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隋唐（1 / 2）

第十章隋唐

杨坚建隋

西魏大统七年（541），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出生。史书记载，杨坚出生于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波若寺。传说，当时有一个尼姑从黄河以东来，对杨坚的母亲说：“你这个儿子生来怪异，不可放在俗人家里养育。”杨母就带着杨坚住在别馆里，亲自抚养。一日杨母抱着杨坚，忽然看到他头上长出角，遍体生鳞，失手把他掉在地下。尼姑大惊说：“此儿受此惊吓，致使他晚得天下。”杨坚的父亲杨忠曾是西魏、北周的开国功臣、官至柱国、大司空。基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从小便在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太学中读书。但成绩不好，被同窗讽刺为不学无术。杨坚也经常自嘲，谓己“不晓书语”。

杨坚在十四岁时便开始做功曹一类的佐吏。在北周宇文政权建立时，因为其父杨忠功劳卓著，杨坚被提升为骠骑大将军。周文帝宇文泰见到他后，慨叹说：“这孩子的外貌骨相，不是凡间之人。”周明帝宇文毓即位，曾派善于看相的人暗中观察杨竖，此人假装对周明帝说：“只不过会做个柱国。”事后私下对杨坚说：“你当为天下君主，必定是大肆诛杀而后定天下。”

杨忠死后，杨坚承袭隋国公爵位。周武帝宇文邕在为皇太子聘娶杨坚的长女为妃之后，对他特别礼重。齐王宇文宪对周武帝说：“看杨坚的相貌，恐怕不是人下之臣，请尽早除掉他。”周武帝听后也是将信将疑，再次派了一位会相面的官员给杨坚看相，然而命运又一次佑护了杨坚，这个官员仍旧对周武帝说了类似的话：“此人只可做个将领罢了。”方使杨坚化险为夷。此后他深居简出，凡事退让，尽量不露锋芒。

宣政元年（578）六月，周武帝病逝，太子宇文赟即位，他就是周宣帝。杨坚的女儿被立为皇后，杨坚也就成为当朝皇帝的岳父。故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三次升官，离权力的中心已越来越近。当时周宣帝御制《刑经圣制》，其法制太过严厉，杨坚认为法令太繁，不是促进治政的途径，深加劝谏，周宣帝不听。杨坚的官位与威望日益升高，周宣帝也颇为猜忌。当时周宣帝宠爱的四个女人都称为皇后，互相争宠。周宣帝常对皇后说：“我一定要诛灭你家。”于是在召见杨坚之时，命令左右亲信说：“他一会在谈话中如果脸色有异，就杀掉他。”杨坚始终神情自若，因此免遭杀害。

杨坚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便与他的朋友，也就是周宣帝的宠臣郑译相商，请他帮忙让自己调出京城，以避开权力斗争的中心。不过，还没等杨坚的计划实现，周宣帝突患重病口不能言。当时太子年幼，郑译和御正大夫刘昉就伪造诏书让杨坚进宫侍候宣帝疾病，以为下一步顺理成章地成为辅政大臣作铺垫。杨坚先是假意推托一番，但他心知机不可失，于是答应了。周宣帝驾崩，杨坚秘不发丧，待完全掌握中央禁军后，又担心地方的宗室王族和一些地方势力发生兵乱，便以公主出嫁为由招诸王入朝。在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杨坚才宣布了周宣帝的死讯，并拥立太子即位，是为周静帝。

杨坚做了辅政大臣后，首先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吸收了一批有才干的人，以稳定政局。然后又向威胁他地位的宗室各王展开了攻势。北周元老重臣、周太祖的外甥尉迟迥是杨坚最放心不下的，于是便想以参加周宣帝葬礼为名招尉迟迥进京，进而解除其兵权。而此时尉迟迥也在谋划起兵讨伐杨坚。尉迟迥打出“忠于帝室，匡复国家”的旗号，因此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周围许多州县都随之起兵，一时间聚集了数十万人。不仅是河北、山东地区，四川、湖北的许多州也遥相呼应，尉迟迥还送儿子到南方的陈朝做人质，请求其作为后援。与此同时，京城中的宇文宗室诸王也在密谋暗杀杨坚。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到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五个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络在外的另一个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五王只好寻机下手。一次他们设宴请杨坚，在卧室内埋伏了甲士，想趁机杀掉杨坚。幸亏杨坚的随从元胃有所察觉，设法帮他逃出。后来，杨坚便以谋反罪名杀掉了主谋的两个王，其他三个不久也被除掉，从而扫清了他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叛乱，杨坚调集精兵强将分三路攻击敌军，其中与尉迟迥的战斗进行得最为激烈。但杨坚以他的宽仁大度赢得了不少将领的心，各州总管纷纷归附，杨坚在半年之后，终于平定了这些地方的军事力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由此彻底控制了北周的政权。

在内忧外患都平息以后，杨坚距离皇帝宝座仅有一步之遥了。不久，在文武百官的多次劝谏之下，周静帝被迫写好禅位诏书，然后送到杨坚的王府，至此，杨坚终于披上了最高权力象征的黄袍，登上心仪已久的帝位。当时杨坚四十岁。即位后，杨坚把国号改为隋，年号定为“开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此后杨坚为稳固他的江山，将连同周静帝在内的宇文宗室都斩杀殆尽。

杨坚代周建隋，对于宇文宗室无疑是一次血腥的屠杀，而对于广大黎民而言，则是幸运的。杨坚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功绩的皇帝。因为周宣帝在位时间虽然很短，却施行严刑酷法，大肆征发徭役，令人民苦不堪言。杨坚辅政后，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并提拔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修改法律，删除严酷的律条，而且他以身作则，提倡节俭，严禁大兴土木，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他称帝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年间，天下安定，国库富足，几乎达到了后来盛唐的水平。因此，历史上也将隋文帝的统治称为“开皇之治”。

南北一战

杨坚代周建隋后，南方仍处于分裂状态。陈朝雄据东南半壁江山，后梁立国江陵独据一方、原梁朝高凉太守冯宝之妻洗夫人留守岭南。统一的大业落在了隋文帝杨坚的肩上。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就试图统一南方，但那时内乱不断，突厥等外敌环绕，无暇顾及陈朝，隋文帝只得暂时与陈修好，不以兵戎相见，处处忍让。然而，隋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吞并江南，他在耐心地等待着有利的灭陈时机。

隋文帝首先用拉拢与和亲的手段使后梁臣服，而后在他即将起兵灭陈之时，率先灭了后梁，为一举灭陈扫清了障碍。

在此期间，他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改革官制，规范了三省六部制；二是简化地方行政，形成州、郡、县三级政权；三是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制度进行修正，杜绝腐败与徇私枉法；四是重新制定法律，《开皇律》的制定为减轻刑罚做出了努力；五是重新对军队进行编制，实现了兵农合一，也使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在同一兵役制下；六是招流民开垦荒地，对赋税进行调整，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七是整理户籍，避免了地方官员肆意贪污的可能；八是设置赈灾储备，在遭受水、旱等灾害时，平时积蓄的大量粮食可使受灾的饥民得到及时救助，使国家和地方的政权稳定：九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由于各地私自铸钱的事时有发生，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赋税、军队的费用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十是提倡俭朴的生活和朴实的文风，有效地杜绝了奢华浪费，扭转了六朝以来靡丽的文风。经过改革，隋朝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库充实了，粮食充足了，兵源壮大了，此时已明显地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灭陈的时机渐趋成熟。

从开皇五年（585），隋文帝开始了灭陈的具体准备工作。首先是迷惑陈人，隋文帝不断示弱，以使陈人相信隋朝并不想与陈朝打仗。其次是求谋，隋文帝让大臣们当参谋，提出自己的灭陈方案，来制订战略计划。他用高颎之计，趁陈人将要收割之际，以小部队经常假装袭扰，使其无暇收割，忙于御敌，从而破坏陈朝粮食储备。同时连续几次的假袭击，如同“狼来了”的效果一样，使陈人疲敝，为将来出其不意的攻击做好了准备。刺史崔仲方更是提出了一整套伐陈的军事部署和具体步骤。另外，朝中的许多大臣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平陈建议，隋文帝将众人之策汇总，推出了一套最佳的战略方案。

