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1 / 2）

16-17世纪的英国文学，即英国现代早期文学或文艺复兴文学，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550年以前）是莫尔怀亚特时代，在这个时代人文主义散文和抒情诗初现端倪。15世纪末百年战争结束，英格兰统一，社会趋于安定，围绕着宗教改革的争论和新人文主义生活态度的萌芽，散文得到迅猛发展。在戏剧方面，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神秘剧和奇迹剧，以及以抽象概念作为剧中任务的道德剧，在15世纪英国舞台上占有主导地位。第二阶段（1550-1630）是伊丽莎白时代，这是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此时，宗教改革的冲突逐渐平息了，在古典文学的挖掘和研究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热情，诗歌和戏剧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是埃德蒙·斯宾塞和菲利普·西德尼（Sir Phillip Sidney），最杰出的戏剧家是威廉·莎士比亚和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第三阶段（1630-1690年）前期是弥尔顿——多恩时期，后期是德雷顿时期。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豪放、雄伟的风格并存的，有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那些被称为“骑士派”（Cavaliers）的贵族青年所写的爱情诗，它们构成了文艺复兴文学的尾声。复辟时期也称德雷顿时期，受法国文学影响的新古典主义（Neocssicism）开始盛行，并在下一时代达到顶峰。

文艺复兴时代是宇宙的发现（科学革命）和人的发现（宗教改革和艺术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与美的发现是其显著特点，人文主义者充满着对新时代的向往与期盼，似乎获得了新生的感觉。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对古典时代或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而且是利用过去的经验构筑新时代的文明，古典理想可以成为重塑现代生活的典范。所以，文艺复兴不是在发现旧文明，而是在探索新世界，正如保罗·亨利·朗所言：“重要艺术家如今忙于系统检查古典文明的残余，测算掂量其分量，以便用于生产。”确切地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口号和一场运动，而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复杂性、并充满各种理想和观念碰撞的文化现象。通常而论，文艺复兴的总体方向是为世俗化、人性觉醒、权利话语、个体幸福以及情感——甚至是卑劣情感——寻找合理性，不过这些概念都是19-20世纪的历史学家概括出来的，而事实上，文艺复兴可以说体现了总体方向感的丧失。从这个时候起，统一的理想与方向没有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向，整个社会处于异质化的相互冲突状态。宗教改革无疑是文艺复兴对于人的发现的一部分，是一种发现新方向的尝试，而在教会内部，改革的呼声可追溯到中世纪。准确地说，宗教改革只是基督教内部关于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徒、什么是正当的生活与思考等问题的冲突及爆发。在艺术风格方面，文艺复兴继哥特风格（Gothic）而起，主张感受自然与生命的活力，并把古典艺术推崇为最高理想。绘画上的透视法，根据解剖原理勾画人体，音乐上的和声原理等等，都与这个时代的科学态度有关。

知识和思想的迅速传播得益于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英国首次印刷书籍。到16世纪上半叶，印刷术已经普及，但多数作品仍然以手抄形式流传与搜集，其中以诗歌文本最典型。抒情诗一般是应景之作，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只有被作者特别是读者认为特别有价值的诗作才会被保存下来，并在亲友中进一步分享。这种情况常见于大学教师、学生、文人、贵族与中等阶级家庭和熟人之间，菲利普·西德尼是这个时代最知名的手稿作家，他的《阿卡迪亚》（Arcadia,1590-1600）、诗集、《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el and Ste,c.1582）皆以手稿方式在文人圈子中流通，而印刷本是在手抄本流行多年以后才出现的。都铎时期，托马斯·怀亚特爵士的诗集抄本最多，有若干版本。《哈林顿家族手稿集》（Arundel Harington Manuscript）收录了1540-1600年间当时最著名诗人的诗作300篇。伊丽莎白时代，有四个手稿文集对后世的文学史研究很有帮助。从16世纪中期开始，印刷业发展加快，印制了大量书籍，从珍本图书到廉价读物，从文学作品到神学著述等等都有。1557年，理查德·托特尔（Richard Tottel）搜集和印刷的怀亚特爵士《诗歌集》，还有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Earl of Surrey）的韵文，在很长时间内是最流行的选集。从那以后，各种文集不断出现。和现代的情况一样，文集一般加上编者导言，对作品进行介绍。除了本土作品外，希腊与拉丁原作与译本以及双语本，也是印刷品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晚期，至少有3000种不同的文集在流通，涉及各种文体与内容，特别是配有插图的劝谕性传奇故事，其中不乏被批评家称作淫秽的内容。因为廉价书籍大量出现，小册子常常是半个便士一本，大众习惯和读者市场发展起来了。1660年代，英格兰年销售40万册书籍。早期进入英国的印刷书籍大多在境外印行，如威廉·廷代尔的圣经译本在10年内进口6万册。

