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法角逐（1 / 2）

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就此告终。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王位由信奉新教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易斯（Gee Lewis）继承。1714年9月18日乔治一行在格林威治登陆，随后继任英国国王，称乔治一世，开始了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统治。随着汉诺威王朝的建立，辉格党进入一个长期执政的时期，自1714-1761年该派一直执掌大权，在政治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托利党则“为一种不热心的詹姆士主义所牵累，他们不愿为这种信条而奋斗或牺牲，却被它阻住而不能成为汉诺威政权的行政人员”。1715年“老僭位者”的叛乱和1745年“小僭位者”的叛乱使托利党的政治影响大为受挫，托利党乡绅被迫退居乡间。在辉格党当政的几十年间，尽管托利党当中仍有少数人作为各郡代表出席议会，却“从来没有成为有力的反对党”，未能对辉格党的优势构成挑战。

辉格党长期执政，英国国内政局总体稳定，但对外政策经历了明显变化。大致说来，1714-1739年为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用和平方式追求英国政府的对外目标，和平本身甚至也成为英国的目标；后一阶段始自1740年，至1763年左右结束，此时，英法争夺再次展开，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与“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为标志，战争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

汉诺威王朝继位之初，英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并不乐观，与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时期的“大同盟”阵营相比，此时的英国几乎没有朋友，处境较为孤立，昔日的盟友奥地利和荷兰因当年托利党背着他们单独与法国媾和而心存不满；西班牙则由于英国占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并插手西班牙美洲帝国的贸易而怀恨在心；法国继续支持詹姆士党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恢复与荷兰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结盟关系，1716年2月和5月，辉格党政府先后与荷兰及奥地利签订协定，重修旧好。此外，因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英国在其传统的对外目标——保护英国贸易与维持欧洲均势——之外，又面对一项新任务：维护汉诺威选帝侯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后面这个因素影响了乔治一世统治初期的英国外交取向。

乔治一世继位时，始自1700年的“北方大战”仍在持续，以俄国为首的“北方同盟”在战争中日益占有优势，同盟阵营也在扩大。1715年，普鲁士和汉诺威加入同盟，当时，乔治加入北方同盟对瑞典作战，其直接目的是为汉诺威夺取原属瑞典、后为丹麦兼并的不莱梅（Bremen）和费尔登（Verden）。不难看出，乔治一世此举显然是借助英国的资源为汉诺威服务，而俄国等“北方同盟”国家之所以愿意与区区汉诺威结盟，也无非是看中了乔治身兼英国国王，同盟可以利用英国的海上力量而取得对瑞典的优势而已。

事实上，汉诺威王朝的前两任国王都曾因动用英国军队为汉诺威利益服务而遭到许多英国人的诟病。汉诺威对瑞典开战后，1715-1718年间，英国先后四次向北欧地区派遣舰队，表面上是保护受瑞典威胁的英俄贸易，实则每次都参加了与丹麦海军联合展开的针对瑞典的军事行动。在乔治一世的首届政府中，负责外交事务的两位国务大臣是分别担任南方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Southerment）的詹姆士·斯坦霍普和担任北方事务大臣的汤森德，其中，被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ole）称为“外交事务天才”的斯坦霍普因熟悉欧洲大陆事务且外交经验丰富，很快得到乔治一世的信任，成为英国外交的核心人物。

本来，辉格党曾有意重新回到反法立场上，但由于乔治一世将关注重点放在与汉诺威有关的波罗的海事务上，因此愿意与法国维持和好局面，以便腾出手来专心应付北方事务。恰巧，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继位，由奥尔良公爵出任法国摄政。而曾在《乌得勒支和约》中宣布放弃法国王位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此时却不顾自己的承诺，觊觎法国摄政一职。奥尔良公爵对此十分警惕，同时也为了避免再次卷入战争，他认为应该与英国达成和解。这种情况让乔治一世颇为得意，他认为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就既可以消除来自法国方面的对英国王位的威胁，又能使西欧国家保持中立，让他本人放心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北方事务。斯坦霍普也被局势的变化所吸引，他想借此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他甚至以“欧洲仲裁者”的角色自诩，力图在英国与其他大国间建立友好关系，由此构筑一个和平体系，确保英国新教王权世系的安全。

1716年夏，斯坦霍普随乔治一世前往汉诺威，其间与法国的迪布瓦（AbbéDubois）秘密会谈；1716年11月英法签订条约，承诺双方共同保证《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不受破坏，从而达成和解。在斯坦霍普的劝说下，荷兰于1717年1月加入该条约，由此形成所谓“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同盟的宗旨是确保《乌得勒支和约》各项解决办法的有效性，在此后14年里，该同盟成为“英国外交的支柱”。

