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南北朝（2 / 2）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朝的历史进入了后期。
东魏、西魏对峙之初，高欢掌权的东魏与宇文泰掌权的西魏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高欢兵分三路，向西魏发起了进攻。高欢亲率主力驻屯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命军士建造了三座浮桥，准备渡过黄河。同时，派遣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高昂自上洛（今山西商县）包抄蓝田（今陕西蓝田）。面对高欢的三路大军，宇文泰采纳了宇文深的建议，以弱小兵，从长安潜出潼关左边的小关（今陕西古潼关南侧），出其不意地击败窦泰军，俘获万余人，窦泰自杀。高欢和高昂闻讯，不得不立即撤军，宇文泰在这次小关之战中取得了胜利。
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八月，东西双方又发生了沙苑之战。当时，宇文泰率兵万余出潼关，攻下恒农（今河南三门峡）。高欢闻讯，率兵西征，派遣高昂率兵3万围攻恒农，企图一举攻下长安。此时，宇文泰已引兵入关。高欢亲率10万大军自蒲津渡过黄河、洛水，在许原（在洛水之南）屯驻。宇文泰率轻骑渡过渭水，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大败高欢军队，高欢乘乱逃走。沙苑一役，东魏8万余人被俘，损失惨重。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陇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丧失了战略优势，东、西魏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此后，东、西魏之间还进行了几次战争。沙苑之战后，宇文泰乘胜进军，又攻下了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东魏大将侯景进攻金墉城，宇文泰急忙率军救援。河桥一战，宇文泰险些被俘，幸亏西魏大军赶到，才将东魏军击败。同时，高欢在河桥之战后，收复了洛阳。但不久，洛阳又被西魏所得。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东、西魏又在邙山交战，东魏大胜。武定四年（公元546），高欢亲率10万大军进攻西魏，围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50多天，西魏守军顽强抵抗，东魏军士战死病死者7万人，被迫撤军而去。高欢在这次战役中，疲病交加，返回晋阳后不久，便病死了。
高欢死后，长子高澄以大将军、渤海王的名义，继续执掌东魏政权。武定七年（公元549），东魏派遣高岳、慕容绍宗率步骑10万，进攻被西魏占领的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西魏军奋勇抵抗，东魏军受挫。此后，在高澄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西魏军大败，长社被东魏攻下。至此，东、西魏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下来。
武定七年（公元549）八月，高澄被手下的一个叫兰京的厨子所杀，其弟高洋继续执掌东魏朝政。武定八年（公元550）正月，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任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封为齐王，高洋在东魏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就在这年五月，高洋废掉了孝静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洋就是北齐文宣帝。
北齐继承了东魏所控制的地区，占有今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同时，北齐还与西魏、北周、梁、陈等政权对峙。天保三年（公元552）以后，北齐先后击退了库莫奚、契丹、柔然、山胡等少数民族的侵袭，还南取淮南，势力一直伸展到长江北岸，国力一度达到极盛。北齐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几个割据政权中最为富庶的国家。北齐还继续推行均田制。河清三年（公元564），武成帝高湛颁布了均田令和赋役法令，内容大体上与北魏相同，但也略有变化。
然而，北齐政权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就是鲜卑人和汉人的民族矛盾始终未能缓和。随着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北齐走向了衰落。
就在北齐势力发展的同时，西魏宇文泰也在积极扩张实力，夺取了汉东、益州、襄阳等地，还曾一度攻占江陵，势力发展到长江上游和汉水。对于北方的突厥、柔然等民族，采取通好政策。同时对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占领了益州和荆雍等地。
宇文泰任用汉族士人苏绰、卢辩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上，劝课农桑，恢复了均田制，促进了西魏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宇文泰实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又令苏绰、卢辩根据《周礼》改革官制，实行北周六官制。为了整顿吏治，宇文泰采纳了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包括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规定了地方长官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宇文泰还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在形式上采取鲜卑旧八部制，立八柱国，实为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设有两个大将军，共1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一个仪同领兵千人。这样，六柱国合计有兵48000人左右。由此建立了由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等逐级的统领制度，扩大了兵源，加强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府兵制度被此后的隋唐所继承，一直延续了将近200年，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宇文泰的治理下，西魏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西魏文帝元宝炬死后，废帝元钦即位。公元554年正月，宇文泰将废帝元钦杀死，另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恭帝三年（公元556）九月，宇文泰病死，十月，其子宇文觉在其侄宇文护的辅助下执政。十二月，宇文觉加封号周公，西魏恭帝被迫禅位于宇文觉，西魏灭亡。次年，宇文觉称天王，建立了北周政权。不久，宇文护杀死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7年，宇文毓称帝，是为周明帝。次年，宇文护又杀死宇文毓，另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为帝，是为周武帝。建德元年（公元572），宇文邕将宇文护诛杀，开始亲政。
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北周达到了强盛。对于府兵制，他改军士为侍官，还扩大了募兵的范围。同时，还多次下令释放官私奴婢，并禁毁佛、道二教，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周武帝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出兵伐齐。建德五年（公元576），周武帝率18万大军大举进攻北齐。次年初，北周军队攻占北齐首都邺城，北齐后主高纬急忙禅位于其子高恒，父子在逃跑途中，被北周军队抓获杀害，北齐宣告灭亡。至此，黄河流域再次恢复了统一。
周武帝死后，其子宇文赟（yūn）继位，是为周宣帝，北周逐渐衰落。其后，宇文赟传位于其子宇文阐，是为周静帝。静帝年幼，由外戚杨坚辅政。大定元年（公元581），杨坚废掉静帝，自己称帝，建立了隋朝，北周至此灭亡。
随着北周的灭亡，北朝的历史也宣告结束，隋唐一统的时代到来了。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可谓蔚为大观，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文学评论和文学总结等方面。
南朝刘宋人谢灵运（公元385～433），是著名的“山水诗人”，被后人称为山水诗派的祖师。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谢灵运还与同时代的颜延之和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他们都十分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
此外，被称为小谢的南朝齐的诗人谢脁（公元464～499），山水诗的成就也很高，观察细微，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
撰有《宋书》的沈约（公元441～513）被誉为齐梁文坛领袖，同时，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也甚有名望，诗歌成就较为突出。
梁陈诗人徐陵（公元507～583），与庾信齐名，在宫体诗和边塞诗的创作方面颇有建树。据考证，徐陵还编辑了一部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名为《玉台新咏》，共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共10卷。该书收录诗歌的标准有一定特色，如选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民歌、童谣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一些有价值的佳作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该书还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诗体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在《玉台新咏》之前，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文学选集，就是梁武帝之子萧统（公元501～531）所编的《文选》。《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于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后人也将《文选》称为《昭明文选》。《文选》30卷，按照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的选录标准，收录了周秦以来的130家的文学作品，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3类。其中赋、诗所占比重最多。虽然在选录标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为后人的文学研究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志怪与笔记的创作方面。
