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2 / 2）

“昏淫”的清廷并不之信，惟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四年的。此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五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惟松花江两岸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则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恣意往来。其不即肄逞者，乃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时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四年五月，木里裴岳幅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木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春会齐前往与木氏交涉。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木氏。初十，十一，十二，木氏称病不见。十三日，木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我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木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原来咸丰五年东北的情形已非三年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木氏一意进行。到了五年，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不过在五年，木氏尚未布置妥贴，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

克里蒙战役于一八五六年结束。俄国在一八五四及一八五五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先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先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一八五七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冬，木里裴岳幅回俄国，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一八五八年春（咸丰八年）木氏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作最后决算。

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六百万元“赎城”的钱，并允将军队退去广州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人求利。木里裴岳幅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于重视他了。

奕山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木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木氏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开议。初十日，木氏带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木氏要求中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江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额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天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木氏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惟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过若干辩论之后，木氏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示不接收的意思。木氏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木氏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等了两天，木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作主。“木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声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五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先是木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木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三二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木酋忿怒回船后，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奇里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

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原故是极明显的。第一，木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木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作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以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作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进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割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②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钦定，所有两国争竞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

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是桂良等联络普提雅廷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惟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及十年的中外战争。有了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持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作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提雅廷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未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她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及十年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势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定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木里裴岳幅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的报告于八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例。……傥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木里裴岳幅一个咨文，说：“乌苏里河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费雅哈，“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参崴：足证彼时海参崴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着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辨；若肆意侵占，扰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木里裴岳幅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一千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一千驻守昌黎乐亭以防英法之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为更重要，更急迫。

俄国为促进乌苏里边界之“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一面派人进京互换《中俄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并作进一步之交涉，一面由木里裴岳幅派人去测量乌苏里区域。疆吏既不敢违旨会同查堪，又不敢挡住俄人的进行，结果木氏的委员伯多郭斯奇（Lt.-Col.C.Budogoski）于九年的春夏单独测量和绘图。俄国的公使丕业罗幅斯奇（Pierre Perofski）于八年冬抵北京。我国派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肃顺及刑部尚书瑞常与之交涉。九年三月中，批准证书互换以后，丕氏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系关于划界的事。可惜夷务始末不录来文，只录军机处的答词，但从这答词中，我们可看出朝廷态度之又一变：

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黑龙江交界之事，应由我国黑龙江将军斟酌办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碍难悬定。

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的否认《瑷珲条约》，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止“暂准”俄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业幅来京交涉。伊氏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尊俎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着他可说是棋逢对手。伊氏能强词夺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在未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咸丰九年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的上流，并在该处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二日又有一道谕旨：

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江将军奕山着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阿着即革任，并着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瑗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

……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词当亦较易。……

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号示众于乌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木里裴岳幅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凑巧咸丰九年的五月中国对英法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朝廷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惟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公使于九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毁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不但海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稍为胆壮。我们对英法的胜利影响了对俄的交涉。

伊格那提业幅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

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和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上流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伊氏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氏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桂良及花沙纳给普提雅廷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

……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佛（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界绵长，战法各国皆不能敌。惟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且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且贵国使臣须知因本国官员到彼，并未见有中国管理此处官员之迹，我们业经占立数处。

在咸丰年间，英法虽曾攻下广州、天津、北京，但均于和议定下退去。至于东北海岸，英法不但未曾占领，且未曾有此拟议。伊氏也深知此中情形，不过故意作此谣语，以欺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国人。这个当，军机处是不会上的。答复虽在法律上很难讲过去，但用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

……中国与俄国定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国，所定甚为明晰。至黑龙江交界应由黑龙江将军与贵使臣木里裴岳幅商办。其吉林所属之处，并不与俄国毗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借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踞，我国自有办法。今已知贵国真心和好，无劳过虑。

