并不认为杜甫这样做是忤逆的举动。杜甫在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在江边结庐而居，成天饮酒，长啸吟诗，和乡下野老农父相戏谑，毫无拘检。严武去看望他，他有时不戴冠就和严武相见，他就是这样倨傲怪诞。

永泰元年（765）夏天，严武死了，杜甫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的。直到郭英义取代严武来镇成都，英义是位粗暴的武人，不受杜甫的干谒，杜甫只好游东蜀去依靠高适。待他到了东蜀，而高适也已经死了。这一年，崔宁杀死郭英义，杨子琳攻打西川，蜀中军阀混战，乱成一团。杜甫携家出川，避乱到荆楚之地。所乘的船还没在三峡外的江陵靠牢，江陵也已动乱，于是溯流湘江，往游衡山，寓居耒阳。杜甫曾游南岳庙，被暴涨的江水所阻，十天吃不到食物。耒阳聂县令得知这个消息，便亲自驾船将杜甫迎接回来。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吃牛肉喝白酒，有一个晚上，死在耒阳，死时59岁。

杜甫的儿子杜宗武，流落湖湘之间，死在那里。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宗武之子嗣业，将杜甫的灵柩自耒阳迁葬于偃师县（今属河南）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年的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李白自负其文风狂放旷达，讥诮杜甫诗局促，因而有《饭颗山》诗的嘲讽。元和中，诗人元稹论李白、杜甫的优劣，说：

我读诗读了杜子美的诗，才知道诗之小者大者都能集其精华。早先唐尧虞舜之时，君主和臣下以古歌互相唱和，此后诗人继起，历夏、商、周经过千余年，孔子辑集选取，录其有关教化的好诗三百篇，余者无所见闻。骚人作《离骚》而抒写怨恨愤怒的形态也就多了，然而离《国风》、《小雅》和《大雅》的旨意还比较近，尚可以相比并。自秦朝和汉朝以来，采诗的官署既已废掉，天下的妖谣民歌、赞美之颂讽谕之赋，以及配曲娱乐的词，也随时偶有所作。至汉武帝作《柏梁》体的诗，七言诗体才具备。苏武、李陵之辈，尤其善于作五言诗。虽然断句格律各不相同，雅歌和淫词之音也相互间杂，而词意简练深远，叙事抒情，假如不是有所为而为之，则诗文不妄作。建安以后，天下的士人遭遇兵燹之祸，曹氏父子在战争鞍马间作文，常常横槊作诗，所以其诗风格劲健抑扬、哀冤伤离的作品，尤其近于古人所作。晋代诗文的风概，还稍存于世。南朝宋代、齐代之间，教化失其根本，士人以怠慢亲近舒缓相推崇，文章则以风貌色泽放旷清新为高等，吟咏抒写性灵、留连光景的诗文，意义骨力却无足取。衰落至梁朝、陈朝，淫靡艳丽雕刻藻饰小巧琐碎之词更厉害，比起宋代、齐代，更不可取。

唐朝兴起，官设之学大振，历代各种文体，能写的人不断涌现。而沈佺期、宋之问之流，研讨练习，既精又切，稳贴地顺着四声体势，所作诗称为“律诗”。从此以后，诗体的演变已到了极限了。然而时尚莫不是好尚古的而遗弃近的，务于华丽的丢掉质实的，仿效齐代、梁代的，不及于魏代、晋代，工于作乐府的，就极力压低五言诗，诗律切当则骨格难于保存，诗意闲暇则纤繁不能备举。至于杜甫，可以说上逼近《国风》、《离骚》，下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其词语可胜苏武、李陵，其气概可压倒曹植、刘桢，超颜延之、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括尽古今诗歌的体势，而兼取历代诗人们所擅长，倘若让孔子来考核推敲其诗的要旨，恐怕也不知贵其多呀。如果以为能其所不能，无可无不可，那么自有诗人以来，还没有像杜甫能做到这一点的。

其时有山东人李白，也以诗文奇巧著称，世人称为“李杜”。我看李白的诗，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描写物象，以及乐府歌诗，的确可与杜甫比肩并列。至于铺陈排比，讲究声韵，长篇达千言，稍次也有数百言，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对仗工整，而脱弃凡俗，则李白尚且不能到达其藩篱，何况登堂入室！

我曾想分析杜甫的诗，按诗体分别归类，留给后人作为标准范式，只因有偷懒的毛病，所以没有完成。

自此以后，撰写诗文的人，都认定元稹所论是正确的。杜甫有文集六十卷。

田园大诗人王维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父亲王处谦，死于汾州司马任上，于是迁居于蒲永济，王维也就成了河东人了。

王维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进士考试及第。他奉侍母亲崔氏，很守孝道，远近闻名。和弟弟王缙二人，都具有俊拔之才，而且博学多艺，并有声名，闺门的妇女，友悌的兄弟，以及众多的士子，都很推崇他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母亲死了，王维守丧，哀毁骨立，瘦得像干柴，不胜悲哀。守丧期满，他又被任命为吏部郎中。天宝末年，官任给事中。

安禄山叛唐起兵，攻陷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唐玄宗出奔成都，王维没来得及跟去，结果为叛军所擒。王维自己偷吃药，弄出个痢疾来，并且假装成哑巴。安禄山平素颇爱他，于是派人把他从长安迎接到洛阳安置，软禁在普施寺中，胁迫他在安禄山伪政权当中任职。安禄山大宴他的手下部将于凝碧宫，在那里演奏音乐的，都是从长安调来的唐朝梨园子弟和教坊中的乐工。王维听到这种音乐，不胜悲哀，偷偷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说的：