接下来就是伐陈的具体准备工作了。隋文帝命人一面在长江下游秘密营造战船，一面又在长江上游大张旗鼓地摆出欲进攻陈朝的姿态，弄得陈朝十分紧张，急忙准备发兵。结果发现只是隋兵在换防。虚惊一场之后，陈人对隋兵的喧闹渐渐习以为常，也就不再戒备了。

隋朝厉兵秣马，陈朝却是歌舞升平。当时陈朝的皇帝是陈后主，这是一个有名的荒淫皇帝。他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绮丽的亭台楼阁，其装饰之华丽无以伦比，并以植奇花异草等作为点缀，每当微风吹来，香飘数里。陈后主并不满足于这片不会说话的风景，他还要用绝色美人点缀他的园林楼阁。陈后主身边有众多的嫔妃，他最宠爱的是张丽华。她最初只是个侍女，天生丽质、气质超人的她令陈后主一见倾心，十分喜爱，封为贵妃。此后，她便与其他嫔妃一起终日与陈后主饮酒嬉戏。而陈后主也是一个风流君王，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就是不精通治国，因此他更乐于与美人、大臣吟诗作对，谱曲编舞，《玉树后庭花》、《临春乐》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歌曲。陈后主渐渐荒于朝政，他讨厌听到不好的消息，凡是报喜不报忧的必得他宠信，致使后宫嫔妃不但参与朝政，而且还勾结宦官买官卖官祸乱国家。他们还借助陈后主排挤正直官员，加重赋税，盘剥百姓。同时，又夺去武将兵权，用文官统领军队，造成文武解体。而陈后主对此却不闻不问。

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以吊民伐罪的名义下诏伐陈。隋朝挥师南下，陈朝岌岌可危，而陈后主却镇静地说：“王气在我这里，当初齐国三次入侵，周两次入侵，都被摧毁了，这次隋军来了，也是必败无疑。”而且，他觉得有长江作为屏障，肯定是万无一失的。因此照样整日奏乐、纵酒、赋诗。而此时，隋将贺若弼从广陵渡江，韩擒虎自横江夜渡采石，东西两路合围到陈朝的都城建康城下。这时，陈后主才惊慌起来，但他生性懦弱，只知道整日啼哭。京城守军兵力本可与隋军一决高下，可不懂军法的他却不肯采用臣下正确的战策，致使陈军纷纷败退。面对隋军强大的攻势，士兵四散逃走，大臣各自逃命。陈后主无奈之下带着张贵妃、孔贵嫔逃到了井中，结果还是被隋军找到了。陈后主投降了隋文帝，被带回了长安。陈朝灭亡。

灭陈之后，隋文帝又派人安抚岭南，洗夫人也归顺了隋朝，南北终于再度统一。

赵州桥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洨河之上，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是一位名叫李春的工匠建造的。隋朝建立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当时的赵县是南北往来必经之路，从这里北上可至重镇涿郡，南下可达京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可是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洨河所阻断，人们南来北往十分不便，特别是遇上洪水季节更是无法通行。于是，在洨河上建设一座大型石桥以使交通畅通便成为当务之急。李春受命负责设计和大桥的施工。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前人的建桥经验，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

李春等人在设计和施工中有着诸多创新。其一，赵州桥改变了我国大石桥多为半圆形拱的传统，采用圆弧拱形式，使拱的高度大大降低，实现了低桥面、大跨度，桥面过渡平稳，车辆行人非常方便，而且用料节省、施工简便：其二，改进拱肩，把以往桥梁建筑中采用的实肩拱改为敝肩拱，即在大拱两端各设两个小拱。这样，既可以增加泄洪能力，大大降低洪水对大桥的冲击，保证大桥的安全，又可节省大量材料，减轻桥身的自重，增加桥梁的稳固性。同时，优美的造型，也体现了建筑和艺术的完整统一。这种敝肩圆弧拱形式是世界造桥史的一个创造，西方在14世纪才出现敝肩圆弧石拱桥，比我国晚了六百多年。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26项从1世纪到18世纪先后由我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的第十八项就是弧形拱桥；其三，首创单孔长跨的形式，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37米之多。这是我国桥梁史上的空前创举。

李春按照设计方案精心细致施工，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建桥任务。“坦途箭直千人过，驿使驰驱万国通”，赵州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要冲，极大方便了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赵州桥的建成不仅为两岸人员的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把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在中国桥梁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赵州桥建成至今已历一千四百余年，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说：“先不管桥的内部结构，仅就它能够存在一千三百多年就说明了一切。”1991年9月，赵州桥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为第十二个“国际土木工程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铜牌纪念碑。李春作为一代桥梁专家、赵州桥作为一座历史名桥都将永载史册。

文帝之死

杨坚与皇后独孤氏早年定亲，独孤氏的父亲独孤信曾向杨坚提出一个要求，不许他和别的女人生儿子，这个在当时看来极不合理的要求，然而杨坚竟然答应了。新婚之夜，他再次对独孤氏郑重承诺，绝不和别的女人生儿子。所以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杨坚做皇帝后一直引以为豪，认为自己的五个儿子都是同一个母亲所生，是真正的亲兄弟，因此不会发生为争位而自相残杀的事情，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先被立为太子的是他的长子杨勇，年轻有为的杨勇不仅协助文帝建立了隋朝，而且在政务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在朝野中声望极高。本来文帝和独孤皇后都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但杨勇奢侈的行为却令甚为节俭的文帝极为不满。同时他好色的毛病，又令反对男人多宠的独孤皇后非常厌恶。而最重要的是杨勇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人，这样一来，他所有的缺点就全暴露在父母眼前了，再加上杨勇在百宫中过高的威望也让文帝惴惴不安。渐渐地，杨勇失去了父母的宠爱。

而他的弟弟杨广，虽然也是奢侈好色，但他为人极为虚伪。在文帝面前他装出一副生活俭朴的样子；在皇后面前他只和妻子萧妃在一起，而把他那些漂亮的姬妾都藏了起来；在大臣们面前，他又极力做出礼貌、谦恭的姿态。他的这一招果然很灵验，很快他就博得了父母的钟爱，同时杨广又与杨素等大臣密谋，罗织杨勇的罪状，最终文帝把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皇太子。

仁寿二年（602）八月，独孤皇后去世，文帝摆脱了皇后的约束，开始宠幸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由于过度放纵，文帝的身体每况愈下。此时的杨广也逐渐撕去了伪装，显露出他欲夺帝位的勃勃野心。

独孤皇后去世不到两年，文帝就感到自己的体力和精力都难以处理政务了。仁寿四年（604）正月，他决定离开京师到仁寿宫去休养一段时间。文帝本以为换换环境调养调养，身体就会好起来，哪知道到仁寿宫没多久竟一病不起。到了七月，文帝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招来太子杨广交代后事。

杨广来到文帝的病榻前，假惺惺地嘘寒问暖。他看到文帝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不由得心花怒放，他日夜盼望的那一天终于要来到了。杨广强抑内心的喜悦，退出文帝的寝室。然而转念之间，他忽然想到了杨勇。杨勇虽然已经被废很多年了，但他在大臣们中的威望尚在，如果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拥戴杨勇怎么办呢？同时汉王杨谅在外握有兵权，他会不会起兵造反呢？杨广急忙给杨素写了一封信，问他皇上一旦归天后，如何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杨素见信后，立即给杨广回了信，告诉他可能发生的事情及应对措施，然后派人送了回来。可这封信不知怎么搞的，没有送到杨广手里，而是送到了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信，非常寒心，但却又感到十分的无奈。

如果说这封信只是令文帝对杨广的为人感到失望，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则使文帝彻底清醒了。

