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力的元素（1 / 2）
国际的战争或竞争都是国家力量的比较。此次的抗战经验及近月来世界局势的发展，无不使我们觉得当前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国家的力量。此后无论我们是规划政治制度、学校课程、交通建设、经济发展，或是文化指导、礼俗厘定，甚至于私人的恋爱、娱乐诸问题的解决，我们都应该以国力为我们最高的标准。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假使某种最大的国粹阻碍我们国力的发展，我们也应该火速割爱，把那种国粹抛弃毁灭。我们希望我们心目中的“新经济”就是国力学。
提及“力”，国人免不了联想起“暴力”，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久已视文弱为自然，甚至于为高尚。为避免这些先生的误会，我先声明：国力不等于暴力，然而暴力是不可鄙视的，而且也是国力的元素之一。陈独秀先生多年以前曾说中国人应该野蛮化。我以为这是独秀先生的学术的最高峰。可惜他以后没有专心去推行野蛮化运动，否则我们今日的抗战力量尚可提高几分。不但抗战力量可以提高，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私人生活也干净些、康健些。野蛮人有野蛮人的礼义廉耻，其所不同于文弱人，甚至于文明人的礼义廉耻者，就是野蛮人的礼义廉耻是天真的，文明人的礼义廉耻是虚伪的。野蛮人的勇敢是肉体的，是敢作敢为；文明人的勇敢容易流为口头的、笔头的，不是自己上前线的，是鼓励他人上前线的。
在九月下旬的欧洲风波之中，只有德国和苏俄表示不畏战，英法两国的人民至于谈战色变。这不是偶然的。苏德两国虽然好像北极与南极的对立，两国近年的教育方针和政治经济设施，正如前文所言，完全以国力为其最高标准和最后目的。苏俄的两个五年计划及德国现所推行的四年计划都是国防计划。两国的教育方针均企图预备青年的体智德为健全士兵。斯达林84和希特勒两人竭力鼓励妇女生育，其用意亦不外备战。英美法各国的人民则太贪图安逸了。虽然，这些民治国家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田地，他们还只到文弱的初期。譬如英国前外相艾登一面提倡国际的新生活，一面大声疾呼的主张扩军。他在未下野以前及在既下野以后，屡次警戒其国人说，民治的前途在于爱好自由的人民能否自动的守纪律，受劳苦，肯牺牲，如同全能国家的人民一样。此公把文化前途的问题看透了。民治的国家的任务莫大于发展国力。
三民主义的中国更应及时树立以力立国的标准。我们入手的工作是心理的改革。我们要承认弱是可耻的。无论是国家的软弱无能或是私人的软弱无能都是天下最可耻的事情。诗词、书法、风雅、理学、汉学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惟独国力不可不追求。我们要承认力本身是宝贵的、高尚的。我们要看清国力包括暴力、野蛮力、战斗力。这种认识是提高国力的基础。
地大物博民众是国力的物质元素。这是常识所承认的，无须多加讨论。我们的地之大、物之博虽不及英美苏三国，却不在任何其他国家之下，而我民之众则又远超这三个国家。我们国力的物质元素是比较充足的，大可有作为的。不过物质元素必须配上种种的精神元素，否则国力仍不能发扬。甲午之战，中国以八倍日本的人口，三十倍日本的土地仍遭惨败。一九一四年帝俄以四十倍德国的土地，二倍半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当德国军力的三分之一。历史上同类的例子多极了。国力的精神元素或者比物质元素还重要。
精神元素不外文化程度和民族团结两种，从我国的需要观察，所缺乏的文化是近代的文化。抗战以来，有一件可慰的事情，那就是没有人提倡以大刀队来应战。足证国人对于时代的认识已有很大的进步。目前国内没有人不渴望军备充分的现代化。不过现代的战争不仅是军队与军队的战争，实是全民的战争。有了现代化的军队而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交通和政治，还是不济事的。要想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又不能不有现代化的教育。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说：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教育不是现代化的，根本不能有现代的军备。同治光绪年间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失败，正因为他们只企图局部的现代化。因为如此，连他们所希望现代化的局部都不能现代化了。帝俄之败于德是局部的现代化败于全面的现代化。一国的军备是一国全体人民的体力、智力、生产力、组织力的总集合。全盘生活现代化了，军备自然而然的现代化了。我们若要提高国力，我们不能不火速促进全体人民的全盘生活的现代化。
所谓“近代文化”的特征是科学。工程和机械都是科学的实用。我们所提倡的现代化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国内人士注重科学者日见其多，然而我国的近代化仍是很有限的。最大的阻力莫过于我们的重文积习。张君劢先生近在华中大学的讲词中说我们有“文字病”，往往把文字当作实物。他很尖锐的批评这种毛病：
“这个毛病，是渊源于几千年来士大夫过重书本与文字的结果。他们几千年来读书作文，或作经义，或作策论，或作八股文，都是以文字优劣，定人之优劣。此种毛病，传至他方面，则开会时专讨论章程，内容必求其详备，文章必求其雅洁，而开会后的实际工作，大家漠不关心，只多让一二热心人去干罢了。甚至国耻纪念，亦依例以一篇文字来了事。文字的好不好是必须争论的；事实究竟怎样，大家是不注意的。这个病根就是士大夫的兴趣只注重书本与文字，而忽略了真实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