千门万户的人们啊都十分伤心，因为见到荒野战尘和烽烟，大唐朝廷的群僚百官啊，不知何时才能再拜皇上而朝天？秋风无情地吹着那宫中的槐树，槐花纷纷落下满地堆积，可就在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时候，叛贼们却在凝碧池奏管弦！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凡是为叛军所俘并且在伪政权当中做过官的，分三个等级定罪。王维因为这首《凝碧诗》传到肃宗所住的地方，很为肃宗所赞美和嘉奖，又有他弟弟王缙申请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来赎哥哥王维的罪责，所以特别赦免他的陷贼之罪，经批评后授予太子中允之职。乾元（公元758-760年）中，王维又被升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再拜官给事中，升为尚书右丞。

王维的诗名盛传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和王缙兄弟二人在洛阳、长安东西两都游宦做官，凡皇室诸王、驸马以及豪强权贵之门，无不扫径拂席欢迎他们，特别是宁王和薛王，更是待之如同老师和朋友。王维尤其擅长五言诗。书法和绘画，他也能极尽其妙，运笔构思，都能师法造化，而富于创造性的构图，即便有所欠缺，但如山水平远之境界，云峰石色之独到，可谓天然绝妙，非一般画师所能企及的。有人藏得一幅《奏乐图》，不知演奏的是什么曲名，王维看了看，说：“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之徒召集乐工演奏这支曲子，按之三叠一拍，无一差错，都佩服王维对于音乐和绘画的精思。

王维、王缙兄弟都尊奉佛教，平素居家常吃素食，不吃荤腥，晚年更是长斋，不穿带文彩的衣服。买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别墅就在辋川口，辋水环绕屋舍之下，另在辋水中浮出竹洲和花坞，经常和道友裴迪乘船往来于洲渚之间，弹琴咏诗，或终日长啸，曾经把他咏田园山水所作的诗集中起来编成诗集，名曰《辋川集》。

王维在京师长安居住的时候，每日要请十几位和尚吃饭，而后谈玄说佛，以此为乐。他的斋中几乎没什么东西，只有煮茶的茶铛，捣药的药臼，诵经的经案，坐卧的绳床而已。他退朝下班之后，回到斋中，经常焚香独自一人坐着，以诵禅念经为日常活动。他妻子死了，也不再娶，三十年孤身一人独居一室，隔绝世俗器尘的拖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死。他临死的时候，因弟弟王缙在风翔（今属陕西），忽然索取毛笔，给王缙写诀别的书信，又写了几封和亲朋故旧诀别的书信。这些信大都劝勉朋友奉佛终心。写完信，放下笔，他就告别人世了。

唐代宗时，他弟弟王缙当了宰相。代宗喜爱文章，常常对王缙说：“你哥哥王维，在天宝年间，诗名冠于当代，朕曾经在诸王座中，听到他的歌词。今乃兄有多少文集，你可进献来。”王缙说：“臣之哥哥，在开元中有诗百千余篇，天宝安史之乱以后，十篇没留下一篇。最近在内外亲戚朋友中间，共同搜集编辑，共计收得四百多篇。”第二天，王缙将王维的诗献给代宗，代宗下诏书加以表扬。

古文运动的领导人韩愈

韩愈，字退之，昌黎（今属河北）人。父亲韩仲卿，没有名望地位。韩愈才三岁，便成为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知是孤儿，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不待奖励，便自觉学习。大历（766—779）、贞元（785—805）之间，为文多数祟尚古学，仿效杨雄、董仲舒的著作，而独孤及和梁肃学得最深奥，文人们多推崇他们。韩愈跟他们这一帮人交游，积极钻研，想自己振作奋斗，对当代有所影响。及至参加进士考试，在公卿中间投文干谒，原宰相郑余庆积极为他宣传表扬，从此名振于当世。

不久，韩愈考上进士第，宰相董晋出为大梁（今河南开封）长官，招韩愈为巡官。解大梁巡官后，徐州（今属江苏）张建封又请他为宾佐。韩愈说话真率，无所畏惧，也无所回避，品行正直，不巧于世务。后调入京，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唐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也不专于政务机要，宫廷贱买民物的“宫市”之祸害十分严重，谏官提出意见，皇上都不听。韩愈曾写了数千言的奏章严厉批评，皇上也不听，并大怒，贬韩愈为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令，不久移为江陵府（今属湖北）掾曹。元和（806—820）初年，召为国子博士，升都官员外郎。其时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闫济美因为公事停华阴（今属陕西）令柳涧县务，让杜甫代理掾曹之职。任职数月，闫济美罢华州刺史之职，出住公家馆舍，柳涧便乘机劝百姓拦路索取前年军役的劳务费。后任刺史赵昌检查此案，得知柳涧之罪状，上报朝廷，贬为房州（今湖北行山）司马。韩愈因公务出差，路过华州，得知柳涧的事，认为是刺史结党相包庇，上疏治柳涧，被朝廷搁置一边。命监察御史李宗奭下去复核，得知柳涧贪脏罪状，再贬他为封溪（今越南北境）县尉。朝廷认为韩愈上疏论柳涧是“妄论”，所以复任国子博士。韩愈自负才高，而屡遭排斥，于是作《进学解》以自况，文曰：

国子监先生早晨入太学，召集众儒生在学馆下面站立着，教导他们说：“学业要精，在于勤奋；学业之荒废，在于玩乐。行为之成在于思考；行为之坏在于轻率。当今之世，圣主贤臣相逢，治国之法律纲纪普遍确立，除去凶险邪恶之人，提拔重视优秀人才。具有小的好处一般都加以录取，以一技之长著称的人无不被任用。对于人才，要搜罗选拔，要训练造就。其有幸者而被录选，谁说太多而不加以表彰呢？众儒生只担忧学业不能精进，而不担心主管的官吏之不能明察；行为只担忧不端正，而不担心主管官吏之不能公平。”

