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炮舰外交（2 / 2）

1839年道光皇帝下令禁烟，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焚烧英商鸦片，并禁止中英贸易。英国在华商人要求英国政府动用武力，保护他们的丰厚利润。1840年4月，英国下院就是否对华开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以9票多数否决了皮尔派议员格雷厄姆爵士（Sir J.Graham）提出的反对开战的提案。当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战争，1842年迫使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按条约规定：中国须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赔款2100万银元，并割让香港岛；中国关税应经与英国商榷，并允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这是西方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门户从此被打开，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中国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

10年之后英国又以“亚罗号事件”（Arrow I）为由，与法国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只，为走私方便在香港向英国当局注册。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了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John B）的指使下，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送还被捕者并赔礼道歉。叶名琛只答应放人，但拒绝赔偿和道歉。包令要求英国政府出兵干涉，英国内阁在是否出兵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但首相帕默斯顿坚持认为，无论“亚罗号事件”本身正义与否，英国都应该成为它派驻中国使节的后盾，这是英国的荣誉使之然。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清廷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社会危机更加深重。

英国政府的侵略行径遭到以理查德·科布登为代表的激进议员的指责，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武断而不道德的行为。帕默斯顿则认为这是在捍卫英国的利益，利用英国人的爱国狂热，他在1859年大选中再次胜出并连任首相。

克什米尔战争是炮舰外交的另一个例子。第二次土埃战争后英国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俄国不肯善罢甘休，英、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战争不可避免，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圣地”事件正好成为导火索。

从理论上说，法国长期保护“圣地”，但由于成本过高，去朝拜的天主教徒又远远少于东正教徒，因此它并没有认真承担职责，这就给俄国干预巴勒斯坦（Palestine）问题提供了机会。俄国一直说它是东正教的保护人，苏丹也承认俄国对该地区东正教的保护权。在天主教徒的压力下，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于1850年决定重启圣地保护的责任，在1852年得到土耳其政府的认可。俄国针锋相对，声称拥有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并向苏丹施压，要求夺回对圣地的管辖权。法、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1853年7月俄国占领摩尔多瓦（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chia），以此向苏丹继续施压。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土耳其苏丹不退让，并于1853年10月4日向俄国宣战。由于奥斯曼帝国对英国而言十分重要，英国对尼古拉一世沙皇又十分反感，两种因素使英国在圣地危机中站在法国一方，不过，按照英国的一贯做法，英国不愿为法、俄之间的摩擦而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然而一份报告刺激了英国人开战的决心。

1853年1月英国驻俄大使在提交议会的报告中写道：尼古拉一世有一次与他交谈时说，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将取代它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受此报告渲染，以帕默斯顿为代表（他已于1851年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主战派，在议会内强烈要求与法国结成反俄联盟。尽管如此，阿伯丁政府（Aberdeen ministry）依然举棋不定，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付诸战争手段。随后，俄国海军在黑海击沉土耳其军舰，在帕默斯顿等人的压力之下，阿伯丁政府终于下决心与法国联合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不予理睬，1854年1月英法舰队驶入黑海，3月28日英法向俄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俄军被迫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但已经太迟了，英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诉诸战争，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了。

战争中双方都打得很艰苦，俄罗斯的技术装备明显不如英法，军事指挥也不尽如人意；英、法军队也打得不好，指挥不佳、后勤保障工作十分混乱，大量伤员得不到照顾，军队腐败也在战争中暴露无遗。南丁格尔是这次战争中最著名的英雄人物，唯独她，才是战场上的一盏“明灯”。英国议会对阿伯丁政府的作战能力提出质疑，1855年1月26日罗巴克（J.A.Roebuck）在下院提议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战争组织情况，追查政府责任。1月29日议会就此进行表决，最终以305:148的多数票通过了提议，阿伯丁辞职，帕默斯顿接任首相，“炮舰外交”似乎得到了多数英国人的肯定。

帕默斯顿发誓要将战争打到底，5月28日他致信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不寻求妥协，不要让外交活动抵消已经取得的军事胜利，他希望继续战争，让大炮说话。但拿破仑三世希望见好就收，他认为凭英法两国的力量，不可能把俄国彻底打败。1855年底，在奥地利的斡旋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作出让步，为和平谈判打开了大门。

战争以俄国战败收场。1856年2月25日英、法、奥、普、撒丁、土耳其及俄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3月30日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各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黑海及两个海峡为非军事公海，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进出，欧洲国家不得部署军队和设施；俄国放弃多瑙河口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ya）、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塞尔维亚，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多瑙河向所有国家开放。俄国虽然签署了和约，却不可能长期忍受这些束缚，“东方问题”没有结束，1856-1870年间发生在欧洲的许多事都与《巴黎和约》有关。