杨广一直垂涎于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此时文帝病危，宣华夫人近在咫尺，杨广已经急不可耐了。这天凌晨，天刚蒙蒙亮，在文帝寝殿伺候了一夜的宣华夫人回自己的寝殿更衣，杨广见只有宣华夫人一人，便溜进其寝殿，欲行非礼。宣华夫人拼死抗争，逃回文帝的寝殿告知其事。气得半死的文帝马上招来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让他们赶快去找来杨勇，并把他要废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的心意告诉了他们。二人遵圣命，起草好诏书，依照惯例交给杨素签字、执行。早已和杨广勾结在一起的杨素手拿诏书急急忙忙找来杨广，二人经过紧急密谋，决定马上采取行动。

他们先是假传圣旨，诬陷柳述和元岩谋反，将二人抓了起来。接着他又伪造文帝诏书，以保护文帝为名调来士兵围住仁寿宫，彻底断绝了仁寿宫与外界的联系。文帝的两个宠妃和宫女也被杨广赶到了其他房间，整个仁寿宫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当夜，文帝暴亡。

文帝一死，杨广旋即霸占了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而后，又谎称文帝遗诏，赐杨勇死。后来，杨勇的儿子也被全部杀死，柳述被流放，元岩被杀害。

文帝死后，杨广登基，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此后，他把隋朝带入了一个动荡的年代。

两个大工程

隋炀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一反往日之状，马上开始了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腐化生活。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同时也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他办了两件大事：一是营建东都洛阳，二是开凿京杭大运河。

大业元年（605）的春天，隋炀帝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为东都。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修，仅用了十个月就建成了。

新营建的东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方圆有七十三里多。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又在洛阳城西修建显仁宫和西苑，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输送洛阳充实其中。显仁宫南接皂涧，跨洛滨，周围十余里。西苑周围两百里。苑内有称海的人工湖，海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岛），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分布其间，掩映生姿，穷极华丽。隋炀帝最喜乘月夜携宫女数千，跨马来游，往往弦歌达旦。

洛阳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在洛阳建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隋政权对全国的控制。但是也反映了炀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

隋炀帝兴建的又一巨大工程是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汇处）引谷（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成皋东北）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

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四十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又发河北军民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西南郊）。

第四段是江南运河。大业六年（610），又开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在短短的六年中，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至余杭，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客观地讲，营建东都和开凿运河都是于国家有利的事情，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更是遗惠千载。问题在于炀帝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毫无节制地使用民力，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为例，役使民工百余万，男丁不够用便将女人也纳入到开河大军之中。而那些唯恐不能完成使命祸及己身的各级大小官吏们动辄对开河民工进行毒打，使得“役丁死者什四五”，以至于负责挖掘工程的相关部门运送尸体的车辆“东到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不堪重负的人们纷纷奋起反抗，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这是隋朝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前人早有认识，唐代诗人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巡游无度

隋炀帝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巡游无度著称的皇帝，那时，他实行东西两京制度，不过他在位十四年，居住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东都洛阳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过五年，他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巡游上。炀帝在位十四年间，曾经七次出巡，其中三次北巡，一次西巡，三次南下江都。

大业三年（607）四月二日隋炀帝发布诏书要北巡。这次仍然从长安出发，向北到达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他让随行各军武装部队耀武扬威而行，又营造大帐篷，帐内可容数千人，并宴请诸部落及其酋长，胡人无不惊骇，纷纷献上贡品。七月的一天，隋炀帝忽然起了要修长城的念头，而且他要求的工期竟然只有二十天，民工的苦可想而知了，一半以上的人都死在了长城脚下。随后隋炀帝又沿着金河前进，浩浩荡荡的队伍千里不绝，途中还建造了可移动的、由许多部分拼接的宫殿，一路上胡人远接高迎，十分恭敬。九月二十三日隋炀帝结束第一次北巡，回到东都。

刚刚歇了半年，隋炀帝又坐不住了。大业四年（608）三月二十日，隋炀帝游兴又起，开始了第二次北巡。这次出巡又翻新了车驾形制，不仅可供宿营，而且还能御敌，能自动发箭，还能报警，十分先进。隋炀帝从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期间又征发了二十余万人修造了自榆谷向东的长城。祭祀北岳恒山后，隋炀帝返回东都。

在隋炀帝即位初期，吐谷浑（鲜卑慕容氏一支）侵袭隋朝边境，虽然在隋文帝时曾打败过它，又以和亲保持友好关系，但因为隋朝商业扩张及扩张之后的垄断，损坏了吐谷浑等少数民族作为中间人的利益，所以吐谷浑联合党项羌多次对张掖这个西域与隋朝的贸易中心进行骚扰、抢劫。而朝廷中的大臣则反复向隋炀帝灌输西域的珠宝和丝绸贸易的重要性，西域各国朝贡所献上的物品，更增加了隋炀帝的贪欲。于是隋炀帝对西域的渴望越来越强，这种渴望促使他下定决心亲自西巡，消灭吐谷浑打通丝绸之路。大业五年（609）三月二日，隋炀帝离开长安开始西巡。对吐谷浑的战争最终以隋朝胜利结束。隋炀帝到达张掖后大事张扬，显示了隋朝的威仪，西域各国纷纷朝见，后又设四郡使青海大部分地区置于中央管辖范围内，扫清了中国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障碍。

如果说西巡和北巡除了炫耀以外，多少还带有巩固国防的意味，而巡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则完全是为了游山玩水了。隋炀帝对江南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位时期曾三次出巡江都。隋炀帝登基前当了多年的扬州大总管，南朝的奢靡之风不断地熏染着他，这也正是隋朝在他手中走向衰败的根源所在。

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开始准备首次南巡。他征召民工修造了上万艘各类船只，规模之大、场面之豪华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但隋炀帝的花招总是层出不穷，在江都住了半年，准备回洛阳了，可他又不想走水路，要改走陆路了。不过，这可不是他突发奇想，而是在来江都之前就决定了。他命人按照各朝的图书古籍，制造舆服羽仪。所谓羽仪，就是用大量的鸟兽骨角、羽毛制成的仪仗。为了这个仪仗，十万余人四处搜捕，水陆鸟兽捕杀殆尽，耗资竟以亿计。大业二年（606）三月十六日，隋炀帝随同这个长达二十余里的羽仪，离开江都，回转洛阳。

路途上的奢侈、豪华更激发了隋炀帝的享受欲望，他开始对江都的居住条件提出不满。大业五年（609）隋炀帝派江都丞王世充修建江都宫。一年后，江都宫建成，隋炀帝再巡江都。隋炀帝至扬子江垂钓，并宴请百官，后结束南巡，乘龙舟北上涿郡准备讨伐高丽。

大业七年至十五年，隋炀帝对高丽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大业十一年（615）五月，隋炀帝到距离长城不到百里的汾阳宫避暑，并向北巡视。那时隋朝与突厥的关系已极为紧张，但隋炀帝却一直以为自己以前的那次北巡已使突厥人慑服，所以这次又大摇大摆地来了，结果被突厥人包围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了性命。

征伐高丽和雁门之险使隋炀帝疲惫不堪，于是他又想起了江都美景，决定第三次去江都游玩。但那时隋朝政权已摇摇欲坠，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大臣们冒死进谏，阻止他巡游江都，西还长安，却都被斩首。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再造数千艘大船，奔江都去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一生迷恋的江都竟是他的葬身之地。两年后，他在江都被杀，隋朝灭亡。

隋炀帝数次巡游，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他的每一次巡游都是踩在百姓的累累白骨上行进的。

