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党锢之祸（1 / 2）

名人面前，你不过是个人名

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了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到了曹操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集中了当时东汉王朝第一流的师资力量，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鼎盛时期在校太学生达三万多人，光教室、宿舍之类的建筑物，就有两百四十栋，接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

这就是当时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所有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在这样一所学府里面读书的太学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人人的眼睛都往上看。这里根本没有人知道曹操是谁，更不会有人瞧得起这个宦官之家出来的毛头小子。

更加残酷的是，太学毕业并不包分配，任你自生自灭，强者生存，弱者淘汰。举个例子，东汉有个太学生叫孔嵩，在太学期间埋头读书，不参加社交活动；此人还是个贫困生，毕业以后，家里没钱给他拉关系、走后门，所以只能到新野县做了一名“街卒”，负责扫大街，维持市容市貌。（见《后汉书·独行列传》）

这样的前途显然不是曹操想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在三万多名出类拔萃的太学生之中脱颖而出呢？

中国古人讲究“名”“实”关系。一个人的能力、资源，这是“实”；他所获得的社会评价、荣誉称号，这是“名”。“实”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短时间内暴得大“名”，并非幻想。尤其在东汉时代，后者就是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明白一个制度背景。东汉时代还没有标准化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例如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当时的选官用人，主要靠推荐保送。地方政府看中你，觉得你具有相当的才华与能力，把你往上推荐，从县到郡，层层推荐到中央，最后中央给你派任职务。这就是当时的推荐制度，历史上称为“察举制”。察，就是观察、发现人才；举，就是推荐人才。

在察举制的大环境之下，一个人的品德、能力如何，缺乏量化的、可操作的客观标准。地方政府选拔人才，主要看口碑。这个所谓口碑，既不通过投票选举，也不进行民意调查，而是靠几位舆论领袖评论出来的。

譬如汝南郡有两位舆论领袖，叫作许靖、许劭，是一对堂兄弟。弟弟许劭，名声尤在其兄之上，他的品评，影响力早已突破汝南，扩及全国。许氏兄弟每个月初（月旦），都会召开一次人才评论大会，给乡里的人物进行排名。就连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公卿子弟，都十分忌惮许劭的影响力。青年袁绍从濮阳县令的任上退下来时，广率车众宾客，一路豪华铺张；临近汝南，却突然遣散宾客，撤去车马，只坐了一辆简朴的小车，低调入境。有人询问：“何以低调如此？”袁绍尴尬地笑道：“我怕许劭那张嘴。”

舆论领袖不仅对每个地方的人才品头论足，而且逐渐排出了一张全国人才排名榜。名列榜首的叫作“三君”，分别是当时的外戚领袖窦武、士人领袖刘淑和陈蕃。次一等的叫作“八俊”，以士人领袖李膺为首。再次的，还有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这些榜上有名的人物，自然也成了知名的舆论领袖，在士人和青年学子之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如果能够得到这些人的好评，原本不入流的人，可以跻身排行榜；原本在榜上的，可以迅速蹿升排名。用一个现代营销的术语，这叫“打榜”。

曹操想要在太学生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找人帮忙打榜。但曹操自己也知道，他就算踮着脚，也够不着这几位榜单上的人物。他在太学期间，掂量着自己的分量，找了一位自认为还算对口的次等名士。

《世说新语》注引《楚国先贤传》记载：“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

这段话是说，当时有一位社会名流，名叫宗承。此人虽然不够格进入全国人才排行榜，但也具有地方性的影响力。曹操自认为，自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好歹也算个太学生；宗承是个二三流的社会名流，与自己也算匹配。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好评，名声多少能够涨一点儿，也许就能够着更高级别的舆论领袖了。

曹操想得挺美，可当他兴致勃勃来到了宗承家门口，一下子就傻眼了。

原来，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来到宗府的人，不计其数。宗承尽管只是个二三流的名流，但仍然门庭若市，每日宾客盈门。不要说找宗承套近乎了，就算搭句话、要个签名都很困难。宗承就在人群簇拥之中，在客厅高座之上，与各路人士谈笑风生。曹操没有办法，找了一个角落蹲下，远远望着宗承，默默等候时机。他心想：我就不信逮不到一个空当，和你套上一句话。只要耐心够足、脸皮够厚，一定有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曹操等了老半天，终于等到宗承结束了一个话题，站起身往外走，看样子是去如厕。曹操一看，天赐良机，岂容错过？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屁颠屁颠跟了上去，绕到大堂背后，紧紧跟着宗承。