国子监先生话没说完，有在儒生行列中窃笑的，说：“先生欺骗我呀！学生我奉事先生，至今已有些年了。先生您嘴里不停地朗诵“六经”之文，手里不停地批翻百家之书。记事之类的书，必定提取其纲要；辑言之类的书，必定探求其玄妙。贪多务得，无论小的大的都不舍弃。晚上点上油灯，接续日光，日夜刻苦读书，常终年地勤勉不懈地用功。先生之对于学业，真可以说够勤的了。抵制排斥不合儒道的异端邪说，排挤责斥佛教和道教，填补空缺，发扬儒家学说的深奥玄理。寻求将要断绝的茫茫然的儒学道统，独自从各方面搜求并远继孔孟事业；阻拦百川之横流，使之东流入海，扭转处于压倒优势的汹涌狂澜。先生之对于儒学，真可以说很有劳绩的了。沉醉于古人的妙文之中，品味其精华，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家里堆满了书。上可以说取法于虞舜夏禹的典籍之风格之浑厚深广，周之文诰、殷王盘庚之布告之曲折拗口，《春秋》经文文理之周密严谨，《春秋左氏传》传文文辞之铺张夸大，《周易》阐说事理之奇妙而有法则，《诗经》内容之正大和文辞之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太史公司马迁所录之《史记》，杨雄、司马相如二人所作的赋之异曲同工。先生之作文，其可以说文旨宏大而文辞恣肆。少时开始学习，勇而敢作敢为；长大通达道理，左右皆适宜。先生之修身为人，真可以说是成熟完美了。然而你却于公不被人家所信任，于私不为朋友所帮助，进退两难，到处碰壁，一有举动便获罪。当了短暂的监察御史，很快就被贬斥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三次当国子博士，所任闲职，表现不出治绩。命运有意与之为仇，不知要倒霉到什么时候。冬天温暖，而儿女还叫冷，年景丰收，而妻室还啼饥。头发掉了，牙齿脱落，直到老死，又有什么补益？不知道考虑这些情况，反倒教训起别人来了！”

国子监先生说：“喂，您到前面来。大的木头作屋梁，小的木头作椽子，斗拱短柱，柩臼门橛门闩楔木，都适当地利用各种木材，用以盖成房子，这是工匠们的工巧。玉屑、朱砂、天麻、龙芝，车前草、马屁茵、破烂的鼓皮，都一并收藏起来，等彼派用场，这是医师的良术。光明正大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巧的拙的掺合着予以录用，深思稳重的含有内美，超群出众的表现杰出，比较其优劣，按其材器加以适当安排，这是宰相治国的妙法。从前孟轲喜好辩论，孔子的学说因而更加彰明，车轮之迹遍天下，以奔波而终于老死。荀况恪守孔子的正道，儒家宏论才得到发扬，逃避谗毁，跑到楚国，为兰陵令，后被废官，死于兰陵。这两位儒家继承人，说出来的言论就是经典，他们的行动成了行为的准则，超越同辈，以儒学之优进入圣人之门，然而他们在世俗中的遭遇如何呢？今天国子监先生虽然学习勤奋，但却未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然颇多，但却不能归结到儒家的中庸之道；文章虽然新奇，但却无益于实用；品行虽然有修养，但却未能显扬于众人之中。尚且月月花费薪金，年年耗损禄米，儿子不知耕种，老婆不会织布，骑着马还有仆从跟随，安稳地坐着吃饭，小心谨慎地跟随世俗之道，偷看古人著作并加以剽窃抄袭。然而圣明的君主并不加以责罚，宰相也不予以罢职，这哪里不是他的幸运呢！一有举动就被毁谤，而狂名却也随之显扬。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当然是分内应得的。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或无，论其地位的高或低，忘记自己分量是否符合标准，却指摘前人的缺点，这就是质问工匠不用小木桩代替柱子，责怪医师用菖蒲之药去延年益寿，要他进用泻药猪苓。”

掌权的大官读了韩愈这篇文章而怜惜他，认为他具有治史之才，改任他为比部郎中之职、史馆修撰之任。超过一年，又转为考功郎中，知制法，拜中书舍人。

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收集他过去的材料，说他以前贬为江陵（今属湖北）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给他很优厚的待遇。裴均的儿子裴锷凡庸鄙俗，最近裴锷回来探望父亲，韩愈作序文饯送裴锷，仍称其字。这事议论纷纷，闹到朝臣当中，因为这件事，韩愈被改官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韩愈为行军司马，仍旧赐金鱼袋和紫衣。淮西、蔡州之乱平定以后，韩愈于十二月随裴度回朝，因有功授官刑部侍郎，下诏让他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多叙写裴度的事迹。其时先入蔡州擒捉吴元济的，李愬的功劳应推第一，所以李愬对韩愈所撰碑文深感不满。李愬的妻子出入宫中，四处诉说碑文失实，于是朝廷下诏磨去韩愈所撰碑文。唐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并刻于石碑上。

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手指骨一节，按佛书所传之法，三十年开示一次，开示则岁得丰收人氏平安康泰。元和十四年（819）正月，皇上令宦官杜英奇率领宫人30人，手拿香花，到临皋驿迎接佛骨。迎佛骨的队伍迎来的佛骨，自光顺门迎入皇宫，留在宫中三日，才送到各寺院。王公贵族，乃至士人百姓，奔走迎送，竞相施舍，唯恐落后。百姓有废掉产业的，有烧灼头颅和臂膀的，都想求供养佛骨。韩愈平素不喜欢事佛，上疏进谏说：