三伐高丽

高丽原名叫高句丽，建都平壤，在东晋十六国时，辽东为高丽所侵占。杨坚建立隋王朝后，统一了全国。形势日趋稳定，国家日益富强。这样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王朝势必对高丽产生巨大的影响。高丽王已明显感觉到了来自隋的威胁，于是一方面仿照小国生存法则，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另—方面，积极扩军备战，派军队经常骚扰隋的边境，以试探隋的反应。隋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联合少数民族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见高丽如此猖獗，随即又派汉王杨谅统领30万大军，水陆并进，征伐高丽。但隋军行至辽水时，由于连降大雨，军中爆发疫病，士卒死者伤者无数，未及打仗已狼狈不堪。恰巧高元一见隋大军将至，吓得上表投降，隋文帝于是顺势退兵了。此后，高丽王每年都要向隋朝纳贡。

隋炀帝继位后，凭借国力的强盛，对于他来说，高丽必须像突厥、高昌、吐谷浑等部落一样臣服于隋并经常遣使入贡。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时，在突厥启民可汗帐内见到了高丽使者，这一见，不禁使他想起了当年文帝师出无功之事，所以当即要使者转告高丽王高元，要他亲自到都城来。而高元对此竟不予理睬，这可大大挫伤了隋炀帝的自尊心，为了杀一儆百，隋炀帝决定大举征伐高丽。

第一次讨伐高丽，隋炀帝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他首先吸取文帝伐高丽失败的教训，征民夫百万开挖了一条北至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的永济渠，并在黄河以北设置征兵站，为粮草、军械、战船、军队找到了囤积之所，正是“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开始赶造战船，工匠们没日没夜地站在水中，丝毫不敢停闲，从腰以下，被水泡得都生了蛆，近一半的人就这样死在了水中。这边在造船，河南、淮南、江南等地的百姓则在赶制军车五万辆，然后还要让百姓们自备车、船把军粮器械运到辽东前线。大业八年（612）正月，开始首次北伐。炀帝亲率大军113万，号称200万，浩浩荡荡开赴前线。军队前进到辽水，高丽军队退居城池内坚决抵抗。高丽在城内暗设伏兵后，假装战败引隋军入城，水路将领来护儿果然中计，被高丽军打得大败，所率四万精兵，只有几千人生还。在水军进攻失败后，隋炀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派陆军宇文述、于仲文率领九路大军进攻平壤，在鸭绿江边高丽大臣乙支文德诈降，探看隋军虚实，并用拖延战术使隋军疲惫。隋军将领因不敢擅自行动，加上士兵疲惫，缺少粮草，不得已退兵。结果渡江时遭到高丽兵突袭，几乎全军覆没。退还鸭绿江时，宇文述、于仲文统领的三十余万官兵，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兵器物资丧失殆尽。隋炀帝不得不退兵，第一次征伐高丽便以惨败告终。

隋炀帝不甘心失败，同年八月，他下令把全国四大粮仓的粮食调集到望海顿（今辽宁锦县东南），为第二次进攻高丽作准备。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不听劝阻，发动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四月，隋炀帝渡过辽河，亲自到前线督战。在野战中数万高丽兵被一千隋军打败，高丽兵再度退入城内固守。就在辽东城马上就要攻破时，后方传来了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乱的消息。隋炀帝闻讯，不得不丢下全部的军械物资仓促从辽东撤军。由于撤退突然，造成全军混乱，高丽尾随截杀，隋军大败。第二次进攻高丽又告失败。

两次的征伐失败并没有使隋炀帝清醒，大业十年（614）二月，他又下令文武百官商议发动第三次征伐高丽的战争。群臣慑于皇帝的劝诫者杀，无人敢站出来告诉他当时的形势。那时隋朝遍地已是农民起义，加之多年用兵，黄河以北的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河北已失去昔日的繁荣景象，疾病饥饿已经成了人们最大的敌人。隋炀帝下令征召天下兵马、粮草，开赴辽东，但水陆两军被征士兵想尽办法逃脱兵役，隋炀帝虽然斩杀逃兵，却也不能抑制士兵逃亡，再加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也使正常的交通断绝，致使陆军没能如期会合，只能要求水军进攻。在取得卑奢城（今辽宁金县东）胜利后，隋炀帝准备继续向平壤进攻。而此时的高丽在隋炀帝“锲而不舍”的连续进攻下也已力不可支。高丽王看到兵祸连年，人民深受其害，遂遣使上表投降。隋炀帝高兴地认为征伐有了结果，便命令水军退兵，八月四日，隋炀帝从怀远镇回国，三伐高丽终告结束。

三伐高丽满足了隋炀帝好大喜功、扬威异域的欲望，却使隋初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的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隋国力大减，由鼎盛走向了衰落。

反隋义旗

隋炀帝不断地征兵扩张，无限制地征发徭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地起义烽起。

大业七年（611），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率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揭开了反隋风暴的序幕。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各地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其中著名的有三支队伍，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是在河北各地起义军反隋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大业七年（611），窦建德领导农民在高鸡泊（今河北故城县西南）起义，树起反隋大旗，队伍迅速发展到一万余人。大业十二年（616）十二月，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守将郭洵率军进犯高鸡泊，窦建德率七千义军乘隋军不备，突然袭击，杀敌军数千，斩隋将郭洵，声威大振。大业十三年（617）正月，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夏王，国号五凤。他在聊城杀死宇文化及及其同党，接收了隋朝传国“玉玺”，并以皇帝自居。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窦建德与李世民因“玉玺”在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交战，因轻敌冒进，被李世民俘获。

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大业七年（611），翟让聚众在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起义，举兵反隋。山东、河南两地农民纷纷参加，单雄信、徐世都率众投奔瓦岗寨，队伍迅速壮大。这时候一个使瓦岗义军迅速壮大而又最终导致起义失败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李密。李密出身大官僚贵族家庭，参加杨玄感兵变失败后，隐姓埋名，流浪在河北、河南之间。在观察各个义军之后，他选中了瓦岗军。在王伯当的引荐下，他加入了瓦岗军。李密凭借他游说的能力很快就把许多大大小小的义军召集到了瓦岗寨，使瓦岗军的队伍在短时间内得以壮大。翟让对李密的能力十分佩服，二人关系越发密切。大业十二年（616），李密向翟让建议：“我认为现在咱们应该先攻取荥阳，养精蓄锐，等兵强马壮了，再和他们争夺天下。”荥阳是隋朝重要的军事据点，翟让亲自率兵攻下了荥阳门户金堤关及周围属县、同年十月，隋炀帝派隋军主力前来镇压。瓦岗军采取诱敌深入、伏兵袭击的战术，把隋军全部歼灭。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突围不成也丧了命。瓦岗军取得了荥阳大捷，威震河南。大业十三年（617），瓦岗军攻下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的百姓，瓦岗军再扬声威。接着，瓦岗军又大败越王杨侗的军队，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原地区起义队伍的中心。李密能谋善战，又善于笼络人心，秦琼、程咬金、魏征等一批文武人才都聚拢在他周围。于是，翟让主动让位，推李密为主，号魏公，建立了瓦岗军农民政权。不久，这支起义军又攻占了黎阳、回洛二仓，开仓济民，十天内得兵二十余万人。踌躇满志的李密发布讨隋檄文，声讨隋炀帝罪行。随后，瓦岗军向隋朝东都洛阳进军，隋炀帝十分恐慌，派王世充率精兵增援洛阳。瓦岗军和几十万隋军展开了激战。洛阳战役历时三个月，经过六十余次战斗，打得王世充全军溃败，所剩不过数千。瓦岗军围困东都，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

就在瓦岗军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内部却发生了争乱。翟让手下部将对李密不满，劝翟让夺李密之权，李密得知后，遂萌生除掉翟让之心。这年十一月，李密以赐宴为名，诱杀了翟让等重要农民将领。此举使得瓦岗军人心瓦解，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最终导致了瓦岗军的失败。武德元年（618），王世充击败李密，李密被迫投降唐高祖李渊，后因疑心李渊杀他，遂起兵反唐，兵败被杀。李密虽然断送了这支农民起义军，但是瓦岗军的许多文臣武将都投降了唐，成为推翻隋朝、建立唐朝的主力军。

