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济贫法与农业改良（2 / 2）

同时，宗教改革提高了英格兰人的识读能力，印刷术的引进则成为16-17世纪农业改良的文化推动力。到17世纪30年代，至少有30%的男性已具备识读能力，1700年至少有10%的女性可以读书认字。活字印刷使“农业指南”一类的通用书籍因售价低而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报纸杂志的出现，又为初具识读能力的人获取诸多信息，如新技术、新方法、市场盈亏、价格涨落之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些是英国农业改良主要的科学技术因素。

英国在农业改良方面走在欧洲前列，与其岛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不无关系。马克思说，“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运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明初期，第一类的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为一个岛国，“海”在英国人的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海对英国的气候、植被与农业生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这个高纬度的国家还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惠顾，因而成为欧洲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时，英格兰的年平均降雨量为1000毫米，雨天的正常数值是每年204天。在地理上，英国与16-17世纪农业生产技术发达的佛兰德斯（Fl anders）靠近，也是它汲取农业先进技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佛兰德斯的商业经济十分发达，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这使得土地的价格十分昂贵，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集约化农业经济。由于受到天主教西班牙的残暴统治，佛兰德斯大批新教徒流亡英国，这也让先进的农业技术随之而来。

农业改良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两圃制（two field system）变为三圃制（three field system）。为保持地力以增加产量，16-17世纪成为轮作制（Rotation System）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轮作制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农业种植方式，它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在不同时期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这样通过连续性的轮换耕作，不同作物对土壤产生不同效应，使之达到保持地力和改革肥力的效果，尽可能地提高产量和有效利用土地。轮作还能够打断病虫害的繁殖链，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此外，通过浅根系作物和深根系作物的轮换种植，还能使各种作物在同一块土地的不同土壤层充分吸收天然肥料，改善土壤结构，并使土地肥力不断得到恢复。

中世纪的英格兰主要使用两圃制，土地通常被分为两部分，总是有一半土地在休耕，或转用为牧场，第二年轮换，以恢复地力。而三圃制则将土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秋天种冬小麦或黑麦，另一部分来年春天种植其他作物，如豌豆、扁豆、大豆，第三部分休耕。三个部分轮流转换，每三年一个轮回，每块土地都可以得到休养生息。两圃制与三圃制的区别在于前者使一半土地处于休耕状态，而后者的休耕土地仅占三分之一，这样，就能在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并种植出更多的品种。两圃制改为三圃制以后，人们在以前是休耕的土地上种植豆科植物，这些植物有固氮作用，氮又随土壤中的空气上升到土壤表层，这样就达到了恢复地力的目的。在三圃制下，英格兰农民主要种植燕麦、黑麦、小麦、大麦和豆科植物，16世纪以后的农业产量增长很明显（参见表2）。

表2 13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英格兰农业净产量（普式耳/英亩）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Alex ander Apostolides,"English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Labor Productivity,1250-1850:Some Preliminary Estimates"，26November2008,File:Agrig Run4.doc；表中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以每个农业劳动者计算的结果。

农业改良的又一个内容是排干沼泽，开垦新的可耕地，并且进行相关的水利建设。科尼利尔斯·费尔默伊登爵士（Sir elius Vermuyden）是尼德兰的一位工程师，他把这种开垦荒地的方法介绍到英格兰。1621-1623年，他在泰晤士河上完成了来到英国后的第一批工程，即在伦敦东部修筑了达格南墙（Dagenham Wall）用以阻挡海浪，并在苏塞克斯的肯维岛（vey Isnd）上开垦荒地。后来，他在温莎（Windsor）的工作引起了英王的注意，1626年，查理一世委任他负责对阿克斯霍姆岛（Isle of Axholme）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皇家猎苑进行疏浚和排沼工作。这项工作工程巨大且耗资不菲。为了筹集资金，费尔默伊登把自己应得的那片“未来的可耕地”以股票形式出售给其他投资者，最终完成了工程。费尔默伊登因功勋卓著，于1629年受封为骑士，1633年被授予英格兰公民身份。

17世纪30-50年代，剑桥郡和诺福克郡也实施了排涝工程，力图使“大沼泽”（Great Fen）变成“大平地”（Great Level）。费尔默伊登参加了该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宗教改革时期修道院被解散，这里的沼泽地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人们希望疏浚其上密布的河流沟渠，来达到排干沼泽的目的。最初的排干计划是约翰·亨特（John Hunt）在1604-1605年提出的，该计划要求修建一条21英里（约34公里）长的河道，从伊里斯通往丹佛，以大大缩短大乌斯河（The Great Ouse）的长度。这项工程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在第四代贝德福德伯爵弗朗西斯·罗素（Francis Russell,Earl of Bedford）的参与下，河道修建工作于1637年基本完成，同时还改造了8条渠道。后来，人们用伯爵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地区，称其为“贝德福德平地”（Bedford Level）。但是，人工河与改进的渠道只达到了有限的目标，工程效果十分有限，形成了“夏日干地”与“冬季汪洋”的局面。国王为酬谢参与工程的贵族、商人和冒险家，曾答应给他们9.5万英亩（约38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个决定受到了干扰，一方面，不间断的反圈地运动阻碍了这个决定的执行；另一方面，国王也撤销了他与贝德福德签署的协定，声称自己才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因此强行占去5.2万英亩（约210平方公里）土地，只留下4万英亩（约16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其他的工程参与者。