军机处与伊氏有了这次文书的往来，遂由肃顺，瑞常负责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会晤的时候，伊氏面请肃顺等桂良及花沙纳所发之咨文，内附有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肃顺等不承认有此谕旨，但三日后又去一咨文，声明虽有此谕旨，但与吉林东界事无关，所以伊氏带来之稿本，“谅必因抄写之误”。六月二十八日，伊氏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写错误之处。本大臣恳乞贵大臣将桂良所奉谕旨原文，送交与我，以便查对错误之处。”肃顺等答以谕旨原文存大内，不便检阅。适是时伯多郭斯奇带乌苏里区域的地图来北京。伊氏遂要求按俄国新绘地图，即在北京定约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占。”肃顺等七月初一日的答文，措词同样的强硬。在乾隆时代，因俄国不讲理，中国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间作过的事，此时也能再作。如俄国此次不讲理，中国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经许借与贵国之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阔吞屯、奇吉等处”，亦将不借与。“是贵国求多反少也。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双方话已说到尽头，条件相差甚远。伊氏行文军机处要求中国改派别人担任交涉。军机处告诉他说肃顺、瑞常“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氏仍不肯放弃，历夏秋二季，屡次向军机行文，均是旧话重提，空费笔墨。军机处亦以旧话搪塞，但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照会内，加上一层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愿。好像中国此时要援人民自决的原则。可惜这次人民的意志实在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俄人在乌苏里区域测量者均说当地的人欢迎俄人去解除他们从满人所受的压迫。至于军机处所说的吉林人的反对割让，全是北京闭门捏造的。十年正月十六日的谕旨显露此中的实情：

现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节，屡次行文，哓渎不已。当经覆以绥芬、乌苏里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许后，该处民人，以中国地方不应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奕山革职，吉拉明阿枷号；并未奉旨允准；傥该国前往占踞，该处民人出来争论，反伤和好等语：借以措词，以冀消其觊觎之心。如该酋伊格那提业幅将此覆文知照木里裴岳幅，恐其向该将军询问，吉林人民，有无同递公呈，不愿该夷在绥芬、乌苏里住居之事，着景淳、特普钦遵照前说，加开导，以坚其信。勿致语涉两歧，是为至要。

伊氏于十年四月初一致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军机处丝毫不退让。照覆说：

……至乌苏里绥芬地界，因该处军民人等，断不相让，屡次递呈，现已开垦，各谋生业，万不能让与他人。经该将军等将此情节据实奏明。因恐贵国之人去到，该处人等不容，必致反伤和好。中国向来办事，皆以俯顺民情为要，是以碍难允准。

伊格那提业幅接到此文以后，宣布交涉决裂，于四月初八离开北京。

这时木里裴岳幅在乌苏里一带照其自定计划，进行测量、开垦、设防。疆吏虽未抵抗，亦未与划界定约，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时候，稍图振作。吉林、黑龙江皆办团练。吉林则略为解放山禁，多招参商刨夫入山，“以资兵力”。在咸丰十年的春天，两省的奏折都有调兵设防的报告，好像他们准备抵抗。

不幸十年的夏天，我国另起了风波，把对俄的强硬都消灭了。英法两国为报复大沽之仇，加添要求，并厚集兵力于远东以图贯彻。伊格那提业幅适于是时交涉失败后，愤愤不平的离开北京，直到上海、香港去挑衅。他见了英法的代表就大骂北京当局的顽固与不守信义。西洋各国应一致对付中国，并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动亦被我方探知。五月中，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说：

……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饬华商杨坊等密探，旋据报称……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凿凿。谆告普鲁斯58（Bruce）及布尔布隆（Bourboulon）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坚。

我方知道了这种消息以后，当然设法预防。

六月初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伊格那提业幅已先到，并带有兵船四只。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Ward）亦带有两只兵船在场。初四日，我方接到伊氏照会，询问《中俄天津条约》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布，并言“英佛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他的“说合”军机处明知不可靠，但当危急的时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国。所以含糊回答他说：“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伊氏颇为失望，途转告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由北塘进兵的便利。七月中，英法联军已进天津，桂良与英法的交涉将要完成的时候，伊氏又来文，要求中国许他进京。军机处还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暂可不必，应俟英佛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等到英法已经到了圆明园，预备攻安定门的时候，伊氏嘱俄国教士向恭亲王奕要求许他进京，我方依旧拒绝：“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之兵退后，即可照常来京。”此是八月二十二的事。可见我方防备伊氏到什么程度。

