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的世纪（1 / 2）

1901年1月22日，8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当灵车穿过伦敦时，大街两旁站满了沉默的人群，悲痛笼罩全国。4年前，刚为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60周年登基大庆，当时，朴茨茅斯港口排列着30英里长的船只兵舰，一列六行浩浩荡荡地接受检阅。那时，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占有全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英国的强盛已达到极点。女王的逝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结束，它恰好发生在世纪交替之时。

1901年，英国正在遥远的南非打一场战争。这是英国打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其影响之深刻、场面之惨烈，预示着今后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

1901年，在英国执政的是保守党。这是一个维持传统与制衡变革的党，在19世纪末，它是“猎场与牲口市场的联盟”，“是‘农业利益’的党，即那些耕种土地的人的党”。1867年议会改革之前，保守党取得农业方面议席的67%,1867年以后这个数字更上升到77%。1874年大选中产生的保守党议员，只有17.5%来自5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来自农村、集市。14%的保守党议员是酿酒商，73%是地主。那一年组成的保守党政府，除一人外，其他都是贵族、乡绅，包括一个公爵、一个侯爵、三个伯爵和一个男爵。保守党又是国教徒的党，是国教（Church of Engnd,Angliism）的大本营。到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转入保守党阵营，他们原来是支持自由党的，但从保护财产的角度出发，他们与保守党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由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大力推行“新托利主义”（orism），主张“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安全的”，因此它也吸引了一些工人阶级选民，在屠宰工、烟囱清扫工、酿酒工等等中特别强大。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保守党是一个正在转化的党，它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

1901年，反对党是自由党。自由党几乎主宰了整个19世纪，19世纪就是自由主义的世纪。自由党把“自由放任”（issez-faire）抬高为英国的国策，使自由资本主义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在政治上，自由党以改革的旗手自居，在历次议会改革中扮演了主角。1830-1886年，除了几次短暂的间歇，自由党一直掌权。正因为掌权，自由党延误了自身的改造，党的领导权长期把持在两伙人手中，一是原辉格党贵族，二是原来追随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的保守党人。在1860年，自由党议员中还有49%是地主，中等阶级还只是初露头角。不过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14年，地主出身的议员只有6%。在格拉斯顿（William E.Gdstone）时期，它的中等阶级性质已十分明显，然而同时，它的危机也出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基本实现，迫使自由党越来越依靠工人阶级选民，格拉斯顿于是推行与劳工的合作（称“自由劳工联盟”，Lib-Lab）；另一方面，中等阶级要求保卫财产，开始大批转向保守党，因此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自由党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

两党在19世纪末都陷入深刻的思想分歧。自由党的思想基础是“自由放任”，但在19世纪末，以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in,1836-1914年）为首的“激进派”则反对“自由放任”，要求进行国家干预，用行政的力量调节生产与分配。约瑟夫·张伯伦原是伯明翰一个富裕的螺丝制造商，后来当选伯明翰市长。任职期间，将私营的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赎买为市政府所有，开创了市政府经营城市公共事业的先例。他还组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修筑街道，铲除贫民窟，取得很大成功。他成为自由党全国性领导人之后，声称要把“为伯明翰做的事拿到全国来做”，他制定的“激进”纲领包括：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累进税率制，用富人的税收举办社会公益，以图消灭贫困；普及初等教育，由国家支付教育经费；取消英国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所有教派一律平等。他的这些主张使国王、教会和保守党都大为惊恐，自由党内的辉格派也恐惧万分，生怕自由党会变成反对有产者的社会民主党。

但张伯伦却在另一个问题上使自由党永久地分裂了：1885年，自由党在大选中比保守党得票多，但这些席位刚好被爱尔兰自治党抵消了。自治党不满自由党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的拖延政策，便一反常态，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导致自由党下台。这使格拉斯顿下决心实行爱尔兰自治。1886年他重新执政后，立即提出爱尔兰自治法，结果张伯伦带领93名自由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使自由党政府垮台。不久后，张伯伦正式投奔主张维护帝国统一的保守党，成了“统一自由党人”（Liberal Unionists）。自此以后自由党的优势便丧失了，在接着的十年中由保守党执掌政权。