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造成持久的影响。战后，俄国认识到自己与西欧的距离，开始进行内部改革，外交上则进入半孤立状态，与早期的扩张政策形成对比。普鲁士不必担心俄国的威胁了，于是抓住时机加快了德国统一的进程。奥地利失去了俄国的支持，其前程比较暗淡，如果奥地利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Sed War of Italian Independence）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Austro Prussian War）中得到俄国的支持，欧洲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巴黎和约》签订后英国再次将法国看作主要的防范对象，法国又成为潜在的外来威胁，这种担心一直维系到法兰西第二帝国（Sed French Empire）终结。对法国的提防又影响到英国对普鲁士的态度，在后来的普法战争中，英国并不干预。克里米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1815年巴黎和会建立的欧洲国家体系，欧洲局势开始重新洗牌。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英国利用德国来制衡法国，而德国过分强大时，又联合法国牵制德国，最终使英国自己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结局是事先没有料到的。

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执行炮舰政策。在亚洲，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又发动了针对日本的萨英战争（Anglo Satsuma War）和下关战争（Shimonoseki Campaign）。在西非，英国常常用炮舰迫使土著就范，其中最典型的是阿散蒂战争（Anglo Ashanti War），阿散蒂（Ashanti）是黄金海岸以北内陆的一个部落国家，为征服这个地区，英国人多次发动战争，直到1873年攻入阿散蒂腹地。在印度，英国镇压了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

在北美洲，英国与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不和，尤其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问题上一直存在争执，英国甚至怀疑美国想要吞并加拿大。但英国在加拿大问题上一直很克制，它只动用抗议与警告的外交政策，而不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其原因是，一方面英美有特殊的种源关系，另一方面英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它对美国棉花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生战争双方贸易就会受损，而且还会给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机会。

英美关系在罗伯特·皮尔的第二届政府期间（1841-1846）得到很大改善，其中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的贡献最大。在他的努力下，英美签订1842年8月9日的《韦伯斯特阿斯伯顿条约》（Webster Ashburtoy），它解决了英属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与美国缅因州（State of Maine）的边境争端，确认了美国对康涅狄格河（ecticut River）上游200平方英里土地的所有权，解决了自美国建国以来所存在的边界争议，并在取缔奴隶贸易的问题上达成合作意向。

在俄勒冈（on）问题上，英美两国争议的是哥伦比亚河（bia River）与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以西北纬四十九度线之间的三角地带。美国移民在19世纪40年代大量涌入俄勒冈，使美国籍居民大大超过了英国籍居民。在1844年大选中，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James Knox Polk）提出“北纬54°40‘或战争”的口号，上台后加大了吞并整个俄勒冈的力度。阿伯丁依然主张和平解决，最后双方都作出让步。1846年英美签署俄勒冈协定（oy），划定北纬49度作为俄勒冈的北部边界。

在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Ameri Civil War）中，英国内部的意见不一致，但英国经济与美国南部联系密切，南部生产的棉花是英国工业的重要原料，在北方封锁了南部港口后，兰开郡的原料来源受阻，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美国北方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从情感上会倾向南方，但又不能无视北方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要求。因此，它必须在经济利益与道义之间进行权衡。

帕默斯顿政府决定采取严格的中立立场。1861年10月南方特使与英方代表在古巴哈瓦那（Havana）举行秘密会谈，南部联盟（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要求英国派船支援南方作战，但被英国拒绝，只同意为南方建造军舰。此后，南方先后从英国购买了多艘军舰，引发了英美间的争端。

1861年，南部联盟使节乘坐英国特伦特号（Trent）船前往欧洲，寻求英国和法国的援助，途中被北方军舰查获，两名南方官员被逮捕。帕默斯顿大发雷霆，发誓绝不姑息，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最后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道歉并释放了被捕官员，放行船只驶往英国。此后又发生亚拉巴马号事件：1862年亚拉巴马号（Abama）交付南部联盟使用，此后在两年内击沉或俘获了60多艘北方舰船，美国联邦政府认为这违背了英国的中立立场，战争结束后，许多被英国制造的战舰掠夺过的美国船主和货主，向英国提出赔偿要求。英国政府拒绝赔偿，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双方报纸也展开了一场舆论战。格拉斯顿政府同意将亚拉巴马号事件提交国际仲裁，1872年9月，由瑞士、意大利等国组成的国际法庭作出裁定，英国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以补偿北方蒙受的损失。英国接受了这一仲裁，不过，帕默斯顿已在1865年去世了。

炮舰外交依靠的是英国强大的经济和海军力量，在帕默斯顿去世的时候，英国仍保持世界的领先优势。但英国的优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他大国已追赶上来，于是在19世纪最后的30-40年时间里，英国作为地理小国的不利因素开始凸显，与之前的50年相比，其对外政策也更显得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