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两晋（2 / 2）

永康二年（301年），赵王司马伦专权心切，便将惠帝移到金墉，自立为王，改元建始。不久，齐王司马冏起兵反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在邺（今河南临漳），常山王司马冏在其藩地，也一同起兵响应。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派张方去援助赵王司马伦，但一见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势力甚大，便反过来又支持二王。由于诸王的投入，“八王之乱”开始发展为一场大混战。四月，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漼带兵入宫，杀了孙秀，先逐赵王伦归第，随后一同杀了，将惠帝重新从金墉迎回。齐王冏带兵至洛阳，甲兵十万，旌旗招展，震动京师，惠帝拜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事，加九锡之命，又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加九锡。但卢志却不出来私下劝司马颖推崇齐王冏，以显无私欲之心。成都王司马颖授受了他的建议，以母亲身体不佳为托辞不受九锡，回到邺城。

齐王冏辅政，一开始就大建官邸，沉湎酒色，不入朝见，外事唯亲是宠，选举不均，以至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司马冏兄东莱王司马蕤与王舆一起计谋废除齐王司马冏，但事情泄密，东莱王冏蕤被免为庶人，王舆被杀。

永宁二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起兵反齐王冏，成都王司马颖响应，长沙王也率兵前来协助。长沙王见了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之事，应以先帝之业为先，我们应当维护它。”听者对他都有所惧怕。李含这时便对河间王司马颙说：“可以放令让长沙王去讨伐齐王冏，并且同时把这事预先透漏给齐王冏，齐王冏一定会起兵灭杀长沙王，然后再将罪归于齐王冏，消灭齐王冏而立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听从了李含的计策。果然，齐王冏派将领董艾去袭击长沙王，双方交战后齐王冏部败阵。长沙王抓住了齐王冏，并将他杀了。河间王司马颙原以为冏弱而强，可是结局却出乎意料，于是便发布通告，动员诸方力量讨伐长沙王。

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攻打长沙王。河间王颙以张方为都督，领精兵七万开赴洛阳，成都王司马颖以陆机为将军，督王粹、牵秀、石超等二十余万人，浩浩荡荡向洛阳逼近。惠帝暂避洛阳西十三里桥，参军皇甫商率兵在宣阳（属河南）抵抗张方，被张方击败。张方进入洛阳，烧毁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石超带兵追赶惠帝的随从。攻下缑氏（河南偃师）后，放火焚烧。不久，王师回旋洛阳，在东阳门击破牵秀，在建春门击破陆机。长沙王奉惠帝之命讨伐张方，在洛阳城中交战，张方部下见惠帝乘舆前来，便往后退去，张方阻止不住，大败而去，退到十三里桥。这时人心沮丧，有人便劝张方趁夜溜之大吉，张方说：“兵之胜败是常事，贵在因败而反过来取胜。我们可以出其不意袭击洛城，这才叫做用兵之奇。”于是在夜里偷偷带兵逼进洛城。长沙王刚刚打了胜仗，有些麻痹，这时率兵出战，被张方打败。张方围城多日，但始终不能攻克，想撤回长安。

这时，被张方所围的洛阳缺粮大饥，殿中的一些将领也苦于死守，便密谋趁夜抓住长沙王，逼东海王司马越出来作主，并通知惠帝免除长沙王的职位，将他送到金墉。张方则趁机派部将赶到金墉，杀了长沙王。八王之中，长沙王是最有才略的一个。等到长沙王死，大局便越发不可收拾。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越于是开城迎成都王司马颖，以成都王司马颖为丞相，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司马颖仍率部还邺城，张方也在掠劫奴婢万余人后西还。

该年七月，右卫将军陈眕及长沙王的旧将上官已等人起兵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惠帝也亲自北征，聚兵十万以上，逼近邺城。成都王司马颖派石超迎战，结果王师被打败，并抓获了惠帝，侍中嵇绍（嵇康子）保护惠帝，被兵士所杀。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来协助成都王司马颖，命令张方率兵进入洛阳，东海王越逃回东海。

与此同时，王浚在幽州起兵，联合鲜卑、乌桓及并州刺史东赢公腾，南下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命石超等人抵抗，被击败。邺中大震，人心涣散。卢志劝成都王司马颖将惠帝送回洛阳，五天后至洛城。王浚乘胜追击，攻克邺城，杀烧劫掠，荼毒百姓。张方也趁势逼惠帝走洛阳，行前，军士抢劫后宫、分争府藏，一时魏晋以来的宝藏，一扫而空。十一月，惠帝一行到达长安，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帝，以河间王司马颙都督中外军务，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征伐河间王司马颙及张方，王浚等推东海王司马越为盟主，东海王司马越于是以刘乔为冀州刺史，以范阳王司马虓领豫州。刘乔与范阳王九虎有隙，河间王司马颙便命其部将配合刘乔一起攻打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虓失败，派人去幽州求兵，得到突骑八百余人，打败了刘乔。河间王司马颙命令刘弘等去援助刘乔，刘弘认为张方一伙残暴无度，一定会败，便派合得到东海王司马越处求和。成都王司马颖进驻洛阳，与河间王司马颙一同抵御东海王司马越。永兴三年（306年），范阳王司马虓渡官渡（河南中牟县北），攻下荥阳，杀死石超，分兵许昌，又破刘乔。河间王司马颙听说刘乔败，大为惊惧，心想罢兵，但又恐怕张方不会答应，正犹豫不定时，有人劝他还是赶紧杀了张方，以此谢罪。于是河间王司马颙派郅辅去杀了张方，将首级示之东军，并要求与东海王司马越求和。