志怪主要记载神仙鬼怪故事，多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以及孔约的《孔氏志怪》等。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的代表。南朝时，志怪作品更加繁多，如宋东阳无疑所撰《齐谐记》、宋刘义庆所撰《幽明录》、宋刘敬叔所撰《异苑》、齐祖冲之所撰《述异记》、梁吴均所撰《续齐谐记》、署名晋王嘉而由梁萧绮整理的《拾遗记》等。志怪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笔记主要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该书共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该书对后世的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朝文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文学评论在当时非常活跃，南朝齐、梁时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与钟嵘所撰《诗品》是当时文学评论方面的杰出代表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10卷，50篇，在研究历代各家作品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文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各类作品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创作、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文与质的关系等。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还认为文学的发展要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并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优劣进行了比较评论。《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
钟嵘的《诗品》是在《文心雕龙》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主要对五言诗进行品评，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钟嵘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用语非常新鲜贴切，坚决反对用典，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念。《诗品》是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北朝的文学是在孝文帝太和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散文、诗歌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颜之推（公元53l～约595），字介，是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出身士族家庭。他早年仕于南朝梁，后被俘入西魏，又奔北齐。北齐亡后，又入北周。隋代周后，又在隋任学士。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颜氏家训》，共7卷，20篇。主要记述了个人的经历、思想和学识，目的是告诫子孙。书中包含许多关于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记述和议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庾信（公元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曾在南朝梁任职，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文章与徐陵齐名，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被西魏扣留。北周代西魏后，庾信又继续在北周任职，一直不得南归。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有自己的独特文风。他的骈文、骈赋，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
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所撰《水经注》与杨衒（xuàn）之（生卒年不详）所撰《洛阳伽蓝记》既是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也可以视为北朝优秀的散文体文学作品。
北朝的乐府民歌创作也非常突出，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叙述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既富有传奇色彩，又真切动人，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敕勒歌》是一首敕勒人唱的民歌，具有北朝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数学奇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了两位数学奇才，一位是曹魏时期的刘徽（生于公元240年左右），另一位是南朝宋、齐时的祖冲之（公元429～500）。
刘徽是山东临淄人，一生都没有做官。出于对数学的热爱，刘徽潜心钻研学术，在数学理论方面造诣很高。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九章算术注》、《重差》（到唐代改名为《海岛算经》）以及《九章重差图》等。可惜的是，《海岛算经》和《九章重差图》到宋代已经失传，人们只能从唯一传世的《九章算术注》中，窥见其学术思想之一斑。
刘徽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在数系理论方面，他阐述了通分、约分、四则运算、繁分数化简等运算法则。在开方方面，他论述了无理方根的存在，并引进了新数，创造了用十进分数无限逼近无理根的方法。在筹式演算理论方面，他先给率以比较明确的定义，又以遍乘、通约、齐同等三种基本运算为基础，建立了数与式运算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并用“率”定义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也就是现代数学中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在勾股理论方面，他论证了勾股定理与解勾股形的计算原理，建立了相似勾股形理论，发展了勾股测量术，通过对“勾中容横”与“股中容直”之类的典型图形的论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相似理论。在面积与体积理论方面，他用出入相补、以盈补虚的原理及“割圆术”的极限方法提出了刘徽原理，并解决了多种几何形、几何体的面积、体积计算问题。
刘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见，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得出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所谓圆周率是指平面上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用符号π表示。从先秦到汉代，人们一直沿用“径一周三”的传统观点，将圆周率取值为3。这一数据十分不精确，往往不能满足计算的需要。王莽时期，刘歆曾采用过3.1547的圆周率值，东汉张衡采用过3.1466，但都缺乏理论依据。刘徽通过精密的科学研究，得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和结论。他所运用的方法称为“割圆术”，即先将一个圆的圆周六等分，作出一个圆内接正六边形，这就叫做割圆。再用勾股法计算出这个六边形的周长，然后继续把圆进行等分，作成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等，一直算到一百九十二边形，得出π=157/50=3.14，又算到3072边形，得出π=3927/1250=3.1416，从而得出了精确到四位小数的π值，这一圆周率值被后人称为“徽率”。刘徽所运用的初步极限概念和直曲转化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刘徽之后，南朝宋、齐间的祖冲之又把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推到了另一个高峰。祖冲之（公元429～500），字文远，祖籍范阳蓟县。西晋末年，为避战乱，祖家南迁。祖冲之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祖台之在东晋任侍中，祖父祖昌仕刘宋为大匠卿，父亲祖朔之曾任奉朝请。由于职业的缘故，祖家历代子孙对天文历法、数学、土木工程等都有所涉猎。祖冲之受家学影响，从小便接触了一些天文、数学知识，逐渐培养起了这方面的兴趣。
祖冲之博学多才，进入仕途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个方面。
在机械制造方面，他曾制造过指南车。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编制成了《大明历》。刘宋在此之前使用的历法，是宋文帝时期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经过多年的观测和推算，发现《元嘉历》有许多缺陷，鉴于此，祖冲之准备制定一部新的历法。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新法编制完成，以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大明历》。由于遭到权臣的反对，《大明历》在祖冲之生前始终没有被采用，直到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510）才正式颁布施行。
祖冲之的数学功力很深，曾著《缀术》。这部书汇集了祖冲之的数学研究成果，内容深奥，被称为“算氏之最”。唐代还将《缀术》定为算学必修书目，但在宋以后失传。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是进一步得出了圆周率的精确数值。祖冲之在肯定刘徽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认为圆周率还有进一步精确的可能。他运用的计算方法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筹算法”。“筹算”是小竹棍，筹算法是通过横式和纵式摆放小竹棍来表示数字，从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祖冲之运用这种方法，也是从圆的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将边数成倍增加，每一次增加都要运算11次。除去加减法，还有两次乘方和两次开方。这种运算方法十分复杂，工作量相当大。经过精密推算，祖冲之进一步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两个数值之间，将圆周率值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同时，他还得出了两个近似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这在当时世界数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祖冲之后的1000年间，全世界竟无一人能够超越祖冲之的结论。在西方，直到1573年才由德国人奥托得出了密率。此后，全世界的数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圆周率的精确数值，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刘徽与祖冲之功不可没。
农业百科全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农业百科全书”的农学著作是北魏后期贾思勰（生卒年不详）所著的《齐民要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一些人便将这些经验和技术进行总结，集结成书，产生了许多农学著作。在《齐民要术》之前，已有多种农书问世，其中以西汉的《汜胜之书》最为著名。
