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7世纪英国革命（2 / 2）

马斯顿战役后，议会军未能乘胜追击，致使王军摆脱了覆没的危险。同时，议会军自身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指挥不力、协同无方等。为把这支其实是地方民团性质的武装，改造成一支有统一领导、服从共同指挥的正规军，议会采纳克伦威尔的建议，组建“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这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发布《自抑法》（Self-denying Ordinance），规定两院议员在战争中再不担任军职。该法案旨在排除在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的贵族，他们作战不力，不愿与国王彻底决裂。1645年4月《自抑法》获通过，其后40天内两院议员退出军队，包括埃塞克斯伯爵、曼彻斯特伯爵等军队前领导人。其二，授权克伦威尔组建新军，以“铁骑军”为模板建设正规军，司令官由第二代费尔法克斯男爵斐迪南多·费尔法克斯（Ferdin ando Fairfax,Baron of Fairfax）出任，步兵由菲利普·斯基朋（Philip Skippon）少将指挥；克伦威尔以中将军衔统领骑兵并任全军副司令，地位仅次于费尔法克斯。《自抑法》通过前，克伦威尔正在战场上追击敌人，此后又战事不断。由于他战功卓著、指挥出色，深得下院信赖，所以尽管他也是议员，照理应该退出军队，但他的指挥权却一再获得延长，并在事实上控制了议会军的统帅权。这样，克伦威尔成为议会阵营中唯一一个既担任议员、又指挥军队的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他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创造了条件。

“新模范军”由11个骑兵团（每团600人）、12个步兵团（每团1200人）、1000名龙骑兵（Dragoon）和一小队炮兵组成，总共约2.2万人。步兵中约有一半是现有军人，另一半则由各郡行政长官强行征召；骑兵的一半是从原来的东部联军中抽调来的，克伦威尔原来的团也被一分为二。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也是英国创建现代陆军的起点。士兵都是职业军人，不是以往那种兼职民团，他们主要来源于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军官也是专业军官，依战功而不是出身或地位获得擢升。按照克伦威尔的军事理念改造的新军，摆脱了地区性、非专业性和派系性的缺点，军人多是虔诚、严肃的清教徒，“不是为了钱，而是把公共幸福当作他们的目标，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得更为勇敢。”这样，克伦威尔就“实现了他对汉普顿许下的诺言，即征召绝对不在敌人面前后退的人入伍，培养他们遵守纪律，使他们成为不论在营地还是在战场上的楷模。”

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王军也进行相应的整编，包括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牛津分别设立独立的统帅部。1644年11月，鲁珀特出任王军总司令，这样却造成了他与查理的顾问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次年年初，查理的多数谋臣建议向西进攻尚处在整编中的新模范军，鲁珀特则倾向于朝北行进，收复英格兰北部，与蒙特罗斯侯爵（Marquess of Montrose）领导的苏格兰王军会师。查理将部队一分为二，虽然弥合了王军内部分歧，却分散了兵力。同时，整编后的新模范军放弃救援萨默塞特郡的汤顿（Taunton,Somersetshire）小镇，转而围困王军的指挥中心牛津。在这种情况下，查理一世不得不离开大本营向东突围，途中又与追击而来的新模范军发生遭遇。6月14日，王军与议会军在纳斯比（Naseby）附近发生激战。这是一次决定性战役，王军由国王和鲁珀特王子亲自率领，投入约7500人；议会军由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指挥，其人数达到1.35万人，几乎是王军的两倍。也可以说，新军的建立对这次战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斗结束时王军伤亡惨重，有5000人被俘，几乎是全军覆灭。溃败之后，查理由两三千名骑兵作护卫，几乎是马不停蹄地逃跑，最后在8月29日退回牛津。

1646年春议会军已胜利在望，王军则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查理走投无路，于4月27日午夜经过一番化装后，带着几个近臣逃出受困的牛津城。在极度绝望中，他于5月5日进入英格兰中部纽瓦克镇（Newark）苏格兰军营，寻求苏格兰人庇护。6月24日，牛津投降，第一次内战结束。

接下来，苏格兰人、英国议会与国王三方进行谈判，时间过去几个月。苏格兰人曾向英国议会提供帮助，共同打败了国王，但这些帮助都是有条件的，他们除了要求将长老会立为英国的国教外，还要求补偿战争经费。为了战胜国王，英国议会接受苏格兰人的条件，承认苏格兰的《神圣同盟与誓约》，据此苏格兰的长老会就成了英国国教。苏格兰人控制查理后，也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同样的承诺，毕竟查理仍旧是苏格兰国王，并且斯图亚特家族起源于苏格兰。于是，苏格兰人向查理提出赴苏格兰避难的条件：接受苏格兰的长老会盟约，并答应在英国推行长老制。但是，查理并没有兴趣，他只想在苏格兰人那里找个临时落脚点而已。事实上，他不但与法国人暗中往来，还寄希望于爱尔兰人能向他提供军事援助。正因为这样，苏格兰人在与他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谈判后便决心放弃他，1647年2月9日，在一个骑兵队的监护下，查理被转交给英国议会。于是，议会又与国王进行谈判。