臣以为所谓佛，是夷狄的一法而已。自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在上古从未有过。从前黄帝在位100年，岁数110岁；少昊帝在位80年，岁数100岁；颛顼在位79年，岁数98岁；帝喾在位70年，岁数105岁；帝尧在位98年，岁数118岁；舜帝和夏禹岁数都上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而且长寿，然而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佛呢。后来商汤岁数也有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75年，武丁在位50年，历史书籍不说他们的寿命，大概也都不在百岁之内。周文王97岁，武王93岁，穆王在位100年。那时佛法也未传至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侍佛节才有这样的长寿啊。

汉明帝时才有佛法，明帝在位才18年。后来不是动乱就是亡国，相继而至，国祚并不长久。南朝宋代、齐代、梁代、陈代、元魏以下，奉事佛法渐渐谨诚，然而国运愈是短促。唯有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祭祀宗庙，不用三牲，白天每天只吃一顿，只吃蔬菜和水果；后来竟然为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不久也就灭亡了。侍佛以求福，却反而得祸。从这些史实看来，所谓佛，实在不能相信，也就可以明白了。

大唐高祖皇帝刚受隋朝之禅让，就商议废除佛法。当时群臣见识短浅，不能深深追溯古圣先王之道，推究阐发圣明之德，以补救佛法之弊端，废佛之事遂搁置一边。臣对此曾感遗憾呀！皇帝陛下，您神圣英武，几千百年来无与伦比。陛下即位初时，就不许剃度人为僧人尼姑和道士，又不允许另立寺院道观。臣当时以为高祖的宏愿，必定实行于陛下的手中。今日纵然尚未能立即实行，岂可以恣意奉佛使之变得更加盛行啊。

今听说陛下命令众僧人迎佛骨于凤翔，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廷，还传令各寺院递相迎接供养佛骨。臣虽然非常愚蠢，也知道陛下不至为佛所迷惑，做出这样推崇奉侍佛法以求得福祥的傻事来。只是因为丰收年景人民安乐，顺着民心，为京都的士人百姓设些怪异的观赏和玩耍游戏的名堂而已。哪有如此圣明而肯相信这等荒诞之事呢？但是百姓们很愚蠢又顽固，容易受迷惑却难以晓以道理，如果看到陛下这样的举动，将会以为陛下真心相信佛法。都说天子大圣人，尚且一心敬佛信佛，百姓既微且贱，对佛哪能爱惜身躯和性命。所以灼炙头顶焚烧手指，或百或十，成群结队，解衣服散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唯恐落在他人之后。老人和小孩也到处奔走，都丢弃各自的活计。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再经历几座寺院，必定有砍断臂膀切割身躯去供养佛骨的。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不是小事情啊。

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语言并不相通，衣服也不一样。佛口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不穿先王的法服，也不知君君臣臣之义和父父子子之情。假如佛身尚存，奉其国君之命，来到京师朝见陛下，陛下容纳并加以接待，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设迎宾礼一次，赐衣服一件，护卫并送他出于国境，不会让他来迷惑众百姓的。何况其身死去已经很久了，枯朽的骨头，是凶事秽物的剩余，岂宜于引入宫廷之中啊！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到卫国行吊丧之礼，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编的苕帚，扫除不祥，然后再进去行吊。今天无故取这腐朽污秽之物，亲自登楼观看，巫祝不先行，桃枝苕帚也不用，群臣不说那是不对的，御史也不举报这样做的过失，臣实在感到耻辱。乞请将这佛骨丢到水里或用火烧掉，永远绝掉它的根本，断掉天下人的迷信，消除后代的疑惑。使天下之民，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出于平常人不是万万所能计算的，那岂不是一大盛举！那岂不快哉！佛如果真的有灵，能致祸作祟，所有灾殃大祸，宜加在臣身上。上天鉴察作证，臣不怨恨也不反悔。

奏疏交上去，宪宗非常愤怒。隔一天，宪宗拿出韩愈的奏疏让宰相看，打算加以极刑。裴度、崔群上奏说：“韩愈上疏忤逆皇上尊听，确实宜加罪，然而不是内心怀有忠恳之情，不回避被责斥或贬逐，哪能做到这个样子？尚乞稍赐宽容，以便招后来之进谏者。”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我还可以宽容他。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都招致夭死，这话多么乖逆刺激啊？韩愈作为臣子，竟敢如此狂妄，所以不能赦免。”于是民情惊恐惋叹，乃至国戚权贵也以为对韩愈的判罪太重，借故劝说宪宗，于是贬韩愈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说：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之职，即日启程，奔驰驿路。经过跋涉，来到岭南，计水陆之程，约有万里。臣所管辖的潮州，在广府最东边，距广府虽说二千里，然而一个来回，动即超过一个月。经过海口，下恶水，急流涛波壮阔猛烈，难以计算日期和路程，飓风和鳄鱼，有不测之祸患。州南近处边界，南海之水连接蓝天，毒雾瘴气，日夜发作。臣从小多病，年纪才五十，头发已花白，牙齿也开始脱落，理应不能活得长久。加以所犯之罪极重，所处之地又极远极险恶，忧惊愧怕，不日死亡。孤独一身，朝中无亲无党，谪居这蛮夷之地，和鬼怪为群。假如不是陛下哀怜顾念，有谁为臣说句好话。