东海王司马越不答应，发兵西进。成都王司马颖从洛阳逃至华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其部将祁弘等进兵长安迎惠帝。河间王司马颙知道大势不妙，先派人杀了郅辅，然后派彭随等前去迎战祁弘，但大败而归。河间王司马颙又派马瞻等抵御祁弘部队，也战败而亡。河间王司马颙一人乘马，逃往大臼山。祁弘于是率兵进入长安，所部鲜卑在城中大掠，杀人二万人余。不日便奉命护惠帝返回洛阳。惠帝以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成都王司马颖则从华阳过武关，想回自己藩地，被刘弘中途截住，成都王司马颖丢下母亲、妻子，单车与二子渡河奔朝歌，想搜罗故将残兵，归属公师藩，被冯嵩在中途抓住，送到邺城，不久被杀。河间王司马颙逃到南山后，此时正被糜晃等围在城中，不久诏他为司马，河间王司马颙信以为真，结果在中途为南阳王司马模部将杀死在车中。永兴三年十一日，惠帝中毒而死，传为东海王司马越所害，太帝炽即位，是为怀帝。“八王之乱”自此结束。

八王之乱前后历经十六年，给了建立不久的晋王朝以毁灭性的打击，从内部挫伤了它的元气，并因无暇顾及边防，而使少数民族的贵族能乘机起兵，扶植势力，对此后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西晋的灭亡

永安三年（306年），西晋“八王之乱”终于降下帷幕。东海王司马越取得最后的胜利。不久，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第二年改元永嘉（307—313年）。永嘉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自然灾难十分严重，西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永嘉元年（307年）二月，东莱豪族王弥从青、徐起兵反晋，自称为征东大将军。司马越派公车令鞠羡讨伐王弥，被王弥所杀。稍后，汲桑、石勒招集奴隶、囚徒和流民，队伍不断壮大，攻破邺城，杀西晋邺城都督、新蔡王司马腾。司马越令兖州刺史荀晞迎战，双方在阴平（今河北大名东）、平原（今山东平原）一带对垒数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由于荀晞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终于击溃汲桑、石勒。后汲桑战死。石勒投奔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政权。王弥被晋将荀纯击败亦归附于汉。这时，西晋军队比反晋势力略占优势，但当晋军在战场上取得局部胜利后，统治者内部猜嫌又起。司马越因荀晞镇压汲、石有功，升其为抚军将军，都督青兖二州。于是，司马越拜荀晞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又进其爵为东平郡公。荀晞立下大功，反失去兖州地盘，对司马越十分不满。到青州后，荀晞不再服从中央，而擅自置立参佐和守令。

永嘉二、三年（308—309年），北方各族反晋斗争力量都集中到汉王刘渊的旗帜下，反晋浪潮再度高涨，刘聪南据太行，石勒东下赵魏，王弥攻击青、徐、兖、豫等州。永定嘉三年秋冬，刘渊对洛阳发起两次攻击。九月，刘聪率军长驱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自持兵强，懈怠不设备，遭到西晋弘农太守垣延的夜袭，大败而归。十一月，刘聪、王弥、刘曜等以精骑五万在前，呼延翼部以步卒后继，再次进攻洛阳。由于晋军顽强抵抗，呼延翼兵败，被部下杀死，汉军损失惨重。汉军两次失利，说明晋军尚有一定实力。但是，西晋统治者内部，尤其是司马越与怀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怀帝稍亲政事，司马越立即流露出不悦之色，怀帝有心腹近臣缪播、缪胤、王延数人，司马越被诬犯上作乱，杀之于帝侧，怀帝亦悲亦惧，唯欷嘘叹息而已。后来，司马越悉数驱逐殿中武官，代之以东海国兵。

永嘉四年（310年）。汉军分兵消灭各地晋军有生力量，积聚粮食，扩大武装。八月，刘渊病死，刘聪篡夺大位。这年冬天，刘聪发起对洛阳的总攻，声势浩大。洛阳危如垒卵。司马越遣使征发各地援军，怀帝悲悲切切嘱咐使者转告各征镇说：“现在还有救，晚了就没救了。”可是使者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始终不见各地都督、刺史发来一兵一卒。其时并州刘琨不能自保，王浚割据幽燕，或派不出兵，或按兵不动，荆湘交广四州都督山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他派出的勤王之师在半路上就被打败。荆州刺史王澄也是只知纵酒，不亲庶事，他领着援军出来，听说山简败了，当即散众而还。洛阳文官武吏闻后都惶惶不安，很多人主张迁都避难。而身为宰辅与最高军事统帅的司马越既无退敌良策，又无坚守之志，竟以出讨或石勒借口，把皇帝扔在洛阳，而带领大军和一大批公卿官吏，匆匆出发。

