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2 / 2）

16世纪后半期，表达民族认同的写作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历史著作、布道文、诗歌、戏剧，其语言形式有的是挽歌，有的是喜剧，有的像天启。“民族国家是这个时代一种创新的政治形式，其作者用不同的资源对其进行描述。”宗教改革时代，苏格兰的民族认同语言强调苏格兰对英格兰的独立性以及苏格兰历史的独特性，而同时代的英格兰历史叙事则强调苏格兰在起源上只是不列颠的一个地方单位。

16世纪的英格兰文学培育这样一种意识：都铎君主是古代不列颠统治者的继承人，不列颠教会先于罗马教会存在，比它更纯洁。文学作品表现出对教皇、天主教国家的憎恶，罗伯特·格林（Rreene）通过《西班牙蚊子》（The Spanish Masquerado,1589）描写无敌舰队的失败，而英国人民和议会、法律同国王的关系，则是相互支持和宽容的。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插图本《行为与典范》（Actes and Mos,1563）是伊丽莎白时代最著名的爱国主义作品，它将历史、法律、风土人情与信件、官方文件、见闻等内容，熔为一炉，记载不同等级的英国人捍卫信仰和反对教皇的故事；它美化女王，称她与人民团结一致，将英格兰从教皇的专制下解放出来。在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都有对女王的赞颂，而伊丽莎白终其一生也刻意保持其亲善的形象。这位终生未嫁的女王称国家就是其夫君，所有的臣民都是其孩子。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的《多福之邦》（Poly-Olbion,1612）写作于斯图亚特的冲突时期，它将不同地理特征的对峙与互补拟人化，赞颂民族的地方性忠诚。在《约翰王》中，莎士比亚把天主教神职人员刻画成恶毒成性、专事挑拨的人。斯宾塞的《仙后》，则在特洛伊人（Trojans）的历史中发现不列颠的起源，女骑士不列托玛特（Britomart）是高贵的不列吞人的后代，她起源于特洛伊人，其名字与不列颠的联系一目了然。在斯宾塞看来，民族认同中包含着英国历史的知识，也包含融入这个历史中的意识。在《仙后》第二卷中，勇敢的居央（Guyon，节制的化身）在《不列吞界标》（Briton Mos）的古书里发现了可以追溯至5世纪的格罗丽亚娜（Gloriana，即仙后）的王室史，并发出这样的感叹：

亲爱的祖国啊，回忆你的往事

以及那永久和纽带，对你的养子来说

该是多么亲切。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体现着16世纪后期英国文学对英国民族性的认识，因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表达。当然，他的历史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冲突与历史的复杂性，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找到对王权的辩护，也有对古典共和理想的捍卫。在《亨利六世》和《理查三世》（1595-1596）中，莎士比亚描述了亨利·都铎如何使英格兰从内战走向安宁。在《亨利四世》（1596-1597）中，他着墨于君主的欲望与责任，塑造了一个复杂而英明的君主形象。《亨利五世》则将场景从国内转向国外，表现了在与法国的战争中英格兰内部的团结。英国在打败无敌舰队后出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约翰·迪博士（Dr.John Dee）称赞女王对新世界的征服，认为这是不列颠的发现和帝国的复兴。

17世纪以后，英国的民族主义围绕三个特征展开：英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议会与法律传统。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他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目标，要把两国联合成“统一的不列颠民族”。苏格兰人罗伯特·庞特（Robert Pont）在1604年称：过去这两个民族相互仇恨，是因为上帝对其天主教偶像崇拜进行惩罚的结果，现在它们将“在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下”，带着爱与和平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在1610年认为，每个民族都最爱护自己的国家，而英格兰是世上最快乐的家园，与西班牙等国相比，英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更加美好。然而，不列颠话语在文学中却遭受争议，国王与一部分学者赞成联合，另一部分学者强调两个民族在法律与风俗上的差异，因而建议按不同的习惯分别统治。

在17世纪早期，人们看到了两种倾向并存的现象。1605年，本·琼森（Ben Jonson,c.1572-1637）为国王詹姆士上演的第一部剧《黑色假面舞》（The Masque of Bess），是王公贵族参加演出的综合艺术，它将风景画、音乐、诗歌、舞蹈与华丽服饰集于一体，歌颂了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国王统治下的统一，称这个天佑的岛国赢得了古老的尊严与风范。1620年1月，琼森在宫廷上演假面剧《来自月球新大陆的消息》（News from the New World Discovered in the Moon），其中人形的月球生物注视着国王的美德与伟大，表现了英国的天下升平的景象。17世纪30年代后期，查理一世参加演出了几部假面剧，如《不列颠的天空》《不列颠的胜利》等，都将不列颠的古代英雄业绩与今日的君王结合起来，由此掩饰日渐增长的不安定因素。

革命年代，文学中的民族认同叙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弥尔顿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弥尔顿的民族主义有时扎根于对英语的热爱，称英语是自由事业中伟大人物的语言；有时洋溢着宗教热情，说英国是上帝选择的新教国家，将在人类历史上起重要作用，英吉利民族将通过上帝的“恩宠与荣耀”来恢复真理，并成为所有基督教王国的得救之光。革命时期，阵营之争成为认同的争夺，两派都互相诽谤和谩骂对方，试图将对方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出去。论战的重要内容是宗教认同，弥尔顿就说清教英国是第二个以色列。关于英国的范式是罗马还是以色列，也充满争论。至于英格兰从何而来、何时而来，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和弥尔顿表达了对立的观点。弥尔顿一生都说自己是英国人、爱国者，他的民族主义有时是族群的，源于本土的语言意识。

总之，16-17世纪英国的文学和艺术都表现出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与其他领域一样，是英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起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