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均势外交（1 / 2）

19世纪英国外交有两个基点，一是捍卫国家领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对外贸易、促进经济繁荣。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上述两点都受到严重威胁，这使英国认识到：维持欧洲均势才能维护英国安全，因此和平外交成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它服务于欧洲均势（bance of power）的原则。

1814年4月4日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宣告退位，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复辟，5月30日反法同盟与法国签订《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 of1815），恢复正常关系。这次和约对法国比较宽厚，目的是提高波旁王室的声望并抚慰法国民众。从11月2日开始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战后欧洲格局，这次会议延续至1815年6月9日。

会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试图夺取波兰，进军西欧，成为拿破仑那样的欧洲霸主；奥地利反对俄国对波兰的领土要求，并希望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普鲁士（Prussia）则希望彻底肢解法国，并对奥地利心存芥蒂。英国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获取海外贸易及补给点，因此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t Castlereagh）在会上坚决反对肢解法国，认为只有采取刚柔相济的政策才能维持一个和平的法国。英国最担心俄国在法国之后独霸欧洲，认为中欧强大可以阻挡俄国或法国的扩张，但中欧的强大取决于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协调一致，因此它竭力在奥、普之间进行调解。俄国却愿意维持奥、普之间的对峙状态以获渔翁之利，故而采取压奥扶普的政策，在最有争议的波兰及萨克森王国（Kingdom of Saxony）归属问题上，俄国支持普鲁士。

在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 and Périgord）的安排下，1815年1月3日英、奥、法缔结了一个秘密条约：在必要的情况下三国将联合阻止俄普计划的实施，并向俄国发出警告。双方都不愿意为此交战，于是俄国和普鲁士收回建议，最后波兰的领土由俄、普、奥三国瓜分，仅剩下克拉科夫（Kraków）作为自由城市存在；普鲁士还获得萨克森40%的地区，剩余部分留给萨克森国王。按照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voernich）的提议，德意志34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松散联盟。卡斯尔雷子爵（Vist Castlereagh）企图让奥、普联盟对抗俄国的构想并没有实现，但这个结果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均衡局面。

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重返巴黎，战火再次燃起。6月9日维也纳会议各方签订“最后议定书”，在欧洲创造了某种政治平衡。但战后的法国依然是强国，而《巴黎和约》的主要目标却是遏制法国，英国的主要对手并没有改变。荷兰、德意志诸邦国和撒丁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得到加强，瑞士成为永久的中立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越发感到只有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才能保障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战略利益，因此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近百年中，英国总是努力保持符合英国利益的欧洲均势，当某一国或集团的势力过度膨胀时，它就会感到受威胁，就会毫不犹豫地与另一国家或集团结为同盟。

1815年9月26日俄、奥、普在巴黎签署《神圣同盟宣言》（Decration of the Holy Alliance），宣布三国君主将以手足之情互相援助，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镇压法国革命引发的宪政改革和自由主义运动。英国虽然不愿意看到俄、奥、普三国的结盟，但作为保守的托利党人，卡斯尔雷也反对在法、西、荷等国进行宪政民主改革。英国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防范法国东山再起的制约机制，因此它最终拒绝参加该同盟，但很多英国人却认为卡斯尔雷是支持神圣同盟的。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后路易十八再次复位，1815年11月20日，法国与第七次反法同盟签订第二个《巴黎和约》和《四国同盟条约》（Treaties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在第二个《巴黎和约》中，列强对法国施加了更严苛的报复，但英国仍愿将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等岛屿归还给法国，这些是在第一个《巴黎和约》中规定下来的。英国这样做连拿破仑也感到吃惊；然而在英国看来，遏制法国虽说是保障欧洲安全的历史教训，但适度强大的法国依然有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换句话说，一个强大而不谋求霸权的法国比一个虚弱的法国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四国同盟条约》的主要倡导者是梅特涅，他不相信神圣同盟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希望重组一个有英国参加的新同盟。作为维也纳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与俄、奥、普重新确定并修订了1813年的“四国同盟”协定，主要目的是通过大国合作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防止法国再次发动战争。盟约规定，任何盟国如果受到法国攻击，每个盟国将出兵六万予以援助；同盟将实行“定期会议制度“(gress system),”考虑每个时期最有利于各国安定和繁荣的措施，维持欧洲和平”。至此，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 of Iional Retions）就算形成了，它的目标是通过大国的一致行动来协调国际事务，维护和平与均势。

