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级与政治（1 / 2）

我这里所讲的知识阶级是指专靠知识生活的人，那就是说，指一般以求知或传知为职业者。这个阶级包括教育界及舆论界。此外政界及法律界与知识阶级最近，且最容易混合。工商医界距离较远，但其中人常有人著书立论，以求影响一时的思潮；这类的人当然也是算为知识阶级的。

知识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固极重要，但不可言之过甚。在中国，因为以往读书的目的和出路全在作官，又因为我们平素作文好说偏激和统括的话，于是有许多人把救国的责任全推在知识阶级身上。自我们略知西洋历史以后，一谈法国革命就想起卢梭；一谈苏俄革命就想起马克思和列宁。这些伟人不是知识阶级的人物么？他们所作的掀天动地的事业，我们也能作：至少我们这样讲。九一八以后，因为大局的危急，国人对知识阶级的期望和责备就更深了。我们靠知识生活的人也有许多觉得救国的责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不负起这个重担来，好像就无人愿负而又能负了。这样的看法自然能给我们不少的安慰。

可惜这个看法忽略了几个基本事实。第一，知识的能力虽大，但是也有限度。利害、感情、习惯、群众心理往往抵消知识的能力。历史家研究革命者并不全归功或归罪于某思想家。第二，中国人民受过教育的太少了；思想号召所能达到的是极有限制的。并且中国人太穷了，对于许多问题全凭个人利害定是非。第三，我们的知识阶级，如国内其他阶级一样，也是不健全的。许多忙于为自己找出路就无暇来替国家找出路了。我说这些话不是要为我们开脱责任，不过我觉得政治是全盘生活的反映，救国是各阶级同时努力凑合而成的。知识阶级当然应负一部分的责任，甚至比其他各阶级要负较大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一个阶级，如同一个私人，倘不知自己的限制，事事都干起来，结果一事都无成。或者因为我们要负全责而事实上又不能，就置国事于不闻不问了。有些因此抱悲观，几于要自杀。

在未谈知识阶级究竟对于政治的改良能有什么贡献之先，我可指点出来两个事情是知识阶级所不应该作的。

第一，我们文人，知识阶级的人，不应该勾结军人来作政治的活动。几十年来，文人想利用军人来作政治改革的不知有了多少，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政治未改革而军阀反产生了一大堆。康梁想利用军人来改革，于是联络袁世凯。到戊戌变法最紧急的时候，袁世凯只顾了自己升官的机会，不惜牺牲全盘新政。我们绝不可说康梁是瞎眼的人，因为康梁的眼光并不在一般人之下。甲午以后，中国号称知兵的人要算袁世凯的思想最新。光绪末年，新知识界的人由袁氏提拔出来的很多，新政由他提倡的或助成的也是不少。如果康梁可靠军人来改革，那么，无疑的他们应该找袁世凯。康梁以后的政治改革家，虽其改革方案不同，其改革方法则如出一辙。运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惟一的法门。倘孙中山先生今日尚存在，看见现在中国这种可怜的状况，他不会懊悔靠军人来革命吗？

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武人思想比较简单，欲望亦比较容易满足。文人在一处不得志者，往往群集于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了。他们为主人翁所草的宣言和通电都标榜很高尚的主义，很纯粹的意志，好像国之兴亡在此一举。其实这些主义和意志与他们的主人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宣言和通电，有许多是他们的主人翁看都不看的。主人翁幸而得胜了，他们就作起大官来。不幸而失败了，他们或随主人翁退守一隅，以求卷土重来；或避居租界，慢慢的再勾结别的军人。民国以来的历史就是这个循环戏的表演。这样的参加政治——文人参加政治的十之九是这样的——当然不能使政治上轨道。

第二，知识阶级的政治活动不可靠“口头禅”。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识来研究是很有兴趣而且很有价值的，当作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愈讲这些制度和思想，我们愈离事实远，而我们的意见愈不能一致。我们现在除中国固有的制度和学说以外，加上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留俄留日的学生所带回的美英法德俄日的各时代各派别的思想和所拟的制度，我们包有中外古今的学说和制度了。难怪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打架，使我们有胃病。我常想假使中国从初派留学生的时候到现在，所有学政治经济的都集中于某一国的某一个大学，近二三十年的纷乱可以免去大部分。其实这些学说和制度在讲者的口里不过是“口头洋”，在听者那方面完全是不可懂的外国话。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或任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有学会的时候，不必谈文法，更不必谈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