杜伏威为人聪慧、勇敢，有奇策。他与挚友辅公祏（shí）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是南方一支重要的反隋力量。大业九年（613），杜伏威、辅公祏在山东齐郡组织起义，随后率军南下，到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发展力量。杜伏威汇集了其他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大业十二年（616）七月，起义军进逼江都（今江苏扬州），隋将陈稜（léng）率兵救援，与江淮起义军遭遇。陈稜因惧怕起义军不敢交战，杜伏威遂送去一套妇人衣服，称他为“陈姥”，以激怒敌军。陈稜果然中计，恼羞成怒带兵出战。杜伏威率兵强攻隋军，战斗中被敌箭射中前额。他带箭冲入敌阵，杀得隋军人仰马翻，大获全胜。此后，起义军攻下高邮（今江苏高邮北）、历阳（今安徽和县），建立革命政权，杜伏威任总管，辅公祏任长史。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唐秦王李世民讨伐王世充，遗使招安于他。转年七月，杜伏威分析了天下的局势后，投降了唐朝，官居太子太保。辅公祏后因起兵反唐，兵败被杀。

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好头颈，谁当斫之

大业十二年（616）四月，隋炀帝在三次征伐高丽失败后，心情十分压抑。再加上洛阳以北地区义军四起，弄得隋炀帝整日心神不安，此时此刻，江都的美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第三次踏上了前往江都之路。

隋炀帝离开洛阳，躲入了江都这个温柔乡。但天下的形势却不会因为隋炀帝的不闻不问而安定。此时，不仅河北地区义军迭起，江淮义军也直逼江都。同时，李渊等勋贵大臣也趁机起兵，攻占了都城长安，并迎立杨广的孙子十三岁的杨侑（yòu）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整日陶醉于美女烈酒之中，他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在江淮地区挑选美女送到宫中，终日与嫔妃们饮酒作乐，荒淫日甚。在内心深处，隋炀帝也预料到天下纷乱无法收拾，他早已无心北归，只希望能在这种醉生梦死中度过余年。然而，靠这样过日子毕竟是掩耳盗铃，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豪强起兵愈演愈烈，隋炀帝怎么会不知道，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他十分清醒。一天，他边照镜子，边对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意思是说，这样一颗漂亮的脑袋、会是谁来砍它呢？皇后闻言大惊，问他为什么会忽然说出这样的话。炀帝苦笑着说：“贵贱苦乐，都是互相更迭的，就算有那么一天，也无所谓的。”他还预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准备在危急时服用。

朝中有个叫宇文述的，很善于察言观色，迎合拍马。在跟随出巡时，经常用奇珍异宝讨炀帝的欢心，这样，自己的官位、富贵也就安枕无忧了。宇文述有两个儿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这两个人都是狂妄不法之徒，他们见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便与禁卫军首领司马德戡密议废掉隋炀帝。

由于江都周围已经动荡不已，粮食渐渐吃完，从行的禁卫军多是关中人，因久住他乡，人人思归，而隋炀帝又有意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更是绝了士兵的还家之望，这样不时有兵将逃亡，斩杀多人也止不住。于是司马德戡等人便借机散布谣言，说炀帝准备用毒酒尽杀关中人，只留南人在身边。禁卫军闻之大为惊骇，互相转告。司马德戡趁机召集众人，兵士惊惧惶恐之下都愿听从号令。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日的晚上，司马德戡率禁卫军数万人发动兵变。睡梦中的炀帝惊觉有变，慌忙召集卫士、却无一人应答，他只好脱下黄袍换上一般官服逃入西阁。结果还是被一个美人出卖，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入，炀帝隔着窗子问：“你想杀我吗？”行达说：“臣不敢，只是将士思归，我是来请您和我们一起回长安的。”炀帝这才战战兢兢地走出了西阁。兵士逼迫炀帝乘马入朝堂慰劳百官，兵士挟刃牵缰而出。反叛兵士见到皇帝已在掌握之中，立时欢呼雀跃。原本胆战心惊的宇文化及见此场面，顿时精神振奋，提高嗓门说道：“你们让他出来干什么，杀掉算了！”于是炀帝又被带回了寝殿。

此时的隋炀帝仍然执迷不悟，竟反问道：“我有什么罪，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一个叫马文举的人说：“陛下抛弃宗庙，巡游无度，对外不断征讨，对内极尽奢淫，重用奸臣，远贤拒谏，致使多少壮士死在战场，多少妇孺冻饿而亡，百姓流离，盗贼遍地，怎能说无罪呢？”这时，炀帝十二岁的儿子杨杲（gǎo）吓得大哭，被叛兵一刀杀死。炀帝自知难免一死，便欲服毒自尽。但此时事起仓促，左右四处逃散，炀帝一时间也无法找到毒药。马文举等人又不肯给他毒酒，炀帝想自己去取，却被令狐行达强行按在了椅子上。炀帝只得解下了自己的腰带交给行达，行达随即用腰带勒死了炀帝。萧皇后与宫人拆掉床板，制成棺材，把杨广、杨杲父子两人的尸体埋于西院流珠堂。

隋朝历经两代帝王即宣告灭亡，有趣的是隋文帝杨坚当初夺取的是北周宇文氏的帝位，诸杀了其皇室一族，最后自己的儿子又被宇文氏的人所杀，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圆圈。不过帝位没有再传回去，而是到了李姓那一边，历史由此推进到了唐朝。

隋文帝改制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存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领，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剌史，“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囚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徙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而在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开创性，经唐朝发扬光大后，融入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血脉之中。尤其是科举制度，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变迁发展，一直延续到清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这也成为隋文帝新政中最大的闪光点。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选举制度，它创立于隋，完备于唐，是继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选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门阀世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一矛盾使之围绕选举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庶族地主为了加强中央对于选官的控制权力，冲破门阀世族的垄断，踏上仕途，在曹丕称帝以后，由吏部尚书陈群主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即九品宫人法，作为新的选举制度。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对门阀世族的确有一定的限制。但在曹魏后期，特别是西晋以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持。到了东晋，门阀制度发展到高峰，门阀世族世代为宫，几乎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几乎都由他们占据，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到东晋后期，世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世族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多寒士掌机要；梁朝时发生的侯景之乱；北朝末年相继爆发的边地六镇、关陇、河北等地的抗暴斗争，都沉重打击了门阀世族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北朝开始了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西魏、北周时，中央朝廷掌握的选举权力日益增大，这对于吸收有才干的人才到封建政权中来，从而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它为科举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政策，且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举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隋炀帝时创置了进士科，由此标志着科举制正式创立。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

考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生徒是指朝廷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其中国子学收高级官员（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员（七品以上）之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律学、书学、算学，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中央六学统属于国子监。朝廷设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和东宫的崇文馆，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员之子。在地方上，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生徒的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就是要求生徒熟记经文，考帖经；讲，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口试，要求生徒通经义，教师问其若干条经义，生徒则按条答复。学生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参加朝廷由尚书省的吏部（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举行的科举考试。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成才的人，他们可以向所在州县报考，经考试及格，由乡贡到尚书省，参加吏部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科目的设置也不尽相同。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予、道举、制举、武举等。科举经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最初以秀才科为最高，但由于很快即被废止，所以在当时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许多名臣多是这两科出身。而在这两科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推崇，而且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后代沿袭科举制，实际上沿袭的就是进士科。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改易变动非常的频繁，其基本的规律是从较为简单到复杂严密，由不断变动到渐趋稳定，从不完善到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为一种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

唐代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起初由尚书省的吏部掌管。唐高祖武德年间，由吏部的考功司长官考功郎中具体主持，唐太宗时改由其副长官考功员外郎主持，唐玄宗开元年间改由礼部主持。武则天还开创了殿试的先例，但与后世省试之外皇帝另行殿试的做法仍有区别，而且唐朝的殿试并不常有，到后代才真正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

