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2 / 2）

第二，我们应认清旧园子原先也是荒地，因为经过若干代人的开辟和种植然后成了旧园子。开辟的工作，不论中外古今都是苦的。我们不但不可怕苦，且不可眼光过高。我所读的这部英国中古经济史当然很好；它所以这样好，不但因为著者是一杰出之人，也是因为著者之前已有了无数的著者替他开了路，立了根基。我所讲的这门中国唐代的经济诚然是很不完全，但我不讲，则后人永无完全的唐代的经济史可出世。

第三，我们绝不可迷信一个大学之大，或一系之好，在乎课程之多；或一个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大学生，在乎所学课程之多。大学之大，在乎新辟知识疆域之大小。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大学生，在乎有无开辟知识疆域的能力。

有了这三种的心理改革，然后可以谈办法。我以为学术工作，不应从行政上下手。换句话说，不应从定条例，筹组织下手。学识工作只能从学者和问题下手。有了一位真正学者，而这位学者对某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有最高的兴趣，我们就有了新知识的种子。这个种子是学术界的至宝。学术机关必须负培养的责任。减轻授课时间，减少行政责任，充分的设备，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养这种子所必须的都应该给他。但以来引诱学者是无须的，也是不能成效的。我所讲的培养，专指研究工作的便宜。

提倡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容易引起一种误会，而这种误会又容易发生一种流弊。我这种的提倡，并不是要中国人以后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史学。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绝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在旧园子不要荒芜的条件之下，我望社会科学界的人勇往直前，来开辟这个新大陆。因为这个新大陆是我们的田土，我们不开辟，它将永为荒地。

——选自《独立评论》第二十九号（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北平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