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元朝官员的腐败可不是一般的（2 / 2）

说起这个不怎么样的元朝，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纸币的鼎盛时期。

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看见过纸币流通，他大感神奇。

——你付给我一张纸，我就卖给你东西。

在欧洲，闻所未闻！

他把这个见闻带回欧洲，竟引起讪笑：一张小纸头，就能买东西？胡扯！马可先生从东方回来，喝多了酒吧。

可这是事实。

元朝发行纸币比较成功，开初管理得也很好，致使财政收入大增。不过先紧后松是王朝的行政规律。到了后半期，政府就不按照规矩办了，一缺钱，就增发纸币，搞通货膨胀，想方设法把百姓腰包里的钱变到国库里。

元朝纸币的特点，是以银两为单位，后来渐渐成为不可兑换现银的纯纸币，完全脱离了代金券的性质，成为本位币。

纸币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开始发行，跟宋朝一样也叫“交钞”。

元交钞很奇怪，是以丝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每张“面额”银50两，值宋朝的“丝钞”1000两。

稍后又发行了代表钱的“中统元宝”交钞，以此来收回宋的各种旧钞。这就是元朝著名的“中统钞”。

中统钞的“面额”，从十文到二贯，共分10等。最大的“二贯”当白银1两，15贯当黄金1两。

因为旧丝钞是以“两”为单位的，所以元朝人就约定俗成：把贯也叫作两、百文叫作钱、十文叫作分、文叫作厘。

中统钞的发行不分界，也就是不用到期更换，而是长期使用，只是在以旧钞换新钞时要缴纳30文“工本费”。

中统钞发行之后，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政府就用买卖金银的办法来调节币值。因此中统钞可以说是金银本位。为此，元廷在燕京和各地都设立了“平准库”。

“平准”，是指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调节市场价格，最早是汉代大经济学家桑弘羊提出的理念并付诸实践。

政府还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只有国家才能对民间买卖，并且规定金银只有储值功能，没有流通功能。这就有力地保证了纸币的价值稳定，使纸币成了唯一的流通货币。

中统钞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宋朝前事不远，所以主持货币发行的大臣都非常谨慎，史书上说他们战战兢兢，犹如捧着一口锅，唯恐掉到地上摔碎了。这样敬业，当然管理得很好，历经17年，没有任何贬值。

但是在平宋战争开始后，元朝政府用钱增多，就加大了发行额。我们多少都有点货币知识了，知道这么做就是发“虚钱”。当时一年的发行额是过去一年的4倍，中统钞应声贬值，在后来几年间物价也涨了近10倍！

元政府见势不好，连忙推出《整治钞法条画》，规定官家用金银兑换中统钞仍按照原价。但是物价已经涨上去了，政府若按原价兑换，那不得亏死！所以整治也就是喊喊罢了。

元朝对货币的管理，到后来就不那么有章法了，矛盾之处甚多。比方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但是中央给各行省的财政拨款有时候用的却是银锭，这明显又是把银子当成货币来使用了，当然也就挡不住银子在暗中进入流通领域。

有一个概念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古代里常说“一锭银子”“两锭银子”，这里的“锭”，是银子的计量单位，是从过去的“铤”字演化而来的，在宋代有时候就这么写，在元代最终固定了下来。

锭，过去在宋朝有不同的重量等级，在元代则有了一个固定标准，等于50两银子，或等于50贯中统钞。

至元三年（1266），有一位货币总管官员发现，各地的平准库在白银出入库过程中有偷窃行为。为了防止“硕鼠”，他奏请皇上，干脆把50两白银铸成一锭，命名为“元宝”，这样库官若想作弊就有一定难度了。

过去唐钱的名称就叫元宝，现在借过来用很方便，又可寓意“大元的宝贝”，岂不两全其美？

从此，银锭就正式被称作元宝。

顺便说一句，北京现在有个酒吧汇聚的“小资圣地”，叫作“银锭桥”，位置在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它之所以叫银锭桥，就因其形状酷似一只倒扣的银元宝。