司马越屯兵于项（今河南淮阳），留下潘滔为河南尹，总摄洛阳之事。潘滔不顾大局，再次挑起内部事端，诬害荀晞，荀晞兵力强盛，有恃无恐，岂能善罢甘休，上表强烈要求诛杀潘滔。司马越不许，荀晞更是怒不可遏，公开与司马越决裂，移文诸州郡列举自己的功绩与司马越的罪状。怀帝本来就憎恶司马越擅权，便诏令荀晞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在汉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荀晞、司马越剑拔弩张，自相残杀。司马越心力交瘁，忧愤成疾。永嘉五年四月，病死于项。

司马越既死，众人推王衍为元帅，王衍不知所措，推让于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也不敢接受，军中无人主事，乱作一团。他们置洛阳安危和怀帝的死活于不顾，扶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国，一二十万大军跟着向东逃跑。石勒闻报，立刻率轻骑追到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大败晋军，然后又指挥骑兵围攻晋军，乱箭齐发，晋军将士相互践踏，尸积如山，几无幸免者。王衍、司马范等王公贵族都束手就擒，石勒令对司马越剖棺焚尸，以示惩罚。又与王衍见面，王衍陈说西晋祸乱的原因，一再诉说自己不预政事，与己无关。为求活命，王衍劝石勒称帝。石勒怒喝道：“你名重天下，身居要职，且是少年登朝，直至白首，怎么能说不预政事？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恶！”当晚，石勒派人推倒王衍等人住处的墙壁，把他们埋在残垣断壁里。

在洛阳危难中，荀晞曾建议迁都仓垣，又派兵迎搂怀帝，由于潘滔阻拦，也由于近臣贪恋洛阳财产，迁都没能实现，只能困守愁城。待到洛阳陷入绝境，宫廷侍卫或死或逃，没剩下几个人，车子也没有一辆。在几十名官吏的陪同下，怀帝步行走出宫门，准备逃离洛阳，一行人刚刚走到铜驼街，突然遇见一群拦路抢劫的饥民，只得退回宫中。七月，汉军呼延晏、刘曜、石勒、王弥等攻陷洛阳，俘获怀帝。汉军大肆烧杀掠夺，官吏百姓死者三万多人，城内一片大火，宫庙、官舍化为一片废墟。

汉帝被俘虏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在他被杀之前，西晋各地的残余势力纷纷建立临时朝廷。司徒傅祗首先在洛阳建立行台，接着司空荀藩也在密县建立行台，奉秦王司马业为主，后徙屯许昌。同时，荀晞拥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而自命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并在仓垣建行台，稍后，幽州王浚又立一个皇太子，这些临时朝廷的创立者或有复兴晋室的忠心，或有取代晋室的野心，但都维持不长。傅祗征兵四方，久候不至，自己染暴疾而亡。荀藩手下无兵，依赖阎鼎控聚的数千流民，反受阎鼎所制，荀晞骄奢苛暴，部众离叛，加上疫病饥馑，不久被石勒打败，他与司马端都当了俘虏。王浚局促于幽燕，调役繁重，属下不堪其命，鲜卑、乌桓都叛逃而走，兵势不断削弱，他所立的皇太子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永嘉五年（311年）九月，刘曜占领长安，杀死守将南阳王司马模，其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晋安定太守贾疋，冯诩太守索，安夷护军鞠允，率领州刺史鞠特、扶风太守梁综合兵十五万围攻长安，屡败刘曜，刘曜不得不放弃长安，驱掠关中男女八万口退还平阳。时值阎鼎裹胁秦王司马业入关，贾疋迎之入居长安，立为皇太子。不久，贾疋战死，朝中诸将因争权大动干戈，阎鼎杀死梁综、鞠允、索等，又攻阎鼎，阎鼎出奔被杀。永喜七年（313年）五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司马业继位为帝，他就是西晋的末代皇帝愍帝。这位13岁的皇帝即位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

鞠允在关中辅佐愍帝，艰苦地坚持了三年多，经常遭到刘聪、刘曜的攻击。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又攻入关中，进围长安。长安城中大饥，米一斗值黄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太仓中只余面饼数十个，鞠允磨为粉屑，熬粥以供帝室，很快也吃光了。十一月，愍帝出降刘曜，被送到平阳，次年被杀，西晋灭亡。

少数民族的内迁

东汉末年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内迁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乌桓、羯族、羌族、氐族、賨人。