内战刚刚结束时，议会曾答应恢复查理的王权，但必须满足《纽卡斯尔建议》（Newcastle Propositions）所开列的条件：第一，废除主教制，建立长老会；第二，议会掌握军事力量，包括海军、陆军和民团；第三，由议会任命国家的主要行政官员和法官；第四，向爱尔兰开战，由议会控制指挥权；第五，惩罚内战中的王党分子；第六，严格实施反天主教法。查理无法接受这些条件，因而就尽可能地拖延答复，而且还希望利用长老派和独立派的矛盾，谋取利益。

查理在逃出牛津的前几天，就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我要诱致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与我联合，以借此叫两派互相消灭，我是决不放弃这样干的机会的，那样一来，不久我又是国王了。”自内战爆发以来，议会阵营中的长老派和独立派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前者的源头主要是苏格兰长老会，后者的信仰则来自于逃亡到荷兰的清教徒。后者反对长老制，就如同反对主教制一样，其立场十分坚定。他们认为真正的教会应当是信徒们的自愿组合，因而反对长老派组建全国性教会的主张。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既反对国王专制，也反对贵族擅权，更希望看到在各地乡绅主导下的地方自治。当查理向议会宣战、宣布议会叛乱时，英国议会是被迫应战的，虽然独立派和长老派的政治态度相左，宗教信仰不一，但他们只能通过联合的行动来迫使国王就范，否则就意味着在英国已经存在了近四百年的议会传统的完全中断。

但问题在于，长老派和独立派的合作并非出于长久的考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胜利的曙光初现时，双方在对待国王以及苏格兰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独立派特别担心长老派与国王结盟，也害怕苏格兰与英格兰的长老派真的联起手来，他们深知英格兰议会中的长老派与国王、与苏格兰人之间的共性，远大于彼此间的分歧，甚至完全可能相互妥协。如果长老派与国王以及苏格兰人最终达成一致，那么，独立派在战场上的一切努力就都化为乌有——不可忘记，议会军实行重组后，军队事实上控制在独立派手里。由于战争主要是由独立派打赢的，他们当然要维护胜利的成果。相反，《自抑法》通过后一度失势的长老派却重新得势，还占据了下院多数，于是独立派和长老派的斗争就表现为军队和议会的斗争，双方在新模范军的去留问题上矛盾十分尖锐。许多议员提出：战争既然结束，军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1647年3月议会通过一项决定，规定除向爱尔兰派出一支军队并保留部分军队维持治安外，其余军队全部解散。关于军饷问题，下院表示可以支付6周欠款，但步兵已经18周、骑兵已经43周没有领取军饷了。

然而，军队不能接受议会的决定，它自己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高级军官和每团两个军官、两名士兵组成，负责与议会谈判。该委员会向议会呈交请愿书，要求补足军队的欠饷。议会不仅宣布军队的请愿为非法，甚至打算派人去苏格兰，请查理率领一支苏格兰军队入侵英格兰。这样，军队被激怒了。6月3日，在克伦威尔授意下，四百名铁骑军将查理从霍尔登比城堡（Holdenby House）押解到纽马克特（New market），置于军队的控制下。8月，新模范军开进伦敦，武力占领议会大厦，力量的天平开始向军队倾斜。但是此刻，军队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的矛盾却凸显出来。在内战中，平等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深受陆军中校约翰·李尔本的影响。李尔本拒不承认《神圣同盟与誓约》，坚持宗教自由，主张扩大选举权，人人享有充分的政治平等，因而获得了“生而自由的约翰”（Freeborn John）之称。他的政治宣传赢得普通百姓和士兵的支持，却遭到对手的攻击，屡次被捕。他认为自己是为“生而自由的权利”（freebhts）而呐喊。平等派与独立派的矛盾发生后，李尔本成为平等派的旗手。

查理被押解回王宫后，却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克伦威尔和高级军官们对他寄予希望，他们公布了一份与国王谈判的《建议要点》（Heads of Proposals），其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君主制，实现军队、议会和国王三者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分享。在宗教方面，它主张对所有新教派别实行宽容，国教和清教都能够合法存在，不得强制公祷书，不得强迫参加长老会的祈祷活动。它还主张可以保留国教会的主教制度，但必须限制主教的权威。在议会制度方面，它要求解散长期议会，重新划分选区，扩大选举权，两年召开一次议会，会期限定在120-240天之间；议会控制国家官吏和高级军官的任命权，为期十年。查理不接受《建议要点》中关于限制王权的条款，他指望继续利用议会与军队的分歧；但高级军官的态度激化了军队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之间的矛盾，平等派指责独立派向国王妥协。为缓解分歧，1647年秋，军队在伦敦西南部的普特尼（Putney）召开全军会议，围绕战后重建尤其是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独立派坚持《建议要点》，主张保留君主制和上院，平等派则提出激进的政治纲领《人民公约》（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提出废除君主制和上院、建立一院制议会的要求。辩论的焦点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高级军官认为选举资格只能给予有财产的人，只有财产才能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创造负责任的选民。平等派则反驳说：生活在英国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包括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应当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应该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他们甚至提出：即便最穷的人也有他的财产，那就是他的劳动。辩论从10月28日持续到11月中旬，最终未能达成妥协。克伦威尔认为继续辩论会非常危险，便决定强行终止辩论。11月15日，他命令全军在鲁易斯利普荒野（Ruislip Heath）、金斯顿（Kingston）和魏尔（Ware）三个地点接受检阅，并签署声明效忠最高司令官和军队委员会（Army cil）。平等派的三个团擅自前往魏尔，不仅赶走了大部分军官，还在自己的军帽上别上《人民公约》，上面写着“英吉利的自由，士兵们的权利”（Engnd''s Freedom,Soldiers''Rights）。克伦威尔亲自去魏尔压阵，逮捕那些同情平等派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还当众枪决了带头滋事的二等兵理查德·阿诺德（Richard Arnold）。平等派被压制下去了，高级军官控制了全军。