臣禀性愚蠢丑陋，人事关系多不通达，只酷爱学问和文章，不曾一日废弃停辍，实是为同时一辈人所称许。臣对于当世之文，也没有超人之处，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和《诗经》、《尚书》相呼应，写作诗歌，荐送于郊庙，纪封泰山，镂刻白玉牒，铺陈张扬齐天的大美德，表扬激励空前的大功绩，编入《诗经》、《尚书》这类典籍而无愧色，措置于天地之间而无亏损。即使古人再生，臣也不肯谦让。大唐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是臣民与侍妾，东南西北，其疆域各有万里之遥。自从天宝以后，政治稍为松懈，文臣不能优化，武官也难以约束。孽臣奸佞，表面顺从而内怀叛逆，父亲死了，儿子袭承其职权，或以祖传之于孙，类似古代诸侯，自擅其权，自辖其地，不入朝，不进贡，已经六七十年。四位圣君传位，以至于陛下，亲自临朝听政决断，干戈所指，无不听从。宜当制定乐章，以昭告神明，东行巡视封于泰山，向皇天奏功，使长久万年，顺从我大唐功业。当此之际，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臣戴罪之人，自拘宁于海岛，唉声叹气，日日接近死亡，而不曾献上薄劣的技艺于官隶之间，用尽精力，费尽心思，以赎取以前的罪过。内心怀痛，忧思极天，死不瞑目。瞻望京中皇宫，神魂已随着飞去。希望陛下，如同天地父母，哀而怜我。

宪宗对宰相说：“昨天我收到韩愈到潮州上的表，因而想起他谏迎佛骨的事，确实是很爱我的，我哪里不知？但是韩愈作为人臣，不应当说皇帝奉佛才短命。我所以讨厌他的轻率。”皇上想再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韩愈，看看宰相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而皇甫镈讨厌韩愈的狂直，恐怕宪宗再起用韩愈，就带头说：“韩愈实在太疏放狂妄，可以移近京畿一郡任职。”于是授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初时，韩愈到潮阳，开始办公，问及官吏百姓的疾苦，都说：“郡西潭水里有鳄鱼，下蛋孵化出来的，约有几丈长，吃老百姓的牲畜，快被吃完了，所以百姓贫穷。”住了几天，韩愈去视察一番，让判官秦济烤一猪一羊，投到潭水里，为文咒鳄鱼说：

前代薄德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那样，鳄鱼游泳生存于这里是可以的。但如今天子神明圣贤，四海之外，也安抚而拥有。何况扬州（潮州古属扬州）之境，刺史和县令所治理的范围，缴纳赋税贡品以供皇帝祭祀宗庙鬼神，鳄鱼岂可以和刺史混居这里呢？刺史受皇上之命，镇守此地，而鳄鱼悍然不安居于溪潭，而吃百姓所养熊、鹿、獐、猪等牲畜，以肥其身，以产卵繁殖，和刺史争长称雄。刺史虽然笨而且弱，但哪里肯向鳄鱼低头而甘拜下风呢？今潮州大海在它的南边，鲸鱼鹏鸟这样的大物，虾和螃蟹这样的小物，无不能容纳，鳄鱼早上离开这里，晚上就到大海中去了。今天和鳄鱼约定，三日至七日，如顽固不愿迁徒，等待害物，那么刺史就选强壮又有技艺的勇士，拿着强弓毒箭，和鳄鱼决一胜负。

咒鳄鱼的那天晚上，有狂风惊雷从潭中发出来。几天工夫，潭水尽干枯，鳄鱼即迁徙到离郡西六十里的旧潭里，自此潮州之民再没有鳄鱼的祸患了。

袁州的风俗，男的女的如果卖身作奴隶，超过预约期限无钱赎身的，就归于出钱的人家。韩愈来了，设法赎回被藉没的男女，还给他们的父母。仍旧废去其俗之法，不许卖身作奴隶。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被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侍郎。正遇镇州（今河北正定）杀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命令韩愈到镇州宣布解说。韩愈到了镇州，召集军民，晓以顺逆的道理，说话言辞和情感都很真切，王廷凑敬畏而且重视他。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因为不参谒台臣，被御史中丞李绅所弹劾。韩愈不服气，说有敕令准予御史大夫不必参谒台臣。李绅和韩愈为人性情都褊僻，名刺送来送去，纷纷然没完没了，于是让李绅出为浙西观察使，韩愈也罢去京兆尹之职，为兵部侍郎。及至李绅临行赴镇，向唐穆宗当面辞行，哭泣着叙说情况的经过，穆宗可怜他，于是追下诏令，以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仍旧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死，享年57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文”。

韩愈性情弘大通达，和人交往，不管是显荣还是倒霉，交情都不改变。少年时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这二位朋友声名地位还没显露时，韩愈不避寒冷酷热，在公卿中间活动，竭力加以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及第，当官显贵。后来虽然荣贵一时，但每当公余空闲之时，就相聚饮宴谈天，论文赋诗，和以前一个样。而看待那些权贵豪门，却如同走仆奴隶，睁着眼睛也不看一下。同时颇能诱导勉励后进之士，收入馆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早饭吃不上，也怡然自得，从不介意。他一生大抵以振兴名教发扬仁义为己任，全家内外亲戚和朋友中的孤女只十人。

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作文的人多拘泥于对仗，而在文经、诰的要旨，司马迁、扬雄文章的气格，却不复加以继承和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的文章，务求反对近体，抒意立言，都自成一家。后学士人，都师其文，取为法则。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称“韩文”。然而他有时恃才自傲，肆意而行，也有背离孔子、孟子之旨的地方。譬如南方人妄传柳宗元为罗池神，而韩愈写碑文却加以证实；李贺父亲名晋，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为李贺写《讳辨》，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刺戏谑也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很谬误的。时人说韩愈有史笔，及至撰写《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也不善于取舍，颇为当时所非议。唐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史臣加以添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係正处于显荣的地位，诸公颇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作序。