省试的时候，考生们需自带水、炭、脂炬、餐具等，等候胥吏点名，方可依次进入贡院。考场内部都用荆席围隔，考生坐在廊下答题。试卷一般不糊名，日暮后烧尽两三支木烛，考生就必须要交卷了。考生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在考卷上写“对未审”三字。考官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就批写一个“通”字，对于答错或未回答的问题，就批写一个“不”字。

唐代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人，可称为“举人”，而应进士科考试的人，可以泛称“秀才”，这些称呼后世仍然沿用，但意义却同唐朝完全不同了。凡省试落第的考生，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考。省试被录取称“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宫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这些得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称为“探花宴”，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在其登第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进士们还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称“题名会”，又大宴于曲江亭上，谓之“曲江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仪式活动，以显示其荣宠。

至此，科举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考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官，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

唐代的科举制在隋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充实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建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直被后世所沿袭，直到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才被正式废除，其间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考试中，共计约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者极少。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玄武门之变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父子借助农民起义的声势，在晋阳起兵（今山西太原），不久即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了唐政权。在助父起兵及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建立了功业。他曾先后打败了薛举、薛仁杲父子，及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在唐朝建国与统一的过程中功绩虽然超过其兄建成与其弟元吉，但身为次子，是不能继承皇位的。李渊即位后，立建成为太子，并且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建功立业之后，意在登上权力的顶峰，并不能满足于秦王的地位。建成也知道世民肯定不肯甘居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建成、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殊死斗争。武德七年（624年）以后，这场斗争日益激化，双方都在培植羽翼，荐树盟友，结党营私，为发动政变夺权进行准备，双方也都在伺机谋害对方。太子建成曾勾结妃嫔，在太祖李渊的面前进谗言以诋毁世民。太子中允王硅、洗马魏征等也以“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为由劝太子早除世民。秦王曾在校猎中，乘建成马而被踬，又曾在一次与建成夜饮之后，“暴心痛，吐血数升”，怀疑被建成下毒所害，故彼此仇恨更深了。秦王府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纷纷为世民出谋划策，以为嫌隙既成，恐祸机立至，都劝世民诛建成、元吉，“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这期间，李渊曾打算让世民仍领陕东道大行台，分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并“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但被世民以“不忍远离膝下”为由而拒绝。建成、元吉也认为秦王如果去洛阳，有了土地甲兵，就更不好控制，不如留在长安，取之容易；故私下加以阻挠，事遂得以中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李渊虽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在这场斗争中，还是比较明显地站到了建成和元吉一边。对于世民，“每有冠盗，则令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故使得这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以世民先发制人、喋血宫门的武装政变而告终。

事变的导火索便是突厥的进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突厥数万骑入塞围攻鸟城（属盐州五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南）。在建成的建议下，李渊派元吉代替世民督军北征。元吉乘机请令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与秦叔宝等同行，并简阅秦王府帐下精锐之士以补充元吉的军队，其意是在调出秦王府的主要兵力。建成、元吉还计划借出兵饯别之机，将世民杀害于城外的昆明池。不料事机不密，由太子率更丞王晊向世民告发。于是在秦王府属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鼓动和策划下，李世民决定一方面以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罪名上表参劾，一方面伏袭玄武门，举行政变。

玄武门是长安皇宫的北门。由于唐代皇帝居住的宫廷在皇宫的北部，故玄武门紧连大内，是担负守护之责的北军的所在地，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形势要地。李世民事先已收买了任屯守之职的常何、敬居弘、吕世衡等人。六月四日深夜，他借常何领兵戍守之机，预先部署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率兵先埋伏于玄武门内。清晨，建成、元吉早朝，行到临湖殿，发觉情况有异，立即转辔打算东归宫府。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元吉返身张弓即射，但在惊慌中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所发的箭不能达到射程。这时世民却已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等率七十骑人马赶来，将元吉射落马下，但伤并不重。世民的坐骑逸入林中，为树枝所挂，也将世民摔坠下马。元吉赶来，夺世民的弓欲将其加害，并适逢尉迟敬德跃马而至，遂追射元吉，并将其杀死。敌将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率东宫、齐府精兵趋玄武门，张公谨刚闭门而拒，遂不得入。薛万彻鼓噪欲攻秦府，世民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的首级出示，宫府兵才得溃散。世民遂遣敬德入宫宿卫，“抔甲持矛”，到李渊处强迫他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不得已而从之，事乱才得以平息。建成之子安陆王承道等五人、元吉子梁郡王承业等五人均因此而坐诛。李渊遂立世民为太子，并在两个月之后，被迫让位于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年）正月，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主要是指唐王朝初期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清明政治。唐灭隋以后，唐高祖李渊诸子便开始为争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次子秦王李世民于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随后又迫使高祖李渊退位，自己即位，是为唐太宗，并改元贞观。贞观年间，唐太宗以隋亡为戒，率领朝臣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使隋末唐初的破败经济局面得以扭转，动荡的政局也从此稳定。国势昌盛，人口增加，史家因此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原因和内容在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中有较为完备的记录。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在朝官员则敢于为国事犯颜直谏，大臣各司其职。唐太宗认为，君主要避免失误，只有借助于忠臣的直谏。他十分赞同魏征的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在与诸臣论治国之道时，唐太宗每每鼓励大臣直言君主的过错。由于唐太宗的鼓励，直言进谏成为贞观年间的风尚。通过群臣的进谏，太宗可以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得知下情，并择善而从之。李百药谏止裂土分封，魏征谏止封禅，戴胃建议设立义仓等，都被太宗所接纳，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及过分地役使百姓。在谏臣中，魏征是最著名的，其先后数次上疏，以隋亡的教训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忧怜下民。由于君主的纳谏及大臣的直谏，贞观时下情上达，君臣一心，形成了贤人进、佞臣退的良好局面。除纳谏外，唐太宗格外重视人才的选用，太宗朝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太宗认为，君主治国应“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首先，太宗坚持量才器使，用人所长。贞观期间，太宗打破了统治阶级各集团所持有的政治偏见，竭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兼用关陇、关东与江南地区的贵族与士族，甚至任用曾经与自己为敌的人。这种以才取人的作法逐渐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稳定了局势。其次，太宗尤其注意从普通地主和平民中选拔人才。唐太宗的大臣中有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秦叔宝等。有原隋王朝的将领，如屈突通等。也有出身寒素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由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致使贞观朝中人才济济，如著名的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等对贞观之治的形成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的委派，他认为“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因此将各地刺史之名录于屏障上，将所听察到的刺史善恶之事注于各自名下，作为废置赏罚的根据。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举任县令，使官得其人。由于太宗知人善任，贞观年间能人尽其才，官吏能很好的各守其职，为各项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贞观时期创立、延续、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如从北魏以来就推行的均田制在贞观时更加完善。由于亲历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太宗体察到民间的疾苦，同时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太宗认为，只有使人民安心生产，生活稳定，统治者才能“长守富贵”，国家才能昌盛，政权才能稳定。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去奢省兵，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并身体力行，克制私欲。贞观年间基本上没有进行大的土木工程，这样就相对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也节省了国家开支。为减轻百姓的负担，唐太宗还将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且合并了许多州县。由于均田制度的继续推行及统治者不兴土木不夺农时，贞观期间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史载“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贞观四年，天下断死刑者仅29人。可见当时阶级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的安定。由于政治的稳固，官吏的廉洁，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抗灾能力也大大提高。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虫灾、水灾，太宗命灾区开仓赈济，百姓就食他乡。在连年的灾害面前，百姓都未有怨言，而协力抗灾，贞观四年，天下农业大丰收，就食他乡的百姓都回到故乡，“米斗不过三四钱”。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除均田制以外，政治、科举、军事等各项制度在贞观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贯彻。唐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都各有职守。唐太宗还特置了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职务。使资历浅、品位低却有真才实学的人以此名义而行宰相之权。三省的分工是：中书省掌管军国大事的审议和决定；门下省掌管审查中书省的决议，不同意的可以驳回重议；尚书省则具体执行通过了的各项决议和政策。与以往大有不同的是，唐太宗极少干涉三省如何行使职权，而是创造条件，使各部门恪守职责。他告诫门下、中书官员若看到皇帝诏敕有不便于时的，要大胆地驳回，决不可唯唯苛过，阿旨顺情。在皇帝诏敕与制度相矛盾时，太宗每每“忍小忿而存大信”。克已从公。使得完善的制度得以顺利地贯彻。在法律上，贞观时颁布了《贞观律》，被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也为当时东亚各国所效法。《贞观律》改重从轻，内容完备，条文扼要，为执法者依法办案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太宗格外强调上下守法，对于贪赃枉法的人，不论其职位身份，一定要依律严惩。太宗还强调官吏的断狱，须有律、令、格、式为据，不得随意出入人罪。在太宗的努力下，《贞观律》基本得到实施，形成上下守法的良好局面。在军事方面，太宗继续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形成军事布局“内重外轻”的形势，使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贞观时，府兵制较以往更加完备，“兵农合一”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兵士被征调服役时，本人免去租调，但需自备武器、行装和粮食。除了服役以外，兵士和农民一样要从事农业劳动。“兵农合一”既减少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可以安心生产。在文化教育方面，唐太宗提倡儒学，开办并设置文学馆及史馆。并召天下名儒入仕作官。太宗常常亲自至国子监听学、讲学。太宗还令宰相监修前代和本朝的历史，贞观时编纂的正史主要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弘补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给史学带来的空白。在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将选拔人才的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参与政权的方便之门。自贞观时起，进士之科大兴，因进士科考试内容以策试为主，也便于考生发表政治见解。考取进士由此而成为士人入仕的捷径。太宗曾亲至考场，见新考中的进士从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欣喜言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进士科的兴起，有利于将优秀人材选拔到各级的政权中，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力量。

