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巩固帝国的努力（2 / 2）
印度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受英国统治的时间也比较长。在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在谈到印度对英国的意义时说：“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进入20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投资有了较大的增长，同时从印度获得的各种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也比以往多得多。寇松乐观地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永远延续下去。
当寇松于1899年到任时，印度的局势较为平静，政治活动处于低潮。尽管他在发展印度教育、兴修水利和削减盐税方面有所作为，但他的高压统治却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分裂孟加拉的行为，使印度掀起又一个民族主义高潮。
1905年10月16日，寇松颁布分裂孟加拉省的法令，决定将该省分为东、西两省，其中东孟加拉的居民以穆斯林为主，西孟加拉则以印度教徒为主。印度各界对此反应强烈，认为这是——个分化瓦解印度的阴谋，于是纷纷起来表示抗议。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gress）对反英运动的方式有不同的主张，以戈克海尔（Gopal K.Gokhale）为首的温和派坚持采用和平请愿、示威的方式，而以提拉克（Bal G.Tik）为首的激进派则倾向于走暴力反抗的道路。由于国大党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者，这种意见分歧削弱和分化了运动本身。因此，寇松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不屑一顾，他说这场运动“仅仅是水面上的漂浮物，我毫不怀疑……下面流动的是深邃而平静的水流”。
显然，寇松低估了这场运动的意义和巨大的潜能。在他心中，独立的印度民族是不容存在的，任何此类运动或思想均须查禁。同时，为保持英国对印度的永久统治，寇松主张在印度建立一个类似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政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使印度成为“帝国的最伟大的伙伴”，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英印民族。为使他的这个主张深入人心，寇松大力保护和发扬印度的传统文化，1903年在德里举行规模宏大的朝觐活动，以显示印度的“团结和爱国主义”，并大力使印度在经济上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性。寇松对自己的政策充满信心，认为其政策已在印度大获成功，他得意洋洋地宣称：“我以为全印度人民……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忠诚可靠。”
另外，寇松不顾英国政府在帝国政策上的调整，执意向中国西藏扩张。但是，他与新任英军驻印总司令基钦涅不和，最终于1905年辞去总督一职。
同年底接任印度总督一职的是明托勋爵（Lord Minto）。当时的印度局势与寇松的描述相去甚远，用戈帕尔（S.Gopal）的话来说，就是“印度的不满从未如此强烈和广泛”。明托抱怨寇松“留下的强烈不满的遗产”，明托夫人则说寇松“耗尽了他的臣民们的忍耐，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英国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约翰·莫莱（John Morley）迟至1917年还心有余悸地回忆：“部分由于表面的、部分由于本质的不同原因所造成的政治动荡缓慢地横扫印度的那副场景。”
为了应付这一困难的局面，明托感到高压手段只是权宜之计，必须对英国的统治进行较大的改革才能实现较长期的稳定。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明托感到国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应当尽力将其拉到英国统治者一边。为此，他专门去见莫莱，陈述自己的主张：
国大党究竟会成为带来益处还是制造罪恶的力量，其关键主要在于我们自己，而不论我们是否对该党抱有好感（从个人的角度说，我不喜欢它）。也许，与国大党有联系的可疑者人数不少……因而，我们更有理由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避免采用粗暴和僵硬的手段。
显然，明托试图用较温和的方式来笼络国大党。而要做到这一点，一味的高压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而他改变策略，推出以改革为主导的政策。此举与英国人在埃及的做法颇为相似。