“三国同盟”是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一次重大转向，为稳固汉诺威王朝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斯坦霍普的做法及乔治一世的北方政策在英国政府内部引起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政府成员发生重大调整。在当时英国政府中，除斯坦霍普和汤森德外，还有两位重要成员即桑德兰和罗伯特·沃尔波尔，其中，沃尔波尔和汤森德是姻亲关系，政治见解也一致，他们对派遣英国海军到波罗的海执行任务十分反感，而斯坦霍普的和解条约，在他们看来则太过仓促。于是二人采取拖延战术阻止条约批准，此举令乔治一世十分不满。加之桑德兰利用国王与王储之间的不和挑拨离间，诱使斯坦霍普和他一起在国王面前攻击汤森德和沃尔波尔。1716年12月乔治一世解除汤森德的国务大臣之职，改授其爱尔兰总督一职，1717年4月9日又解除其爱尔兰总督一职；次日，财政大臣罗伯特·沃尔波尔主动请辞，以示与汤森德共进退。汤森德和沃尔波尔去职后，桑德兰接替汤森德出任国务大臣，斯坦霍普出任首席财政大臣。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坦霍普终于可以放手实现自己的目标了，他仍希望以英法条约为基础构筑一个外交体系，为此把下一个劝说的目标对准奥地利。1718年8月，英、法、奥签订条约，三国同盟变成了“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

斯坦霍普的同盟体系很快遭到西班牙的挑战。1717年夏，菲利普五世派军队入侵奥地利控制的意大利萨丁地区，次年又对西西里展开行动，从而构成了对《乌得勒支和约》体系的威胁。英法迅速做出反应，1718年11月，一支英国舰队在帕萨罗角（Cape Passaro）附近摧毁西班牙舰队；随后英法及奥地利等国在伊比利亚、地中海对抗西军，西军屡遭败绩。1719年，英国还挫败了西班牙企图支持“老僭位者”复辟的行动。1720年菲利普五世被迫同意加入“四国同盟”。1721年，交战各方与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Treaties of Madrid），条约重新肯定了《乌得勒支和约》体系，唯一的变动是将西西里从萨伏依家族手中转归奥地利，奥地利则把萨丁交由萨伏依统治。欧洲的和平暂时得以维持，斯坦霍普针对西欧地区的外交努力也终于获得成功。

在北方波罗的海地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于1718年阵亡，其妹乌利里·埃利奥诺拉（Ulrica Eleanor）继位，瑞典的对外政策转向亲英。1719年斯坦霍普派遣卡特里特爵士赴斯德哥尔摩开展外交活动，同时派一支英国舰队到波罗的海，意在遏制俄方的扩张。经卡特里特的努力，1720年2月英国与瑞典签订联合防御条约，其中规定，在战争中英方派军舰帮助瑞典并提供津贴，但同时又强调“给予帮助，并不意味着英国对俄直接宣战”，从而为英方行动留下余地。

但不久，随着“南海泡沫”事件的发生，危机很快降临到斯坦霍普政府头上。南海公司表面上是一家贸易垄断公司，实际却是一家金融公司。1720年，南海公司提出承包国债计划，被政府接受，公司于是大量发行股票并使用各种方法引诱人们购买。为获取巨利，公众纷纷抢购该公司股票，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攀升，到1720年7月，票面价值为100镑的股票已飙升至1000多镑的交易价；随后，一些大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以兑取现利，股市风暴随之来临，许多人倾家荡产，南海公司制造的“南海泡沫”终于破灭。南海事件的发生，政府作为公司的支持者难逃其咎，而当人们得知包括桑德兰在内的政府大臣曾接受南海公司的贿赂时，斯坦霍普-桑德兰政府更是威信扫地。此时，以理财见长的罗伯特·沃尔波尔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1720年秋，沃尔波尔受命收拾残局，很快取得成效。次年4月沃尔波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开始了长达20年的执政历程。在任期间，沃尔波尔充分发挥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通过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如减征土地税、建立偿债基金、改革关税、鼓励出口等，使英国的经济得以稳步增长。据统计，1720-1740年间，英国的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6.5%。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成为沃尔波尔执政时期的突出特点。

在对外事务方面，沃尔波尔起初并未直接介入，而是交由国务大臣们（主要是其姻兄汤森德）负责。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基点是很明确的，他在执政之初就说：“没有什么比战争状态对英国更致命，只要战争持续，它就只会给我们带来损失，而战争结束时，我们也不会有所得。”可见，沃尔波尔的对外政策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维持和平的外部环境，如他所宣称：“我过去一直是今后还将是和平的拥护者，我以这样的观点而自豪。”

