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常生活（2 / 2）

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而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分工及相互的地位则是夫妻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18世纪，夫妻分工基本延续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1747年一份叫《统治妻子的艺术》的小册子对男女职责做了这样的划分：男子的主要职责是获取、外出并谋生、与人打交道、处理外部世界的所有事务；女人的职责则包括储藏并贮存、照看家庭、不与别人说话、处理内部事务。这种男女职责分工的依据是两性的生理差异，其中浸透着夫权意识。当然，在不少家庭中，尤其是中下层家庭，我们能够看到夫妻以一种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出现——这种情形即便在一些中上层家庭也并不少见。然而，双方的相对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基思·赖特森指出：“虽然就个人而言，妇女有地位上的差别，但作为集体，她们是按性别，即社会的两性关系来划分的。妇女在其地位和作用方面主要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她们得恪守妇道。”而18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1723-1780）在解释已婚妇女在普通法中的地位时则更加明确地说：“通过结婚，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就成了一个人：即，一进入婚姻，这位女人的存在，或她在法律上的存在，立即就被中止了，或至少已被合并和强化进她丈夫的存在中去了……尽管我们的法律通常将丈夫和妻子视为一个人，但在某些情况下仍将被分离出来加以考虑，如女人低劣于男人，女人必须在男人的强制下行事等。”服从丈夫是妻子的天职，妻子本身也成为丈夫的财产，因此，打骂、虐待甚至卖掉妻子都是丈夫的权利。

但同时夫妻关系中温情的一面也同样引人关注。一位来自法国的贵族在亲眼目睹18世纪80年代英国上流社会夫妻关系的现状后，曾不无感叹地评论道：“（在当时的英国）丈夫和妻子总是形影相随，共同出现在同一个社交场合……他们一同参加一切拜访活动。在英格兰，如果（有关的社交活动）不是夫妻出双入对的话，那就如同在巴黎丈夫带着妻子出入一切场合一样让人觉得荒唐可笑。”类似的情形同样也存在于其他阶层包括下层民众中。

家庭关系还涉及另一个重要方面：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即亲子关系。16-19世纪，英国的道德说教文献对婚姻的目的一直灌输这样三个方面：首先是生儿育女；其次是防止罪恶，避免私通；第三是为了相互帮助、彼此慰藉。生儿育女自然是婚姻的重要目的，也是婚姻的必然结果。由于18世纪结婚年龄下降，生育率上升，到40年代以后英国的人口迅速增加。18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口总体呈上升态势，其中1690-172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较为迅速，但随后的1720-1740年间，人口增长迟缓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此后又再度增长，至18世纪6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1801年英国首次人口调查表明，当年英格兰人口总数达到前所未有的870万人。

1701-1801年英格兰人口统计

就亲子关系而言，一些学者强调，近代早期并没有那种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定的成长阶段的观念，现代儿童观念亦即孩子成为家庭之核心的观念直到18世纪才得以形成。另一些人则认为情况并非如此，16-19世纪一直存着以孩子为家庭中心的观念。事实上，一方面，应该看到，无论处于哪个时代，也不论属于哪个阶层，父母之于孩子总是会本能地体现出关爱和呵护，这种基本的人伦之情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保证；另一方面，也的确存在一些父母对孩子的感情较为淡漠、对孩子的管教太严、对其实施惩戒甚至虐待孩子的情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亲子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例如，在中上阶层家庭中，随着女性日益摆脱家庭琐事的牵绊，她们除了用更多的时间来修饰自己，培养自己的优雅气质，同时也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她们会越来越多地用母乳喂养孩子，而不是雇请奶妈；她们会越来越少地让孩子使用襁褓，这样就可以从“抚爱、逗弄以及为孩子打扮”中得到乐趣；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愿意自己直接带孩子，因为她们觉得如果一直让仆人带孩子，孩子就会沾染上仆人身上的“农民气”……