英法军队于八月二十九日进北京；伊氏也跟进了。中国的外交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伊氏的机会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丰帝自热河行宫宣布谕旨，“着恭亲王等迅即饬令恒祺往见该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约，不另生枝节，即可画押换约，以敦和好”。换言之，朝廷已决定接受英法的条件。伊氏于九月初五致信于法国公使葛罗，说他如何在北京力劝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法的条件。英法进攻的原意在强迫中国承认《天津条约》及宣大沽之耻，并不在占据北京。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咸丰帝已逃避热河，北京官吏能逃者也逃散。倘和议不成，势必须进兵热河。那么，时季已到秋末，须等来年。倘英法压迫太甚，清廷或将瓦解。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很能引起世界战争。是时英法因为意大利的问题全盘关系已趋紧张。因为这些原故，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lgin）及法国公使葛罗均以为宜速定和议，速撤军队，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所以他们将赔款现银的部分由二百万两减到一百万两。此中背景，恭亲王及文祥——我方的全权代表——当然无从知其详，而伊格那提业幅则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我方冒功。

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日英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格那提业幅遂向恭亲王要求报酬。我方代表的感想如何见于他们九月十三日所具的奏折：

……本日复接伊酋照会，以英佛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等语。臣等复思英佛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和约已换，而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覆，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启边隅，尤属不易措手。查前次该酋向崇厚等面称，允给英佛等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不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现英佛议现银一百万两。难保非该酋预探此语，有意冒撞。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测。

是以恭亲王、桂良、文祥并非觉得俄国有恩于我故必有以报之；他们不过觉得伊氏挑拨之力太大，非使其满意不可。后英国军队因故退出北京稍迟数日，恭亲王等更急了。他们九月二十日的奏折说：“且英佛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傥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

伊氏所索的报酬除东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边界及通商与邦交的权利。恭亲王既以速决为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条约》就议好了；十月初二日（西历十一月十四日）签字。这约的第一条就是规定东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约最要紧的一条。条文如下：

议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踰兴凯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

这两个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即土地割让的纪录。我国在咸丰八年及十年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十三方英里。现今的东三省，加上江苏，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只多一千四百方英里。法德两国的面积，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还少六千五百三十一方英里。俄国从我国得着这大的领土不但未费一个子弹，且从始至终口口声声的说俄国是中国惟一的朋友，俄国友谊的代价不能不算高了！

咸丰以后的东北可称为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余，且因为她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她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由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争所不必争，而必争者反不争。比这两个原由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原由，无论有无前两个原由，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

附录之一 资料评叙

中文著作中尚无一种与本文范围相同的。西文中有三部著作其范围与本文大致相同；其中两部均因十九世纪中年俄国在远东发展之速有所感触而著的，两部均是一八六一年出版的。E.R.Ravehe Russians on the Amur, its Discovery, quest, and ization（London，1861）。著者用了不少俄国方面的材料，可惜甄别似欠功夫，且不详细注明出处。书后附有简略史料目录。C.de Sabir：Le Eleuve Amour-Histeographie, Ethnographie（Paris，1861）。此书与前书的范围完全相同，资料大致相同。两书著者均系地理学家，两书前半皆叙历史，后半讲地理。F.A.Golder：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c 1641—1850。著者精通俄文，且专治史；他审查史料的严密远在前两个著者之上。书后附有详细书目至为可贵。此外尚有北平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之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New York，1924）。此书实即一部东北外交史。西文著作论东北问题而参用中西的材料，据我所知，以此书为最早。

本文论“俄国的远东发展”的一节不过作背景的叙述，故极简略。欲作进一步的研究者应参看⑤G.E.MGller：Sammlung Russischer Geschihte，9 vols.（St.Petersburg 1732—1764）。此书出版几将两百年。批评者、抄袭者、继起者不少，但至今此书有读的必要，因为著者所见及所用的原料实不少。J.E.Fiseher：Sibirisehe Geschiehte，2 vols.（St.Petcrsburg，1768）。此书即抄袭前书者之一，不过著者深知西比利亚的历史，在重编前人著作的时候亦有所发明和纠正。关于满人向黑龙江的发展，至今尚无专著。《皇清开国方略》《太祖高皇帝实录》《东华录》及《盛京通志》等官书皆记有某年某月伐某部族或某部落来贡一类的事实，但对满人的武功不免夸耀过实，且所举地名及部落名称间有不可考者。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收了他自己所著的《东海诸部内属述略》及《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前书述清太祖太宗征收牡丹江乌苏里江、珲春河黑龙江下流及库页岛各部落的事迹；后书述同时征收黑龙江上流各部落的事迹。两书皆根据咸丰以前的官书，不正确，甚简略，但有系统。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的主要资料即《朔方备乘》内的《平定罗剎方略》。此亦官书之一，过于夸耀朝政，但其中保有几件重要谕旨及奏折。在事的人，如郎坦、萨布素诸人的传见于清史列传、碑传集，清史稿的列传类皆无声无色，惟《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五十三之郎坦（亦作谈）傅诚为至宝之史料。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有一段记“逻车国人造反”事，形容俄人炮火的厉害，大可补官书之偏。著者随其父在宁古塔戍所多年；其父亦被调往征“逻车”者之一，故所记皆亲历的事。

