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帝国主义外交（1 / 2）

在19世纪，英国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其外交的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帝国的利益、强大的海军、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安全。但在具体行动和政策上两党还是有差别的，在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顿轮流执政时期，两人的竞争和分歧也体现在外交上。

19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欧洲协调制度的衰落，二是均势思想不再流行。主要原因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不再是维护欧洲现状的重要力量，法国和普鲁士则希望改变现状，特别是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为完成德国统一所采取的行动，更是引起了欧洲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强国，它的态度至关重要。但1866年6月至1868年12月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却采取了绝对不干涉政策。

1862年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便积极策划德意志统一。为排除奥地利这个主要障碍，保证由普鲁士主宰统一运动，俾斯麦在1866年发动了普奥战争。俾斯麦蓄谋已久的这场战争其意图是：通过战争解散现存的德意志邦联，使普鲁士获得领导权。英国对俾斯麦的意图非常清楚，却很难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阻止。意大利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参加战争，目的是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奥地利得到了德意志多数邦国的支持，但它依然不敌普鲁士军队，于是就向法国求援。法国希望与英国一起干预，并建议奥地利接受普鲁士和意大利的两个停战条件：一是放弃威尼斯，二是不加入德意志联邦。

俾斯麦断定英国不会与法国合作。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感到棘手，它虽然反对普鲁士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开战，可是在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它同情意大利，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又倾向于奥地利，但统一的德国明摆着是平衡法国的重要力量，而俄国和法国却是英国的最大威胁；此外，奥地利如果被迫放弃威尼斯，英国也会感到高兴。这样一来，英国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可能让自己面对两难，所以它宁愿保持彻底的中立，实行完全的“不干涉”。同时，英国正卷在第二次议会改革进程中，新上任的保守党政府受制于国内事务的巨大压力，大臣们无力顾及也不赞成那些在他们看来不涉及英国重要利益的外部战争。1866年7月20日，普奥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一天，斯坦利在议会中的一席话清楚表达了这种态度：“英国不被拖入欧洲大陆战争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议会内外的一致态度。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的政策是观察而不是行动。……如果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北德意志帝国，这确实会遭到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嫉妒，但对英国利益却没有丝毫的影响。”

议员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立刻作出回应，他说：“我相信英国已经足够强大，只要她不成为它们之中的一员，就不必为可能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任何难题感到紧张或害怕。如果她的荣誉和利益受到伤害，英国当然知道如何捍卫自己；但只要未受攻击，英国的政策就不是通过剑而是通过贸易和文化来宣扬她的主张……”

自由党的格拉斯顿也赞成这个立场，他在同一天的发言中说：“在应该如何解决德国问题上，我们不要自作主张地作决定。同样，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内部分裂、斗争和敌对所造成的问题，也不是任何英国人可以决定采用什么办法就能够解决的。”

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把话说得更清楚，他指出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帝国而不是欧洲，应避免对欧洲事务进行不必要的干涉，这不是因为英国实力下降，而是因为英国力量强大。英国不只是欧洲国家，它更是一个海洋帝国，帝国的边界在最遥远的海洋；英国的利益在亚洲，它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更是一个亚洲国家。

关于“不干涉”欧洲，这个变化背后还有一个因素，即英国的军力以海军为主，其目标是保卫殖民地。当时，英国本土陆军还不到9万人，其中只有2万人能投入战斗；相比之下，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兵力有30万，还有60万预备役军人；法国有40万兵力可投入战争，另有20万的预备役。1845年帕默斯顿曾要求加大国防开支，尤其是增强海军力量，在他担任首相的最后一任期间，他推行了更强大海军的政策。但英国陆军的劣势是明显的，海军再强大，也无法干预欧洲大陆的内部纷争，因此当其他欧洲国家军力剧增时，和平外交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表54 英国陆军和海军兵力（1815-1914年）

普奥战争结束后，普、法矛盾迅速加剧，1868年西班牙爆发新的革命，伊莎贝拉二世女王流亡国外，王位空缺所引发的继承人问题使业已紧绷的普法关系雪上加霜。普鲁士通过私下活动，让西班牙临时政府宣布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Prince Leopold）出任新国王，这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族将接管西班牙，于是就严重挑战了法国的利益。法国立刻作出激烈反应，第二天，7月6日，法国驻英大使拉瓦莱特侯爵（Marquis de Lavalette）就向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说：法国绝不允许该项计划实现，并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施压影响。

很显然，德国统一和霍亨索伦王族（House of Hohenzollern）接管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平衡法国，英国愿意看到德国统一，这符合均势原则；但德国与西班牙联合，却破坏了英国一贯主张的欧洲均势，可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Franco Prussian War）爆发前，英国人却深信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抵消法国的力量，普鲁士不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洛夫斯特勋爵（Lord Augustus Loftus）就曾向政府报告，说普鲁士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正如莫斯（sse）所言，英国所有党派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以抑制法国和俄国的野心。德国和英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还可以为保护比利时和英吉利海峡（English Strait）作出贡献；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将是英国稳固而可靠的伙伴。在这种信念指导下，英国外交部执意不干涉。

俾斯麦以西班牙王位问题发难，诱使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1870年战争爆发，英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它与德、法两国都签订协约，要它们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并且宣布：只要双方都信守诺言，英国就不干预德、法之间的冲突。针对这个立场，下院有议员提出反对；首相格拉斯顿反驳说：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并不是保护英国的私利，而是保证比利时人民的自由生存；如果比利时被吞并，公权与公法的丧钟将被敲响。这是格拉斯顿典型的“道德”外交的说辞。在这个问题上，迪斯雷利的立场与格拉斯顿相一致，认为这次协议是1839年协议的补充和强化。