元和中兴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形成藩镇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的藩镇拥有重兵，自任将吏，不纳贡赋。肃、代两朝的姑息，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宗时的四王二帝之乱，充分显示了藩镇的跋扈，顺宗时曾利用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以图振作，也未取得成功。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发展的，危机严重的局面，宪宗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抓住有利条件，立志削藩，于是出现了一段中兴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针对方镇帅守除授不由中央及不入谢、不朝觐的现象重申法令，令诸镇入阁拜谢。与此同时，乘机更换方镇帅守，以防帅守久居一地，发展地方势力，当时被更换的帅守三十镇，不仅有东、西南地区的帅守，也有西北及中原的方镇，从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朝廷的易镇措施遭到了一些方镇的抵制，西川刘辟拒不受征入朝，并出兵侵扰它镇。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甥杨惠琳自为帅守，拒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境。浙西的李锜起初佯求入朝，既而又拒绝入觐。在方镇帅守纷纷入朝易镇的形势下，昭义的卢从史、忠武的刘昌裔、宣武的弘等中原方镇却保持静默观望态度，而河南、河北的强藩更倚仗地理、军事和财政的优势，维持割据状态，不为朝廷法令所动。所以中央要想重振朝廷威望，必须改变贞元以来害怕藩镇生事而一味姑息的态度，实行武力削藩。宪宗根据各方镇与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以及势力对比优劣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帅韦皋死，留后刘辟让诸将上表请求继任，朝廷不许，派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刘辟拒不受征；阻兵自守，朝廷不得已，想用妥协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定，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知节度事。刘辟并不满足，在要求兼领三川遭到拒绝以后，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企图以武力达到割据三川的目的。在宰相杜黄裳的坚持和策划下，宪宗下诏讨辟，以崇宗文领兵。伐蜀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刘辟兵败被俘。在刘辟发动叛乱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以出征无功、骄蹇不逊被责令入朝，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据城对抗，请继其舅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以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多有发生，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帅李锜也感到不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以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锜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锜被械送长安处死。李锜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经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次战败。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己封为总兵，把朝庭所派敕使排斥在外，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三十几年的经营，形成了—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活动，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南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武元衡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817年）夏，裴度自请督师，时值淮西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军心动摇，降唐者多为唐军效力。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在降将李祐的引导下，雪夜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将9000士兵分为在队，以训练有素的士兵3000为前锋，以3000人殿后，急行军130里，到达州城，大破吴元济，元济被俘获，淮西安定。对淮西用兵的胜利提高了唐廷的威望，淄青李师道、横海程权、成德王承宗、幽州刘总相继归服，李师道也被部下所杀。至此，长期割据的藩镇表示服从中央，使自广德以来60年间藩镇跋扈30余州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转变。

为了武力削藩，保证军费开支的供给，宪宗着手在财政上进行一些改革。首先是改革了榷盐法。元和初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将隶属于浙西观察使的堰埭收归盐铁转运使，罢除江淮因循权置的公私堰埭，这是维护国家专利的重要措施。此外，以实估计算盐利，并进而强调除盐本外所得之利都归度支，将东南盐铁财赋计入国家税收，统一支配。李巽又整顿了漕运，以便将所征财赋顺利运往中央。为了改变方镇利用实估、虚估的差价进行盘剥、聚敛，以至对所属州税外加征的现象，宪宗采纳了裴垍的建议，对现行的赋税政策进行改革。元和三年（808年）宣布：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按省估折纳赋税，不能随意征纳现钱和贱价折纳匹段。其次，规定节度使、观察地所治州征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的其余州。为了贯彻改革税法的方案，中央派两税使到江淮以南财赋之地监督执行。又采纳李绛等人建议，在振武军、天德军开营田，以资军费。出宫人，绝地奉，禁南方掠卖奴婢，以及并省内外官，节省开支，等等。宪宗在政治、经济几方面的改革，使唐后期形成的藩镇跋扈，全国分裂，中央政权衰微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转机，元和朝统治出现的新局面，被史家誉为“元和中兴”。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出身魏晋以来崇尚家门礼法的士族和非士族以进士出身崇尚文词诗赋的朝廷大臣间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因政见不同引起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是进士科出身的代表，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士族的代表，自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为牛李党争。

唐元和三年（808年）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顾忌，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请求重用。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泣诉于宪宗，于是主考官遭贬，牛僧孺等长期充当藩镇幕僚，久不调用。这场科案揭开了牛李两党斗争的序幕。

元和一朝，两党的斗争围绕对藩镇叛乱所持的态度问题展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以李逢吉为代表，抱着息事宁人的安抚妥协态度。宪宗倚重主战派，所以，李吉甫等人成为扫平节镇的股肱之臣。元和初年，剑南刘辟反，宪宗主张平叛，计未决时，李吉甫密赞其谋并为之献策。吉甫料到镇海节度使李锜必反，向宪宗提议讨伐。平定李锜后，吉甫因功先后被封为赞皇县侯和赵国公。在他为相之时，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四十八个方镇中的三十六镇调换了藩帅，有效地抑制了藩镇力量的扩展。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田季安卒，夫人元氏擅立怀谏为节度副大使。淮西节帅吴少阳死后，其子元济请袭父职，对两镇的镇帅自立，李吉甫都坚决反对。与李党对强藩镇所采取的无情打击的明朗态度相反，当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李逢吉就虑其成功而加以阻止，但元和一朝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无疑决定了李吉甫，裴度等人的当权。

元和一朝还只是两派斗争的酝酿时期，派系间私利的性质尚不明显，后来成为两党代表人物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对朝政影响不大。