“尼布楚的交涉”的主要史料当然是张诚的日记。张诚即康熙帝所信任的传教士之一，原名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其日记见于J.B.du Halde：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e et de Tartarie oise，4 vols.（La Haye 1736）。康熙二十七年的日记（见卷四页一零三至一九五）仅记路程，与外交无大关系；次年的日记（见卷四页一九六至三零一）记尼布楚的交涉甚详。张诚是耶稣会的会员，不敢也不愿开罪中国，同时耶稣会正求俄国许其会员假道西比利亚来华，故亦不敢开罪俄国。他及徐日昇无疑的作了忠实的疏通者。不过日记言其调停之功过甚，因为双方政府最后的训令并没有冲突。《八旗通志》的“郎谈传”及《平定罗剎方略》大可补充张诚的日记。Gaston ：Histoire des retions de Russie avebsp; e sous Pierre le d，1689—1730（Paris，1912）。著者是法国的一个俄国史专家，且专攻中俄的关系。俄国已出版的及未版的史料关于中俄这时期的往来的，他曾研究过，于书后备有详细目录。本书第一章论尼布楚交涉，其他各章论中俄在北京的通商。关于尼布楚以前的交涉，我国旧籍过于简略，且多不实；最好的史料是J.F.Baddeley：Russia, Mongolia, 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tioween them from the be, ginning of the 17th 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r Mikhailovich, A.D.1602—1676.2 vols.（London，1919）。上卷大半是著者的叙论，说明俄国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俄人入西比利亚的经过，及西比利亚的地理；下卷则几全为史料，中有曾未出版者，内包括俄人出使中国的记录及报告（页一三零至一六九，一九五至二零三，二四二至四二五）。书后有极好的目录。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康熙二十七年代表团的行程亦可资参考。

尼布楚以后，咸丰以前，东北的状况，除《盛京通志》及《吉林通志》外，尚有萨英额的《吉林外记》（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及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出版同上）两书的叙述。《吉林外记》述事到道光初年止；《黑龙江外记》到嘉庆末年止。因其不为体裁所拘，这二书的史料价值反在官书之上。至于十九世纪的前半，列强如何竞争太平洋的海权，我们从Foster RheaDulles：Ameri the Pacifc, a tury of Expansion（New York，1932）可窥见一斑。书后附有很详的目录。

咸丰一朝，中俄关于东北的冲突及交涉当以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主要史料。书共八十卷四十册，民国十九年出版。因此书的出版，在此书以前的著作均须根本修改。咸丰朝，我方主持中俄交涉者——奕山、景淳、特普钦、桂良、恭亲王奕、文祥诸人——的文稿均于《夷务始末》初次发表。关于伊格那提业幅的挑拨，Henri Cordier：L’Expedition de e de 1860- dots.（Paris，1906）及Henri Cordrier：Histoire des Retions de e avec les Puissances Octales 1860—1900，3 vols.（Paris，1901）之第一册第六章皆有不少的材料，可惜法国人不知伊氏的狡猾。

俄文的资料必甚多，可惜著者因为文字的困难不能利用。在未直接利用俄方资料之前，我们谈不到东北外患史的最后定论。

附录之二 清太祖太宗征服的边境民族考

草此文时，亟思参考人类学家的著作以决定所谓索伦及窝集诸部的种类，于是向清华同事史禄国教授（Professor S.M.Shirokogoroff）请教并参用了他的Social 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ercral Press，1929）。我们参考了几张详细地图并审查了许多名字。我的结论大概如下。巴尔呼即西人所谓Bargut，是蒙古种类的。索伦即Solon，俄伦春即Oro，均是北通古斯种类的。达呼尔即Dahur，其语言是蒙古语言的一种，其种类是蒙古种类或通古斯种类尚待考。窝集部的“窝集”实即满文的森林；此部支派甚多，按其风俗及区域大概是Goldi。奇勒尔即Gik；库叶即居库页岛的Gik。赫真及飞牙喀大概也是Goldii。穆伦、奇雅、瓦尔喀大概是Udehe。