普法战争以法国失败告终，法兰西第二帝国解体，德意志第二帝国（German Reich）却建立了，德国完成统一大业。根据1871年5月10日德、法签订的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赔款50亿法郎，这个结局完全打破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建立的欧洲力量均势，欧洲大陆开始变得前景不明了。

1870年10月30日，俄国政府利用法国战败的有利时机，向1856年《巴黎和约》的签字国发出通告，宣布该和约有关俄国和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失效。俄国单方面撕毁条约让格拉斯顿感到恼火，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谴责俄国的举动，但俄国的态度非常强硬，英、德等国被迫让步。1871年3月13日俄、土、德、奥、英、法、意7国在伦敦签署公约，取消了《巴黎和约》所规定的黑海中立条款，但重申了封闭海峡和禁止外国军舰通行的原则，不过土耳其可以在平时向友好国家军舰开放海峡。在当时的局势下，欧洲诸国都不愿再看见一次战争，格拉斯顿沿用大国协商机制对俄国的行为稍有一些遏制，这虽然为英国挽回了一点面子，却不能让仇视俄国的英国舆论感到满意。

作为自由党党魁和四任首相的政治家，格拉斯顿的外交理念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曾说英国不应该帮助弱者、并且鼓励它对抗强者，而应该通过说服、阻止强者进犯弱者。格拉斯顿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他主张自由贸易，降低税务，缩减开支。他在帕默斯顿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就反对帕默斯顿的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破坏自由贸易，增加国家的公共开支。他主张在国际关系中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处理国际事务时严格遵守条约规定。他认为英国的外交原则应该是争取、培养和保持欧洲的协调，约束各国的自私目的，唯有欧洲国家的共同目标，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格拉斯顿甚至说世界各民族应当平等，1879年11月26日他在苏格兰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在称呼‘他’为野蛮人时，要记住他的权利，记住他的茅舍的快乐，记住冬雪中阿富汗山村的圣洁生活，他在全能上帝眼中与你一样神圣。记住他与你共同组成了人类，也有血有肉，因共同的爱与你相连，这种爱不只存在于我们岛屿的海岸，也不是基督教文明才有，它穿越了整个地球表面，包容着最卑微与最伟大。”

格拉斯顿思想中包含着和平、规则、合作的特点，现实主义的考量，因为在英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时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与英国军力不足相匹配的最大利益。但欧洲平衡已被德国崛起打破了，大国不愿像从前那样坐下来协商问题，格拉斯顿的欧洲协调思想很难得以施展；同时，格拉斯顿历届政府都面临大量棘手的国内问题，他不能全力关注外部事务。这些都使他重拾阿伯丁的“不干涉”路线，以“道德”为裁判点。

迪斯雷利是机会主义者，追求有利于眼前的任何外交活动，他的做法看起来却好像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在迪斯雷利看来，无论自由贸易还是保护政策都只是权宜之计，他在议会发言中公开说：“我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因就是，它将哲学思想替代政治原则注入了人类崇高的生活实用事务——政治学。”

迪斯雷利第二次上台组阁后不久就出现近东危机（Great Eastern Crisis）。1875年底，奥斯曼在巴尔干的两个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起义，反对土耳其统治；1876年4月保加利亚人的聚居区也发生起义。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外交中一直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遏制着英国去往印度的通道，并且是阻挡俄国向地中海扩张的屏障，英国希望维护它的稳定。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通往印度的航线缩短一半，这也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范围内。迪斯雷利上台后迅速购买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打破了法国对运河的垄断权；1876年他又让维多利亚女王戴上“印度女皇”的桂冠，将印度放在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在这个背景下，英国需要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平安稳定，但巴尔干的基督教徒给迪斯雷利出了一道难题。4月25日，奥斯曼动用军队镇压起义，58个村庄和5个修道院被摧毁，1.5万人被杀。5月中旬，暴动被完全镇压下去。

土耳其的穆斯林屠杀了巴尔干的基督教徒，这对整个欧洲都是个震动，消息传到英国，朝野哗然，纷纷要求迪斯雷利政府撤销对土耳其的支持。英国议会召开会议就英国支持土耳其问题进行讨论，要求政府立即调查事实真相。对此，迪斯雷利一面派英国驻伊斯坦布尔（Istanbul）使馆二等秘书沃特·巴林（Walter Baring）赴保加利亚（Bulgaria）调查情况，一面又否认英国对土耳其负责，说英国的责任只限于《巴黎条约》条款以内。8月11日他对议会说：在当前的危急下，政府的责任只是维护英帝国，任何时候都不应采取危害英帝国的行动。格拉斯顿公开发表文章，呼吁政府停止支持土耳其，他写道：“我恳求我的国人……要求并敦促我们的政府转变工作方向，全力以赴地与欧洲国家一道，取消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行政权。”迪斯雷利回应道：牺牲道德只是权宜之计，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英国利益应该优先。他不肯公开指责土耳其的暴行，并且说保加利亚有370万人口，屠杀1万多不影响它的存在。1877年2月20日他更向上议院说道：“本国人民非常关注（东方问题中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爵爷们会永远支持这个决心——保护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