要是有机会，大家不妨去那桥上走一走，也好沾一沾财富的光。我想，就心理作用而言，这不比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吉祥车牌号”差多少。

朱元璋是在“货币战争”中起家的中统钞贬值贬得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怎么办？

至元二十三年（1286），有人提出对策建议，说应该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这个主意，是尚书左丞叶李提出的。

叶李是南宋杭州人，宋亡后隐居富春江。但不知怎么的，越隐居名声越大。元世祖忽必烈看上了他，召他入朝坐了大官。

叶李老夫子可一点也不迂腐，他很推崇商人执政，后来推荐了吐蕃人桑哥做右丞相。这个桑哥，就其本性来说，几乎就是个商人，敛财有术。任职后，忽必烈很欣赏他，将其视为“财神爷”。

不过桑哥后来越闹越不像话，不光为国家，也为自己敛财，财富仅次于皇帝。

历史无数次地验证过：一般情况下大臣若是威风到了这个程度，下场往往也就悬乎了。

桑哥最后是因为贪污被砍了头。

我们还是接着说叶李。叶老夫子的最大功绩，是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份《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内容相当严密。主要亮点如下：一、新发行“至元宝钞”纸币，1贯当中统钞5贯（这显然是大票，可以把中统钞的“泡沫”吸纳）。新钞叫作“至元钞”，与中统钞同时使用。

二、各地设立官库，设立准备金，用适时买进卖出金银的办法平衡钞值。官府可用银1两向民间兑换新钞2贯，金1两兑换新钞30贯，且兑换价长期保持不变。中央发多少纸币下去，同时也就要按比例发多少现银到各地官库，作为准备金。

三、在发放盐引、收税、公私债务等过程中，凡使用新钞者，都一律按官定币值计算，官方决不贬值。

四、新钞面额从5文到2贯，共分11个等级，比中统钞多出5文的一等，以便利群众兑换。

其余还有各种处罚渎职、贪污、抬高兑现价格等违法行为的措施。

这个建议书，在中国货币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文件。叶老先生已经完全搞清楚了纸币的功能和本质，对纸币的认识大大超过前代。

叶李所提出的办法，一切以维护纸币的币值为目的，使纸币成为可当作真金实银来用的货币。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官家随时可用金银买卖纸币，但老百姓却没有这个权力，因此官家就可以通过回收或放出纸币的量，来控制币值。

再通俗一点讲，就是：如果市面上的钞票不值钱了，就用金银买回一些，使之流通得少，纸币自然就会升值——反之亦然。

大家明白了吧？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它的准备金就是干这个用的。

可是有些事情，往往实践是实践，理论是理论。看理论好像是人间最完美的了，可实践上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若是元朝的货币能按叶李的办法严格管理，元朝也许就不那么招人烦了。而实际情况是，就在忽必烈这一朝的末期，货币管理就已乱得不成样子了。

主要问题是纸币发行过多——皇帝要用钱的地方多啊！

印刷纸币与铸钱相比，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制作成本低。朝廷手头一紧，就开机印刷，滚滚财富便凭空而来。换了谁，谁不动心？

朝廷为什么用钱多？是皇帝太慷慨。忽必烈赏赐大臣，极有江湖上的大方气派，一出手就是10万锭、20万锭，他可不管这钱从哪儿来。

此后，虽然有个别皇帝想制止货币上的乱象，但都没能治理得了。整个元代，就是在不断增印至元钞和中统钞中度过的。

到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两钞才同时停止流通，这时候的物价涨到了什么程度？一石米价比建国之初上涨了67倍！

可想而知有多少民间财富，就这么被通货膨胀给“虚”掉了。

两钞停用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元末红巾军起义。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出了一位朱元璋，要来收拾旧河山、开辟新天地了。

所以说，元末农民大起义是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元朝的倒台，原因之一就在滥发货币上，把人实在给逼得活不下去了。

以往的教科书，在提到王朝末代的大乱时，一般都从政治因素上来解释，说是因为“阶级压迫”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其实，封建社会的政治，从一个王朝开始就有问题，而触发它崩溃的，有时候却是财政危机、经济崩溃或者货币紊乱。