附录之三 释“俄罗斯察罕汗”

“察罕”或“察汉”并非任何俄皇的名字，亦非Tsar 59的译音。二字实即蒙古文之白色的“白”字。“察罕汗”就是“白汗”。这是当时蒙古人给俄皇的称呼而我国抄袭之，正如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Bogdikhan 60而俄人借用之。光绪年间总理衙门曾因Bogdikhan一字向俄国提出抗议。凡此足证中俄两国最初的相识是以蒙古文及蒙古人为媒介的。

附录之四 《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现今最有权威的中国条约集是海关总税务司所出版的Treaties, ventoc.，between a and Fn States，2 vols.（Shanghai）。书中所载之《尼布楚条约》有中文、法文及英文三种。其法文稿录自张诚的日记；中文稿录自《通商约章类纂》。按显纂所录者即《平定罗剎方略》所记的界碑碑文。此碑文原用汉、满、蒙、俄及拉丁五种文字，但所刊的并非条约全文，不过其撮要而已，且界碑并非中俄两国共同设立，乃中国单独设立，其无权威可知。旧外务部所刊的各朝条约有碑文，亦有条约全文，碑文录自《罗剎方略》，约文系录自《黑龙江外记》，著者西清明说（卷一页十一）他得着条约的满文稿，再由满译汉。所以中文的《尼布楚条约》仅有这《外记》所录的。以《外记》的条文来比张诚日记的条文，不符之处颇多。原来《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本为正本是两国代表所同签字的。这拉丁文本是张诚撰稿的；日记的法文本是张诚自己所译的。所以最有权威的是拉丁文本；其次要算日记里的法文本。兹特从这法文本译汉如下：（原文见Du Halde, vol.IV, pp.242—244）

大皇帝钦派：

领侍卫、议政大臣、内大臣索额图，

内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

都统郎坦，

都统班达尔善，

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

护军统领马喇，

理藩院侍郎温达，

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布楚城附近会同

俄国全权大臣果罗文，

为要禁绝那般越界捕猎及抢掠杀人滋事的不法之徒；并要确实划清中华及马斯哥两帝国的边界；更要建立永久的和平及谅解，双方一意的议定下列诸款：

第一款。自北流入黑龙江的绰尔纳河（a, Shorna），即满文的乌鲁木河，最毗近的额尔必齐河即作为两国的边界。处于额尔必齐河河源之上的，而且绵延到东海滨的山脉亦作为两国的边界：从这山脉之南流到黑龙江的一切大小溪河及山脉峰脊之南的一切土地皆归中华帝国所有，山脉之北的一切土地溪河皆归马斯哥帝国所有。但这山脉及乌特河之间的土地暂不划分；等到两国大使返国，得了决定此事的必须知识，然后或由大使，或由函札，再行决定。

此外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也作为两帝国的边界：这额尔古纳河以南的一切土地均属中华帝国，以北的一切土地均属马斯哥帝国。在眉勒尔甘河61

（Meritken）流入额尔古纳河之处，在南岸已有的房舍均应迁至北岸。

第二款。马斯哥人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垣应尽毁灭。马斯哥帝国的臣民在雅克萨居住的，连同他们的财物，应撤回到马斯哥王的领土。

两国猎户，无论因何事故，均不得超越上面的疆界。

如有一二小人越界游行，或为捕猎，或为窃盗，应即行擒拿，送交两国边境的巡抚或武官。该巡抚审知罪情后，应给以相当的惩处。

如十人或十五人以上聚群携械，越界去捕猎，或抢掠，或杀对方的人民，应奏报两国的皇帝。所有犯这类的罪的人，审明属实，应处以死刑。但不得因私人的暴行引起战争，更不得因此而致大流血。

第三条。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忘记不计。

第四条。自两国宣誓成立本永久和约之日起，两国绝不收纳对方的捕逃。如有人从一国逃到对方国去，应即擒拿送回。

第五条。马斯哥臣民现在中国者，及中国臣民现在马斯哥国内者概仍留如旧。

第六条。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执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两国边境的争执既已如此结束，而两国之间既已成立忠诚的和平及永久的友谊，如双方切实遵守本约明文所定的各款，以后不应发生任何争执。

两国大使，将本约盖印后，互换两本。并且两国应将此约，用满文、汉文、俄文、拉丁文刻上石碑，在边界上树立，以作永久纪念，俾不忘两国间现有的谅解。

——选自《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二十一年十二月北平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