眼见宗承如厕结束，正在洗手，曹操腆着脸凑上前去。宗承见这个陌生人跟踪自己，十分警惕与反感，擦着手，皱了皱眉。

曹操没有察觉宗承的反感。他只是想到，终于有机会和自己的偶像近距离接触，心中无比激动，立刻流畅地背诵出那段在心中默念了无数次的开场白：“我是曹操，字孟德，我是沛国谯县人，我爷爷是曹腾，我爹是曹嵩。我非常仰慕您，想和您交个朋友。”边说着，边伸出手去，想要和宗承握手。这在汉代，叫“捉手礼”。

宗承看都没看他一眼，擦干手，走了。剩下曹操，伸着一只手，保持着打算握手的姿势，非常尴尬。

这里不妨提前交代一下宗承后来的结局。曹操成功之后，专门把老态龙钟的宗承找到，得意地问他：“现在，可以与我交往了吗？”曹操的心态是：昨天的我，你爱答不理；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没料到，宗承还真是个硬骨头。他梗着脖子，黑着脸，说：“松柏之志犹存。”你还是当年那副模样，我还是当年那个态度。曹操又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宗承两次令曹操下不了台，他是曹操生命中一个无法征服的人物。权力无法征服的傲骨，就是中国历史的脊梁。这是后话，且继续来看年轻时的曹操。

象牙塔外，是流血的仕途

投机不成，反遭受了一次羞辱，少年时就号称足智多谋的曹操，这次无疑是大大地失算了一把。那么，宗承为何会如此看不起曹操呢？原来，这并不是因为曹操生性顽劣、名声太差，也不是因为宗承自命清高、目中无人；曹操遭到冷遇，真正的根源其实在他爷爷曹腾身上，还和之前发生的一起著名政治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宗承，是儒家名士；曹操，是宦官的孙子。在东汉末年，名士和宦官分属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派别，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照理来讲，名士和宦官，一个论政于朝廷，清谈于民间，一个内侍于宫掖，步不出禁中。二者本该井水不犯河水，为何却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要想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曹操十一岁的时候，翻开一份曾经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的卷宗。

公元165年，李膺被任命为司隶校尉。东汉将天下分为若干行政区，其中之一叫“司隶校尉部”，包括首都及其附近地区。司隶校尉，就是这个区的最高长官。司隶校尉的权力非常大，不仅负责首都地区的治安，还对朝廷百官有监督之责。

李膺刚刚上任，就接到一份举报信，信中说：野王县县令张朔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残杀了一位孕妇，令人发指。野王县是司隶校尉辖区内的一个县，离洛阳很近，可以说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张朔区区一个野王县县令，为何胆敢在天子脚下如此嚣张跋扈？

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张朔的哥哥，正是东汉末年第一大宦官，张让。

后宫的宦官，也有自己的晋升阶梯。阶梯顶端，叫作“中常侍”。能够做到这个职位的宦官，千里挑一。曹操的爷爷曹腾，就曾担任中常侍。但同样是中常侍，权力还有大小之分，威势还有高下之别。东汉末年最有权势的宦官，一共有十二名。《后汉书·宦者列传》将之统称为“十常侍”。张让就是这“十常侍”之首，可谓是宦官中的佼佼者。后来的汉灵帝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张让的威势，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张朔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能在天子脚下横行无忌，甚至公然杀人，而多年来无人过问；李膺之前的历任司隶校尉，也都只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李膺和他的前任们不同。得知此事，李膺拍案震怒，下令缉捕张朔归案。张朔这边也已经得到了风声，知道李膺不好惹，是一块硬骨头，索性弃官逃跑。但他没有往境外跑，反而往首都跑，跑到哥哥张让的府上求助。

张让虽然势焰熏天，但也不敢与李膺正面冲突。他深知李膺名列“八俊”之首，是天下人才排行榜名列第四的人物。以张让的权力与手腕，迫害李膺并非难事，但他也害怕引起公愤。权衡之下，便让弟弟躲藏在自己的深宅之中。

没想到张朔前脚进门，后脚就有家丁来报：“司隶校尉李膺已率领兵卒上门搜查，小的们难以抵挡，眼看就要闯入！”张朔吓得六神无主，哭倒在张让脚下，求哥哥救命。张让也感到惊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命家人带领张朔，到一个绝密之处躲藏起来。

