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思想文化（1 / 2）

“王权神授”是基督教会的重要政治理论，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之前，他们尚有自己的王权观，即日耳曼王权观。日耳曼人认为他们的国王源于沃登（Woden），即战神，因为“幸运”而成为王族，国王是人民群体神秘力量的化身。钱尼（William ey）考察了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日耳曼王权，认为它执行着宗教和政治的功能，国王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是部落民众蒙受神恩的体现，国王要确保神对部落的恩惠，为了胜利、丰收以及和平，需要向神献祭。国王不仅是祭司，他还是民众的领袖，国王要正确地行动，这样神就会眷顾他的部落。当国王“幸运”、能够蒙受神恩时，神的恩惠停留于部落；当国王丧失“幸运”、无力确保神的祝福时，部落民众就应该用另一个可以维持这种能力的人取代他。

597年基督教再次传入英格兰，教会对王权产生了双重影响。在部落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者往往将他们的祖先追溯到日耳曼的最高神；皈依基督教后，他们没有抛弃源自异教的沃登祖先，而是将沃登向前追溯，一步步推塑到基督，使其与基督教确定的世系表相吻合。《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本的序言将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伍尔夫的祖先追溯到彻迪克（Cerdic,519-534年在位）；在552年的记载中，又将彻迪克之子金里克（ric,534-560年在位）的祖先追溯到日耳曼人的最高神沃登。855-858年的记载，依次将埃塞尔伍尔夫的宗谱，推到出生在方舟中诺亚（Noah）的儿子，然后推到“第一个人亚当和我们的父，即基督”。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论在部落时代，还是从部落社会向地域国家过渡的时候，都将其统治者神圣化，虽说多神信仰与一神崇拜都能将统治者神化，但基督教显然比原始的多神信仰更有说服力，耶稣·基督是神之子，而他们的异教祖先让国王的权威直接源自于神。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部落首领已是王族与战争领袖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他们既是战争领袖，又是“幸运”的保有者。这种关于神圣、有能力的国王的蛮族观念，不仅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继续保存，而且被基督教会所强化。教会反对私生子继承王位，通过支持婚姻的神圣性提升王权的神圣性。

基督教国王登基时要行涂油礼。787年，奥法利用麦西亚的霸权地位，从坎特伯雷大主教管区中剥离利奇菲尔德主教管区，将它提升为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管区和约克大主教管区平起平坐的大主教管区，让新上任的大主教为其子涂油，使“埃格弗里斯接受涂油成为国王”，以示其神圣。这是英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国王登基礼，但此时的埃格弗里斯（796年在位）尚未单独统治，而是和他的父王奥法共同治理国家。奥法通过涂油礼，只是加强其子埃格弗里斯的地位，使其更好地与他本人共治国家，确保王位的顺利继承。这种国王登基时的涂油仪式很快被其他王国所模仿，796年厄德伍尔夫继位为诺森伯里亚国王，由约克大主教和3位其他主教“为其涂油，登基为王”。此时期诺森伯里亚政局动荡，确实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巩固王位。但涂油礼并不是万能的，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下，还是要看国王掌控局势的能力，因此在806年，厄德伍尔夫还是被驱逐出诺森伯里亚。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典型的涂油仪式出现在埃德加国王的加冕典礼上，973年埃德加国王在巴思举行加冕礼，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和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到场，这个典礼在国王30岁那年举行，“因为这个年龄是获得牧师资格的最起码年龄。加冕仪式的高潮不是加冕，而是涂圣油；它给予国王近乎牧师的地位，使之凌驾于人类判决之上”。

在钱尼的研究中，日耳曼王权时常遭受罢免，而基督教则禁止罢免上帝的受膏者，神圣王权取代日耳曼王权。阿瑟在描述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埃塞尔伍尔夫被他的儿子埃塞尔鲍德（Ethelbald,858-860年在位）剥夺王位时，称这个行动“与所有基督教人们的习俗相反”。无名氏于995-1005年间写作的《约克大主教圣奥斯瓦尔德传》，就对谋杀“殉难者”爱德华（Edward the Martyr,975-978年在位）的贵族严厉谴责，说“他们拥有如此受诅咒的思想，如此黑暗邪恶的盲目，不怕向上帝的受膏者下手”。996年，“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将一些土地赐给他的母亲，在发出通常的威吓后，他引用了《圣经》诗篇中的话：“你不能碰我的受膏者。”埃文沙姆（Eynsham）修道院院长埃尔弗里克指出：“无人能自封为王，然而人民愿选最悦己者为王。但是一当他加冕为王，他就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人民则无法摆脱自己置于脖项之上的枷锁。”