新社会史的兴起，让一些学者把目光从一味地关注政治领域，转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居家过日子之类的平凡琐事上，历史叙述也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更具有生活气息。日常生活同样与家庭相关，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的，在对与家庭的形成及其延续相关的问题进行过梳理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先来看人们的饮食情况。罗伊·波特提到，穷人的开支中食物占了大部分，他们要将2/3的收入用于购买吃喝用品。即便如此，整个18世纪下层民众的食谱仍然显得“贫乏”、“单调”，“面包和干酪”成为他们的主食品。普通民众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肉类食品，而偶尔能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的大多是一些“肥肉培根”。18世纪，在家里酿酒日益困难，并且有条件饲养奶牛的农户也越来越少，因此自制啤酒和家产牛奶变得越来越难得，茶叶则成为普通人甚至下层民众常用的饮品，“劣质茶”（adulterated tea）取代牛奶和啤酒，被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饮用。对于普通人来说，土豆及其广泛传播是件很重要的事，它改善了人们的日常营养。饮食方面的改善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人们更倾向于食用白面包而不是黑面包，阿瑟·扬在1767年就提到，“用黑麦和大麦制成的面包被人们当成很可怕的东西，即使是那些贫穷的茅舍农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相对而言，社会层级越高，其生活水平也越高，肉类食品的消费量——尤其是英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烤牛肉”，通常与社会层级成正比，这就应了一句老话“食肉动物统治食草动物”。

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人们对水果和蔬菜的偏见有所缓和，豆类植物和绿色蔬菜被越来越多地食用，水果品种也得到改进。一些外来食品如咖啡、茶叶、糖不再被视为奢侈品，香料、外来的水果及鱼类也大量出现在人们的食谱中。有意思的是，18世纪的英国人似乎不太讲究烹饪技术，这一点与讲究饮食的法国人截然不同，为此一位来自瑞典的到访者曾经调侃说：“大多数英国人的烹饪手艺只不过就会做点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罢了。”

饮酒之风遍及18世纪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酒精制品的消费量很大。有关资料显示，该世纪初期，伦敦一地的酒类消费量为一年1120万加仑，约合每个成人年平均饮酒7加仑，这些酒由散布在伦敦各处的207家旅店、447家小酒馆、5875家啤酒馆、8659家白兰地酒店销售，可见，当时的伦敦酒肆遍布、饮酒成风。不仅伦敦如此，中小城镇也不逊色。比如，北安普顿（Northampton）在18世纪中叶人口大约有5000，却有60家旅店和100家啤酒馆，而此时整个英国的旅店和小酒馆加在一起则应该有5万家。由于当时的酒类制品价格低廉，因此，即便是在下层社会，酒精饮品也一样受青睐。18世纪20年代的“杜松子酒热”（Gin Craze）就主要在贫困阶层中盛行。在杜松子酒风行时期，伦敦地区许多穷苦人往往会被“一便士让你喝醉，两便士让你烂醉如泥，吸管免费”之类的广告所吸引，并为此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上流社会更是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像当时的一些名人如博林布鲁克、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以及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等也同时以嗜酒闻名。

衣着方面，18世纪的英国人相当讲究。早在1699年就有人写道：“现在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如果穿的衣服不是用白棉布制作的，就算不得穿上了好衣服。男人需要穿白棉布衬衫，戴领饰、袖口，口袋里还得掖上一块手绢，妇女的穿戴包括头巾、兜帽、裙子、长袍、衬裙等等。印度长袜则是男女都穿的一种袜子。”英国人的穿着给来自欧洲大陆的旅行者留下很深印象，一位到访的德国牧师在看到牛津郡村民的衣着后评论道：“与我们德国同胞们所穿的粗制工装不同，他们穿着相当精美的衣服，显示出一定的品味。这些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区别与其说是他们的衣着，还不如说是他们行为上表现出的更多的单纯朴实与谨慎。”另一位来自法国的迪·博卡热（du Bocage）夫人对英国农民也有同样感受：“他们把自家的房子装饰得漂漂亮亮，自己的穿着很考究，吃得也不错；就连最穷的乡下姑娘也喝茶，穿着用印花棉布做成的紧身胸衣，头上戴着草帽，肩上围着猩红的斗篷。”