但保守党内部也分歧重重。保守党虽然把张伯伦及其一伙拉进自己的阵营，但张伯伦的另一个主张后来却分裂了保守党。1902年5月，索尔兹伯里（Marquis Salisbury）政府为填补布尔战争（Boer War）的巨额亏空而开征一种新税，即小麦与面粉的进口关税。征税额虽然很小，但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保守党开始背离自由贸易传统。1903年，新上台的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政府迫于党内压力废弃这种新税，但立即引起张伯伦的反弹。张伯伦声称自由贸易政策早已过时，必须建立关税壁垒，以抵御大陆国家对英国的贸易侵害，同时实行帝国内部的特惠政策，以维护帝国的统一，保证英国在20世纪持续强大。张伯伦的主张使保守党内出现两个对立的集团，即支持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同盟”（Tariff Reform League）和反对张伯伦的“自由食品同盟”（Free Food League），后一个集团中包括张伯伦从自由党带过来的54个统一自由党人。10月，张伯伦在格拉斯哥发表演说，正式开始了关税改革运动。他不仅要求对进口粮食征收进口税，而且要求对一切工业品征10%的进口税。关税问题成了20世纪初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自由党抓住这个问题重新整合队伍，在1906年大选中获胜，以后十年又重新主掌英国政权。

因此，在20世纪最初十年，英国政坛面临着三大分歧：关税问题、国家干预问题、爱尔兰问题。它们分别涉及19世纪的三大原则：自由贸易原则、“自由放任”原则和帝国统一的原则。这些问题在20世纪逐一展开，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1902年，还有另一个引起分歧的问题：贝尔福政府颁布一项教育法，本意是拯救英国的教育，想不到却触发了由来已久的宗教争端。

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曾通过一个教育法，结果却造成各类学校相互竞争，管理混乱。到20世纪初，有四种学校同时并存，即传统的贵族“公学”；由国教会创办并得到国家补助的“志愿学校”；由地方税支持、接受各地民选委员会指导、实际上是在非国教教派控制下的“公立学校”；以及在郡参事会指导之下新涌现的职业技术学校。1902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1902）企图解决管理混乱、经费不足的问题，它解散了2000多个地方委员会，代之以300多个地方教育局，由教育局统一管理各类学校，并从地方税开支各类学校的教育经费。在宗教问题上，“公立学校”将不开设具有教派色彩的宗教课；“志愿学校”虽可继续开设原有的宗教课，但学生家长可决定让孩子听或不听这些课。这个教育法统一了全国的教育体制，保证了教育经费，制定了培养师资的办法，促进了英国的初、中等教育发展，因此在英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在法律通过的当时，却受到非国教徒的强烈反对。首先，解散地方委员会，在政治上是对非国教徒的一次打击，使他们在地方上减少了发言权。其次，国教主导的“志愿学校”现在可以得到地方税的拨款，非国教徒则不愿将自己的纳税用在支持国教学校上。第三，在只有一个学校的地区，非国教徒将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国教学校去，这是他们所不愿做的。非国教徒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声称将不交纳地方教育税。自由党利用这个机会弥合内部的分裂，张伯伦也在保守党统一自由党内部发难，一时间教育问题成了世人瞩目的问题。

在两大党内部分歧重重、分化组合的同时，第三支力量却悄悄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工人政党。

1884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上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这以后，工人选票成了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保守党用保护关税政策和帝国政策来吸引工人，自由党则允诺工人便宜的面包，保证要把正统的自由主义改造成“新自由”集体主义。1886年格拉斯顿组阁时，任命一个工人出身的工会领导人参加政府，担任内政部次官，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那一年大选中，有11个“自由劳工党人”当选为议员，当然他们是在自由党的旗帜下参加竞选。1891年，格拉斯顿在一次自由党大会上，敦促各地方党组织推举更多的劳工候选人，但除了在工会力量强大的矿区之外，一般由中等阶级占优势的选区都不大愿意这样做。后来成为工党创始人的基尔·哈第（Keir Hardie）、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ald）、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等，都曾被中等阶级选区领导人拒于门外，这使他们深感寄人篱下之苦。