元朝，就是玩货币把自己给玩死的。

元大都后来成了明朝的都城北京。明朝人在北京的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处修了一座桥，命名为银锭桥。

这就是历史的暗讽把？

元朝总共才97年寿命，还比不上一位百岁老人活得长。在汉朝以后的几个大一统王朝里，它是最短命的。

要是官库里有多少银锭，就发多少纸币，元朝，也许也亡不了这么快。

实事求是讲，元末的统治者当初也并没坐等崩溃，他们还是做了最后努力的。

两钞的乱象，终于引起了元朝高层的注意，在至正十年，经大臣们讨论，在各地设立了“宝泉司”，发行了“至正交钞”，1贯值至元钞2贯。同时还铸了“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

这是试图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至正交钞出来后，物价都要按照新钞票计算，市场最初见政府治理通胀决心挺大，也有所反应，以新钞标注的物价比至元钞标价压低了90%。

也许是乱世已现，朝廷大佬都没什么心思了，这次新钞票制作得非常草率，只是在老版的中统钞背面加印了几个字而已。

新铸的至正通宝，从小平钱（标准一文）到当十，有几个等级。最有趣的是，还出了一种“至正之宝权钞钱”，背面镌有“吉、权钞” 字样和记值。

“权钞”就是代表钞票。这说明，纸币在元末已经取得了本位币的权威资格。过去是纸币代表铜钱，现在是铜钱成了纸币的代用品，两者位置互换。

在权钞上，第一次出现了“五分”“壹钱”“贰钱五分”“五钱”的记值字样。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铜钱价值单位，有人认为“钱”表示纸币的100文，“分”表示10文。但这次铸钱的时间极短，四年后，天下越来越乱，各地宝泉司也草草罢撤了，铜钱也不铸了。

新出的至正钞，初衷是打压通货膨胀，但是，元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钱眼珠都红了，一发行新钞又是海量，结果物价再次飞涨，纸币的信誉眨眼之间降为零。

很快，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手头的至元钞，市场都不再接受了，人们开始以货易货，或者只用铜钱。

元朝的货币问题，不光是钞票发得滥，而且伪币也很流行，甚至有人说“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

伪钞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但也说明情况相当严重。伪钞一多，交钞就更加不值钱。

除伪造钞票以外，还有涂改真币的，把小面额改写成大面额糊弄人。

总之，民间盗印户的原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咱们就谁也别说谁了。

当货币贬成废纸之日，就是一个政权失尽人心之时。红巾军义旗一举，天下响应。

大元，就这样咽了气。

后来各股农民起义军也都铸了铜钱，有张士诚的“天佑通宝”、韩林儿的“龙凤通宝”、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尽管元朝很霸道，但政府的钞币却一直未能进入云南，云南地面始终是以金、贝、盐为货币。

——你再怎么忽悠，我也软硬不吃。

元朝开了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头

说了元朝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它在金融信用方面是否也有好的方面呢？有。

不仅有，而且开了前代未有之先例。

这就叫辩证法。

赈贷灾民就不用说了，那是除秦朝之外，哪个王朝都做过的，不算什么天大地大的恩德。

元代在信用上的一大创举是，从皇上到官员，都有“替民还债”的记录。

这里要说一下元太宗窝阔台（1186—1241），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也是成吉思汗的霸业继承人。

他指挥的蒙古大军，不单是灭了金国，还降服了高丽、波斯，占领了俄罗斯大部，拿下了波兰和匈牙利全境，差一点就打到了维也纳。

这样一位枭雄，在我们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无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曾经拨付官银76000锭，替民间贫苦百姓偿还高利贷。

不仅他这样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员，也有自己出钱，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还债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也仍然有这样的爱民楷模。万户（官职名，地方长官）严忠济就曾自己借债替百姓缴纳欠税，结果他本人积欠富人钞币43万多锭，欠官库银子16000 多两。忽必烈听说后大为感动，下令免了他欠官库的债，又动用皇家库藏替他还了私人借债。

忽必烈见这样的好官还有很多，就下诏说，凡是官员为民负债的，债主不得追债。或由官府代偿，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赋税。