匈奴是生活在大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冒顿为匈奴单于，相继征服了东至辽水、西达西域，北抵贝尔加湖、南邻长城的广大地区。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蒙古草原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匈奴分裂为两支，一支为北匈奴，向西方迁移，一支为南匈奴依附东汉，居于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内），后来又逐渐南移，集中到并州北部的汾河流域。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打败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于，取得并州后，命梁习为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梁习到并州后，采取恩威并济、软硬兼施的办法使匈奴“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匈奴归附了曹操。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匈奴呼厨泉单于入朝，曾操将其留于邺城，遣右贤王去卑归离石监国，将匈奴分为五部，各立匈奴贵族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其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统六千余落居于祁（今山西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于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于新兴（今山四忻县），中部统六千余落居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

西晋武帝即位初，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晋太康五年（284年），匈奴太阿厚率其部落29300人归附，太康七年（286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次年，又有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率种落大小11500口、牛22000头、羊105000口归附。

魏晋以来内附的匈奴有屠各、鲜支、寇头、赤勒等十九种。匈奴在魏晋时期的分布地区，北起塞外，以及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云中（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定襄（郡名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雁门（在今山西代县西）诸边地，南至平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河（郡名，在今山西离石县）、上党（郡名，在今山西长子县）、乐平（郡名，在今山西昔阳县西南）等广大地区。

乌桓是居住在今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属东胡一支。西汉时南下至西喇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汉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后，乌桓被西汉政府徙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县西南）、辽东（今辽宁辽阳市北）、辽西（今辽宁义县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内徙到缘边诸郡塞内。到东汉灵帝初（168—189年），乌桓大致分为四部，上谷所部九千余落，由难楼统治；辽西所部五千余落，由丘力居统治；辽东所部一千余落，归苏仆延统治；右北平八百余落，由乌延统治，皆自称王。

初平元年（190年），乌桓蹋顿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成为部落结合体的军事领袖。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临阵斩杀蹋顿。此后，三郡乌桓主要分布于幽、并境内，不断融化于汉族。留在塞外的乌桓则逐渐同化于鲜卑，北魏以后也渐渐同汉族融合。

鲜卑祖居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山。“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犹自与乌丸相接”。到汉武帝时内徒乌桓，鲜卑遂西移，填充了乌桓原住地西喇木伦河流域，但这时鲜卑同西汉政府仍无政治上的联系。到了东汉时，鲜卑开始同汉政府发生关系。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内迁到缘边诸郡，鲜卑势力也逐渐南迁近塞，与东汉政府“始通驿使”。到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仇贲率种人诣朝贡，东汉封仇贲为王，以后鲜卑迅速向蒙古西部、中部地区发展。这时，鲜卑族属内涵上出了很大的混杂，其中拓跋鲜卑部由洁汾率领经过“九难八阻”，由呼伦池周围迁至匈奴冒顿发迹的阴山一带，同时被汉军打败的北匈奴继续留在阴山一带与鲜卑杂处，自号鲜卑。

到东汉桓帝时，鲜卑各部推檀石槐为军事首领，组成檀石槐军事结合体，檀石槐建庭于弹汗山（今河北尚义县大青山）歠仇水（今东洋河）上，有控弦之士十万，“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东西万二千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基广”。檀石槐死后。鲜卑军事结合体瓦解，形成三股比较强大的势力，一股为步度根，分布在并州的太原和雁门等郡，归附曹魏，二为轲比能，分布在代郡、上谷等地，对曹魏时叛时附，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厥机等，分布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三股力量中，轲比能最强。轲比能拥有“控弦十万余骑”，控制地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以东至于辽水，成为塞上的一支强大的势力。轲比能以后，鲜卑人又有了新的组合，并继续向中原地区推进。其中鲜卑慕容氏、宇文氏及鲜卑段氏向辽水流域推进。拓跋氏由西逐渐向中部转移，以后又从内蒙古地区向山西、河北地区推进，拓跋氏的支族秃发氏居河西走廊，与陇西鲜卑乞伏氏向西北部推进，慕容氏的另一支族吐谷浑居于青海草原。十六国时，慕容氏建前燕、西燕、后燕、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建北燕，秃发氏建南凉，乞伏氏建西秦，吐谷浑建河南国，拓跋部建代国。

羯族，是随匈奴入塞的少数民族，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崇信火袄教，可能是匈奴控制的西域人，故称“匈奴别部”，入塞后，居于上党武乡（今山西长治北），后分布于太行山一带。

西羌居于青海草原，其种类很多，有研种、烧当、先零、白马等。西汉宣帝和元帝时，西羌进攻甘肃一带，为汉军击败。东汉时马援破先零羌，徙其羌人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内徙羌人与西汉政府交往密切，其社会结构和民族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一般将这部分羌人称为东羌。东汉从建武十年（34年）到延熹八年（165年）一百多年内，羌族大规模的内徙有二十九次。羌族内徙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羌豪酋主动请求内属；第二种是西羌豪酋进犯内地，西羌人在战争中被俘或投降，自东汉安帝以来羌人对东汉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三种是汉军出塞进攻羌人，降俘入塞，羌人的内徙一直持续到西晋。到西晋时期，内徙羌人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南部、西南部以及甘肃境内，十六国时羌族姚氏聚集族人在关中建立后秦国。

