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2 / 2）

事实虽是如此，知识分子却不肯充分承认。他们中间至今尚有人在作梦。一种梦是教育清高而作官不清高。另一种则以为惟独作官是光荣。其实教学可以清高，普通也是清高，但作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作官可以得光荣，也可以不得光荣，并且教书，作工程师，行医，当律师，都是光荣的。

中国的官僚百分之九十来自知识界，却是知识分子最喜欢骂官僚。在朝的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形成两个对垒。其实在朝的与在野的，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道德方面，是不相上下的。据我的观察，官吏百分之九十想奉公守法，努力作事，百分之七十能与环境奋斗，只有百分之二十为环境所克服而作违心的事情。如果环境改善，中国的官吏在工作效率上及操守上，可以不落在任何别国官吏之下。社会感觉官吏的压迫，殊不知官吏深感社会的压迫。社会总是说政府的赏罚不公，其实社会的舆论对公务人员也是赏罚不公的。政府与社会就是难兄难弟。两者都是不够近代化。

沙学浚先生在本刊的第十六期提到开明分子组织政党的困难。他说：

在团体活动中他们（开明分子）往往胸襟狭、气量小、有学问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领袖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们往往过于自信，过于自尊，因而漠视纪律，轻视旁人，这就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

沙先生所指出的毛病当然是实在的，而且是可叹息的。这种毛病是各国文人最容易犯的。“文章都是自己的好。”不过学问与技术，虽没有显明的尺度，究竟比文章要客观一点。所以现在知识阶级领袖的产生比以先实在容易多了，自然多了。

近来经济学者对世界经济前途大体上是抱乐观论的。他们觉得有了近代的科学，全世界的生产效能及生活水准均能大大的提高。他们并且相信一国的穷困间接是其他各国的祸患，反过来说，一国的富庶直接间接能使其他国家受益。在经济上，这是一整个共存共荣的世界。如果各国的外交政策全凭经济元素决定，国际的合作应能顺利的实现。

在一国之内，各种事业也是互相依赖的。我们如以事业的人生观为出发点，我们必感觉中国可作应作的事太多了。我们彼此之间只可用加法乘法，绝无用减法除法的必要。据我个人的经验，朋友们对我们用加法乘法者远多用减法除法者。士大夫的传统在这方面已起始改善。

沙先生所举的困难虽然是实在的，我仍觉得事在人为。

中国现在最急需的还是近代化，加速的近代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毫无疑问的，知识分子应该居领导地位。

在政治上，中国正图从武力政治过渡到舆论政治，这种过渡亦应该由知识分子加以推动。

在经济上，中国的资源亟待开发，而开发的后果亟应设法使其能为全体人民所享受。这种使命尤其要知识分子负担。

——选自《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