《汜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的农学著作，作者汜胜之是汉成帝时人，曾在关中平原地区教授农民耕种，取得了成功。该书总结了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以及贮藏技术等。详细记载了包括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书中提到的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及桑苗截乾法等，都体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该书早已亡佚，幸好一些片段在《齐民要术》中被多处征引，使后人得以窥该书之一斑。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作者贾思勰，是北魏末期益都（今山东益都）人。贾思勰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非常好学。贾家世代务农，非常重视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在家族学风和务农风气的影响下，贾思勰从小便注意对农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他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研究农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贾思勰成年后，曾任高阳太守等职，足迹遍布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向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农民请教，获得了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中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他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在实践中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到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54）期间，他综合一些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农业技术资料、当时流传的歌谣、询问老农获得的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写成了这部著名的农书。
《齐民要术》中的“齐民”，是指老百姓，“要术”是指生产方法，是一部系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学专著。全书共10卷，92篇。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共11多万字。此外，书前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一般认为，《杂说》是后人所加。该书引用前人著作多达150余种，记载的农谚有30多条。全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野生植物的利用，家畜、家禽、鱼、蚕的饲养和疾病的防治，农、副、畜产品的加工，酿造和食品加工以及文具、日用品的生产等等，几乎对所有的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贾思勰在书中系统总结了精耕细作、深耕细耙、中耕除草等经验，从理论上说明了这些技术措施的重要意义。他非常重视选育良种对于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重要作用。详细地叙述了播种前应怎样选种、晒种、浸种以及用药物或肥料拌种等种子的处理方法。该书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蔬菜种植、果树和林木的扦插、压条、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树抚育方面的技术。提出了一些防治病虫害的措施，还记述了果农熏烟防霜害的方法。该书还总结了家畜家禽的饲养经验，并搜集了许多兽医处方，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多方面。书中还记载了制曲、酿酒、制酱、做醋、煮饧以及食品保存和加工工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贾思勰在书中还初步提出了生物和环境的相互联系以及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他介绍了许多改变旧遗传性、创造新品种的经验，涉及人工选择、人工杂交和定向培育等育种原理。19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他的人工选择思想就是从“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的，而这部书就是《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是一部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书中提到的许多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直到今天仍在普遍应用。
地理硕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获得了大发展，西晋的裴秀和北魏的郦道元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地理学家。
裴秀（公元224～271），字季彦，是魏晋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生于官宦家庭，自幼好学，尤其喜爱地理学。入仕以后，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他在西晋任司空后，除了在朝廷中负责日常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使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并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工作。
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十六州”而分州绘制的地图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8篇，是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地图集。对于这18篇地图的内容，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共18幅地图；一种认为仅是晋朝当代的地图集，18幅为晋初16个州的行政区图，再加上两幅吴、蜀地图构成。《禹贡地域图》采用科学的绘制方法，运用古今地名相互对照的形式，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该图已经亡逸，在仅存的序文中，可以了解裴秀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
裴秀在地图学方面作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包括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形）、方邪（角度）和迂直（曲直）。在裴秀以前，历代地图学家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指导。裴秀在总结前人丰富绘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制图六体”，成为了后世地图学者绘制地图的规范，对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裴秀在完成《禹贡地域图》以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做重要文献收藏于“秘府”，后来又传行于世。
裴秀除了绘制《禹贡地域图》以外，还运用缩放技术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了几百年，对后世地图学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字善长，生于官宦人家，仕于北魏后期。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他喜爱游历，在为官期间，亲自参与了许多地理方面的实践活动，曾跟随孝文帝巡视边疆，每到一地都会用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当地的地理、地貌、土壤、气候、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地域的变迁等。在任鲁阳太守期间，朝廷要求绘制山川地图，郦道元主张实地考察，以保证地图绘制的准确性。通过这些实践活动，郦道元既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又积累了许多山川地理方面的资料。
郦道元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是40卷《水经注》。《水经》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河流水道的专著，著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隋书·经籍志》记载《水经》为郭璞著，而《旧唐书·经籍志》记为郭璞撰。《新唐书·艺文志》记为三国曹魏桑钦撰，宋以后人的著作大多沿用桑钦撰的说法。该书简要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简略，缺乏系统性。郦道元发现了《水经》的这个缺点，便下决心给《水经》作注。
为了撰写《水经注》，郦道元了400多种相关书籍，查阅了大量地图，研究了许多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水经》共记载了137条大小河流，全书1万多字，经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的数量增加到1252条，共30余万字，比原著增加20多倍。
《水经注》以水道为纲，内容丰富详实，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河道流经地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历史变迁、自然景观、水利工程等多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地域，涵盖了汉晋正史地理志著录的一切郡县乃至域外地区。该书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及汉魏碑刻，原书多已散逸，赖此书的流传，才使后人得窥原书之一斑。同时，该书还收集了当代各地的水文、水利、灌溉、农事、建筑、园林等材料，成为南北朝以前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结集。该书行文简洁，富于骈体文特色，又是一部生动优美的山水散文。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学专著，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后世许多学者的推崇。
此外，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也可以视为一部具有城市地理和人文地理性质的专著。该书以记载洛阳佛教寺院为主题，兼及地理、政治、商业、手工业、人物、风俗等多方面的内容，详细记载了6世纪洛阳城的城址、城门、宫殿、御道、佛寺、官署、住宅、名胜、古迹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对研究洛阳的历史地理、考古及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裕建宋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其曾祖刘混，永嘉之乱时渡江居于丹徒的京口（今江苏镇江），至刘裕时家境已衰败。刘裕起初投奔北府军，靠平定桓玄之乱而官至侍中、车骑将军，逐渐掌握东晋王朝的军权。东晋义熙六年（410），刘裕率军北伐平定南燕，受封为太尉、中书监，执掌朝权。此后四五年间，刘裕相继除掉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政敌，然后，他第二次北伐，克复关中，以功于义熙十四年（418）受封为相国、宋公。至此，刘裕取代东晋的条件已经成熟。晋元熙二年（420），刘裕拿着自己手下拟好的禅位诏，让晋恭帝抄录，“恭帝欣然操笔，书赤纸为诏”。刘裕筑坛于南部，登上皇位，国号宋，是为宋武帝。宋武帝改元永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改《泰始历》为《永初历》，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六月，刘裕派人将他毒死，开了杀“禅让”退位者的先例。至此，历时104年、共11帝的东晋王朝结束，南北朝时期开始。