氐族，原分布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武帝时开益州，置武都郡（郡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这时氐人开始成为汉王朝的编户齐民。元封三年（前108年），发生了氐人反叛事件，汉武帝出兵平定了叛乱，并将氐人强徙至酒泉郡。东汉末年，仇池（山名，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杨氐和兴国氐王阿贵为氐族最强大的部落，杨氐酋长杨千万，辖地百顷，称百顷氐王，同兴国阿贵各有部落万余。杨千万同阿贵与陇西马超联合对抗曹魏政权。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令夏侯渊出兵征讨，阿贵被攻灭，杨千万逃入蜀地。曹魏将被征服的氐人徙于扶风一带。以后曹魏又先后两次进攻氐人。后来，曹操又徙氐人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魏黄初元年（220年），武都氐杨什率部众内附，居汉阳郡。正始元年（240年），郭淮徙氐人三千余落于关中。十六国时期，氐族部落酋长苻氐建前秦国。苻坚失败后，又有略阳氐吕光建后凉国。

賨人，亦称巴人，主要居于四川嘉陵江上游，巴人常执板楯作战，因此也称板楯七姓。秦汉以来，巴人已分列郡县。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发汉昌（今四川巴中县）賨民为兵，以抗拒张鲁。曹操破张鲁后，张鲁逃走巴中，依附板楯七姓。以后张鲁投降曹操。賨人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漤等賨民降附曹操，曹操以朴胡为巴中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后朴胡为刘备部将黄权所败，曹操又徙賨民于汉中，以后曹操准备撤离汉中，又把汉中的賨民全部迁移到略阳、天水一带。

刘渊起事

刘渊字元海，匈奴人，居新兴（今山西忻州），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刘豹为五部之左部帅，刘豹死后，刘渊代为左部帅。晋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自称是匈奴冒顿之后裔，少年很爱读书，曾以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读五经、史书，汉化程度很高。刘渊作了五部帅后，推诚接士，乐善好施，五部俊杰和幽冀名流都纷纷拜访。成都王司马颖镇邺后，又封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其时，由于中原战乱，并州境内的汉族居民大多流徙江南，胡汉势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同宗族策划，举兵反晋，“兴邦复业”。刘宣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士之业，自诸王侯，编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之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英武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同安北将军王浚正联兵攻击司马颖，司马颖想请刘渊为外援，于是又拜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假称回并州招募五部匈奴，遂返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刘渊回到离石后，诸部匈奴共推他为大单于。这时王浚联合鲜卑已攻破邺城，司马颖挟惠帝逃奔洛阳。永兴元年（304），刘渊在离石称汉王，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司马腾率军前往镇压，部将聂玄与刘渊战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聂玄大败，司马腾大为恐惧，遂率并州三万余户到山东，刘渊乘胜进军，接连攻下泫氏（今山西高平县）、屯留（今山西长子县），中都（今山西太原市）。

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再次出兵讨伐刘渊，部将司马瑜、周良等驻军于汾阳，刘渊派武牙将军刘钦等阻击司马瑜，四战四胜，刘钦大胜而还。这年离石发生大饥荒，刘渊派太尉刘宏、护军马景等守离石，自率大军驻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县）。

次年，司马越为太傅，上表要求封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东燕王，以刘琨为并州刺史。当时，并州由于饥荒与战乱，百姓难以生存，吏民万余人由李恽等领，随司马腾流亡冀州，留在并州的居民不足二万。刘琨到并州后，只好到上党组织军队，在那里招募五百人，又遭到刘渊部将刘景的攻击，上党无法立足，遂转战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郊区）。刘渊汉国在并州日益强大，中原起事的汲桑、王弥、石勒以及鲜卑逐延等纷纷归降刘渊，在并州迅速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晋的巨大浪潮。

永嘉二年（308），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国号汉。刘渊建国后，宗室刘氏以亲疏远近按等级都封郡县王，异姓以谋谟、战功依次分为郡县公侯，以刘宣为丞相，刘聪为大将军，刘宏为太尉，刘和为大司马，刘欢乐为大司徒，呼延翼为大司空，呼延攸为宗正。

永嘉四年（310）正月，刘渊立单征女为皇后，梁王刘和为皇太子，封子刘夐为北海王，长乐王刘洋为大司马。同年七月，刘渊病重，又以陈王刘欢乐为太宰，刘洋为太傅，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不久刘渊病死，由太子刘和即位，刘渊第四子刘聪杀刘和自立，改元光兴。刘聪以刘夐为皇太弟，兼大单于、大司徒，立呼延氏为皇后。