由于各项制度的完备及顺利执行，贞观时逐渐扭转了隋末唐初的混乱局面，百废俱兴，各行各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贞观年间，国家政局稳定，国防日益强盛，唐与周围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也日益和睦。唐初，周围少数民族，尤其是东突厥不断犯境。唐太宗即位后，发展经济，推行府兵制，并亲自在殿廷上教练卫士，唐国防强大起来。贞观二年，太宗命李靖、徐世率兵十余万，分道出击东突厥。次年，李靖等大破之，俘虏了颉利可汗，稳定了北方的边境。贞观九年春，又派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大举进攻吐谷浑（青海高原和新疆东南部一带），唐军深入吐谷浑的腹地，突袭了吐谷浑王伏允的牙帐。伏允兵溃自杀，其子慕容顺降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派侯君集率兵攻打西域高昌国，高昌王惊恐而死，其子降唐，唐朝势力由此已伸入西域。太宗以高昌为唐在西域的根据地，与西突厥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斗争。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北的地区设置了庭州（今吉木萨尔），在天山以南的南昌设立了西州。天山南北的小国也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与唐朝结好。唐西北边疆得到了稳定。唐控制西域，恢复了中西商路，密切了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唐在经营西域的同时，还与吐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遣使来唐，唐太宗用隆重的仪式接待他们并与吐蕃结成了进攻吐谷浑的军事同盟。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成婚。从此以后，双方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吐蕃，唐西部边境日益巩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东北部少数民族奚和契丹归降，唐太宗于奚地置饶乐府，于契丹地置松漠府，受到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都督府的节制。在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努力下，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为中国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贞观后期，唐太宗的纳谏与用人都较贞观前期逊色许多。兢兢业业的朝风也有所懈怠。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647年，648年），唐出兵东犯高丽，西打龟兹，扑灭薛延陀，又动用民力，营缮宫殿，赋税与徭役都有所增加。太宗晚年，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邛州（今四川邛崃、大邑二县）、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县）等地相继发生了局部地区农民起义，表现了人民对增加剥削的不满。

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制举主要是试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的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一种网罗非常人才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则由吏部授予官职。唐文宗以后，制举被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二科，尤以进士科为最重。在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共205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不完全统计，进士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的，“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也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是考试比较容易的。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转为专试诗赋。考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中等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八九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一定非常不易的。一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考试律令，明算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立的，考生被录取之后只能在和其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的，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十分重要。

参加科考者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的，这种被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以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科考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是有变化的。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认为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的，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主要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的，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辨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的免除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一般是正月时，二月发榜。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唐初，由此二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得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渠道。这就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好提高官吏文化水平等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改变，但科举制度本身一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令孤楚、萧俛与皇甫镈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可见，科举制也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均田制与租调制

唐初，在多年战乱之后，社会经济破坏十分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政府财政困难。整顿田制和赋税制度，成为安辑流亡，恢复经济、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下令实行给内外官职分田的制度：京官一品12顷，二品10顷，三品9顷，四品7顷，六品4顷，七品3顷50亩，八品2顷50亩，九品2顷；雍州牧及外州官二品20顷，三品10顷，四品8顷，五品5顷，七品4顷，八品3顷，九品2顷50亩。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十四日，高祖下令开始征收租税：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

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二十九日，唐政府首次颁行均田及赋税的制度，其内容是：“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40亩，寡妻妾30亩（若为户者20亩）。”老男亦给田40亩。所授的田以20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受田的人亡故，他名下的永业田则转授给他的承户人，而口分田则由官府收回另行授给他人。这就是均田之制。赋税制度是：“每丁岁八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过50日。若夷獠之户皆从半税。凡水旱虫伤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武德田令和赋役令基本上继承了隋大业时的制度，并明确了不把一般妇女和奴婢、耕牛作为授田及课役的对象。武德田令中根本没有一般妇女受田的内容，这在现存可见的均田制资料中是最早的。

武德七年（624年）田令还包括给官永业田和给道士田的内容。受官永业田的限额主要是：亲王百顷，职事官一品60亩，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50顷，国公及职事官正二品40亩，郡公及职事官从二品35顷，县公及职事官正三品25顷，职事官从三品20顷，侯及职事官正四品12顷，伯及职事官从四品10顷，子及职事官正五品8顷，男及积事官从五品5顷，职事官六品七品2顷50亩，八品九品2顷；勋官上柱国30顷，柱国25顷，上护军20顷，护军15顷，上轻骑都尉10顷，轻骑都尉7顷，上骑都尉6顷，骑都尉4顷，骁骑尉飞骑尉80亩，云骑尉武骑尉60亩；散官五品以上受田限额与职事官相同。五品以上各类官须在宽乡受官永业田，六品以下的则在本乡受之。道士给田30亩，女官、僧尼可能与之相同。

武德田令把本地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作为宽乡，反之则为狭乡。在宽乡可以按照全额受田，在狭乡要减半。同时，对于耕种一年休耕一年的瘠薄耕地要加倍给授，对于宽乡的耕种一年休耕二年的耕地则要再加一倍给授。

均田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土地制度，而与之伴行的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该期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的目的则是要向得受田者收取赋税劳役。从武德时起的百余年中，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来自租庸调制的。

唐政府曾在永徽二年（651年）、太级元年（712年）、开元七年（719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多次修令，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变动。而职分田和官永业田则有过多次变更。

唐初，大量的土地荒芜，封建国家有大批土地可以用于给授各类的应受田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编户的增加，均田制的实施主要体现在永业田的继承、口分田的退还与给授上，而不是按限额给授，即所谓“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唐代欠田簿、退田簿、给田簿，以及敦煌文书中的唐代户籍簿等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了封建国家依均田制的规定及进行耕地使用权管理的情况，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均田制在唐玄宗朝及以前的唐代前、中期确实是实施了的。封建国家尽量收回老、死、逃、绝户的口分田、永业田，将其重新分配给具备受田条件的人使用，以便把更多的小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使自己有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力役、兵役来源。但是，封建国家更要维护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上层的特权，其中包括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在唐代均田制之下，官吏占有大额的官永业田、职田，皇帝还不时地把巨额田产赏赐给勋戚大臣。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侵吞兼并田产，逾限占田，政府却很少去认真追究。这样，土地逐渐向地主集中，政府能用于给授的耕地也越来越少，根本不可能按额授田。受田定额只能是占田的最高限额，已受田数量与应受田额度之间却无必然联系，均陆田农民自己买的田地也被纳入其已受田数额之中，成为唐代均田制实施中的显著特点。