在居住方面，首先，中上层与下层的差别十分明显，城市贫民住在简陋的棚屋和地下室里，农村贫民住在用枝条、草皮和碎土胡乱拼凑成的小木屋中。相形之下，中上层家庭的住屋，正面修饰整洁，砌有砖块台阶，拥有漂亮的房门，古典风格的装饰线条和装修式样十分优雅，并装有框格窗。但同时，居住条件的改善也不应被忽视，例如，在工匠阶层中，用石头或砖建成的房子越来越多，取代了原先用草泥、板条和灰泥砌成的房子。18世纪80年代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注意到，塞尔伯恩（Selborne）地方的所有村民都住在用砖和石头砌成的农舍里。成千上万幢标准化的、上下各两间、装有框格窗的房子被建造起来，其花费约150镑。建筑协会得到支持，以帮助境况不佳的人建房或买房。室内装潢变得更讲究了，建筑师约翰·伍德（John Wood）认为，那种老式的厚重、阴沉、坚固型的内部装饰正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地上铺优质松木板或荷兰栎木板，房间漆得奢华而美观。大理石板甚至壁炉架变得很普遍，大门通常很厚实，门上配着最好的黄铜锁。椅子是用胡桃木做的，有些椅子还加装了皮革，另一些则饰以锦缎或在底座上加藤条或灯心草。市场上出售栎木桌和五斗橱，前者有时是用红木做的，后者则用红木或胡桃木制成。（女士的）梳妆台上装有漂亮的玻璃镜，而一些房屋的烟囱往往也会加装很大的带框的镜子……”

在日常用品方面，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伯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就认为，一些家庭开始购买比较昂贵的家用商品，比如，陶瓷餐具取代了白蜡制成的杯子和盘子，金属刀叉取代了先前的木质刀叉，此外还有铁制的火炉架和炉子、带垫的座椅、阿克斯明斯特（Axminster）和威尔顿（Wilton）的地毯、成套的厨房用具、墙纸、最新款式的谢拉顿（Sheraton）家具，以及各类黄铜装饰品等等。普通人家中也看到各种日常器具，比如夹钳、风箱、大衣箱、时钟、火炉围栏、平底锅、铜制水壶、鞍具、火炉栏、各种精美的小饰物、玩具等。

尽管各社会等级的生活状况差异明显，但从整体上说人们的生活条件还是改善了。18世纪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18世纪上半叶，由于当时物价较低，人们的实际工资较高，普通人除生活必需品之外，还可以购买其他物品。据统计，1700-1750年间物价下降了约10%-15%,糖的消费量从1690年的20万磅上升到1760年的500万磅；同一时期茶叶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当时一个家庭为维持生存每周约需要10先令开销，而一些熟练工匠的收入可能达到每周2-3镑，如果家庭其他成员也有收入，那就更可观了。索姆·杰宁斯（Soame Jenyns）在18世纪中期这样说过：“由于伦敦地区以及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财富增加，人们对所有东西的消费也就惊人地增加；这个国家的所有阶层及各种生活条件的人，其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来看一个具体例子：18世纪末，一位生活在牛津郡乡村的工人和他的三个孩子，每年花在买面包上的钱共13镑13先令；茶叶和糖2镑10先令；啤酒和牛奶1镑；咸肉及其他肉类1镑10先令；肥皂、蜡烛等约15先令；房租3镑；外套2镑10先令；鞋和衬衫3镑；其他衣物2镑——全年总开支31镑8先令。这个家庭应该属于下层社会中家境还算过得去的，开支中所列“茶叶和糖、啤酒和牛奶”等项，原本仅限于中上层社会消费，现在也出现在平常人家的生活之中了。不过，这个工人每星期只能挣到8-9先令，算起来，他的家庭年开支已超出其年收入5镑多，这意味着一年下来，他要欠下5镑左右的债务。