皇太后单氏为刘夐之母，刘聪与她私通，刘夐很是不满，单太后郁愤而死，刘夐与刘聪产生矛盾。永嘉五年（311）。刘聪派刘曜、王弥、石勒进攻洛阳，石勒先在苦县（今河南鹿邑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北三十五里），将司马越率领的西晋主力部队十万余人全部消灭。接着刘曜、王弥、石勒、呼延晏合兵攻洛阳，迅速攻占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迁至平阳。

建兴二年（314）正月，刘聪建百官制度，除中央机构沿袭前制外，又制定了一套胡、汉分治的地方行政体制，置左、右司隶，各领民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共设内史四十三人，用以统治汉人。又设大单于，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领六夷十万落，一万落置一都尉，以其子刘粲为丞相，兼大将军、封晋王，以中山王刘曜为大司马，不久又以刘粲为相国大单于。

建兴四年（316），刘聪又派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灭西晋。

刘聪靠弑杀太子作了皇帝，并且在灭晋以后，经不起过度富裕的宫廷生活的腐蚀，很快就堕落，过起放纵、酗酒、荒淫的生活了。刘渊刚死，就与太后私通，接着又立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刘殷本刘聪近亲，刘聪娶刘殷之女，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怕引起朝廷贵族们的不满，先试探左右大臣，太宰刘延投其所好，替他编了一套谎言说：“臣常听太保刘殷说，他是周刘康公之后，与圣上虽为同姓，但源出不同，联姻无妨”。大鸿胪李弘以魏晋时期的大儒王基曾娶太原王沈之女为例，劝刘聪娶刘殷之女，刘聪遂拜刘殷二女为贵嫔，又封刘殷的四个孙女为贵人，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此后，刘聪又封中护军靳准二女为左右贵嫔，大的称月光，小的称月华，又立靳氏二女、樊氏、刘氏为上下、左右四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又有七人。刘聪沉湎于皇宫之中，不问政事，常常外出打猎、观鱼，或以烛继昼同宫人们游戏于后宫，朝廷有事，由中常侍王沈等纳奏、贵嫔裁决，有功之臣不被录用，而奸佞小人数日之间便跃居二千石官，战争连年不断，但对出征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对后宫侍僮的赐赏却动辄数千万，中常侍王沈的车服宅居过于诸王，朝廷上下，纲纪败坏，贿赂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时河东发生蝗灾，平阳饥荒，流叛死亡者十有五六。部民逃奔石勒的有二十多万户，逃奔东晋刘琨的有三万余户，氐、羌少数民族叛离者有十万余落。汉国所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而汉国内部的权力争夺又愈演愈烈，刘粲与刘夐争夺权位继承，双方互不相让。建武元年（317），刘粲、靳准、王沈在刘聪面前并称刘夐造反，于是刘聪召来氐羌酋长十余人严刑逼供取证，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之下，诬招刘夐谋反，刘聪遂杀刘夐官属十余人，活埋士卒15000人，废杀刘夐，平阳街巷为之一空。

大兴元年（318），刘聪终于死于荒淫，由刘粲继位。刘粲之荒淫更过于刘聪，名义上尊靳准之女为皇太后，实则以靳氏为妻，靳准靠靳氏之宠作了大司空、司隶校尉，军国之事，全决于靳准。靳准斥异己，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朝内重臣大都投奔刘曜，靳准乘机发动叛乱，将刘粲及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自称大将军，汉天王，称藩于东晋。接着刘渊族子刘曜从长安起兵同进驻汾阳的石勒进为犄角之势，靳攻平阳，平阳守军及巴、羌、羯十余万落投降石勒，石勒将他们迁往自己的管辖地，靳准被部下靳明所杀。石勒之子石虎帅幽冀之兵合同石勒进攻平阳，靳明帅，平阳士女15000人奔刘曜，石勒遂占有平阳和洛阳以东之地。刘曜封石勒为赵王。大兴二年（319），刘曜被迫迁都于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

早在曹魏时代的正始（240—249年）年间，王弼、何晏等人就以“好庄老玄胜之读”而引起社会的共鸣。到西晋永嘉（307～313年）时代以后，玄学逐渐成为了全国思想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中心学派。《周易》、《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因为《易》谈阴阳变化，《老子》、《庄子》谈天道，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东晋南渡，经济文化崩溃，江左草创，士族不但不面对现实，寻求上进，相反竭力逃避现实，以空虚的玄言诗来麻醉自己，以求自我主观上的满足。