北魏入主中原
淝水之战后，强大的前秦土崩瓦解了，拓跋部便乘机复国。北魏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被诸部推戴，即位代王，并任命张兖为长史，许廉为右司马。同年，改国号为魏，表示已不愿再受晋朝的封号。
拓跋珪称帝后施行的重要措施就是务农息兵，并首先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酋长的不稳定性。拓跋部属游牧民族，那些酋长往往叛服无常，不懂得要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因此，在登国二年（387年），拓跋珪制定了一条措施，即在每次战争胜利后，按战功分赏给群臣将士应得的战利品。这使得诸部酋长和鲜卑兵可凭战功得利，由此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好战心理，不致随时叛逃。在取得内部的团结之后，登国三年（388年），魏便开始攻打库莫奚（东胡），并获大胜。登国四年（389年）破解如部与高车诸部。次年，又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并再于次年打败了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缴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魏开始占据黄河以南（河套）的广大牧地，由于国力剧增，便开始窥视中原。
当时，占据北方广大地区的后燕国前来向拓跋部索取马匹，并扣留了拓跋部派往后燕的使臣，拓跋珪便决定断绝与之友好的关系。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下令太子慕容宝统兵8万，进攻北魏。张兖建议可暂退避其锋芒，拓跋珪率领部众退到河套一带。后燕出兵三个月，却未找到北魏主力。九月，传来慕容垂病逝的消息，慕容宝便烧毁准备渡河的船只，准备退兵。拓跋珪带领两万兵马，迅速渡过黄河，日夜追赶，到达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西，截断后燕的退路，将后燕军队团团围住。慕容宝见势不好，抛弃大军，轻骑出逃。北魏兵乘机攻击。后燕大败，俘获的四五万人全被活埋杀死。后燕由此开始衰落。
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攻打后燕，夺得并州（大同西南），同年，从林阱（属河北）进入河北，围攻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年后，中山被攻陷，后燕的残部退到龙城（今辽宁朝阳）等。大河以北诸州全被北魏占有。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部定都平城（大同）。次年，改称魏道武帝，至此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灭后燕之后，北魏迁徙原后燕境内的吏、民及鲜卑等杂夷36万，百工伎巧十余万人到魏京，给内徙的新民耕牛，计口授田，以此发展农业。平城附近，被划为“王畿”。王畿之外，又设“方”、“维”，由皇帝直接派官管理。四“方”、四“维”合称“八国”，管理这些地方的官员称为“八部大夫”或“八部帅”。原来以游牧为业的鲜卑族人，便在此“八国”中定居下来，而原来的“部大人”（酋长）被皇帝任命的官员所替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变为监督和劝课农耕。朝廷按各地收入的多少，来考核官员的政绩。这种新的行政法令，使得北魏的政府结构得以转变，并使落后的游牧业过渡到了先进的封建式农业生产方式中，使新兴的北魏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
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于京城设置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三千。拓跋珪格外重视寻找汉族士大夫对他的支持，以利用汉族文化改造处于原始状态的鲜卑民族。崔宏归附北魏之后，把拓跋部的历史与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说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受封北土”，是拓跋部的祖先，拓跋珪对此深表赞同。一次，拓跋珪问博士李先：“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长见识与智慧？”李先生回答说：“书籍。”于是拓跋珪就命郡县在民间搜罗书籍，送到京都。另一位博士公孙表，则把韩非的著作介绍给拓跋珪，告诉他如何做一个封建专权国家的皇帝。天兴四年（401年），拓跋珪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并任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来建立封建政治制度的专治机构。
与此同时，北魏政府中的鲜卑贵族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仍一直继续。鲜卑旧贵族在过去已不能容忍一个国王，在此时则更不能容忍一种新的体制下的皇帝，一有机会，便窥觎这一宝座。天赐三年（406年），拓跋珪下诏称：“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布衣而得天下，这是错误的。汉高祖有天下是因为有天命。无天命而妄图非分，便会遭殃。”因而劝臣下安分知足，以“保荣禄于天气，流余庆于后世。”接着又下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名夺利，要讲道义。此后，贵族有反对皇帝的许多都被处死，其中最著名者是拓跋珪的堂兄拓跋遵和拓跋仪。但同时，他自己也常常心怀疑虑，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朝臣见他时，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表情失常，便怀疑其心怀恶意，被当场处死。拓跋珪终于精神失常，北魏永兴元年（409年），被其子拓跋绍杀死。年仅39岁。同年，拓跋珪太子拓跋嗣回平城，再杀拓跋绍，即帝位，是为魏明元帝。
魏明元帝称帝后，便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命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号称八公。又让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都可参与朝政，使得北魏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神端二年（415年），魏国已连年霜旱，平城附近不少民众被饿死。有人主张迁都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去，崔浩、周澹反对认为，山东人现不知鲜卑虚实，还认为人畜众多，如现在迁去，一旦见鲜卑人数有限，定会生轻侮之心。不如等明春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秋熟，就可渡过难关。魏明元帝赞同他们的主张，但仍怕无法挨到来秋，便选穷困的本族人到山东定、相、冀三州，下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些穷困人。
当时，北方鲜卑的又一支柔然开始强大起来，又有匈奴族铁弗部所建立的夏国在关中一带自称一霸，对北魏具有一定的威胁性。柔然还常常侵犯北魏的边境。泰常二年（417年），刘裕打后秦，后秦向北魏求救，拓跋嗣本想派一支精锐骑兵直逼彭城（江苏徐州）和寿春（安徽寿县），便向崔浩问计。崔浩以为现在“西有屈丐（夏），北有柔然”，出师对北魏不利。同年，宋武帝灭后秦，取得黄河以南州郡，魏则守黄河北岸，无力渡河相争，魏用兵机会大减，穷人增多，遇天灾就要饿死。秦常七年（422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举渡河攻宋，崔浩极力谏阻未成。次年，魏夺得司州（治洛阳）全部，兖州、豫州大部。北魏在黄河以南取也得了许多州镇后，重新确立了南北两朝对立的形势。
泰常八年（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死，其子拓跋焘继帝位，是为魏太武帝。魏太武帝是北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在其在位期间，北魏的社会极为繁盛，他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几乎战无不胜。始光元年（424年）始，北魏开始大举进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犯。始光三年（426年），又分兵两路攻夏，一路攻长安，一路攻统万（夏都城，今陕西榆林西南），当年即克长安，次年又攻下了统万。神麝元年（428年），俘获了夏国君主赫连昌。神麝二年（429年），魏太武帝又一次进攻柔然。柔然大败，原来臣服于它的些高车等小部落乘机摆脱羁绊，被北魏降服的柔然达三十多万家，掳获马牛羊达几百万头，敕勒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另一部分柔然人向漠北逃亡。两年后，又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亡，魏取关中。太延二年（436年），灭后燕国，取辽河流域。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国，取凉州。至此，自晋永安元年（304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已经结束，黄河流域得到了统一。
平定北方之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魏太武帝认为进攻南方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率大军南下攻宋。当时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极强。魏宋大战，魏军无法攻克宋的重要城镇，便在城外大肆杀掠，尽量破坏。宋军民痛击魏军，魏死伤大半。次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平城。这次战败，大伤魏国元气，又遭国人怨恨，北魏从此害怕再与南朝交战。正平元年（451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从此，魏始由盛转衰。
北齐的鲜卑化
北齐政权的奠基人是高欢。在高欢、高洋父子建立东魏、北齐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北边六镇兵民基础，以六镇中怀朔镇军人新兴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怀朔镇军人原是六镇起义队伍中的一部分。六镇起义后，六镇首领先后有破六韩拔陵、杜洛周、鲜于修礼与葛荣。尔朱荣击败葛荣后，六镇兵民二十余万被迫迁居到并州和肆州，归尔东兆统辖。尔朱兆部下虐待六镇兵民，迫使六镇兵民不断举行武装反抗。尔朱兆深感头痛，便把六镇兵民交给高欢，命他统率，于是高欢成为继葛荣之后的六镇统帅。他率领六镇兵民占据了河北，打败了尔朱氏集团，建立了东魏。高欢死后，高洋能轻而易举地以禅代方式建立北齐，也是依靠着六镇军人。从葛荣到高欢，又到高洋，在六镇军人当中，逐渐产生出一个“怀朔集团”。葛荣曾是怀朔镇将领，他当六镇首领时，曾重用潘乐、任延敬、王基、可朱浑元、张琼等怀朔镇人，使怀朔镇将领在六镇军人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后来高欢成为六镇首领时，这些人也随之成为高欢的骨干将领。高欢本人也是怀朔镇人，他在怀朔镇一度任过队主、信使等职，当时便与怀朔镇省事司马子如、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官吏以及刘贵、贾显智、尉景、蔡俊等人相互友好。在他起家的过程中，这些人也都追随着他，立下了许多功勋。除早死者外，其余人都成为东魏和北齐高氏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另外，在高氏统治集团中，一些将领大臣，如段荣、窦泰、韩轨、尉长命、斛律金、傅伏、库狄盛、贺拔允、莫多娄贷文、步大汗萨、赵猛、韩贤、徐远、万俟普、破六韩常等人，也都是怀朔人，高氏政权中的上层统治集团主要由这些新兴的军事贵族组成。
