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思想文化（2 / 2）

然而在集会上并不总是能达成妥协。1055年，诺森伯里亚伯爵休厄德去世，“忏悔者”爱德华将伯爵位授予戈德温的儿子托斯蒂（Tosti）。1065年，约克郡的塞恩发动叛乱，杀死托斯蒂的侍卫，抢走他的财宝，指责托斯蒂“先是抢劫天主，继而剥夺势力小于他的那些人的生命和土地”。事后，在北安普顿召开一次大型贤人会议，又在牛津举行另一次会议，托斯蒂和他的兄弟哈罗德到会，希望能够达成妥协，但没有能做到。诺森伯里亚人将托斯蒂及其同伙全都放逐，接纳麦西亚伯爵埃德温的弟弟莫卡（Morcar）为伯爵。这次集会未能达成妥协的原因，除了托斯蒂本人民怨极大外，还与反对他的人数量众多有关，一方力量太大，另一方力量太小，无法求取平衡。可见力量是决定性的因素，虽说会议为协商搭建了平台。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产生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即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英格兰历史学诞生的时代。

比德约于673年出生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upon-Tyne），7岁进芒克威尔茅斯贾罗（Monkwearmouth-Jarrow）修道院，该修道院的院长本尼狄克·比斯科普（Be Biscop）曾经是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维的亲兵，他一生多次赴罗马，带回了大量书籍，比德从这些书籍中受益良多。19岁和30岁时，比德接受了助祭和司铎的职务，除为数极少的几次短期旅行外，他一生都在芒克威尔茅斯贾罗修道院中度过，写了很多书，据他自己开列的书目就有30多种，大多数是神学著作。比德的书流传甚广，从8世纪到15世纪，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被大量抄写，其中《英吉利教会史》就有130多个完整的抄本，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按史学史专家J.W.汤普森的说法：“从公元597年到731年，无论就世俗或教会的事件来说，这部书都是唯一的一部可靠的史料，尔后所有作家都是从他这部书中摘取材料的。”

《英吉利教会史》分五卷，第一卷描写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地理位置及古代居民，叙述了凯撒和克劳狄对不列颠的征服，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以及罗马人撤出不列颠。在混乱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应邀来到不列颠，却与不列颠人反目成仇，成为不列颠岛的统治者。格雷戈里教皇为使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派出以奥古斯丁为首的传教使团，他们到达肯特，进行传教。第二卷叙述奥古斯丁去世后，英格兰出现短暂的异教复辟，但基督教很快恢复，并向埃德温国王治下的诺森伯里亚传播。第三卷叙述埃德温国王被杀，继位的奥斯瓦尔德国王接受了爱尔兰传统的基督教，为此，在664年召开了对英格兰后来历史影响深远的惠特比宗教会议。第四卷主要叙述西奥多大主教在英格兰的活动。第五卷主要叙述在比德生活的时代，英格兰的宗教、社会状况。比德叙述的重点是自597年奥古斯丁传教团到达英格兰后，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情况，但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也有所述及。

若排除英格兰教会的内容，我们发现《英吉利教会史》里除极个别事件外，全都是比德熟悉的诺森伯里亚事件，显然，比德从诺森伯里亚的“立场出发记录了不列颠和英国教会的事务”。除此以外，“比德的贡献也体现在为西方历史编纂奠定了计算年代的方法，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换言之，比德以基督降生之年为基准来计算年代。比德还是“唯一一个被授予教会博士称号的英国人，也是但丁神曲《天堂篇》中所提到的神学家和教会博士名单中唯一的一个英国人”，他被誉为“英国史学之父”。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源出于英格兰几个地方修道院的年代纪事，从9世纪末开始汇编，其中最早记录的是凯撒征服，这是公元前事件的唯一记录。从公元元年开始，事件虽不是逐年记录，但渐趋丰富，每个年份下虽说只有寥寥数语，但它记载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的历史，他们通过暴力建立了诸多小国，在父子之间传递王位，将不列颠转化为英格兰。按该书中文译本的译者所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愈后愈细”，自阿尔弗雷德大帝起，对许多重大事件都能较为完整地记载。该书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是1154年斯蒂芬（Stephen）去世，安茹（Anjou）伯爵亨利（Henry）继位，他是历史上的亨利二世，开启了英国的金雀花（P）王朝。正如同《贝奥武甫》（Beowulf）是古英语诗歌中最高的典范，《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古英语散文中首屈一指的楷模”。