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缺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等及第。段文昌向穆宗上奏言礼部贡举不公，依“关节”录取，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亦称段文昌所言属实。穆宗遣人复试，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被贬官，李、杨等大为忿恨。从此，德裕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交替进退。

对藩镇态度的不同，依然是两党的分歧所在。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军逐帅李载义，文宗问计，牛僧孺当时为宰相，认为不足为虑，只须安抚，不主张征讨。而李德裕则在会昌年间协助武宗平定了泽潞刘稹，其间审时度势，选用将帅、军中书诏等都取决于他一人。

在对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的问题上，李党力主收复失地，李德裕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副使悉怛谋于大和五年（831年）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城。牛僧孺身为宰相，出于意气之争，反对收复，德裕被迫放弃维州，悉怛谋等被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在对待科举取士的态度上，李党针对“关节”、“温卷”、“呈榜”等流弊提出一些改革科举制的主张。文宗时，李德裕建议，进士应测试论议，不测试诗赋。传说他得到白居易的诗文后都置之不理，家中不存致《文选》，认为是崇尚浮华、不实际，那些善于吟风弄月的人并不一定就有济世之才，而从论议中才能发现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才能。出身士族的郑覃拥护李德裕的主张，他最崇尚儒经，《开成石经》就是经他建议刻成的。李德裕还反对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自谓“门生”，聚集参谒，以及曲江之宴等。会昌时期，进士及第后的仪注曾一度被李德裕废止，至大中时才恢复。与此相反，牛党则重视科举到把持科举，利用科举进行营私舞弊。杨虞卿把持权柄时，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

在吏员设置上，李党主张精减机构，载汰冗官。李吉甫针以元朝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的现象提出“吏员可省者省之”的建议，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省内外官共计八百余人，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李德裕也使武宗在会昌四年（844年）裁汰了数以千计的官吏，减少了不必要的俸禄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党则主张广辟仕途，扩充吏员。在对佛教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反对佛教和寺院经济，在他秉政时期，促成了武宗的会昌灭佛、牛党的主张则恰好相反。

牛党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宣宗即位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大中元年（847年）宣布恢复进士的放榜后的宴集，一反会昌之政。在会昌五年所废的佛寺如僧者能营葺者，任其发展，官府不得禁止。从此，僧尼之弊，又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李党的人员纷纷遭到斥逐，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于贬所。牛党的令狐绹、崔铉相继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被召还朝，朝廷上形成了牛党专权的形势。至此，牛李两党的斗争才告结束。

新乐府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谱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乐府的三变。

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二月，元稹做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任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十二首题目。

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在此之前，元和三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十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求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求停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谕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用歌行，每篇下面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它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讥刺边功到谴责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深入宫内，凡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乐府》上承《秦中吟》的传统，成为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之后，元稹、张籍（766—830）、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故称“元白”。如他的《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像白居易那样大胆、深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七八十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为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

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一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

唐武宗灭佛

佛教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于是“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百倍。”武则天出于政治需要，修佛寺，造大像，所费巨亿。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及朝廷贵戚也竞相崇饰寺观，奏度人为僧。玄宗时虽一度淘汰僧尼，整顿寺院，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更大力提倡佛教。肃宗、代宗均在宫中设置道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宰相元载、王缙、杜鸿逐渐都喜好佛法，他们不仅造寺无穷，还为皇帝言因果报应，甚至上朝也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弄得政治刑罚日益紊乱。有唐一代还多次为迎送佛骨兴师动众，大事铺张。宪宗时为去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迎佛骨，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佞佛的情形在唐后期也一直有增无减。武宗时祠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有寺院4600所，兰若（小寺院）四万所，僧尼260500人。遍设各地的寺院不仅占据了大量的良田美地，而且了利用它们的免税特权，包庇了众多的人口。当时除了富户多丁，削法避役，将寺院当成最好的庇护所外，许多贫苦百姓为不纳赋税，也投靠依附寺院，成为寺院的寺户或佃户，他们耕种寺院的土地，为寺院提供无偿的劳动，使得寺院经济大为发展，而封建政府的纳税人户却日渐减少。此外，天下佛寺大量销铜铸造佛像，使得市场上铜钱大为减少，加重了唐后期钱重货轻的矛盾。

武宗即位以后，深感佛寺和僧尼众多“耗蠹天下”，对国家财政也影响极大。会昌三年（843年）唐朝廷对泽璐用兵，军费不足，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发生蝗灾。在这种情况下，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可行的一途。武宗本人原来就倾向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决心灭佛。他首先下敕没收僧尼的私人钱物田庄，减少僧尼所畜奴婢的数量。会昌三年，长安左顺两街勒令还俗的僧人共3400余人，同年三月下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者”，犯者即受春杖处置。由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灭佛之举在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其年八月。下敕省并天下佛寺。规定长安、洛阳两街仅各留二寺，诸道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寺，并将寺院分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26万余僧尼笄冠勒令还俗充两税户，还有寺院的十五万奴婢，以及人数超过僧尼笄冠—倍，投附寺院充使令的良人（即寺户百姓等）也同时放为两税户。除上述应留寺院之外，44600余所小寺院均限期毁撤，并遣御史分道督察。寺院的财产也没收充官。其时共收良田数千万顷。拆下的佛寺木材用以修葺官府和驿舍。中书又上奏将废寺的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也销付国库。而且限令衣冠士庶之家所藏金、银铜像也必须如期纳官，否则就按禁铜法处理。在此之后，管理僧尼的部门也从祠部改为主客（祠部、主客为尚书省礼部所隶二司，但祠部主祭祀，主客掌接待外国宾客），以明其为外国之教。与此同时，武宗还在八月的制书中，明确指斥佛教“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并指出其僧尼“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其寺宇招提“皆云枸藻饰，僭拟宫居”，是造成民间物力凋耗、风俗浇诈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还将这次废佛称作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一件大事，进一步表明了他灭佛的决心。武宗灭佛之举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寺院迅速被毁废。唐朝廷也在这次灭佛中获得不少财政收入，并借助它消灾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此外，这次运动波及江南、岭南，影响很大，武宗李炎也因此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字文邕以及五代周世宗柴荣并称为历史上主持灭佛的“三武一宗”。