鲜卑军事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军事贵族在东魏和北齐仗着他们的权势，以及强大的六镇兵民组成的社会基础，在朝野形成一股强大的鲜卑化势力，使自孝文帝汉化改革后逐渐缓和的民族之间矛盾又激化起来。早在高欢起兵时，就针对上升的民族矛盾与六镇鲜卑约定：“不得欺汉儿。”但事实上这个约定无效，他的军队依赖汉族农民养活，却不断欺压汉族农民，使鲜、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高欢恐民族矛盾影响他的政权统治，曾力图调和这种矛盾。他在鲜卑军人面前说：“汉民是你们的奴婢，男子为你们耕种，女子为你们纺织，供给你们粮食布帛，使你们温饱，你们为何要欺凌他们？”他在汉族人面前则说：“鲜卑人是你们雇来的客人，吃你们一石粮，穿你们一匹布，却为你们作战，使你们得以安宁，你们为何要仇恨他们？”
高欢既想调和民族矛盾，又想维护鲜卑人的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实际上他只实现了后者，民族冲突是越来越激烈。表现在政治上是维护鲜卑贵族的利益，不断打击汉族士大夫。鲜卑勋贵为政不廉，贪污收受贿赂，横行霸道，搞得东魏政治一团黑暗，汉族大臣杜弼请求首先要澄清吏治，严惩贪官，后又建议“先除内贼，后讨外寇”。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欢大怒，令军人张弓举刀、分站两列，令杜弼从中间通过，恫吓杜弼，不让他再攻击鲜卑勋贵。北齐建立后，高洋曾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杜弼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高洋听后默然无言，却对杜弼怀恨在心，这构成了杜弼后来被杀原因之一。侍中、尚书右仆射高德政也常建议，治天下应多用汉族士大夫，少用鲜卑人。高洋杀了他后，公开宣布，这是杀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北齐政治中鲜卑化色彩之浓，最典型地表现在杨愔事件上。高洋称帝后，尚书令是高欢的女婿、中原世族大地主杨愔。高洋委政杨愔，杨愔也始终以选拔人才为己任，重用贤才，对稳定社会、巩固北齐政权统治来说是颇有成效，故到高洋后期，仍能保持“主错于上，政清于下”的局面。高洋死后，子高殷继位，是为废帝，杨愔、燕子献、郑颐等人受遣诏辅政。这几人都是汉人，高殷的母亲李太后也是汉人，鲜卑勋贵不希望他们掌权。不久之后，高洋弟高演、高湛在鲜卑勋贵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斛律光等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了杨愔、燕子献、郑颐、宋钦道等大臣。高欢妻娄太后不仅不指责高演等人，还对高殷母说：“岂可使我们母子受汉族老太婆摆布！”连废帝高殷也说：“岂敢惜此汉辈？”
经过这次政变，鲜卑勋贵更加嚣张，汉族大臣的地位也就更进一步降低。高演未执朝政时，汉族名士王晞是他的至交密友，执朝政后，却恐王晞不合勋贵之意，每人夜便用车载入宫商议，到白日则甚至连话也不交谈。直至北齐末年，政治上歧视汉族官吏的情况仍未改观。齐后主高纬时期，高纬的近幸韩凤虽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曾任禁军都督，但他对于汉族大臣，屡次骂：“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后主要到晋阳，崔舒、张雕、刘逖等台湾省族大臣联名进谏，劝阻韩凤竟上奏说：汉族文官联名进谏，表面上是劝阻去并州，实际上有反心，应诛杀这些人。齐后主昏庸至极，听信韩凤的话，立即将联名上奏的汉族官吏召集在含章殿，把为首的崔季舒、张雕、齐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人当场斩杀，弃尸于漳水。
除了在政治上鲜卑化特征非常明显，汉族官吏常遭到歧视打击外，在当时的北齐社会上，也是鲜卑化风气兴盛，一切早被北魏孝文帝改革掉或禁止的东西又广泛流行。如鲜卑语、鲜卑服，早被禁断，而这时纷纷复兴，尤其是鲜卑语，在北齐成了最时髦的语言，通晓鲜卑语是汉族官吏得宠和晋升的一个重要条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琵琶、笛子、五弦等，也渐渐日益兴盛，许多汉族士大夫反过来学习鲜卑语或其乐器，还有的汉族士大夫为求名利，教子女也学习鲜卑语和鲜卑乐器。齐后主高纬常常是“自弹胡瑟琶而唱之”，被人称为“无愁天”，又大大助长了社会上的鲜卑化之风。
北齐兴盛的鲜卑化风潮，尤其是政治上的鲜卑化，使汉族许多较先进的统治思想和制度难以推行到底或遭到破坏。固然鲜卑勋贵依仗着铁骑甲士野蛮掠夺，很快暴发，但从根本上和北齐全部历史来看，它也加速了北齐政权的腐败和崩溃，北齐很快失掉人民的拥护而被北周灭亡。
佛教石窟的开凿
佛教产生于印度。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和学习释迦苦修，开凿了石窟寺。经过不断发展，佛徒修建石窟寺，用雕刻、泥塑、绘画等艺术手法宣传教义，成了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特别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人民倍受煎熬，统治者也朝不保夕，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发展，在南方也日益兴盛。受传入的印度石窟艺术的影响，开凿石窟寺在北方甚为流行。据调查，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省都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这些石窟寺由于是用于佛徒修炼和礼拜之用，故大都开在悬崖绝壁，人迹罕至的地方，而窟内一般有佛像或舍利塔，以及以佛经为题材的雕刻或壁画，构成了风格独特的石窟艺术。这一石窟艺术，是在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结合本民族形式的窟洞、崖墓而创造出来的。
新疆地区南邻北印度。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多处石窟群。其中位于拜城东约50公里的克孜尔石窟，现有洞窟235个。其中一些洞开凿时间，大致在东汉末年。说明印度石窟艺术约在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即已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向东传播，流行于内地的。十六国时期，新疆、甘肃地区开凿了多处石窟，其中以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位于敦煌东南22公里的鸣沙山下。据碑刻载，它始建于秦建元二年（366年）。此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各代均有大规模的营建和修缮之举。这里凿窟的崖面属砾岩层，故雕像困难，彩塑和壁画成了这里石窟艺术的特色。莫高窟繁盛时有千余窟，现存492窟，分布在长达1000米的崖上。窟内计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像2100余尊。壁画内容，历代各有不同。北朝时期多为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说法图一般是佛在中间宣讲佛法，两菩萨侍立左右。所谓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的前身行菩萨道，一生受苦之事。如舍身饲饿虎、割自己身上肉喂鹰救鸽等等。但画师们在画这类题材时，却将社会生活中如耕作、收获、射错、饲养、游乐、宴会、战争等等内容融合在画面当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其彩塑的佛、菩萨、飞天等等，又都是参考了现实世界的人物，使塑造的这些上天世界形象，又带有典型的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和性格。莫高窟以其营造延续千年、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极为丰富而享誉世界。这是我国一座巨大的石窟艺术宝库。但是在解放前，大量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所盗窃，许多洞窟受到严重破坏。解放以后，这里得到了保护和修复。
北魏时期，石窟的开凿更为普遍。与新疆、甘肃地方不同，各地的石窟均开凿在花岗岩一类坚硬的山崖上，洞窟内造像及装饰，全部雕刻而成。云岗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它位于山西大同市西16公里处。现存洞窟53个，延绵一公里，有各类佛像10万余尊。大同旧称平城，时为北魏都城；这里的石窟又是在北魏皇帝批准下兴建，规模特别巨大。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在沙门统昙曜主持下初凿五窟。每窟依山雕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参与石窟开凿的有四方名门与工匠，尤以河西凉州工匠为多。云岗石窟是吸收了凉州石窟的一些特征，并兼收其他各地石窟艺术的优点而进行的新的创作。所以，云岗石窟不仅以其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时”，而且它的艺术风格还引起了各地的仿效。著名的龙门石窟，甚至石窟出现较早的河西地区，都可以看到像云岗那样笔直而高，唇薄肩阔，衣服短瘦，凸起式衣纹的佛像。
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在今洛阳城南20公里处的伊阙山上，故又称伊阙石窟，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开凿于孝文帝造都洛阳前五年，即太和十二年（488年）。北魏迁洛后，在此大规模营建，后又经唐代大力开凿，现在伊水两岸的东西崖壁，有石窟和壁龛几千个。远看如同蜂巢一般。在这些洞窟中，北朝开凿的约占三成。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洞内主佛像释迦牟尼端坐，面颊较丰满，略带微笑；二菩萨两侧侍立，仪态庄严、文静。洞壁列龛密布，雕刻华丽精巧。造像题记端正大方，刚健质朴，许多是魏碑体的精华。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时开始开凿的。窟内壁面全部为雕刻品占满，雕作完整；窟内地面饰以莲花图案，更显富丽堂皇。窟口内壁崖面上雕有各高二米、宽四米的帝后礼佛图。分别反映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参加拜佛仪式的隆重与肃穆。这两部浮雕，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但在解放前却被奸商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所盗凿。宾阳洞的主佛像面部秀润，嘴角上翘，呈微笑状。躯体魁梧，著褒衣博带式服装。这种形象已不再如云岗昙曜五窟佛像那样威严肃穆。如果说云岗石窟佛像还带有很浓的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龙门石窟造像这种风格和服饰上的变化则更显得中国化了。这种变化正是孝文帝改制、拓跋汉族化的结果。
除以上这些石窟外，这一时期还开凿了许多著名的石窟。如甘肃靖县炳灵寺石窟（凿于西秦）、天水的麦积崖石窟（始凿于西秦）及河南巩县石窟（始凿于北魏）、河北磁县响堂山石窟（始凿于北齐）等等。这些石窟中的许多洞窟，都十分明显地受到云岗、龙门石窟艺术风格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开凿的众多石窟，与历代各朝开凿的石窟一起构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北周的建立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一直牢牢控制着西魏政权。西奔关中的孝武帝元修因想得到最高权利，很快与丞相宇文泰产生了矛盾。这年冬季闰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元修，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最高决策极指挥权仍在相府里。