尽管如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适应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等状况的，因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均田制末期的天宝年间（八世纪中期），租庸调的收入仍然占唐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对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作用巨大。

随着地主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唐朝统治集团的不断腐败，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了。到了开元初年（8世纪20年代），土地兼并使大量的均田农民破产逃亡，唐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实行括户以防止租庸调收入过快地下滑，另一方面则反复强调官僚贵族的占田限额以减缓土地兼并的速度。但这些都不是治本之计。从高宗朝起，政府就日益重视户税和地税，使之由补充租庸调发展到与之并行。天宝年间，均田制迅速弛坏，租庸调制也随之下落。安史之乱及随后的河北藩镇割据终于使实行了三百多年的均田制、租调制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给租佃制和以户税地税为先导的、按财产田亩计征的两税法。

唐玄宗与杨贵妃

唐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杨汪四代孙。她家移居蒲州（今陕西蒲城），于是成为永乐人。她年幼时父母去世，在叔父家长大。起初当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去世，后宫中找不到皇帝中意的人。有人说杨妃的容貌禀性天生出众，应该充任妃嫔，于是玄宗就把她召入宫中，见过面后，玄宗认为杨妃不同寻常，就让她当自己的妃嫔。而杨氏见不合自己的心意，便请求担任宫中女官，并为她取号太真，另替寿王娶韦昭训的女儿为妻。太真入宫后就得到天子的宠幸。她能歌善舞，深通音律，而且智能超群，揣摩他人心意总能猜中。皇帝非常高兴，于是单只让她一人待寝侍宴，宫中称她为娘子，待她的礼仪规格和皇后一样。

天宝初年，玄宗册封太真为贵妃。追赠她的父亲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提拔她的叔父杨玄珪任光禄卿，族兄杨铦任鸿胪卿，杨锜任侍御史，还让杨锜娶太华公主为妻。太华公主是武惠妃生的，最受玄宗宠爱优待。而杨钊的地位也逐渐显赫起来。杨钊就是杨国忠。贵妃的三个姊姊都长得漂亮，玄宗喊她们姨，封她们为韩国、虢国、秦国夫人，她们出入宫廷，蒙受恩宠，声威气焰震动天下。每次宫外有封号的妇女入宫晋见，按规定的位次排列，玄宗的妹妹持盈公主等都谦让杨氏诸姨，不敢就位。中央官署和州县的官吏接受杨家人的私下嘱托，立即奔走办理自定期限，比办玄宗下令要办的事还卖力。四方都有人送礼物与他们结交，杨家的门庭若市。玄宗的女儿建平、信成二公主因与贵妃家人不和，玄宗甚至把宫中分赐给她们的东西追回，信成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独孤明还因此而丢官。

有一天，贵妃因受到玄宗的责备被送回杨锜家中，等到过了中午，玄宗还不进食，抽打在身边侍候的人，对他们大发脾气。高力士想试探一下玄宗的心意，于是报告玄宗，请求把宫中张设的帷帐、司农寺供给的酒和食品等一百多车东西送到杨宅，玄宗不但同意，还当即把自己的御膳分赐给贵妃。力士明白玄宗的旨意，这一天晚上，就请求把贵妃召回宫中，于是打开安兴坊坊门，贵妃的车马经那里驰入皇宫。贵妃见到玄宗，伏地谢罪，玄宗非常高兴，很好地抚慰了她一番。第二天，杨家诸姨往宫里进献美食，宴会的音乐一演奏起来，玄宗就猛给他身边的人赏赐东西，其数量多得无法计算。从此贵妃更加受到玄宗的宠爱。玄宗赐给杨家诸姨每人每年钱一百万，作为她们的脂粉费。杨铦以正二品勋官上柱国的身份，立戟于住宅门前，同杨锜、杨国忠、杨家诸姨等五家宅第相连，都仿效皇宫的建筑，大概建一个厅堂要费钱一千万。杨家人见别人的宅第有胜过自己的，就拆掉重盖，务以宅第的瑰伟奢丽相夸耀，大兴土木，没有停止的时候。玄宗得到的奇珍异物及四方贡品都分赐给他们，宫中派出的送物使者接连不断，赐给五家的礼物都要一样。

贵妃常跟随玄宗出外游乐，贵妃骑马，高力士就亲自给她递缰绳、马鞭。总计宫中在负责织锦刺绣以及负责铸造、雕刻金玉器物的部门工作的工匠，大致有1000人，他们接受贵妃的索取，各种稀奇的服饰、珍玩都能制作，变化如神。四方争相制作奇珍异物进献给贵妃，东西的奇特精巧，每每骇人耳目。岭南节度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由于进献的东西没人能比得上，天子晋升张九章为从三品散官银青光禄大夫，提拔王翼为户部侍郎，天下人于是无不追随这股风。贵妃嗜食荔枝，一定要得到新鲜的，于是特设驿骑传送，跑数千里地，荔枝的味道还没有变化已送到了京师。

天宝九载，贵妃又受到玄宗的责备，被送回宫外的住宅，杨国忠跑去找吉温商议，吉温于是晋见玄宗说：“妇女过分不顺从应当处死，但陛下为什么爱惜宫中可用来处斩的一张席子大的地方，却让她到外面去丢脸呢？”玄宗的感情被触动，停止进食，命令宦官张韬光把自己的食物赐给贵妃。贵妃依靠张韬光传话，与玄宗告别道：“妾有罪应当被处死一万次，但除身体头发外，妾的所有东西都是皇上所赐，现在妾将死去，没有可用来报答皇上的东西。”随即拿刀割下一束头发进献给玄宗，说道：“留下这东西与陛下诀别。”玄宗见到她的头发后，既吃惊又叹惜，急忙召她入宫，还像从前那样对她以礼相待。接着天子又亲临秦国夫人和杨国忠的府第，赐给这两家无数财物。

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以后，每年十月，玄宗到华清官，杨氏五家的人马都随从，每家单独排成一队，每队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一会儿五家的队伍合在一起，灿烂犹如万花竞放，川谷化为锦绣，杨国忠还用剑南节度使的旌旗作为队伍的前导。队伍所经之地，遗落的首饰，扔下的鞋子，还有琴瑟、珠串，乱七八糟地在路上扔着，香气传到数十里外。天宝十载正月十五晚上，贵妃家人与玄宗的女儿广宁公主的随从争过市门，杨氏家奴挥鞭打人，双方喧闹争吵，公主跌下马来，只得躲开。公主找玄宗哭诉，于是玄宗下令杀掉杨氏家奴，但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程昌裔也被贬官。国忠当宰相，他的儿子杨昢娶玄宗的女儿万春公主为妻，杨昢娶延和郡主为妻；他的弟弟杨鉴娶承荣郡主为妻。玄宗又下令为贵妃的父亲杨玄琰立家庙，玄宗亲自书写家庙的碑文。杨铦、秦国夫人早死，所以韩国、虢国夫人和杨国忠显达的时间最长。虢国夫人向来和杨国忠淫乱，颇为外人所知，而不以为耻。每次入宫谒见天子，两人在道上并驾齐驱，随从的宦官、侍婢有一百多，都骑在马上，蜡烛照耀得如同白昼，妆饰艳丽的妇女充满街巷，虢国夫人连障帘都不用，当时人说这是齐襄公的淫妹行径。诸王的子孙凡有婚嫁之事，一定要先通过韩国、虢国夫人，然后向天子报告，这样做便都能如愿，诸王至于用数百金或上千金来感谢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