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的世纪（2 / 2）
1906年，保守党因为关税问题分裂，张伯伦为首的关税改革主义者在其内部争夺领导权。首相贝尔福提前举行大选，希望自由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分歧可以使保守党重新获胜，同时打击张伯伦的势力。但大选结果是自由党大获全胜，得到了400个席位。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有50人参加竞选，结果30人当选，是一次划时代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还有24名工人站在自由党旗帜下竞选获胜，使工人议员总数达到54人。就在这次大选之后，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改名工党，在议会建立工党党团。不久以后，工党就将在20世纪发挥半壁江山的作用了。
1906年大选是一道分水岭，它标志着英国真正走进20世纪。“土地利益”长达几百年对议会的控制，至此算是真的结束了。当选议员中，有一半是新面孔、具有新的社会背景。随着工党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19世纪下半叶取得选举权的工人选民，到这时才当真发挥作用了。决定大选结果的主要是一些社会问题，如生活水平问题，机会平等问题，限制经济方面的阶级特权，疾病、就业和老年保险等等。法国历史学家哈勒维（Elie Halevy）说：1906年大选并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声。自由党被迫把社会问题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自由主义变成了“新”的自由主义。J.A.霍布森（J.A.Hobson）写道：“自由主义现在正式执行一项任务，其中无疑包含着一种新的观念，它涉及国家与个人生活及私人产业的关系问题。”老的“自由放任”原则被逐渐抛弃了，自由党越来越卷入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之中。
自由党政府组成之后，很快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立法，包括《劳资争议法》（Trades Disputes Act）、《工会法》（Trade Unions Act）、《工人补偿法》（Workmen''s pensation Act）、《学校供餐法》（Seals Act）等等。1908年，首相坎贝尔班纳曼（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因身体欠佳而辞职，由赫伯特·阿斯奎斯继任，社会立法的步伐更快。在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的通力合作下，1908年通过《养老金法》（Old Age Pension Act），这是英国的第一个社会福利法案。这以后，他们又再接再厉，打算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发了与上院的斗争。
早在1906年大选之前，贝尔福就说不论结果如何，“统一党”（即保守党与张伯伦派）总是能控制国家的。自由党认为这是在暗指上院，因为在那个时候，经常出席上院会议的602个上议员中，属于自由党的只有88人，其余保守党355人，“统一自由党”124人，35个主教和王室成员算是无党派。在这种力量对比下，上院在1906-1907年间否决了自由党制定的一系列立法，其中包括《教育法案》（Education Bill）、一人多票法（Plural Voting Bill）、《卖酒执照法》（Lising Bill）、《爱尔兰参事会法》等等；还对农地持有法、爱尔兰市镇租佃法等进行了重大修改，将其修改得面目全非。面对这种情况，自由党决定摊牌，一劳永逸地把上院这个建立在世袭原则基础上的机构排除出政治决策圈。
1909年，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代表政府提出一个刺激性很强的预算草案，其中规定：
（1）大幅度增加遗产税，比如价值超过100万镑的庄园将征收25%的遗产税；
（2）增加所得税，3000镑以上的收入提高税率，5000镑以上征收超额附加税；
（3）征收土地税，出租的土地每次租期届满时对增值部分征收10%的税，地产转手时，对自然增值部分征收20%的税，对未开发的土地矿山征收闲置税；
（4）提高烟酒税。
增加的税收用于实施养老金计划、建立劳动交易所、改造农村设施等。劳合·乔治说：他的目标是“筹集款项对贫穷与肮脏发动无情的战争”。很明显，预算案是要把钱从富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用于公共事业，实际上是对财产进行再分配。保守派报刊立即指责这个预算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党则称之为“人民预算”（People''s Budget).