国大党内部对明托的新政策产生分歧。以戈克海尔为首的温和派将建立“大英帝国之内的自治政府”作为目标，主张与英国统治者合作。而极端派坚持与英国当局进行斗争，尤其对明托维持孟加拉分裂局面的做法感到愤怒。1907年4-5月，东孟加拉、旁遮普等地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在如何对待罢工示威的问题上，两派关系恶化。极端派主张使用暴力驱逐英国统治者，温和派则认为暴力的道路十分危险，有损于国大党本身的利益。结果，温和派在这一年的本党年会上将提拉克等极端派驱逐出党。此后极端派在各地引爆炸弹、进行暗杀行动，招致英国统治者的镇压。提拉克被捕入狱，公共集会被明令禁止。此外，英国人还进行新闻检查，并镇压了1908年7月的孟买大罢工。
明托决心依靠国大党温和派和文官阶层的支持实行改革，在征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后，与莫莱一道推出了所谓“莫莱明托改革”，即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印度立法会法案》（Indian cils Act），规定在各级立法、行政机构中增加印度人的比例，扩大印度人名义上的参政权。英国政府任命一名印度人为总督行政委员会委员，任命另外两名印度人为设在伦敦的印度委员会委员。全印立法会的印度议员比例得到提高，地方立法会的民选印度议员比例也有较大增长，穆斯林须在各级立法会中拥有数目固定的席位。各级立法会首次被授予辩论预算案、动议和通过决议的权力。但实际上，上述措施均未能动摇英国的统治，莫莱曾在1908年对明托说，改革的目的不是削弱英国统治，而是促使印度人甘心接受这种统治，“使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被统治者的需求、利益和情感。另一方面，在机会到来时给予被统治者更好的理解政府立场的机会，以避免误传那些无知而具有恶意的见解”。
经过这次改革，印度的局势逐渐恢复平静，民族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英国人在印度又恢复了信心，以至于新任总督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到任不久就取消了分裂孟加拉的法令。此后几年的事态发展表明，莫莱明托改革的确在手段上比寇松的大棒政策更有效，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
在刚占领不久的非洲殖民地，英国面临着全新的处境，因此只向这里派遣为数不多的官员、专业人员和军人，自愿移民人数很少。有一个被派往东非的英国殖民官员写道：
在非洲的这个中心地带，只有我们3个白人，外加20个黑人士兵和50个黑人警察，却要治理一个居住着50万装备良好的野蛮人的地区，并维持该地区的治安，离这里最近的医生和增援部队驻扎在68英里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者无论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均诉诸拉拢利诱和威吓屠杀的手段。在那些间接统治的地区，英国人给予土著统治者某些权力：在行政上，土著统治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征收赋税，传达和执行殖民当局的命令和政策，同时接受殖民官员的监督；在税款分配上，土著政权可保留一部分税款用于日常开支及土著官员薪俸；在司法上，土著统治者可按土著法对土著居民实行审判。以此为条件，英国殖民官员在“合作”的旗帜下，将一些地区的土著统治者变为其统治工具，如北尼日利亚的酋长、乌干达的干达族贵族、苏丹的反马赫迪派等等。
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严厉镇压反抗者，用武力手段维护其统治，连温斯顿·丘吉尔在得知英国人在肯尼亚的暴行时，亦感叹那“就像一场屠宰”。据英国方面的资料，在1905-1908年中，共有1700余名肯尼亚人被杀。1906年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的索科托发生反抗殖民统治的起义，英军屠杀了2000余名起义者才恢复了秩序。在1906-1908年的南非祖鲁人起义中，英军屠杀了3500余名起义者，并囚禁了约7000人。英国承认在大部分殖民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抗行为。
在20世纪开头的十余年中，无论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在帝国及殖民地政策上以布尔战争为鉴，不再热衷于帝国扩张，而是将重点移到巩固帝国上来。这一政策调整除了英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欧洲事务，如何应付德、奥、意威胁，牵制了英国政府的大部分精力。如果说保守党政府中还有约瑟夫·张伯伦这样的人希望建立更强大的帝国的计划，那么自由党政府则采取近乎“无为而治”的政策，除了维持现状，就再无“奢望”。
这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作为第一殖民大国的大英帝国，其地位仍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除了爱尔兰等少数地区外，各殖民地给英国带来的是财富和荣耀，而不是烦恼和负担。按英国政府的想法，这种局面最好能长期维持下去，当然可以作一些调整和改革。不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后起的德国等却不甘心在殖民扩张中的落后地位，它们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在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