宇文泰在积极与东魏进行战争的同时，逐渐把汉族世家大族也拉入他的统治集团，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他又依靠汉族大地主和士人在各个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一个比较落后的军事集团逐渐改造为一个富有朝气的封建政权。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宇文泰便命一批汉族士人斟酌今古，参考变通，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为准则，制定出“二十四条新制”，然后奏请文帝推行。这就是西魏最基本的制度。初期在制度建设上最有贡献的人是汉族士人周惠达。宇文泰忙于前方军务，后方的营造戎仗，储积食粮，检阅士马等事，都委托周惠达办理。仪礼制度也是在周惠达领导下创制的，当时关右政权草创，礼乐制度残缺，周惠达与礼官对北魏旧制进行一番改革，才使得“仪轨稍备”。大统七年（541年），宇文泰在大统元年“二十四条新制”的基础上，又令人制定出“十二条制”，奏请实行，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西魏制度。这时周惠达将著名士人苏绰推荐给宇文泰，宇文泰问苏绰治天下之道，苏绰为他陈述帝王之道和申不害、韩非的法治之术，使宇文泰不禁“整衣危坐”，从天黑听到次日清晨而不觉厌倦，从此对汉族士人更为重视。宇文泰极想改革时政，寻求强国富民之道，苏绰也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先后制定了文案程式，朱出墨入，计帐、户籍等法，及其裁减冗官、设立闾正、保长二长，实行屯田以资军国等措施。大统十年（544年），西魏文帝把宇文泰前后所呈的“二十四条”和“十二条新制”，规定为“中兴永式”，命苏绰重加修订，合为五卷，颁行天下。苏绰又根据汉族统治者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概括为六条：一是治心身，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卹狱讼，六是均赋役。这六条，史称“六条诏书”，是西魏和北周总的施政纲领。宇文泰对此六条极为重视，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命令百官都必须认真学习。同时规定，牧守令长等地方官，不精通“六条诏书”内容和计帐的人，不得为官。此外，宇文泰又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创建了府兵制度，通过各项制度的创建、改革和实行，西魏政权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随着西魏政权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宇文泰在西魏的势力也自然就越来越大。
大统十七年（551年），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宇文泰立太子元钦为帝，是为废帝。废帝二年（553年）十一月，西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但事情败露，元烈被诛。元钦对宇文泰杀元烈极为不满，于是召集宗室诸王商议夺权，淮安王元育、广平王元赞等人都认为不可，垂泣劝谏，但元钦不听。当时宇文泰诸婿李基、李晖、于翼等人均是武卫将军，分掌禁旅，元钦与宗室诸王的密谋被李基等人侦知，宇文泰任命心腹尉迟纲为大将军，兼领军将军，总典禁旅，密做防备。次年正月，宇文泰召集群臣的议，废掉了元钦，改立文帝元宝炬第四子齐王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信以尉迟纲为中领军，总领宿卫军，以监视元廓。这时，宇文泰诸子或幼或弱，不能堪当大任，故宇文泰对几个女婿寄以厚望，引为心腹。宇文泰还有两个侄儿，章武公宇文导和中山公宇文护，宇文导任陇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刺史，宇文护任大将军，行六官之制后，又拜为小司空。另外军队大将和朝廷重臣，也皆是早日随他起兵的六镇军官和心腹，因此西魏政权的核心人物，就是宇文泰集团的核心人物。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四月，宇文泰巡狩北方，在途中染病。九月，宇文泰回到云阳，病势转重，他遣人召来侄子宇文护，令他接替自己掌握西魏军政大权。宇文泰死后，世子宇文觉继位太师、大冢宰，年仅15岁。宇文护虽受宇文泰重托，但因他的名声和地位都不是很高，那些元老不肯服他，于是他向大司寇于谨求教。第二日，召开元老会议时，于谨正色严厉地对大家说：“中山公乃安定公（宇文爵号）亲兄弟的儿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所应当归他总管，我们都应服从他。”说罢，带头下拜，那高级将领和大臣也被迫随着于谨下拜，于是他的地位才得以保住。宇文护也尽力抚循文武，重新稳定了人心。
西魏早在元宝炬即帝位时，就已经是“权归周室”，从文帝、废帝，直至恭帝，实际上都是受宇文泰摆弄的傀儡而已，一切政令全是出于宇文泰一人之口，皇位的取代早已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宇文泰安葬后，宇文护便开始着手安排禅代之事。这年十二月，他奏请西魏恭帝以岐阳之地封宇文觉为周公。到同月庚子这一天，恭帝元廓正式下诏让位于周公宇文觉，西魏由此而亡，共历三世，二十四年。次年正月辛丑，宇文觉即皇帝位，就是北周孝闵帝。北周建立。孝闵帝以大司徒、赵郡公李弼为太师，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柱国、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大司马掌军事，宇文护居之，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北周建立以后，因孝闵帝宇文觉年幼，实际上仍然只是个傀儡，军政大事均由宇文护决定。宇文护专政，又引起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先是赵贵自以为是北周元勋，常怏怏不乐，联合独孤信密谋杀宇文护，有人密报了宇文护，宇文护捕杀了赵贵，并逼独孤信自尽。孝闵帝对宇文护擅权也十分不满，密令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等人杀宇文护。宇文护得悉后，把李植、孙恒遣离京城，然后把其在京党羽捕杀，逼宇文觉逊位，然后改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明帝在位四年，又被宇文护派人毒杀，又改立宇文泰第四子鲁公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周武帝即位后，不动声色地诛杀了宇文护，北周皇帝才真正掌握了最高的统治权。
府兵制
府兵制是创立于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的一种兵制，起源于鲜卑旧有的部落兵制，因为设立了军事组织单位兵府而得名。
北魏早期就已有军府之制，到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以后，即以八部兵，改置八军，设立军府。这种军府，直到北魏末期还一直存在。军府成员，多是鲜卑族人。宇文泰接替贺拔岳统领其部众时，其成员是以六镇中武川镇兵户为主的，这些兵户也是鲜卑族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当时宇文泰直辖军队的人数并不很多，只有数千人，加上收降的侯莫陈悦的部下，以及随孝武帝元修西入关中的劲旅，合起来共约三万人左右。孝武帝入关前，宇文泰便把他的军队分为十二军，每军各置一将统帅。孝武入关后，十二军的编制未变，但各军人数有都所增加。十二军将领分别是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和达奚武。西魏大统三年（537年），东、西魏沙苑之战之时，宇文泰曾率此十二将出征。沙苑大捷后，宇文泰被进为柱国大将军，十二将也纷纷进爵增邑。大统八年（542年）三月，宇文泰在十二军的基础上，又“初置六军”。从编制上讲，“六军”是比原先十二军更高一层的军事单位；从性质讲，十二军的部落兵制的气息比较浓厚，而六军的汉化特征则更为明显。次年，东、西魏又发生了邙山大战，西魏军队损失过半，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口本来就不多，战争长期不断，使宇文泰政府军的兵源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宇文泰开始大量吸收汉族豪强及其部曲乡兵来加入政府军，于是采取了“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的重大措施。即给一些拥有部曲、乡兵的汉族豪强地主加封帅都督的官号，并把他们和他们手下的武装纳入政府军系统。如太原阳曲人郭彦，移居冯翊，大统十二年，被选为当州首望，“领乡兵，除帅都督”。又如京兆杜陵人韦瑱，世代为三辅首姓，也是“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又如任城人魏玄，在邙山之投后，率义徒还关南镇抚。大统十四年，被给予帅都督、东平郡守。从此，掌握在豪强手中的私兵转变成为国家的军队，汉族豪强地主也摇身变成为西魏军事将领，西魏军队的人数也随之增加了。
宇文泰又对直属中央的军队加以改组，这就要利用旧日鲜卑八部之制的形式，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他自己虽是其中之一，却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凌驾于其他柱国大将军之上，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尽管也是八柱国大将军之一，但只是虚职，不实际掌握兵权。另外，他任命李弼、李虎、赵贵、侯莫陈崇、于谨、独孤信六人为柱国大将军，由此六人分别统率六军。在六军的每位柱国大将之下，各设二位大将军，共12大将军；又在每个大将军之下，各设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之下，又设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每个仪同领军一千人，每个开府领军二千人，每个大将军领军四千人，每个柱国大将军领军八千余人，六军总数约不到五万人。这就是西魏当时的府兵数量，也就是直属朝廷的主力军的人数。另外在各地州镇和边地，还有大量镇守地方的军队，这些归州镇督帅指挥。
鲜卑旧有的部落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氏族关系，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后，保留了这种特点，并且下令让军功高的将领继承旧日鲜卑的三十六国，以军功稍次的将领继承旧日鲜卑的九十九姓，“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既然诸将被定为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继承人，其姓氏也应依从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姓氏，于是又引出复姓和改姓的活动。除侯莫陈氏、独孤氏、豆卢氏、贺兰氏等本来就是鲜卑旧姓外，凡孝文帝时改变汉姓的鲜卑将领又恢复了原来的姓氏，如于氏，仍旧恢复为原来的勿忸于氏。汉族将领则要改变汉姓而为鲜卑姓氏，例如赵贵被赐姓为乙弗氏，李弼被赐姓为徒河氏。李虎被赐姓为大野氏，杨忠被赐姓为普六茹氏，王雄被赐姓为可频氏等。他们统率的士兵，也随了他们改后的姓氏。
府兵建立后，便成为西魏的“禁旅”，兵士的地位也由六镇的戌边战士上升为类似“羽林军”、“虎贲军”的中央禁卫军。府兵统属于六柱国大将军，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宇文泰又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将各军指挥权统归在他一人手中。除他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调遣六军。宇文泰死后，六军指挥权又移至他的继承人宇文护手中，诸军“凡所微发，非护书不行”，可见府兵制的建立，是有利于集中军权，统一指挥的。
为使府兵的兵员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西魏政府又从均田的农民中选拔府兵，具体规定为，在六户中等以上农民家庭中，从一个有三丁之家中抽一男子充当府兵。凡充当府兵的人，免除租调和徭役，加入军籍。府兵有战争时就要出征作战，无战争则“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杀宇文护后，派人前往相府收取兵符，终把最高军权收回手中，下令“改诸军士并为侍官”，使府兵成为名副其实的禁卫军，但这时府兵仍然另有军籍，仍然是兵民分治。不过府兵成员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主要由于周武帝广募均田农民加入府兵，“是后，夏人半为兵矣”，使府兵中的均田农民数量大增。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为府兵制与均田制的结合奠定基础。