盎格鲁-撒克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始于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他“接受了贤人会议的建议，仿效罗马人的做法给他的臣民制定了各种法令。这些以英文写成的法令他们至今仍在遵守和执行。他在这些法令中第一次规定了偷盗教会、主教或其他神职人员财产的人应该怎样赔偿，其用意显然在于保护这些机构和个人——他接受了这些机构和个人，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信条”。据阿滕伯勒（Attenbh）编译的《早期英王法令》（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和罗伯逊（Robertson）编译的《从埃德蒙到亨利一世的英王法令》（The Laws of the Kings of Engnd from Edmund to Henry I）所说，肯特的法令有三部，即：《埃塞尔伯特法典》、《洛西尔和埃德里克法典》和《威特雷德法典》。其他的为威塞克斯及统一后的英格兰所颁布的法令，其中与丹麦人的条约、国王的公告以及一些法典的附录也被列入法典之中，这些法典是：《伊尼法典》、《阿尔弗雷德法典》、《阿尔弗雷德和古思伦条约》、《爱德华和古思伦法典》、两部《爱德华法典》、六部《埃塞尔斯坦法典》，其中《埃塞尔斯坦第一法典》之后录有《与慈善机构有关的法令》，《埃塞尔斯坦第六法典》附有《关于纵火者和那些秘密谋杀者》和《关于热铁和水法令》，三部《埃德蒙法典》，四部《埃德加法典》，《埃德加法典》之后录有《加冕誓言》，十部《埃塞尔雷德法典》，《1020年克努特的公告》、《1027年克努特的公告》，以及两部《克努特法典》。这些法典多以古英语写成，是了解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社会状况的重要材料。

学校教育是随奥古斯丁传教团的到来而出现的。起初，格雷戈里教皇为了支持奥古斯丁的传教，向英格兰派去“更多的传播福音的助手和人员”，其中包括梅里图斯（Mellitus）、贾斯图斯（Justus）、保里努斯等人，这些人中有一些后来成为主教，推动了基督教在英格兰的传播。但依靠大陆提供传教人员的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当地建立学校，培养本土教士才是解决之道。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东边离城不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该修道院后来成为历代肯特国王及大多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安息地。奥古斯丁等人的努力逐渐开花结果，东盎格里亚国王西格伯特“回国登上王位后，立即希望仿效他所目睹的在法兰西所实行的良好规程。他在从肯特所带来的主教费利克斯的帮助下，创办起一所男童们能在其中学习文化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和导师是由费利克斯按照肯特人的方式委派的”。

在英格兰北部，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在艾丹主教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基督教会，他“慷慨地捐出财产，划出土地，用以建造修道院。年幼的英吉利儿童和他们的长辈一道，在苏格兰导师的教导下学习和遵行修道院院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英格兰出现本土的主教和大主教，当644年先后担任约克和罗切斯特主教的保里努斯去世后，伊撒马尔（Ithamar）接任主教，他是第一个担任主教的当地人，“他的阅历和学问都和他的前任相当”。65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荷诺里乌斯（Honorius）去世后，来自西撒克逊的多斯德迪特（Deusdedit）被选为第六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是第一个担任大主教的当地人。许多学校在修道院和主教堂中建立起来，当英吉利人向欧洲大陆传教时，他们可以派出自己的传教人员。西奥多大主教在陪同其前来英格兰的得力助手哈德良（Hadrian）的协助下，走遍英格兰，各地教会开始学习如何研究《圣经》，“如果有人想学习《圣经》，随时都可以得到名师指导”。一大批学者聚集在西奥多和哈德良周围，一些学者“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精通程度无异于对他们母语的精通程度”。维京人入侵前的英格兰教会培养了像比德、阿尔琴这样的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大王力图挽回维京人入侵对英格兰文化造成的损失，他本人不仅积极学习读写，还在内府中创办学校，教育贵族子弟等世俗人士。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承人“长者”爱德华、埃塞尔斯坦继续支持宫廷学校，然而当939年埃塞尔斯坦去世后，英格兰教育的主导权复归修道院。在10世纪英格兰的修道院复兴运动中，宗教领袖邓斯坦、埃塞尔沃尔德等都是饱学之士，后者还积极创办修道院学校，并亲自教授课程。当然，这些修道院学校的数量并不多，学生人数也不多，最好的修道院学校也只有十一二个学生。

从史前到公元11世纪，是不列颠岛上文明的生成期，不列颠岛的文明生成有几个特点，一是它的外来性，文明源于外来的影响，不同的人群在不列颠岛屿上来来往往，使这种外来性尤其明显。二是它的延缓性，不列颠的文明与欧洲大陆相比较，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发展缓慢，显得幼嫩不成熟。三是它的间断性，大陆文明传入不列颠，来回经历了好几次：罗马人进入不列颠时，他带来的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古典文明；但是当他离开时，他又把文明带走了，让不列颠重新回到了蒙昧的黑暗中，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才重新回归文明，当然，到那个时候，出现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文明的新的文明。

这种情况就使得不列颠文明的生成期特别漫长，而它的成熟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等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走出蒙昧、形成自己的文明时，新的入侵却又开始了，再一次打破了文明的进程。在这多次反反复复的文明生成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也慢慢实现了英格兰的统一。就在这时，诺曼入侵发生了，将英格兰再次纳入大陆主流文明的发展框架中，这就是我们在第二卷开场时即将讲述的故事。

不过，从罗马统治时期起，却有一种延续的因素在起作用，使不列颠始终不能脱离欧洲的影响，那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在不列颠文明生成时期的独特作用，使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文明的承载体，这种作用在罗马人退出不列颠后就体现得更加明显——当然，在罗马人退出不列颠时，他们也已经接受基督教了，因此整个欧洲事实上都在经历一场文明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