张朔刚走，李膺就率兵闯入，四处搜索，却不见张朔人影。李膺正纳闷，忽然发现家中有一根柱子，格外粗大；弹指一叩，是空心的；再看张让，已面无人色。李膺冷笑一声，下令劈开大柱。张朔早已在柱内吓得屎尿失禁，瘫软在地。李膺命手下将张朔从柱中揪了出来，一路拖回衙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很快，张朔那颗臃肿肥硕的人头，就悬挂在了衙门外的旗杆之上。

张让见弟弟被杀，立刻跑进宫中，向汉桓帝告状，哭声动天，样子十分可怜。汉桓帝，按说也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昏君，但是一来顾忌李膺所代表的士林清议，二来也实在不好意思昧着良心包庇张让兄弟。此事实在是因为张朔太不像话，光天化日杀害孕妇，一尸两命，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本来就该当死罪。汉桓帝呵斥道：“你们这帮狗奴才，以后就算做坏事也别搞得这么明目张胆，朕想包庇你们都做不到！”痛骂一顿，让张让滚了。

回头再说李膺。

东汉一朝，宦官本与外戚轮流专政，到了末年，宦官更是后来居上、一手遮天。当时的天下，遍布着宦官的爪牙，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李膺刚刚上任，就不负众望，雷厉风行地处死了恶贯满盈的张朔，有力地打击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真可谓大快人心！

李膺本人，就此一举成名。当时天底下到处都是他的粉丝，还有统一的口号：“天下模楷李元礼。”（《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字元礼，所以叫他李元礼。李膺成为天下人争相学习的楷模，能够和李膺说上一句话都足够炫耀一辈子。得到李膺的好评，时人拟之为“登龙门”。中国古代传说，黄河中的鲤鱼如果能够跃过龙门，就能化龙升天；李膺的好评，能点铁成金，令人身价百倍，正如同鲤鱼化龙一般。

人们以为李膺的这次胜利是一个开始，没想到却是一个结束。这番令人鼓舞踊跃的情形，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公元166年，又发生了一起案件：张成之子杀人事件。这起事件给李膺为首的士大夫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宦官有个党羽，名叫张成，是一名方士，也就是算卦、炼丹、求仙之辈。这一年，张成从大内之中得到了一个绝密的情报：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所谓“大赦”，一旦发布，所有罪行，一笔勾销。

张成得知此事，大喜过望。他不敢透露消息的来源，只能假称是自己预测所知。张成找来儿子，对他说：“我夜观天象，掐指算来，朝廷近来要颁布大赦令。你平时与谁有宿怨，尽管报仇。大赦令一下，包你无罪。”

张成的儿子非常高兴，出门就杀死了一个仇人，被李膺逮捕。张成的儿子气焰嚣张，在牢里放话：“等着瞧吧，你早晚得放老子出去。”李膺感到奇怪，此人为何如此嚣张。

没过多久，朝廷果然颁布大赦令。不仅张成之子得意扬扬，张成本人也放出话来：“违反大赦令处刑，乃是大逆不道、违抗诏书。我劝你乖乖把我儿子放出来吧！”这话传进李膺耳中，他勃然大怒，毅然违背朝廷大赦令，强硬执法，将张成的儿子处死。

弄巧成拙，儿子惨死，张成痛哭流涕，向他的宦官靠山求援。宦官一看，这确实是个好由头：李膺违抗大赦令杀人，这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宦官们不满足于打倒李膺一人，他们还想借此机会摧折士林，打倒整个士大夫群体，于是向皇帝告发：第一，李膺目无王法，连朝廷的大赦令都敢公然违背，顶着诏书杀人；第二，李膺为什么敢如此嚣张？当然是因为他背后有一群人。李膺等人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勾结起来违抗君命，这对皇帝的专制大大不利。

后面这番话，戳中了皇帝的心病。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党”绝非一个好字眼儿。《论语》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但不会结成固定的集团。《荀子》也说：“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结成固定的利益集团，互相援为声气，环绕君主，图谋私利，这种臣子早晚要谋朝篡位。所以，中国古代皇帝最忌讳朋党，必欲除之而后快。

汉桓帝闻言，立即下诏：将李膺等两百多名“党人”逮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