恰在此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剧变。11月11日查理逃离汉普顿宫，逃往距汉普郡（Hampshire）南部海岸几英里之外的怀特岛（Isle of Wight）。在那里，他仍然与各派周旋，试图挑拨议会与军队的矛盾。但他的出逃，却使议会和军队都失去对他的信任，并促成军队独立派与平等派的重新联合。议会也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他提出四项条件，包括由议会控制陆、海军事力量20年，及自行决定休会时间和开会地点等。对于这样的苛严条件，查理予以拒绝，并很快转向苏格兰人，于12月26日与之签订《密约》（E），承诺将在三年内强行推广长老会教派，镇压独立派和其他异端团体。苏格兰人则同意派遣一支军队帮助他与英军作战，并恢复他的王权。

1648年1月，内战再起。王党在多地发动暴乱，包括南威尔士、北威尔士、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肯特郡（Kent）、诺森伯兰郡、埃塞克斯郡（Essex）、坎伯兰郡（Cumbernd）等。议会军中有叛变，海军也有舰船参加。参与暴乱的力量很庞杂，包括议员、地主、商人、伦敦市民和乡民、主教和长老派，以及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这是第一次内战时不曾有的情形。面对严峻的形势，军中独立派和平等派迅速恢复团结，克伦威尔向平等派作出让步，表示愿意考虑他们的要求，在战争结束后取消上院、审判国王、释放魏尔事件中被捕的军官。平等派接受了克伦威尔的让步，双方重新合作，并很快平息了各地的暴乱。8月17-19日，克伦威尔率8600人的议会军，在兰开郡普雷斯顿（Preston,Lancashire）附近与苏格兰——查理联军进行决战，尽管联军有2万人，数量上远远超出议会军，但议会军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装备先进，作战英勇，最终消灭联军2000人，俘获9000人，他们自己仅仅损失约100人，可谓大获全胜。至此，第二次内战基本结束。

在战争中议会长老派与苏格兰人及王党暗中勾结，军队和议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战争结束后，为阻止议会同查理往来，军队再次开进首都，并将司令部设在王室的白厅宫（Pace of Whitehall）内的国王官邸；同时，将查理从怀特岛押解到英格兰南部海岸一个荒凉海角，囚禁在一间黑屋里。军队要求议会停止与查理谈判，并将他作为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交付审判。但议会继续与国王来往，于是就发生了著名的“普赖德清洗”（Pride''s Purge）事件。12月6-7日，奉军队委员会之命，托马斯·普莱德（Thomas Pride）上校率军占领威斯敏斯特宫，将140名长老派议员驱逐出议会。至此，英国议会原有的近500名议员中，已经有一半在内战爆发时加入王党，剩下的一半现在又有二分之一被清洗，余下者受独立派主导，于是就获得了“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的称呼。军队对议会的清洗，反映了在权力斗争的天平上，暴力更有力量。在凡是发生革命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相当正常，因为革命就是暴力的权威，服从暴力则是革命的逻辑。

几天以后，查理被转移到伦敦附近的温莎堡（Windsor Castle），准备接受审判。为此，下院设立一个特别法庭，由3名法官和150名陪审员组成。本来，叛逆罪是指臣民危害国王的人身安全及其统治权的行为，但残缺议会现在宣称国王犯了叛逆罪，因为他“发动战争反对议会和英格兰王国”。准确地说，由于查理的行为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犯了叛国罪。上院否决了下院设立特别法庭的决议，理由是国王是英国法院的最高长官，不可能对他进行审判。于是下院就成立一个仅以下院名义设立的法庭，其成员减少到135名。1649年1月20日审判开始，由法官约翰·布雷德肖（John Bradshaw）主持。查理认为法庭非法因而拒绝辩护，但法庭仍然判他有罪。1月30日，查理被处决，罪名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

查理的悲剧在于，他自始至终都坚信君权神授，而不明白他的权力的终极来源是英吉利民族。英国议会正是以英吉利民族的代表自居，举起了反抗专制王权的大旗。议会相信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在1649年1月彻底战胜国王之时，它通过决议说：“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的权力……”。尽管查理的死，后来引起许多同情，但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无法不被历史所抛弃。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是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