随着生活改善，人们的闲暇活动也渐趋丰富。旅行成为有钱和有闲阶层热衷的新时尚，除了游学欧陆的“大旅行”外，英格兰北部的湖区、威尔士山区以及英国各地的海滨都成为中上层人士的旅游目的地，位于布里斯托尔港东南面的温泉疗养地巴思（Bath）更受这些人的青睐。与此同时，文化生活也日益多样化，一些原本仅供上流社会享用、鉴赏的高雅艺术，在市场作用的推动下，也开始走近普通大众。1759年大英博物馆开始免费对公众开放；私营博物馆也在伦敦及其他地方建立并开放。剧场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伦敦就有许多供普通人观看戏剧的商业演出剧场，特鲁里街（Drury Lane）剧场能容纳3600多名观众，各地也纷纷建立供当地人娱乐的剧场，到该世纪末，甚至一些小镇也建起宽大的剧场。音乐会、音乐节及其他娱乐形式，也为普通人所欣赏或参与。

报纸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普通人的读物。到1790年，伦敦有14家早报；1788年第一家晚报问世，1799年第一家星期日发行的报纸问世。1700年之前，所有报纸均需在伦敦印刷，然后通过马车送往各地，这种现象很快被改变，各地开始发行自己的报纸，地方性报纸纷纷涌现，《诺里奇邮报》（Norwich Post）和《布里斯托尔邮报》（Bristol Postboy）分别于1701、1702年开始发行，到18世纪结束时，几乎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出版的报纸。据统计，1700年，伦敦以外的报纸销售量为每周5万份，1760年达到20万份，1800年再度翻番。一份报纸的面往往是其销售量的5-10倍，若加上间接读者、包括从别人那里听说报纸内容的人，这一数字就更大。在当时，人们把报纸与文明程度联系在一起，约翰逊博士甚至说：“凡是没有出版物的地方，知识便得不到广泛传播，那里的民众也必定是野蛮或不开化的。在我们国家，知识通过报纸而在人们中间广泛传播。”

除报纸外，杂志也纷纷出现。18世纪初《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的发行量约为3000份，而《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zine）自18世纪30年代起就达到1万份。18世纪后期杂志种类越来越多，迄1800年达到250种。报纸和杂志售价都不高，报纸每份约1.5便士，杂志（多为月刊）每份约6便士。书籍相对较贵，一本长篇至少售价7先令6便士，历史著作或文学著作可以高达1几尼（1镑1先令）。为方便读者购买，有些出版商将一本书拆开分成几个系列出版，再以每本约6便士的价格销售，通过这种方式，斯莫利特（Smollett）的《英国史》就售出1.3万册。流通图书馆所起的作用更大，用每年1-2几尼的订费，人们可以从流通图书馆得到自己想看的书：1800年，伦敦有122家流通图书馆，其他地区总共有268家。

运动方面，除传统项目如弹子游戏，一些新运动形式开始吸引观众。板球深受民众欢迎，1722年，一场肯特对汉普郡的板球赛吸引了观众2万人。拳击在18世纪初尚未职业化，但到世纪后期，已经涌现出一批明星拳手，其中最著名的有丹尼尔·门多萨（Daniel Mendoza），他还开办了一家拳击学校，甚至著有《拳击术》一书。赛马起初属于王室和贵族，但汉诺威时代以后开始成为大众运动，许多城镇都举办自己的赛马会，比如，诺里奇和沃里克（Warwick）就分别自1710和1711年起定期举办赛马会；像德比大赛（始于1780年）这样的重要赛事，开始成为全国性事件。

在观赏板球、拳击和赛马比赛的同时，18世纪的英国人也没有忘记乘此机会赌一把，事实上，赌博之风相当盛行。上流社会以赌牌为乐，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在25岁时就已因赌博输掉了14万镑；中下层民众赌球、赌马的兴趣也绝不亚于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