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与新疆和平解放（2 / 2）

毛泽东吸了口烟，热切地看着张治中，说：“我党想让将军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希望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解放的主张，实行和平起义。”

毛泽东说完自己的建议后，张治中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主席，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了，只是我现在已经和陶峙岳、包尔汉失去了联系，我无法在收到他们的电报，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笑着说道：“将军请放心！我军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可以把电报先发到伊宁再转到陶峙岳、包尔汉的手中，我党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会帮助你送达的。”

“太好了，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也请你放心！”张治中诚恳地说。

于是张治中就回去督办这件事了，首先给陶峙岳、包尔汉发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之后又做了其他对新疆解放有利的事情，张治中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实早在1948年秋，陶峙岳在赴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就曾专门绕道兰州拜会西北军政厅宫公署长官张治中。

当时在张治中的私宅里，他跟陶峙岳促膝长谈，并出示自己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和谈话记录。

张治中给陶峙岳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治中说：新疆局势稳定的关键，在于取得前苏联的理解与合作，尤其要注重疏通前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这不仅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于我们，而且还可以扩大新疆对前苏联的贸易。

当时，解放军的红旗已经飘遍了神州大地，胜利的歌声响彻全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早晚要面临或战或和的抉择。张治中和陶峙岳审时度势，都认为新疆人民需要和平安定，新疆不能出现战火和枪声，不然局面就会变得很乱。

在这次交谈中，张治中和陶峙岳都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两人像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样，肝胆相照，对以后新疆的和平起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那以后，陶峙岳的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和平的念头。他在“看”中观察着形势的发展。

在4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宣告。

1949年5月，张治中在北平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张治中希望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一定要维护新疆的稳定局面，根据形势变化确定对策，争取和平起义，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

看道电报后，令对陶峙岳很兴奋，仿佛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他很赞同张治中的建议。陶峙岳对包尔汉激动地说：“看来张治中的电报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打来的，这中共对我们的劝告和信任啊，更是是中共方面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一定要以新疆的大局和稳定为重！”

不过兴奋之后，陶峙岳又开始犹豫了，带着某种遗憾说道：“但马、胡控制的部队，特别是那几个掌有实权的军官是新疆和平起义的主要障碍。这些人是很难同意和平起义的，终为和平之患。可现在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有军权的人，还是看看国内的形势，再做决定吧。”

到了6月下旬，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于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兵团一起继续前进，继而逼近新疆……

当时，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住陶晋初向陶峙岳呈上了一份《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而陶晋初就是陶峙岳的堂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与周恩来身边的乔冠华结识，并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

在新疆如果解放的问题上，陶晋初坚决走和平之路，并同中共地下党员屈武、刘盈纯等人展开了合作，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6月26日，张治中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他向大家宣布：将与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投向人民民主阵营和国家的解放事业。

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开始慎重对待新疆未来的命运。后来，印度新德里《美国之音》广播了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一时人心浮动。

屈武、刘孟纯秘密约见了陶峙岳后，陶峙岳在那一“看中”，对和平起义的态度渐渐明朗起来，他的转变也大大触动了包尔汉。包尔汉当时是新疆省政府主席，和陶峙岳交情很深，而且对局势的看法也很一致，两人一起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努力着。

所以，包尔汉于7月间曾邀屈武、刘孟纯、陶晋初等人，也邀了前苏联友人士在南山住了几天，进行了秘密的交谈，就新疆未来的命运谈了各自的看法。随后陶、刘等又邀包主席、前苏联友人去郊外湖边住了几天，继续进行交谈，虽然没有谈及具体问题，但也心知肚明了，对新疆战和不战有了一致的看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陶峙岳的信心坚定了，于是开始了他的秘密的行动，为将来的和平起义积极准备。

不过，在陶峙岳的心里还有另一个顾虑，就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陶峙岳一直在琢磨这个人，新疆和平起义，如果遭到他的反对，可能一切计划行动都要面临破产，所以争取赵锡光的支持对和平起义很关键。

为了打探赵锡光的政治态度，并劝说他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的名义，在焉耆和赵锡光进行秘密会晤，而且军需供应局长郝家骏，当地驻军旅长钟祖荫也和陶峙岳一起去了焉耆，但谈话的时候只有陶、赵二人，郝、钟却不在座。