这一时期，知识产权的概念诞生，这是出版业得以蓬勃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7世纪前，由于版权属于出版者，而不是作者，未经作者许可印书的情况较为普遍。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出台《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1623）和《安娜法令》（Statute of Anne,1709）等一系列法律，授予作者和出版商作品专有复制权，旨在鼓励创作，出版商必须依法向作者支付版税。

庇护制度是作品生产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经历了16世纪30年代的解散修道院和教会混乱后，王室和贵族都认为需要鼓励学术。当时，作品要刊登保护人的名字才能出版，还要有献词来表达谢意，因此寻求庇护人，把贵族的名字列为致谢的对象，是对书籍价值的承认，并且也能保证作品不涉及有害的政治与宗教内容。在那个时代，写作可以是私人的事，但流通却是危险的，因为会面对各种可能的指控；是私人的，但收藏图书又是冒险的，因为收藏者可能背负不忠、诽谤和离经叛道的罪名。有大人物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对著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保障。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在《给亨利八世的献词》（Book he Governor）中就称自己处于恶意的包围中，请求国王保护自己，免遭无端攻击之伤害。宗教改革时期的庇护制多与安全有关；到了伊丽莎白时期，庇护者兼具学术促进与支持者的角色，像威廉·塞西尔和罗伯特·达德利就是如此。菲利普·西德尼的文人圈子，既是人文研究的圈子，也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圈子，他甚至愿意向意大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提供保护。到斯图亚特朝，弗朗西斯·培根的例子表明情况有所变化：寻找保护的成分变小了，说服赞助人支持自己学术的成分加多了，1605年培根把《学术的进展》（The Adva and Profice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献给英王，他把詹姆士一世比作宙斯使者赫耳墨斯（Hermes），赞扬他拥有国王的财富与权力、神父的知识与启示、哲学家的博学与深刻，希望国王把促进学术发展作为自己永久的纪念。1620年，当他把《新工具》再次献给国王时，他又把詹姆士称颂为当代的所罗门（Solomon），期望他推动以观察与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研究。

文艺复兴的重要内容是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文学上有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作为民族语言英语的形成，二是对英国历史传统特别是它的独特性的想象，三是认同政治权威，把君主特别是伊丽莎白描述为上帝的代言人，具有非凡的美德。从历史的角度看，詹姆士一世的专制诉求和君权神授的主张，与英国历史甚至欧洲历史的发展有逻辑关系，而英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把从君主认同中折射出来的民族认同转变为直接的民族认同，但由此造成了分裂和内战。

现代英语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拉丁文与英语同时成为写作语言。英语受到拉丁文和法语、意大利语的影响，向严格的语法与丰富的词汇方向发展。其二，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产生，英语的表达能力增强。1100-1660年是欧洲的拉丁语时代，其影响在1550-1660年间达到高峰，但它同时也进入晚期。不仅双语化成为后面这个时代的标志，而且从托马斯·莫尔到约翰·弥尔顿，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是双语作家。莫尔的《乌托邦》用拉丁文撰写，而《理查三世本纪》（History of King RichardⅢ)用英文写成。弥尔顿的重要诗篇是拉丁文的，但他大量的政论作品与历史作品则是英语的。文艺复兴是对古典文化的再发现与再解释，其中既包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西塞罗（Marcus Tulius Cicero），也包含圣经。在学术层面，人文主义努力恢复被中世纪曲解了的宗教经典，于是产生再翻译：从拉丁文经典回到希腊文经典，回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所以16世纪时，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翻译家。在实践层面，人文主义者力图用古典世界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生活理想重塑时代，改善这个在各方面都突然变得极端复杂的世界；他们教育或劝导而不单单聆听，包括教育与劝导统治者。这样，口语化的民族语言写作就变成了文学实践。