预算提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议会从6月份开始辩论，整整辩了73天，有时通宵不散，一直辩到第二天早晨。11月4日，议会以379∶149票通过预算草案，但11月30日上院将其否决；两天后，下院的决议称上院的否决违反宪法，因为根据传统，财政立法是下院的特权，上院从来没有否决过。
上院宣布解散议会，于次年1月份举行大选。选举结果自由党获274席，保守党获273席，爱尔兰民族党82席，工党40席。这样，“人民预算”的命运就掌握在爱尔兰人手中了。自由党于是决定让爱尔兰取得自治，争取爱尔兰人的支持。3月份，阿斯奎斯在下院提议：（1）财政法案在送交上院一个月后即自动成为法律；（2）其他法案经下院在连续三次会议上通过、而三次相隔的时间已超过两年的，无论其是否得到上院的批准，也自动成为法律；（3）议会任期从7年减为5年。4月，阿斯奎斯的提议在下院获通过，正打算送上院审批时，爱德华七世国王（EdwardⅦ)恰巧去世。两党于是同意休战，让新国王乔治五世有时间熟悉他的工作。
11月风波再起。自由党这时得到工党和爱尔兰民族党的支持，控制着下院多数，因此不怕保守党推翻政府。自由党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强迫乔治五世答应：在必要时册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迫使上院在表决时与下院保持一致。11月16日乔治五世作出了这一承诺。12月，举行本年度中的第二次大选，结果与前一次大选几乎完全一样（272∶271）。次年2月，自由党根据阿斯奎斯的三点建议制定《议会法》，于5月15日在下院通过。上院在辩论中提出了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修正意见，阿斯奎斯立即要求国王履行诺言，册封新贵族，并开列了一份大约250人的册封名单。8月，上院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决定让步，于9月以131∶114票通过《议会法》。
《议会法》是对英国上院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上院的血统原则虽未受触动，但它的权力大大被削减了。从此以后，上院只能使下院通过的法律延迟两年执行，除此以外就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了。在上院与下院的斗争中，下院取得最终胜利。
为兑现它对工人作出的许诺，自由党在1911年提出《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让1400万人得到病残保险或失业保险，保险基金由国家、雇主和工人三个方面按比例分担。这是继养老金法之后，英国在社会保险方面迈出的又一步。虽说在本质上它并没有脱离互助的性质，其实施与管理都由所谓的“授权团体”（如工会）进行，但国家终究站在法律的背后起监督人作用，因此它是自由党向国家干预迈出的一大步。1911年《国民保险法》并没有实行福利制度，不过它与福利制度毕竟靠得更近了。
为兑现它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作出的许诺，自由党于1912年4月提出第三次《爱尔兰自治法》（Home Rule Act，前两次分别在1886和1893年提出），爱尔兰问题再度烫手。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反对自治，组成厄尔斯特志愿军，天主教徒则组成爱尔兰志愿军，内战一触即发。英国的保守党站在新教徒一边，甚至暗中支持新教徒的武装。在这样一种激动的气氛中，自由党运用手中的多数票通过了自治法，不过，那时已是1914年9月了。由于战争爆发，法律延期至战争结束后执行。
战争开始以前，妇女选举权也成了社会争执的问题。从1860年代起，妇女就发起议会选举权运动，不过起初参加进来的是中等阶级妇女，运动也很温和，她们的政治组织是1897年成立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进入20世纪，妇女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1907年一项法律允许妇女入选郡、市参事会，有些妇女还担任公职，比如地方教育委员、济贫委员乃至郡、市政府官员等，但议会选举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许多中下层妇女对这种状况失去耐心，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Em meline Pankhurst）在她的两个女儿的协助下建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d Political Union）。这个组织的成员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妇女的愿望，比如冲击议会、围攻议员、放火烧教堂、打碎商店的玻璃等等。1913年一位叫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的姑娘突然冲进赛马场，冲到属于乔治五世的赛马前面，结果马惊踏人，戴维森致死，引起社会很大震动。这些妇女积极分子后来被称作“战斗的妇女参政运动者”，由于她们的活动，妇女选举权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