工人与自由党虽然长期合作，但在许多问题上其实分歧很大，举例来说，工人要求时工作制，这与工厂主的切身利益直接冲突，很受中等阶级反感。自由党受“自由放任”传统的影响，很不愿意扩大政府职能，这又和工人希望扩大国家功能以保护工人利益的要求相抵触。“自由劳工联盟”其实是很难维持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依附某一大党，劳工候选人根本就无法参加竞选；即使侥幸当选，也因为议员没有工资而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没有办法出席议会。同时，工会代表大会又不愿支持独立的劳工候选人，所以独立劳工候选人只能在工会之外进行活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工人政治活动家开始筹建自己的“党”，第三支政治力量就这样逐步形成。

在创建工人独立政党的过程中，基尔·哈第发挥了很大作用。哈第是一个苏格兰矿工，10岁起就开始干活。1888年他与自由党分手，致力于独立的工人政治活动。1889年，哈第创建苏格兰工人党（Scottish Labour Party），纲领是选出独立的工人议员。1892年，苏格兰工人党选出3名议员，这对独立的工人政治运动是极大的鼓舞。第二年，以哈第为首成立了英国独立工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目标是“确保一切生产、分配与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保障工人阶级“独立的代表权”，认为这是“实现工人经济解放的最佳方法”。党在最初讨论的时候曾打算用“社会主义工党”这个名称，但后来把“社会主义”改为“独立”，尽管在其纲领中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内容。

1895年大选中独立工党提出了28名候选人，但全部落选，“自由劳工党”人士也只有9人当选。这对于整个运动都是一次打击，独立工党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工党未得到工会支持，工会的广大群众未能接受党的社会主义纲领。为此，有必要与工会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独立的代表权。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终于同意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它通过一项决议，号召“一切合作社、社会主义团体、工会以及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携手合作，“在下一届议会中增加工人议员数目”。

1900年2月27日，129名代表在伦敦法林顿街纪念会堂开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合作社组织没有派人参加。到会的主要是工会代表，再加上三个社会主义团体——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和费边社的代表。所有这些组织共有成员57万，还不到有组织的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与会者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有许多分歧，因此很难制定共同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主义者在目标、手段、基本政策等方面都难以统一，所以最后就在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找到了共同点，即：推进工人议员的产生，争取更多的“工人代表权”。

独立工党在会上占主导地位。根据哈第的提议，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应建立一个“明确的议会工人党团”，应该有自己的党监，服从其政策，这就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论坛”奠定了基础。由于独立工党的坚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设立一个12人执行委员会，其中工会推派7人，各社会主义团体共推派5人（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各2人，费边社1人）。执委会的存在使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事实上可以不受工会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为加强这一点，决议让各地行业协会也可以申请加入，而行业协会一般不在工会的控制之下。独立工党还在组织上取得优势，它的代表拉姆塞·麦克唐纳当选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书记，使独立工党事实上成为这个新政党的核心。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小小的宗派，它以工会为社会基础，以费边主义为指导思想。它在组建之初谨慎地避开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而把选举工人议员作为全体一致的行动纲领。1900年大选中，它提出15名候选人，其中2名当选，包括哈第在内。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使英国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1901年，东北拉纳克选区的劳工候选人参加补缺竞选，分散了原属于自由党的选票，结果使保守党人当选。1903年，又有两个选区出现同样情况，引起自由党的高度警觉。1903年8月，自由党与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签订秘密协约，自由党答应把35个选区让给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去竞争，以此得到工人方面的允诺：他们将在其他选区支持自由党，并支持日后可能产生的自由党政府。显然，这是一个在新的层次上的“自由劳工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