卡斯尔雷是“定期会议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在拿破仑战争后，各战胜国之间应建立一种经常性的磋商机制，以维护欧洲的和平。《四国同盟条约》是执行《巴黎和约》的保证，而不是干涉其他欧洲国家内政的文件。英国的职责是协调欧洲大国间的关系以保证和平，而不是充当任何大国联合体的领袖，或干涉欧洲大陆事务。俄、普、奥三国却并不如此认为，它们把欧洲的任何革命运动都看作对战后秩序的威胁，因此应随时准备镇压革命。因此，卡斯尔雷虽被誉为“定期会议制度之父”，但英国与其他三国的出发点不同，这种差别造成英国在1815年之后的欧洲外交中有点格格不入。

卡斯尔雷担任外交大臣十年，同时兼任下院议长。他在本质上属于18世纪的贵族政治家类型，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态度强硬，包括支持利物浦政府在彼得卢大屠杀后颁布的“六项法案”（Six Acts）。他的外交政策也遭到国内民众特别是激进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大国协商是与欧洲的专制国家沆瀣一气，充当梅特涅的马前卒。客观地说，当时的英国因工业革命而经济繁荣，确保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至关重要，战争或战争的威胁有可能干扰贸易活动，因此用协商方式保持欧洲的和平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定期会议制度”在维护欧洲和平方面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尤其在法国参与后更加如此。这种国家协商的机制后来在“国联”（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由于西班牙、意大利及葡萄牙相继爆发宪政革命，“定期会议制度”问题再次引起争论。1820年1月，西班牙贵族军官黎亚哥上校（el Rafaeldel Riego）率部在加的斯附近起义，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事件发生后，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发布了一份由卡斯尔雷起草的报告，表明英国在大国干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报告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试图超越同盟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和原则，更能削弱甚至毁灭同盟的真正功能……”；卡斯尔雷则在下院强调：“西班牙目前状况无疑严重加剧了欧洲的政治骚乱”，但是现在干涉西班牙事务尚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同盟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或者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1820年7月那不勒斯（Naples）爆发起义，梅特涅建议召开五国会议。10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特洛波（Troppo）召集五国会议，英国和法国都只派出观察员，特洛波会议实际上成了三国神圣同盟的一次聚会。11月19日，俄、奥、普三方签署《特洛波议定书》，宣布缔约国的君主有权对任何国家的起义实行武装干涉。英国强烈反对俄、普、奥的干预政策，认为革命不是欧洲和平的威胁，大国协调机制不应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1821年1月19日英国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出除奥地利外，普、俄均无权干预意大利革命，五国同盟也没有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权力。由于英国和法国反对，俄、普、奥的合作更加密切了，大国间出现了分裂。1821年1月21日俄、奥、普、英四国召开莱巴赫（Lebach）会议；3月23日奥地利军队占领那不勒斯，镇压了那里的革命；4月10日奥军又会同撒丁王国军队剿杀了皮埃蒙特的革命，恢复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地位。面对这些事变，英国在莱巴赫会议上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用军队干涉皮埃蒙特（Piedmont）革命，与其他三国再次对立。

奥地利出兵镇压那不勒斯革命后，西班牙革命和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却仍在继续。法国在西班牙问题上逐渐与“三皇同盟”立场一致，主张武装干涉，于是，英国在五国同盟内就更显得势单力薄了。恰在此时，1822年8月12日，已晋升为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的卡斯尔雷因精神分裂症自杀身亡，坎宁接替卡斯尔雷出任外交大臣和下院领袖，他不喜欢“定期会议制度”，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与同盟严重分歧，最终使“定期会议制度”在维罗纳会议后解体。

坎宁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1794年进入议会，属托利党自由派。坎宁不支持欧洲的自由主义和革命行动，但又认为专制的坏政府应该被推翻，而“定期会议制度”就是在维护专制君主统治。在他接任外交大臣之前，在利物浦的一次讲话中，他阐述了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思考：“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之间围绕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则，展开了公开或隐蔽的斗争。我们无须参加任何一方的争斗，只要保持自己的可靠而固有的宪政制度不变，做这场争斗的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旁观者，只需付出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不能站在任何一边，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仲裁者。所有的国家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坎宁不喜欢1815年以后的欧洲协商机制，理由是：第一，英国舆论支持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支持与欧洲大陆保守的君主保持密切联系，讨厌强国通过“协商一致”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二，大国协商机制束缚了英国的自由行动，他希望采取更加灵活的大陆均势政策，以维护英国利益。因此，除了参加只涉及维也纳和约的巴黎大使会议外，坎宁不再派代表出席五国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