玄言诗的大盛与老庄佛理融汇，与郭璞、许询和孙绰三人密切相关，弥漫诗坛近一个世纪。东晋一代，文人名士以不谈玄学为耻。其时，佛学书已传播，且被文人名士之所接受，但他们对佛理还不像对老庄那样十分熟悉，因而老庄成为当时文人名士间时髦话题。《世说新语》载，孙绰和支道林（名僧）一同去拜见王羲之，正值王羲之要出门，车已备好停在门外。支道林说：“请稍等一下，我与您讲几句话。”随口便论述庄子的《逍遥游》，口若悬河，才藻新奇。王羲之立刻下车更衣，留他作终日谈。许询年少时，自以玄学为最佳，人们把他比作王修，他很不满意。一次，众人都在会稽的西寺谈玄，许询专门跑去与王修辩驳，使其难堪。对于玄学领悟的高低，成为文人名士的品评标准。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他的《游仙诗》虽也有“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等佳句，但纵观其诗，深察其味，又是借老庄之言而表达慷慨悲愤之意的。玄言诗的大作家，以许询、孙绰为代表。《隋书·经籍志》载孙绰有诗集十五卷，许询诗集三卷，但都已佚失。因为他们的诗是老子《道德经》的讲义，《庄子》的注疏。所以孙、许二人都自诩甚高。有人问孙绰，你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孙绰说：“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以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又有人问孙绰，你与许询比较，谁的诗更好的？他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对自己评价甚高。他们不仅自我欣赏，世人也对他们的诗也衷心推崇。许询曾造访简文皇帝，当夜风静月明，两人共作曲室闲谈，许询辞寄清婉，使简文皇帝大加感叹，与他促膝长谈，通宵达旦，并佩服地说：“你的五言诗，真可谓妙绝时人。”

玄言诗不仅内容上贫乏空虚，而且把诗味、诗形都抛弃了。诗歌要发展，必然要改换一种新形式。这便是山水诗的兴起的原因，并以义熙元年（405年）谢琨的诗出现为标志。谢琨和殷仲文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从实际看，山水诗是从玄言诗中脱胎并演化而来的。山水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道家理想的表现，所以谈玄和游览山水是很难分开的。玄言诗的大家孙绰就曾“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名士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相结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也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样，在玄言诗兴起的同时，山水的美已感发了文人名士的灵感，但由于中心涡流的影响，对于山水美的感受也只能零星地夹杂在玄言诗之中。随着“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才逐渐从玄言诗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东晋后期一直到齐代文学的主流，也成为这一时代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绝大贡献。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并不是文人名士的思想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观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感，一种媒介的变化。

山水诗是由谢灵运开创的而逐渐占领诗坛的，并由谢眺发扬光大而最终取代了玄言诗的。二谢是山水诗蓬勃推进的主力军。谢灵运生于晋太元十年（385年）。他是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年少时代就以“好学，博览群书”和文章美而闻名朝野。他不耐寂寞而又富于创新，性情奢豪，车服艳丽，对于自己穿用的衣服和器物，经常改换样式，而每一次的改换总被世人接受并受到推崇。最著名的就是“谢公屐”，谢灵运在诗歌领域也同样身手不凡，他最先以大量的山水诗“实绩”向兴盛一时的玄言诗发起了冲击。他写山水诗，与他的爱好分不开。谢灵运热爱大自然。宋景平元年（423年），他任永嘉太守时，郡内有名的山水，他都“肆意游遨”，有时“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甚至连民间听讼的官司，也不很关怀。每到一名胜佳地，都有新作出现。这些诗作只要有传进城市，不管是仕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争相抄传，一夜之间，全城尽知，远近钦慕，名声直达京师。景平二年（424年）宋文帝登基以后，谢灵运见原来官位不如自己高的人都超过自己，心中十分气愤，便经常称有病不上朝，却在家里“穿池植援，种竹树槿”。有时外出游览，一日行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经旬不归。他对于游历名山大川有着持续不衰的热情和癖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有一次去临海观赏风景，他特地选最难走的一条路，跟从者有几百人，伐木开道，轰轰烈烈，临海太守甚至以为土匪来了。文帝让他任临川内史，他却本性难改，“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都这样创造出来的，因而诗中不乏清新动人之句，例如“密林含云情，远峰隐半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等等，特别是景平元年初春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一生中最名盛的山水诗句。他对这两句诗也十分满意，曾对人讲，这两句诗是在梦中遇见谢惠连时突然冒出来的，正所谓“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谢灵运写山水诗是由爱好而致的，他对于玄言诗的进攻也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他虽然从玄言诗的营垒中冲杀出来，但他的山水诗毕竟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束缚。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作“有句无篇”，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老庄余音，爱引经聚典，且过于雕琢，一篇或几篇中才偶有一二佳句。谢眺生于刘宋末期的大明八年（464年），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在齐代。谢眺继承了谢琨的传统。青少年时代即以“好学，文章清丽”而闻名，后任宣城太守。他的诗大多是此时写成。宣城是当时江南大郡，经济发达，又有敬亭、双溪等名胜，因此，他在宣城所写的山水诗，脍炙人口的佳句颇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等。但是谢眺仕宦之路不顺，三十六岁就被下狱死去。他的诗歌对黑暗现实和仕途充满不满和畏惧。由于有这么一股情感在胸中骚动，所以他的山水诗成就很大，不但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而且极为清俊秀丽，当时的一代文宗沈约说他“每诵名句，渊然泛然，觉笔黑之中，笔黑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不但其“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佳句象萧疏淡远的水墨画，而且每首诗都以流动的情感贯穿始终。他不再是“有句无篇”，而是全篇浑然一体，因此有人说他的山水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经过大谢，特别是小谢的拨乱反正，玄言诗终于从诗坛上销声匿迹了。山水诗的兴起，前继玄言诗而后启唐诗，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著名的过渡阶段。