这些官员为民负债，有些是为了替百姓纳税，有些则是为了筹措赈济款。

在素以暴虐著称的元代，这样的好官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真是匪夷所思。可能我们过去对元朝还是有太多偏见吧。

窝阔台攻破金国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鹘人）到中原来做生意。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放高利贷。

那时的高利贷叫作“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长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孙不断。我们现在都能明白，这不就是“复利”吗？也就是“驴打滚”的计息方式。

这种“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厉害，几年间就可以完全摧垮一个家庭，民间深受其苦。

窝阔台时期，不少大臣上书要求为民解困。窝阔台采纳了这些意见，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贷的，都由官府代偿，利息只付到与本金相等为止。

忽必烈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只是将替民还债的范围，限定在贫苦百姓为缴纳赋税而借的债。

当然，这样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昙花一现。整个元朝，社会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实就在元初的时候，民风已经开始不大淳朴了，有一批泼皮无赖专门借钱给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们挥霍。在借据上，泼皮债主利用借债人急于用钱的心理，往往把1锭写成10锭，100锭写成1000锭。等到借债青少年的父亲死后，泼皮债主就开始逼债，图谋夺取人家的家产。

元朝皇帝曾经几次下诏，禁止这种敲诈勒索——仇富，也不能这个仇法！

那时的官吏还经常向下属借钱花，然后依仗权势不还，下属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这情况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钱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据，到期不还要治罪。

这一类无廉耻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几乎没有。

元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地位并不高，当时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知识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礼仪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再加上统治阶级不自律，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就无可避免了。

华夏民族从根本上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应该说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此外元朝也有典当行，叫作“解质库”。这个情况，就连元杂剧里也有反映，剧里的富人往往都开着一家解质库。

从元杂剧看，商人的商业道德也开始一落千丈，坑崩拐骗思想渗透了商人的骨髓。

有的当铺在收抵押物时，给人家烂钞，人家来赎当，却要人家拿新钞来。人家当的是赤金，当票上却写成“淡金”。人家当的是珍珠，当票上却写的是“蚌珠”。人家拿来的是全新的衣服，却写成“污了的旧衣服”。到了赎当期，还要故意拖延日子，以便多收人家一个月的利钱……不一而足。

商家道德的堕落，说明社会总体道德已在崩溃，舆论、良心、法律，都制止不住这种滑坡了。

元朝的寺院也开当铺，和宋朝一样也叫“长生库”，而且往往都能设法讨来一道圣旨加以保护。

在元朝，没有势力背景的人，开不了当铺。因为有时候不法分子会把偷来的东西拿去当，当铺只要收了，就有可能惹上官司。只有背景强大的人敢开当铺，收了赃物，也有官府给罩着。

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至于中书省特别下了文件，鼓励民间开当铺，禁止地方部门以收缴赃物为名骚扰当铺。

元代也有官营当铺，官家办的，就要好多了。官铺的名字都取得相当不错，叫“周急库”“广惠库”什么的，经营宗旨也比较纯正，收取利息很低，是专门照顾贫民的。

过去宋代的金银铺很发达，到了元代，统统改叫“银铺”了，说明银子在元代的使用量已大大增加。

银铺的业务，和今天的首饰店差不多，是专营熔铸金银器和买卖金银的。因为元朝的银锭也是货币，所以银铺同时也是货币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银子向银铺兑换出钞票来用。

元朝曾一度禁止民间买卖金银，禁令期间规定银铺只能来料加工，不能自己生产银器出售。

好了，关于这个短寿王朝的金融情况，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读历史就有这个好处——从蛛丝马迹中可以读出历史的走向来。

自从春秋时期起，我们民族就有“义利之辨”。讲信义和讲谋利，两者之间是有平衡点的，都不至于太过。可是到了元朝，人们视统治者为外来者，高层也不大注意道德建设，结果民间的消极反抗就表现为道德堕落。

华夏民族中市井阶层的“小奸小坏”，就是在元代蔚为风气的。

此例一开，汉唐之风的那种大气磅礴就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