陶峙岳经过耐心地劝说赵锡光，两人逐步达成了一致看法，并秘密进讨论了和平起义的具体时宜，还对可能出现的变故商定相应的对策。

他们最后一致决定：起义的一切行动，陶峙岳负责北疆，赵锡光负责南疆，并达成了两点协议：一、待与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为了新疆人们的安危和国民党驻军的命运，陶峙岳等人的政治态度发生着转变，并了新疆的和平解放积极努力着。相信在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劝导下，国民党军队会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并会取得成功，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吧！

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建议提前解放新疆

1949年，胜利的号声已经在全国吹响，各族人们都沉寂在新中国解放的兴奋之中。新疆人民也渴盼解放，如同饥渴的禾苗需要雨水的滋润一样急切。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新疆的苦难的人民，并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努力着。他和中共中央运筹帷幄，精密部署，为取得新疆和平解放积极行动。

但是要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还需要前苏联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在1933年，前苏联与新疆的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盛世才建立了亲苏政权。在前苏联的帮助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而且前苏联和新疆的三区的民族军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若是没有苏方的帮助，解放新疆就会困难重重。

鉴于此，在1949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就新中国成立以及新疆和平解放等问题同斯大林进行商谈，并希望苏方对新疆问题上给予支持。

在会谈中，斯大林正襟危坐，显得很严肃的样子，看来他对解放邻近前苏联的新疆十分关切，他用一种似乎很坚定的语气对刘少奇说道：“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斯大林继续说道：“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会谈中，苏方还认为，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美国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惧了，正在准备策划自己的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中共和前苏联对抗。

倘若美国政府企图达到目的，那么新疆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到时候就很难和平解放了，因此，苏方建议中共提前解放新疆。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请示后，立即要求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在苏方的帮助下尽快进军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方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要刘少奇向斯大林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

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因此他建议彭德怀说：“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

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这样一来，进军新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

经过商定，斯大林答应了中方的请求，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前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前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可载重7.65吨，载客20至30人，很实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前苏联建议中共主动联络新疆三区临时政府，进而牵制国民党的势力，有利于减少新疆解放的阻力。

面对日益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所以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并积极进行活动，策划和平起义。

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的态度转变对新疆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让新疆老百姓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为了更好地促进陶峙岳、鲍尔汉和平起义，毛泽东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在新疆内部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而西北战场也开始了军事行动，并请求张治中继续劝说陶峙岳等人尽快实行和平起义。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周折，前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走马呈祥、伊敏等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事表示不满，希望中共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人。

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毛泽东陷入了顾虑之中，他坐在椅子上，他大口地抽着烟，烟雾缭绕在自己的周围。他尊重陶峙岳的决定，但不想伤了与前苏联的和气，新疆的和平解放需要苏方的支持和帮助。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应该尊重陶峙岳的决定。

于是，在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顽固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逃得多愈有利。

但不管怎么样，在前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新疆的和平解放行动朝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前苏联在这次行动中做处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刘少奇在和前苏联会谈中取得的积极成果。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进军新疆的计划

在1949年4～5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

7月6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致电彭德怀，表明了他对新疆问题的高度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电文如下：

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作为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毛泽东的电报为和平解放新疆问题指明了方向，令彭德怀等人深受鼓舞，增强了他们对解放新疆的信心。彭德怀用他浓重的湖南话对大家感慨地说道：主席真实英明果断啊，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使受苦受难的新疆人民早日获得和平的解放！

于是，彭德怀等人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解放新疆的伟大行动。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具体计划。准备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近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兰州解放后，为迅速追歼残敌，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命令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野战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后，纷纷起义和投降。

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0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而当新中国的成立的声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欢呼雀跃，期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钢铁之军，正行进在中南、西南、西北北的广阔战线上。他们带着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兴奋，变得更加勇往直前，要坚决完成解放新疆的任务。

由贺龙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第一研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英明领导下，声东击西，战果显著。他们也得到了习仲勋和西北局其负责人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解放军战士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历经两年的艰苦战斗和风风雨雨，他们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歼灭了国民党和西北的主力部队，迅速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这时，我先头部队第一兵团挺进到甘肃酒泉，解放军的钢铁之军已经逼近了新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