府兵制在发展和变动中，与鲜卑族原先的部落兵制越离越远，而与土地关系则日益紧密，到隋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杨坚进一步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至此，府兵制与均田制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府兵也由兵农分离完全走向兵农合一。
府兵制的创置和逐步完善，对西魏和北周来讲，都起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为士兵人数大量增加。兵源有了保证，经历了长期战争而兵员却是越来越多，至北周最后一次进攻北齐时，军队已发展到20万人左右。北周也正是藉此才能攻灭北齐，统一北方。
北周灭北齐
从西魏宇文泰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氏政权经过宇文泰等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和不断改革，国势日渐昌盛。在政治方面，遵循“六条诏书”中“擢贤良”的精神，吸纳许多贤才。在军事方面，创建了府兵制度，加强了武装力量。在经济方面，释放奴婢、杂户，禁断佛、道二教，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均田农民的数量和经济实力。通过这些改革，到北周武帝后期，不仅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而且国家实力与东方的北齐相比，也是由弱变强，蒸蒸日上。与此相应的是，军事局势也发生变化，由对北齐的积极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全面进攻。
与北周相反，北方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却是每况愈下，帝王贵族荒淫腐败，倾轧不已，国内各种矛盾日趋激化，齐后主高纬上台后，政治更为混乱。他厌倦政事，整日怀抱琵琶弹唱“无愁之曲”，和唱者数百人，被人称之为“无愁天子”。而且也又宠幸一奸佞之人，委宦官重任，让他们参预朝政，允许他们卖官鬻爵。此外州县之官多来自富商大贾，这些人得官后不顾百姓死活，贪赃枉法，税括百姓，大发横财，造成了“官由财进，政以贿成”民不聊生的政治局面。他又胡乱封官拜爵，庶姓封王者以百数，开府一千多人，仪同无数。他豢养的跑马、斗鸡、鹰、犬等，竟也被授予仪同、郡居、开府等官爵，与大臣一样享有同等俸禄。后宫婢女也皆封为郡君，宫女中宝衣玉食者达五百余人，宫女一裙值万匹，一个镜台值千金。又大发徭役，盛修宫苑，极为壮丽，建成后稍不如意，则折毁重建，至使百工匠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与北周武帝和北周的政治相比，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周武帝即位以后，北周就不断进攻北齐，北周保定三年（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北周大将杨忠、达奚武与突厥曾联合分路讨伐北齐，一度兵临晋阳城下，后被北齐军中的精锐部队击退。北齐名将斛律光还乘势反攻入北周境内，俘掠三千余人。此后北周军队又数次东进，由于北齐有斛律光、段韶等名将名臣，政治虽然败坏，而军事上却还保持一定实力，故北周军队收获并不大。
周武帝杀宇文护后，亲自掌握了高军权，他一面与北齐通商和好，使对方麻痹松懈，一面却加紧练兵，积极准备，伺机灭齐。周武帝杀宇文护后三个月，齐后主诬蔑斛律光谋反，将其诛杀，尽灭其族。周武帝听到此讯大喜，为之大赦。北周建德四年（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周武帝与诸将伐齐。大将韦孝宽献计三策：一为联合陈朝、稽胡等军队，数道并进，可一举而成。二为广事屯田，招募强悍之士，严加训练，与陈朝军队互相配合，使其疲于奔命。一二年后，待其内部离叛，然后乘机举攻下。三为作长期打算，签订盟约，安民和众，蓄锐养威，观衅而动。周武帝又与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谊、安州总管于翼长计议，于这年七月下诏伐齐。出兵十八万，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崇、宇文招为后三军总文宪，于谨、李穆等将所向势靡，连取北齐三十余城。周武帝大军在金墉城下遭到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的顽强抵抗，数攻未克。这时，周武帝忽然患病，又逢北齐右丞相高阿那肱率援军自晋阳赶至河阳，故周军不得不弃城撤军。
次年，北周再次大举攻齐，周武帝认为前一年未能灭齐，原因主要在于“直为拊背，未扼其喉”。这次应直攻高欢发迹之地晋州，争得此地，北齐必派重兵援救，我军可严军以待，击之必胜，然后乘破竹之势，挥军东进，定可“穷其巢穴”，灭亡高齐。十月，周武帝再次亲征，以宇文盛、宇文亮、杨坚为右三军，宇文俭、窦泰、丘崇为左三军，宇文宪、宇文纯为前军，亲率中军，开入齐境，并驻军于晋州汾曲（今山西临汾市南）。然后分判派遣宇文宪率精骑二万驻守雀鼠谷，宇文纯率步骑二万驻守千里径，达奚震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韩明率步骑五千守齐子岭，尹升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辛韶率步骑一万驻守汾水关。又遣王谊监诸军进攻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市），但是北齐海昌王尉相贵据城坚守。周武帝宇文邕赶赴平阳城下督战，城中情况紧急，北齐诸将纷纷投降，北周军队占领了平阳，生擒尉相贵及其部下八千余人。宇文宪率领的另一路军也攻克洪洞、永安二城。本计划乘胜前进，但由于北齐军焚桥守险，军不得进，只好屯守永安。
齐后主此时正带着冯淑妃与右丞相高阿那肱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围猎。晋州告急的信使，从清晨至中午，连来三批。高阿那肱却拦住信使，不准报告，说：“皇帝正围猎高兴，何必急着报告。”到了黄昏，又一信使赶到，报告“平阳已陷”，高阿那肱乃转报齐后主。齐后主闻讯准备立即返回晋阳，但冯淑妃此时正在兴头上，请再围猎一次，齐后主便又留下继续围猎。猎毕，齐后主才携带冯淑妃回晋阳，调兵遣将，分军向千里径、汾水关发动反攻。齐后主自率主力开上鸡栖原。驻守汾水关的宇文盛派人告急，宇文宪马上率兵来援，大破这一路齐军。齐后主率大军到达平阳城下，周武帝见齐军声势颇盛，周军疲惫，只留下一些将士镇守平阳，自率主力军西退。
齐军包围了平阳，昼夜攻城。城已残破不堪但仍不能攻克。北周守将梁士彦慷慨激昂，身先士卒，激励了士卒。守城军民士气大振，无不是以一当百。齐军再次挖地道攻城，城墙塌陷十余步，齐军将士呼喊着要冲进去，被齐后主下令阻止。齐后主派人召冯淑妃来观看，冯淑妃正在化妆，等她化妆完毕，周军已用木棍塞住缺口，齐军再次进攻，已经冲不进去。
周武帝本已引兵西归，闻平阳危急，又率军赶至平阳，会集诸军，向齐军发起猛烈攻击。齐后主与冯淑妃在阵后并骑观战，东边稍退，齐后主便与冯淑妃率先逃走，齐军见皇帝先跑，随之全线溃败。齐后主逃回晋阳不久，周军又尾追而来。齐后主任便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领山西兵，自己却不顾群臣劝阻，在夜里砍杀守城门的士兵，率少数侍卫逃出晋阳城。他想投奔突厥，侍官多所不愿，许多人半路悄悄溜走。领军梅胜郎也百般谏阻，他这才带着剩下的数十人逃到邺城。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不得已投降了周军。
周军包围了晋阳，高延宗在北齐留守将帅的坚决要求下，即皇帝位。周军四面攻城，终于攻破东门，周武帝率数千人冲进去，却在城内展开基战，周武帝几乎被困在城内，好不容易才突围出城。直到二次组织攻城，才占领了晋阳，俘虏了高延宗。谁知齐后主在邺城，听望气的人说，当有革易，遂禅位于太子高恒。次年正月，高恒即位，是为幼主。改元承光，尊齐后主高纬为太上皇，朝政大权却仍掌握在高阿那肱手里。高阿那肱对主战将领颇为猜忌，于是齐军士气聚而复散，更加离心离德。周军进兵邺城，齐军出击，大败而归，高纬只得带上高恒东逃。周军攻入城内，俘获百官。高纬逃至济州，留下高阿那肱守济州关，又与穆后、冯淑妃、高恒、韩凤等数十人逃至青州、准备投奔江南的陈朝。不料高阿那肱表面上虽劝高纬先居住青州，暗地里却勾结周军速至青州，将高纬、高恒等人全部俘虏。北齐灭亡。北齐自显祖文宣帝高洋至幼主高恒，凡6帝，28年（550—557年）。
北方自东西魏分裂以来，已近半个世纪，至此终于统一。周武帝准备乘势“平突厥，定江南”，统一全国，可是不久他便病死在征讨突厥的途中，统一全国的事业未能由他完成。但是他为统一所作的一切准备并没有白费，为后来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裕篡晋
晋元兴元年（402年），门阀士族谯郡桓玄代晋建楚，自立为帝。次年三月，出身寒门士族的北府旧将刘裕、何无忌占据京口（今江苏镇江），刘毅、孟昶等制据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打着恢复晋室的旗号，讨伐桓玄。刘毅等帅兵到京口与刘裕会师。然后，合兵进攻建康。讨伐军迅速击败桓玄的抵抗，进而占领建康。此后又派刘毅等帅军西上追击桓玄，陆续镇压了桓玄势力的反抗，迎回被废的晋安帝重登皇位，重建东晋。刘裕起兵成功，任使持节、都督扬、徐、兖等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从而掌握了军权，尤其是掌握了北府兵这支最精锐的军队。义熙四年（408年），刘裕又升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的要职，他实际掌握了东晋政军大权。
南燕慕容超认为南方软弱可欺，屡次派骑兵侵入东晋边境骚扰和劫掠人口。刘裕于义熙五年（409年）出兵，北伐南燕，出兵两月后就已包围了南燕首都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北），南燕惊慌失措，向后秦求救，秦却未派兵。晋义熙六年（410年）三月，刘裕大军攻陷广固，生擒慕容超，灭掉南燕，收复了青兖广大地区。刘裕声威大震，时人无可匹敌。在刘裕北伐之时，盘踞广州的卢循、徐道覆率部北上，图谋争夺政权。他们在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大败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声威大振，兵锋直指建康。刘裕闻讯，急忙班师回朝，亲率数十人匆忙赶回建康。当时地位和实力仅次于刘裕的豫州刺史刘毅为壮大声势，不听刘裕指挥，率军二万从姑熟溯江而上，以阻击卢循军队。六月，双方战于桑落洲（今江西省九江东北），刘毅大败，狼狈逃走，至使声望一落千丈，这时建康城内，人心惶惶，很多人提议迁都江北，遭到刘裕坚决反对，宣布内外戒严。同时，征发居民修筑防御工事，此时大批援军从而陆续赶到。卢循闻知刘裕还都，就很想退兵，经徐道覆力争，犹豫多日才继续进兵。刘裕也得到了周密部署的时间，坚壁不战。卢循因师老兵疲、给养困难，被迫退回寻阳。试图西取荆州，徐道覆部却遭到失败。卢循、徐道覆又率部东下，与刘裕军激战，又遭惨败，遂率部南逃，不久全被晋军歼灭。
卢循的起义被平定后，刘裕与刘毅的矛盾已日趋激化。晋义熙八年（412年），江州刺史刘毅移镇荆州，力图割据，于是取江州兵和豫州西府文武万余西上。由于刘毅文温尔雅，颇得徒有虚名的名士如谢混等人的欢心，而刘裕气质不文，在结交高级士族方面处刘毅的下风，心中十分不满。这时，刘毅又要求允许起用从弟刘藩做他的副手，以党徒郗僧施担任南蛮校尉的要职。刘裕感到分裂在即，决意先发制人，先收杀刘藩、、谢混等人，他命王镇恶为前锋，自己亲统大兵征讨刘毅，不久就攻克了江陵，刘毅逃走，后不得不在牛牧佛寺（今湖北江陵）自杀。刘裕随之又潜回建康，诱杀了心怀狐疑，欲谋叛乱的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兄弟。刘裕在寒门士族中确立起独一无二的统帅地位。军权的高度集中，使寒门士族得以有效地利用武力谋取更大的利益，为王权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在此之前，谯纵乘东晋衰乱，占据四川称王。后谯纵常与醒玄从兄桓廉连兵侵扰东晋，威胁荆楚。义熙九年（413年）一月，刘裕命大将朱龄石率众二万攻蜀谯纵，力克平模（今属四川省），谯纵部将相继奔溃，谯纵弃成都出逃，尚书令马耽在成都投降，益州就这样被东晋收复。