16和17世纪，大量新作品都是用拉丁语写的。“直到17世纪中期，人文主义者都认为拉丁文在美学、精神和社会上都优于民族语言，这是共识。拉丁语被看作是修辞与语法的典范，是走向神圣真理的路途，也是有文化、有教育、有社会地位的标志。”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重要变形。像在西欧其他地区一样，英国大量印行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原著，英译本也不断涌现，双语对照本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实践。翻译大大扩展了英语的词汇，也塑造了英语的句法。从希腊文本来重译《圣经》是从16世纪初开始，这项工作持续了一个世纪，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参与进来。这不仅是个宗教现象，也是个文学与语言现象。1611年出版了以廷代尔译本为依据的詹姆士钦定本英文《圣经》，推动了现代英语与英语文学的形成。

16世纪以前，拉丁语是有教养的标志；随着宗教改革的进展，到16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全社会都表现出对天主教的恐惧，拉丁语开始受冷落，甚至被看作是罗马天主教的象征。17世纪时，拉丁语被认为是保守和迷信的，受到各方蔑视。培根认为，真理与语言无关，只与实验与观察有关，他反对任何权威，不管是希腊语权威，还是拉丁语权威。在内战和共和时代，虽然诞生了像弥尔顿这样用拉丁文写作的文学巨匠，但在激进的清教徒眼中，拉丁语与罗马教廷有关，所以是“兽的语言”。不过在有关日常生活、历史与道德领域的讨论中，本国语言虽然日益得宠，但那时标准的医学语言仍然使用的是拉丁语。

16-17世纪，英语的表现力得到提高。由于大量吸收古典文化，英语语法和写作风格受到了古代语言的深刻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散文作家都精通拉丁语，受古典诗人西塞罗和塞涅卡（Ucius Annaeus Seneca,c.4BC-AD65）的影响最甚，前者的铺陈、缜密与文雅，后者的明快、和谐与深刻，二者都留下深刻影响。不管是用英语还是用拉丁文写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都在表达的多样性方面作过许多尝试，他们既能写得庄重、典雅，富有诗意，又能充分利用通俗语言，对日常生活津津乐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1529-1532年莫尔与廷代尔的论战是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廷代尔的散文平实，不故作文雅，不避讳日常口语，也不避讳粗俗，但他也可以使用庄重之笔。刘易斯说廷代尔轻快，不讲究修饰，但节奏感好，文章尖锐有力；而“在莫尔的所有玩笑后面，我总感到有一点忧郁；在廷代尔的所有严厉话语的后面，却有一种欢笑，一种他自己说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欢笑。”剑桥学者休·拉蒂默、托马斯·威尔逊爵士等都是口语派写作高手。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的著作《论教会政策的法则》（Of the Lawe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ie）是那个时代的散文杰作，它平实而典雅，充满着西塞罗式的圆周句，影响了18世纪英语论文的写作风格。在这部顺次讨论圣经、教会、教职人员的八卷本巨著中，作者称整个作品要表达的是温和与说理的精神，而不是煽动仇恨，目的是安定良心，追求健康与诚挚的理性。

16-17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是民族认同，它与排外、排斥生人分不开。1500年，一位意大利观察家看到英格兰人反感外国人，他们认为外国人到英国来是想控制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视极高，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在英格兰。总体上，都铎英国是个排外的社会，爱国主义是亨利八世时代文学作品的一个主题。这些作品歌颂国王的荣耀和上帝对英格兰的偏爱，企图以此唤起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宗教改革时期，由于英国从罗马教廷脱离，在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中就频频出现对自称是帝国的英国的歌颂，以及对英国国王、英国宪法和英国议会的辩护。16世纪的英国，出现许多描述都铎成就的编年史著作，记录战役的胜利或探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