陶渊明其人其文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的远祖是东晋开国名臣陶侃。他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少年时代父亲便去世，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太元十八年（393年）以前，他在家过着清贫而自得的生活，在一篇《五柳先生传》中写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示。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对此生活，他十分满足，戏称自己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人。尽管如此，但作为一个有学识有志向的青年人，起初他并不甘心身处贫贱之中。他“游好在六经”，给儿子俨取字“求思”以“尚想孔伋”，仰慕刑无、荆轲一类气干虹霓的英雄好汉。

太元十八年（393年）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就看透官场内幕，明白自己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便弃官而去。弃官虽然痛快，但生活无保障，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经常“偃卧瘠馁”，没有饭吃。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去做官，他不再想猛志之事，纯粹为填饱肚子而“自役”。此后，曾任镇军、建威参军。从晋太元十八年（393年）到晋义熙元年（405年），这十三年断断续续的做官生涯中，他对变化无端的社会和污秽的官场忍无可忍，经常幻想“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憧憬的是“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家居生活，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风光。一想到自己心被形役，被迫束于尘网就愤愤不平。

义熙元年（405年）底，他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郡里派出一个督察县、乡，宣达教令的官吏督邮到他那里。县吏请他换好衣服前去拜见，他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自动解职，回到老家。

归隐第一年，他把自己解脱束缚、奔向田园的归途和心情描述如下：“舟遥遥以轻风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他的身心得到解放。陶渊明隐逸诗歌选材平淡，又用白描手法，但却有一股耐人寻味的意蕴于其中。义熙二年（406年）他把自己的家居环境写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平日生活是：“野外罕人事，穷苍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他与农民的往来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的喜悦与担心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劳动生活的情景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踏踏实实地成为了有血有肉、彻头彻尾的农民。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处处渗透乐观豁达的精神。劳动生活再苦，就连家庭遭受火、水、兵灾，他都能从容对待，也不愿向官场乞求。义熙二年（406年）夏，家中起火，又遇大风，须臾间把仅有的家产烧光，他只好搬往南村营造新屋。当年秋天一个晚上，他回到被焚的故居，仰望着“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心中却想的是“形迹凭化生，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在《责子》诗中，他慈祥地和儿子们戏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褒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迁居南村后，他与农民关系依然十分融洽，“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每逢春、秋暇日，大家一起登高赋诗，有时则与大家共同探讨争论书中某些疑难句子。他充满热情地写下他与农民度过的快乐日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经常长时间坐在屋外菊花丛中，两手摘取满把菊花，思绪飞扬，不知今夕何夕，欣然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闲远自得，真若超然于宇宙之外。在饮酒时，他与农民不分你我，亲似一家：“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陶渊明虽不懂音乐，但身边却保存一张无弦琴，每逢酒后，便在琴上抚弄，以寄托内在的深远之趣。不管富人穷人访问他，只要有酒，他就摆出来，与之共饮。如果他先醉倒，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有人曾见他在酒刚酿熟时，取下头上葛巾漉酒，接着又将它戴到头上。行为放达，以至于此。但是陶渊明毕竟不是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身体也并不强壮，又无人帮助，因而他大部分时间过的是穷困僚倒的日子。他经常陷入“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窘境地。宋元嘉三年（426年）夏旧谷吃完新谷未熟之时，他有时十几天才吃几顿饭，正所谓“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时饿得没法，只好沿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尽管如此，他仍矢志不改：“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陶渊明一生好酒，但却经常处于无酒可喝状态。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他，他偏不去，只好借渊明去庐山的途中，派人赍酒于半道邀之。颜延之和渊明关系友好，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曾路过浔阳，知道陶渊明他们每天喝酒，至醉方休。颜延之离开时留下二万钱，陶渊明却全部拿去送给酒家，想喝酒就去。他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一生最大嗜好不能满足，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时，他仍不愿去投靠官府。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是虚拟的乐土桃花源。宋永初二年（421年），57岁的陶渊明写下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完整的乌托邦之作，把他的隐逸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先用散文描述桃源周围的幽美闲静，使之与丑恶现实作比较，接着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其中的土地、田园、房舍和耕田劳动中的安乐和幸福，然后写桃源人的好客和对渔人的款待，并指出幸福的原因恰是与动乱社会的隔绝，最后以“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点明自己的愿望。

宋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死于故乡。从《五柳先生传》到《归去来兮辞》，再到《桃花源记》，陶渊明走着自己独立的创作道路；他的隐逸诗歌象纬线一样交织着它们，组成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陶渊明性情之真率，态度之达观，归隐之真实，待到后代文人的不断赞扬。他所开创的质朴中富于华美、平淡中富于丰满的诗风则长期以来影响着后来的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