沃尔波尔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内政策紧密联系，他要使对外政策服从于对内政策。在沃尔波尔看来，英国的王位问题需要它与法国和西班牙实行和解，没有这些国家承认，汉诺威王朝就不可能站稳。在国内政治方面，他力图争取托利党对汉诺威王朝的忠诚，而这也需要尽力避免对外战争，以安抚托利党。作为乡绅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沃尔波尔对战争带给土地阶级的沉重负担印象深刻，对托利党的和平政策深表理解，从稳定国内政治的需要出发，沃尔波尔感到应尽量避免战争，以降低乃至取消土地税。如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所说：“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决心使英国在和平环境中繁荣起来。作为一名乡绅，作为曾在‘土地税’下呻吟，并通过发泄不满而帮助打倒马尔博罗的那些人之一，他并非徒具其名。如果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他就能把那些有势力的人从托利党方面争取到辉格党方面来；其实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必须谋求同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友好的关系。”除此之外，沃尔波尔还希望和平能够为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机遇，由此为英国经济带来真正的繁荣。

1725年以后沃尔波尔开始关注对外事务，是年，西班牙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Treaty of Vienna）。根据条约，西班牙答应给奥地利的“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Oste India pany）在南美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奥地利则答应帮助西班牙收复被英国占领的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英国的利益因此而受到直接挑战。负责外交事务的汤森德于是着手建立相应的同盟体系，通过同年签订的《汉诺威条约》（Treaty of Hanover），将英国、汉诺威、法国、普鲁士等组成一个同盟，荷兰、瑞典和丹麦也随后加入。汤森德组织的同盟矛头直指奥地利，显然加剧了欧洲的紧张局势，这是沃尔波尔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汉诺威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也让沃尔波尔感到不满；1727年2月西班牙军队包围直布罗陀，一场欧洲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这些都让沃尔波尔感到自己有必要直接干预外交事务，而不让汤森德全权处理。面对奥、西同盟，沃尔波尔采取了收买西班牙的做法，而不是孤立奥地利。1729年，他背着汤森德与西班牙签订《塞维利亚条约》（Treaty of Seville）；汤森德深为不满，于1730年5月辞去国务大臣之职，由纽卡斯尔公爵接替，沃尔波尔遂成为外交政策的实际掌控者。随后，沃尔波尔一反汤森德的做法，通过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1731年），恢复英奥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根据该约，查理六世同意限制奥斯坦德公司的活动，作为回报，英国承诺在查理六世去世之后，支持其女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的全部遗产。至此，由奥西同盟带来的战争威胁被解除，英国与西班牙、奥地利实现了和解。

在对法关系方面，沃尔波尔本想维持同法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路易十五成年、王位得到巩固，法国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1730年，法国违反《乌得勒支和约》，在敦刻尔克构筑防御工事，而奥英之间的《维也纳和约》也被法国视为助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更让沃尔波尔不安的是，1733年，法国和西班牙结束了自1715年以来因王位之争而形成的对立，签订了“第一个家族协定”（First Family pact），随后双方联合参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年），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再次形成对立，欧洲又一次被拖进一场列强争霸的战争。

根据1731年《维也纳和约》，英国有义务对奥地利提供支持，但沃尔波尔对此却全然不顾，他希望尽力避免英国卷入战争。乔治二世和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曾表示希望看到英国参战，但沃尔波尔不为所动。他后来对卡罗琳王后夸口说：“夫人，这一年欧洲有五万人遭杀戮，而其中没有一个英国人。”

但沃尔波尔的和平政策很快受阻：一方面，一批没有经历过战争磨难的新一代人已经长成，这些人把战争视为一种荣耀；另一方面，在有关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问题上，沃尔波尔的妥协政策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指责。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根据《乌得勒支和约》规定，西班牙允许英国向西属西印度群岛出售奴隶，具体做法是英国每年可以运送一船奴隶去贩卖。不过，由于奴隶买卖的利润可观，英国商人大量从事走私活动。据统计，1713-1731年间，西班牙殖民当局截获英国走私船达180艘；此后西班牙的拦截行动一度停止，但从1737年起又恢复，英国商人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矛盾迅速激化。1738年3月，一位叫詹金斯的船长出现在英国议会下院，声称他的船在1731年遭西班牙抢劫，他本人还被绑在桅杆上，并被割去一只耳朵。詹金斯的说法在英国引起强烈的反西情绪，愤怒的火焰越烧越旺。

而沃尔波尔却在考虑如何与西班牙达成和解，以平息事态。1739年初，英西两国签订《帕多公约》，但公约条款遭南海公司抵制，而西班牙则以暂停英国对西属殖民地贩运黑奴的权利作为回应。与此同时，英国国内反对派大肆煽动公众情绪，攻击《帕多公约》;沃尔波尔的妥协政策走到了尽头。如丘吉尔所说：“整个国家对他厌烦了，不重视这种缺乏生机、平静的繁荣。商业财富迅速增加，贸易数字急剧上升，但全国仍不满意。国内似乎缺少些东西……。英国民族的刚强性格和冒险精神在拖沓而缺乏生气的政府统治下受到压抑，寻找着发泄口。”不久，沃尔波尔被迫向国内的战争情绪让步，1739年10月19日英国向西班牙宣战，“詹金斯耳朵之战”由此开始。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说：沃尔波尔“使英国处于和平环境中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后他还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