在日耳曼人族群中，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教统治者崇拜出现得较早。786年，奥斯蒂亚（Ostia）主教乔治（Gee）和托迪（Todi）主教西奥菲拉克特（Theophyct）作为教皇阿德里安一世（Adrian I）的使者前往英格兰，他们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尔夫沃尔德（Elfwald,778-788年在位）召集的会议上制定了一些法令，并得到麦西亚国王奥法的同意，这些法令中有“没有人敢密谋杀害国王，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之说。916年，在欧洲大陆阿尔特海姆（Hohenaltheim）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规定若有人亵渎上帝的受膏者，应受到停止教籍（exunication）的处罚，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受盎格鲁-撒克逊先例的影响。有中国学者指出，涂油加冕礼的形成与完善“推动了英国封建王权的成长，并为诺曼征服后封建王权的确立、巩固和发展，留下了可资依赖的丰厚的神权政治遗产”。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国王在其法典中注重利用基督教给予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他们常称自己为“基督的代理”“上帝的副手”，为自己的行动提供神学依据。《埃塞尔雷德第八法典》声称：“因为基督徒国王是基督在基督徒人们中的代理，他必须以全力向反对上帝的犯罪复仇。”第42条规定：“将一个受停止教籍处罚的人置于其保护之而超出国王规定的期限，应冒着将其生命和财产丧失给上帝副手的危险，此上帝副手即是基督信仰和王室权威的保护者和促进者，如同上帝许诺的那样长久。”这里的“上帝副手”，就是指国王。

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因接受基督教而推动了王权的成长，那么，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又对王权产生贬抑作用，这表现为国王要向教会下跪。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接受基督教时，保里努斯（Paulinus）主教将右手放在他头上，提醒埃德温要遵守流亡时的许诺，向主教下跪。德伊勒国王奥斯温给艾丹主教赠送一匹马，主教将其施舍给穷人，国王责怪主教将贵重礼物轻易送人，主教回答道：“陛下，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难道在您的心目中，一匹母马的儿子比天主的儿子更值钱？”醒悟的国王大步走到主教面前跪下，祈求与主教和好。可见，摆脱了多神信仰影响的王权，不得不对基督教会表示崇敬。

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国王中，并不乏抛弃王位而成为修士者。参与特伦特河大战的麦西亚国王埃塞尔雷德后来成为巴德尼修道院的院长；他的继任者森雷德（red,704-709年在位）也到罗马当了修士，同去的还有东撒克逊王西格希尔（Sigehere,664-690？年在位）的儿子奥法。威塞克斯国王卡德瓦拉（C?dwal,685-688年在位）放弃王位，前往罗马成为修士；他的继任者、著名的伊尼国王也让出王位，前往罗马朝圣。据比德记载，这是当时许多英吉利人不论男女贫富都竞相向往的归属。但这种做法对王位继承显然不利，也动摇了王权的基础，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58年记载：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伯特（Eadberht,737-758年在位）成为修士，其子奥斯伍尔夫（Oswulf,758-759年在位）继位只有一年，就被人杀害；东盎格里亚国王西格伯特（Sigeberht,631——?年在位）在统治一段时间后进入修道院，后来，面对麦西亚国王彭达的入侵，已成为修士的西格伯特被人从修道院中强行拉出，但因其有修道誓言，所以西格伯特手中的武器只是“一小节棍棒”，结果同其继任者埃格里克一起被彭达杀死，而在西格伯特进入修道院之前，他被认为是最勇敢最杰出的国王。

教会法也对国王构成约束，这在盎格鲁-撒克逊早期尤为明显。东撒克逊国王“良善的”西格伯特有一名家臣，因违反教会法结婚，切德主教不予批准，又不能使他翻然悔悟，便将其停止教籍，命令所有的基督徒不得与他一起吃饭，但西格伯特国王无视主教的命令竟应邀到这名家臣家中吃饭，饭后出来时，恰巧碰上切德主教，国王吓得立即跳下马来，栽倒在主教脚下，请求宽恕，主教“在愤怒之中把手里的棍子按在扒倒在地上的国王身上”，严厉地予以训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教会的权威在那个时候有多大的力量。