刘裕讨伐刘毅时曾任命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几年后，刘裕嫌忌司马休之在江陵深得人心，以休之子文思犯法而休之不肯严惩反而心存怨气为借口，下令讨伐休之。东晋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鲁轨担心不为刘裕所容，和司马休之连兵抵抗刘裕。休之等兵败后投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年），后秦派遣鲁宗之子鲁轨率兵进犯襄阳，骚扰荆楚。这时，后秦皇帝姚兴突然病故，其子姚泓继位，后秦王室内部不和，发生内讧。是时，北魏拓拔氏跨有并冀，大夏赫连氏虎据朔方，都牵制了后秦相当一部分兵力。刘裕在义熙十二年（416年）九月，亲统大军，北伐后秦。北伐大军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檀道济、王镇恶所属二部进展十分迅速，所至望风归降，十一月就占领了洛阳。前锋随之进抵潼关。刘裕主力部队也击败了北魏的骚扰，也顺利抵达洛阳。然后又兵分两路，继续向长安进军。义熙十三年（417年）九月，刘裕军攻入平朔门（即长安北门），姚泓出降，后秦灭亡。十二月，刘裕留守建康的心腹、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死，使本来想留在长安经略西北的刘裕担心后方发生变化，于是决定返回江南，而留其次子义真镇守长安。刘裕此次北伐，收复了大片国土，并牢固地占有了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威望更加增高。
刘裕平定桓玄掌权到即位以后，对政治、经济进行了不少改革，除去东晋许多弊政，使政权显得虎虎而有生气。首先，在政权组织上，即提升寒门士族，又不排斥吸收高级士族。他杀了一批顽固抵制寒门士族参与政权、拒绝与其合作的高门士族，如杀太原王愉、王绥、陈郡殷仲文、殷叔文等人。拉拢了许多愿意合作的高门士族结成联盟，如琅邪王谧、王弘、陈郡、谢裕、谢晦、会稽孔安国等人，依然给其高官要职，仅利用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巩固政权，高门士族在经济上也依然获得了优厚待遇。刘裕等人还主动与高门士族联姻，如为次子刘义真娶谢裕女，招褚秀之为婿，使以刘裕为核心的寒门家族的地位提高了，甚至具有超越门阀士族的地位的趋势。
东晋末年的统治过于宽松，朝廷没有威信，官员不喜欢管理事务，至使豪族十分猖狂，经常欺凌人民。刘裕就部属刘穆之斟酌时宜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刘裕本人以身作则，威禁内外，百官都肃然奉职，没有多长时间就改变了弊政。他关心贫民，先后把京口的渤海刁氏万余顷土地及晋安帝王皇后的土地分赐贫民。当时江南的山湖川泽，多被豪强所侵占，而小民砍柴、钓鱼都要向其交钱交物。为此刘裕颁布了禁止占固山泽的法令。刘裕还采取了一列措施，取制高门士族抢占国家的劳动人口，起兵之初就将役使官人的褚粲等免官。义熙九年（413年）严格土断。会稽大士族虞亮因藏匿了亡命千余人被刘裕下令处死，并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官职。刘裕一方面尽量减轻编户农民的赋役负担，防止其破产，一方面又通过土断将侨人中的大批小农变为编户农民，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国家对自耕农的控制以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强大的王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州郡所送秀才、孝廉进行考试，决不允许滥竽充数。在平定刘毅之后，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赢得了荆州人士称赞。在驱走司马休之以后，又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的现象加以改变，规定两州军人和吏年纪在12以下、60以上者全都遣散。称帝后，除去一些杂税，因军事而调发的奴僮送还本主。过去，州、府置将、吏长漫无限制，刘裕规定荆州府置将不能超过2000人，吏不能超过10000人。其他州置将不能超过500人，吏不能超过5000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图避免东晋镇割据的重现。
刘裕北伐回到建康后，于义熙十四年（418年）受封为相国、宋公、并受九锡之命。次年一月，刘裕因谶讳说“昌明之后尚有二帝”，就派王韶之与安帝的左右把安帝勒死。刘裕称遗诏奉司马德文即皇帝位，是为晋恭帝。八月，刘裕接受宋王爵位。元熙二年（420年）一月，晋恭帝给刘裕加殊礼。七月，傅亮劝晋恭帝禅位给宋王刘裕，把草拟好的诏书进呈给晋恭帝，让其重抄。晋恭帝竟欣然提笔，对左右人说：“桓玄篡逆，晋氏已失天下。又为刘裕延长了将近二十年，今天的事，本来也就心甘情愿。”就亲笔在红纸上写诏宣布禅位，至此，东晋灭亡。宋王刘裕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宋朝建立。
元嘉之治
元嘉是宋文帝统治时期（424—453年）所用的年号。在这一时期中，由于文帝君臣竭心尽力，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局面是两晋和南北朝中都极为少见的，后人赞誉，称之为“元嘉之治”。
宋文帝先后任用徐羡之、傅亮、王弘、王昙首、王华、刘义康、殷景仁、刘湛、刘义恭、谢纪微、范晔、沈演之、庚炳之、江湛、徐湛之、何尚之、王僧绰等有才干的人担任宰相或其它需要职务，他们大都竭心尽职，为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作出贡献，如刘义康，精于吏治，引用贤人。最高统治集团虽然也有过矛盾和裂痕，却并未形成大的动乱，所以没有影响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
文帝君臣都很关心吏治和狱讼，以确保整个统治机构能正常而有效的运转。文帝在元嘉三年（426年）派官员到地方上检查吏治，观省风俗，访求民隐，以听取下层意见，然后予以奖惩。单在这一年，文帝三次亲临延贤堂听讼，以使刑狱公允。元嘉五年（428年），文帝又下令臣属不要隐讳，指出施政得失，以便改正。元嘉九年（432年），又针对益、梁、交、广等偏远地区（今四川、两广等地），专门派人了解民众地方官统治的情况，以考察官吏。元嘉时期，吏治算是相当清明的。有一次，担任司徒左长史要职的颜延之以强凌弱，并请求罢其官，文帝就把颜延之免官。
文帝君臣大都很关心民间疾苦，尤其对突发的疾疫、旱涝等灾害都及时采取了措施，予以补救，以保持整个社会机器能正常运行。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免去民众拖欠的租谷和旧债，元嘉四年（427年），国都疾疫，文帝派使慰问，分发医药，若有已死亡而无家属的人，给予棺材埋葬。次年，国都地区发生水灾，派人赈济救助。元嘉八年（431年），扬州（今苏南、浙江一带）大旱，下令减息徭役。元嘉十年（433年），又赐给孤老、六病等无生活能力的人每人五斛谷。元嘉十二年（435年），国都和三吴等地发生大水灾，他立即从其它地区调粮米几百万斛救济，并免去遭灾郡县欠债。这种记载是很多的。一直到元嘉三十年（453年），国家多次减免百姓欠债、租布，赐孤老谷帛等，使得百姓生活基本上安定，无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之苦。
宋文帝对农业是非常重视的，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指出：近来农桑停滞，无所事事的人增加，荒地也得不到开垦，官吏也不督促。一遇水旱灾情，就有人缺衣少吃。于是命令各级地方官员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要奖励训导农民，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政府还贷给贫穷百姓田粮种子。元嘉二十年（443年），文帝又一次发布命令，强调各级官吏要切实采取措施，劝课农桑。宋文帝还下令准备籍田，要亲自种地为天下表率。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还亲自对一些农业种植品种问题发表指导性意见，下令南徐、兖、豫等地今后应督促种麦，以解决粮食缺乏的问题。并立即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调集粮种，然后委派刺史贷给百姓。而徐、豫等州土地适宜种稻，而百姓多种植陆地作物，命令该地官员主持重修水利，尽快修整旧陂，加以改造；如原为稻田而改为陆作的，应恢复种稻。文帝又一次强调各地官员要劝课农桑。想从事农业而粮种缺乏的人，可以从政府那里借贷。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下令遭战乱的地区要及时种地，需要粮种的由政府随时给之。
为了发展农业，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兴修水利，元嘉五年（428年），张邵出任雍州刺史，到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后，修筑长围，修立堤堰，开垦田地几千倾，当地民众因此而富裕。元嘉七年（430年），宋豫州刺史刘义欣命部属殷肃修治芍陂（今安徽寿县）。芍陂本有良田一万多顷，因堤堰久坏，秋天夏天常受旱灾。以前本有旧沟可引水入陂，但由于长时无人治理，被树木堵塞。殷肃令人供木开榛，疏通水路，从此万余顷良田不遭旱灾。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宋武陵王、雍州刺史刘骏命刘秀之修治襄阳六门堰，六门堰坏了很长时间，使数千顷良田无由灌溉，国家和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刘秀之修复以后，整个雍州屡获大丰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疏治理淮水，开垦湖塾废田一千多顷。排涝也是兴建水利工程的重要目的之一，刘宋为疏导吴兴一带水道壅塞，以解决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患，在进行大量实地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周详的施工计划，可惜却因政治原因，这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未能进行，但足以证明刘宋政权对水利的重视。
两晋时政府不铸钱，建国之初因钱贷缺少，国用不足，一些大臣就纷纷建议铸钱，因群起反对未能实行。在元嘉七年（430年），文帝下令设立钱署，铸四铢钱。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下令铸大钱。铸钱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但它却反映出了刘宋统治集团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
宋文帝的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农阶层，使他们的情绪比较的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发展起来。史家称赞这一时期，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余粮栖亩，夜不闭户。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
宋文帝时期，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是极为引人瞩目的。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玄学以何尚之、史学以何承天、文学以谢元、儒学以雷次宗分别教授。许多人都聚集他们门下学习，如后来的南齐创始人兰陵萧道成就曾在雷次宗门下攻读儒学。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开始设国子学，后又于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下令表彰奖励。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下令鲁郡（今山东曲阜）重造孔子庙、孔子墓、重修学舍，并召集生徒。迁孔景等五户到孔墓旁，免去他们的租赋，专门看管孔墓。他们种植了六百多棵松树，表达了对这位圣先师的仰慕。
宋文帝对军事问题也很重视，元嘉期间曾三次北伐，试图统一中国，但均以失败告终。原因一是北方无机可趁，出兵时机不好；二是文帝用将非才，只用其亲信而不用真正的军事人才，如檀道济；三是文帝不善军旅武略，却每每遥制兵略，瞎指挥。军事问题是“元嘉之治”的败政，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使北魏饮马长江，撤退时掳掠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宋朝也由此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