武宗灭佛后不久就死去，宣宗即位，修复废寺，“度僧几复其旧”，重新恢复了对于佛教的崇奉和寺院的物权。懿宗、僖宗时也都进行大规模迎送佛骨的活动。这些佞佛的举动，使佛教得以再度繁荣。

唐代的传奇

唐传奇是在六朝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六朝即“志怪”，内容主要是“列异”和“搜神”。中国人一直有信巫的习俗，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演愈烈，后遇小乘佛教传入中土，才开始流传，它们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因而自晋至隋，鬼神志怪的书很丰富。六朝也有专写人事的作品如《世说新语》等，或采拾旧闻，或记述近事，但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大都从“史”的角度来要求这种摹写人间情事的丛残小语的。当时，文人裴启作了一部《语林》，在民间和士大夫间颇为流行，但由于其中有关谢安的某些言语记载不实，谢安就极力诋毁它，遂使此书废绝。唐传奇与此不同，它从内容上摆脱了专记神仙鬼怪的束缚，从形式上则有意识地从事虚构和艺术创造。往往于小小情事中，见凄婉欲绝之情致，因而是与诗歌同类的靠想象、联想、虚构等形象思维方式写成的文学作品。

唐传奇的创制首先是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壮大。围绕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而遍全国的大小商业城市的崛起，使官僚地主、文人、士子、豪侠、商贾、手工业者，以及僧、道、歌妓等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物，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不仅是产生奇闻逸事的场所，也是需要大量新鲜刺激的地方。六朝志怪篇幅短小，缺乏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强烈刺激，显然满足不了整个市民阶层的需要。唐传奇便在此基础产生并发展。它还与唐时科举制度的“温卷”风气有关。唐代科举考试有“行卷”、“温卷”的风气，应试文人为了让考官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往往在考前送上自己的文章，第一次送的叫行卷，后来陆续送的叫温卷。而传奇文既可叙事，又可抒情，还可议讼，从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史才、想象和说理能力，因而多被文人名士所采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称为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当时兴起的古文运动为唐传奇的兴盛开辟了道路。传奇最初不受朝廷重视，也不受文人重视，古文运动以后才成为潮流的。韩愈自己写过《毛颖传》，沈既济受古文家萧颖士的影响，沈亚之又是韩愈的门徒，其他如元稹、陈鸿、白行简、李公佐等人，也都与古文运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联系。唐传奇本来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后来却蔚为大观，从元、明、清的戏剧、的发展来看，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反而比古文更为重大。唐传奇开始创制时，并不被朝廷重视，文人名士亦不屑为之，“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

初唐时期（618年—712年），传奇开始由志怪到传奇的过渡，还没有完全脱离“怪”的范围，但是篇幅已经很完整，描写也渐趋细致，情节也多变化和曲折。其代表人物是王度、无名氏和张。王度（585年—625年）是文中子王通之弟，诗人王绩之兄，他的《古镜记》以一面古镜为线索，按时间顺序，把十二段故事贯串成章，为唐传奇的结构创制了新形式，成为公认的唐传奇的开山之祖。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人、猿相交，生子如猿，情节虽未尽脱搜奇猎异之牢笼，但其着重人物活动，情节更为曲折，环境描写也极为出色，为唐传奇的兴盛提供了表现手法。张的《游仙窟》唐时已流传到日本，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交接的故事。张对于创制唐传奇的贡献是基本上脱离志怪而转向对于人间现实生活的描写。开元、天宝以后，特别是大历（766年）至大中、咸通（873年）年间，是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土地大量兼并，贫富日益悬殊，封建伦理道德日趋动摇，许多社会问题出现，给传奇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同时，教坊、妓院为异事奇情的交叉地和集中点，文人名士交相出入，他们便可能从这取之不尽的材料库中撷取丰富的营养，繁荣创作。这一时期，也是唐传奇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许多流传千古，成为后世、戏剧取材源泉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即使是谈神说鬼，也具备丰富深刻的社会人生的内涵。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写作方法灵活多样。特别在一些爱情传奇中，以“郎才女貌”的爱情取代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标准，人的价值观发生重大改变。晚唐的乾符（874年）到天佑（907年）时期，唐传奇的创制以大批专集形式出现，例如牛僧孺有《玄怪录》，李复言有《续玄怪录》，牛肃有《纪闻》，薜用弱有《集异记》，袁郊有《甘泽谣》，裴铏有《传记》，皇甫枚有《三水小牍》等，表现了晚唐文人名士对传奇这种文学形式的重视。这一时期，是战乱四起，社会极度不安时期，人人自危，个个恐怕大难临头，无意识中希望有“神出鬼没”的豪侠出现来除暴安良，拯救被压迫被欺凌者。这种无意识在晚唐传奇中有突出的表现，《红线》、《聂隐娘》、《虬髯客》、《郭元振》等都属这一类。

唐传奇的创制，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它为后世文学提供了现成的材料库房，而且，连“传奇”这个名称亦被后代笼统接受而将它命名为新起的文学样式，例如宋人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以杂剧为传奇，明朝人又以南方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以区别于四折的北方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