集会在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这显然与日耳曼族群的部落传统有关。路透（Timothy Reuter）在”8-12世纪西欧的集会政治”中讨论了集会政治的起始，以及集会的频率和参与问题，指出集会对于中世纪早期国家的重要性。所谓“集会政治”，路透的定义是：“它既指通过集会实施的政治，也指在集会上实施的政治。”中世纪早期的政治集会可能有多种名称、多种形式，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贤人会议是最常见的形式。

“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埃塞克斯的埃塞尔里克（Ethelric）去世，他交纳的遗产税是60曼库斯的黄金，他的剑及剑带，此外还有“两匹马、两面圆盾和两支矛”。根据遗产税判断，他可能是一个与国王有密切来往的丹麦人。多年前有人向国王告密，说埃塞尔里克与维京人斯威恩领导的入侵行动有牵连，因此犯有背叛罪。国王曾将此事告知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西格瑞克（Sigeric），但西格瑞克接受了埃塞尔里克赠送的庄园，所以此事不了了之。埃塞尔里克死后，其寡妻要求将他的遗嘱合法化，国王遂召集协商会议，出席的有教会人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温切斯特主教和几个修道院的院长，世俗人士包括以利奥夫西耶（Leofsige）郡长为首的各处亲兵。国王希望在全体会议上提起控告，判定埃塞尔里克的谋反罪。然而在集会上，国王未见得能随心所欲，因为埃塞尔里克在遗嘱中向多个宗教团体赠送土地，且其寡妻向现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弗里克等许诺赠送更多的地产，以冀国王能够放弃控告、使死者的遗嘱得以成立。最后，在以埃尔弗里克为首的遗嘱受益人的斡旋调停下，国王同意放弃控告，确认死者的遗嘱有效：“这个声明被直接写下，在国王和协商会议前宣读”。这样的事国王居然不能处理，而必须在一个集会上作出决定，可见“集会政治”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有多么重要。

也是在“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温弗莱德（Wynfl?d）与利奥夫温（Leofwine）诉讼案表明，即使是国王的直接命令，也要在集会上才能生效。温弗莱德曾要求国王承认她对伯克郡的哈格伯恩（Hagbourne）和布拉德菲尔德（Bradfield）庄园的所有权，国王直接通过特伯雷大主教西格瑞克和其他证人，向占有上述庄园的利奥夫温下令，告知国王对温弗莱德的支持。但利奥夫温不接受，“除非问题送交郡会议”。在库克姆斯莱（Cuckamsley）举行的郡会议上，“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通过修道院院长埃尔夫希尔将他的印章送到会议上，并向所有参会者表明态度，要他们公正地处理纠纷。按会议的要求，温弗莱德在国王母亲的帮助下，举出证人；然后，集会的议政大臣们宣布：利奥夫温应放弃他拥有庄园的誓言、归还庄园并向国王支付赔偿金和他的偿命金。利奥弗温于是遵照会议的决定执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国王可以向当事人直接下命令，但最终还是要在一个集会上才能将事情完全解决，虽说这次会议是郡会议而不是贤人会议。

集会似乎是一个调和冲突的场合。戈德温曾一度担任罗切斯特主教，他发现利奥夫温霸占了属于修道院的斯诺德兰（Snodnd）庄园，于是他要求讨回庄园的所有权，并将此事告知国王。“无主见者”埃塞尔雷德于是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弗里克发去一份令状，要求他和东西肯特的塞恩们公正地解决这个纠纷。坎特伯雷大主教召集郡会议，戈德温和郡守利奥夫里克、修道院长埃尔夫亨（Elfhun）、东西肯特的塞恩等应招赴会。在会上，利奥夫里克、埃尔夫亨等人作为协调人在双方之间活动，最终达成妥协，“目的是满足所有在此集会的议政大臣”。根据妥协方案，利奥夫温可以终生保有此庄园，但死后须归还庄园、地契和教堂以西的那个住宅，参加会议的所有在场人对此作证。由此看来，坎特伯雷召开的郡会议为解决冲突提供了平台，在调解人的努力下冲突双方达成妥协，目的是“满足所有集会的议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