至此，科尼利尔斯·费尔默伊登爵士才应英王招募，去参与大平地工程建设。对于排干沼泽，他提出了两项创新方案，一是使用洼地把气候恶劣时无法排入大海的多余之水加以蓄取，二是在沼泽东部边缘修建一条截水沟。这样，洼地建设成为大平地工程第二阶段的一部分，但截水沟的兴建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被执行。1639年，英王任命费尔默伊登为大平地工程的总代理人，但不久国王与议会的冲突爆发，查理一世的王位岌岌可危。尽管如此，费尔默伊登仍然坚持到1642年5月。内战期间，排水工程停顿下来，原来聚集在弗朗西斯·罗素旗下的一批金融家，开始寻求议会的支持，希望讨回查理于1630年许诺给他们的土地。1649年5月，议会颁布后来被称为“伪法案”（The Pretended Act）的法律，恢复了他们排干大沼泽的圈地活动。排干沼泽和清除森林的活动侵犯了公地的使用权，侵犯了下层人民的利益，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农用土地的增加，构成了英国农业改良的一个部分。

农业改良的第三个内容是新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铃薯、三叶草、蛇麻草（on Hop）、芜菁等新作物的引入，以及条播机、除草机、铁马掌等新器具的使用。新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芜菁，在休耕地种植芜菁可以大大减少闲置的土地。据统计，1700年，英格兰休耕地达到20%,到1871年就只有4%了。有证据表明，早在1638年，萨福克郡巴勒（Bh）城堡乡绅波普已经发现，芜菁可以用作动物饲料，只是他的发现没有得到推广。后来到18世纪20-30年代，唐森德（Charles Townshend）才把芜菁的种植推广开来。17世纪时，英国农民开始种植三叶草，而在此之前，已经种植牧地香豌豆之类的山黧豆属植物，这些都成为非常重要的牲畜饲料。

早在伊丽莎白时代，由于粮价上涨幅度超过了羊毛，圈地养羊的速度放慢了，人们开始热衷于改进耕作技术，越来越多的农民大量使用泥灰土等肥料，加快了休耕地与农作地的轮换频率。还有人把土地圈围起来精耕细作，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据当时地产测算员约翰·诺登（John Norden）的估计，有围栅的农地与敞田相比，前者产量是后者的1.5倍。由于农业技术受到重视，农业家图塞（Thomas Tusser）的押韵长诗《务农五百要诀》（Five Hundred Points of Good Husb andry）在1557-1580年间印刷了五版。这一时期，农作物产量普遍提高，13世纪时，小麦产量是每英亩6-12浦式耳，到伊丽莎白时代产量达到了16-20浦式耳。据威尔士王室地产统计资料显示，1500年平均一只羊重28磅，一头牛重320磅，1610年分别达到46磅和600磅。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改进，人口增长一定会使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出现后来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所说的资源危机。

斯图亚特时期，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造成了某些地方的粮食短缺，这推动了物价的普遍上涨，并使农业种植尤其是粮食生产变得有利可图。由此也带动了农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新工具的使用。即便在17世纪中叶的革命时期，战争也没有破坏农业生产，相反，政府一直在注意农业发展。在政府的鼓励下，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围圈，沼泽被排干，耕作面积增加了，但这些成就都是由大土地所有者完成的，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一时期，新的轮耕制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很有趣的是，东南部的军事胜利反而造成西北部的经济繁荣。到复辟时代，地主用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办法来弥补其损失，新的租佃方法与新的耕作方法被广泛采用，缩短租期、不断提高租金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为市场而生产成为农业经营的目标，为此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新的品种，使用了新的农业技术，人们砍伐森林、排干沼泽，农业生产明显发展。为增加土地收入，贵族和乡绅的议会禁止谷物的进口，并且给小麦等出口提供价格补贴。议会还制定狩猎法（Gamews），禁止少地无地农民打猎，连在自己的土地上打野兔山鸡都不可以，违者严惩。

17世纪，在早期农业机械化方面，条播机是英格兰人的重大发明，它的发明者是伯克郡的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他曾因病赴欧洲大陆治疗，回国后带回了许多先进的农业耕作知识，经过长期的试验，他于1701年发明了由马牵引的条播机，使过去那种广种薄收的撒播，变成了可以控制行距、深度和速度的条播，大大提高了种籽和土地的利用率。后来，他又发明了用马拉的除草机和骅犁，使耕地速度提高了50%。根据30多年的使用经验，塔尔于1733年出版《马耕作业》（Horse Hoeing Husb andry）。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出生于约曼农家庭的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现可以使用鼓风炉和焦炭生产生铁，从而降低了生铁、熟铁和钢的价格，为广泛使用金属农具创造了条件。尽管全面的农业机械化是18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但不能不说17世纪下半叶的农具改良是农业机械化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