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朔方冲击——辽、西夏、金、元（2 / 2）

首先，女真与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喜好促进了北方都市艺人的聚合。作为战胜者的女真、蒙古对于歌舞伎乐有一种浓酣兴趣。南宋孟珙《蒙鞑备录》云：“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不唯国王出师如此，大将出师也情景相似，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诗云：“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拨胡琴。”可见大帅出征亦随身携带优人。对伎乐的喜好，使金元贵族在驰骋征战之际，还念念不忘借助军事压力向宋廷索取杂剧、说话、弄影戏、、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至军前。北方都市中，因而集中了大量艺人。13世纪60年代前期，忽必烈建起元大都，山西、河北等地的艺人遂以各种形式向大都集中，从而为元杂剧的产生奠定根基。

元杂剧是一种在北方地方戏院本和宋、金诸宫调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形式。图为广胜寺壁画《元杂剧图》。

其次，蒙古贵族的“贱儒”文化政策促成大批文人涉足杂剧创作。蒙古贵族实行界限森严的等级统治，民族分四等，汉人、南人被压在社会底层；职业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士儒生竟屈居“老九”，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文人重负卑下潦倒的命运，元初一些士子遁山林、远尘世，以保全名节；另一些文人则“嘲风弄月”，流连于唱唱打打、热闹非凡的勾栏瓦舍。日复一日地在勾栏流连，使一些潦落文人与杂剧产生一种亲缘联系，他们与艺人为伍，自称为“浪子班头”“锦阵花营都帅头”，并渐次涉足于杂剧创作，形成一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与演剧艺人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杂剧创作队伍，从而使杂剧发皇张大。

在蒙古贵族民族歧视政策下，“沉抑”下层社会的儒生士子，心灵深处郁结着深沉的悲愤与不平。这种深郁的“情结”，急切寻觅着排遣渠道；在元代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蒙古统治者的文化辖制和思想禁锢，在包括杂剧在内的词曲这一领域，相对来说较为宽松，杂剧作者得以较为自由地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与此同时，杂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如系统的情节展现、直观的生活真实呈示以及对内在情意抒发的注重，使得艺术家有可能淋漓尽致地排出内心的郁闷。诸种因素的相互推引，造成关汉卿、马致远、宫大用、郑德辉、张小山等人投身于杂剧创作。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民众的愤怒；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

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作为元杂剧的第一主调有特别高亢的奏鸣。窦娥不过一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弱小女子，然而，她却无法逃避无边的黑暗。众多的恶棍、无边的险恶，窦娥深切感受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黑暗，她不由得在绝望中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

艺术家将人民的郁愤之情锻铸成多样化的戏剧情节，元杂剧多清官戏，而诸清官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包拯。在《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金生阁》等剧中，包拯斩皇亲，铡国戚，好不威风。包拯类清官对贪官污吏和不法权贵的惩治，直接贴近百姓们渴求正义而不得的心态；元杂剧中鬼神又相当活跃，他们惩治恶棍，申诉人民蒙受的不白之冤；元杂剧还有不少历史题材剧目，它们有的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干，有的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主干，而往昔的追忆与历史的缅怀仍然是针对现实而发的满腔忧愤、满腹牢骚，是一种对足以使民族和人民为之一振的浩然正气的幽远的呼唤。

元杂剧艺术家不仅谴责黑暗，倾吐内心郁愤，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推出一批爱情婚姻剧，在中国文化史上揭开别开生面的一页。其代表作品就是“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西厢记》的故事展开在相国小姐崔莺莺与“白衣秀士”张君瑞之间。一场突破礼教规范的男女情爱在庄严不过的寺庙内炽热展开。张生与崔莺莺追求理想婚姻的叛逆行为，理所当然受到正统世界的阻止与威压。然而，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种阻止、这种威压化作失败一方，而将崔莺莺与张生心头的爱情之梦、团圆之梦，推为终成眷属的瑰丽现实。

元杂剧艺术家不仅谴责黑暗，倾吐内心郁愤，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推出一批爱情婚姻剧，在中国文化史上揭开别开生面的一页。其代表作品就是“天下夺魁”的《西厢记》。图为明代仇英《西厢记》插图。

元杂剧的繁盛，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的成熟，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戏剧大国”。然而，元杂剧作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元素之一，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固有特征。从表现手段来看，元杂剧（或中国古典戏剧）主要是以歌词文采和音乐曲调取得戏剧效果，其形式是叙事诗，其基调是抒情。而情节的推移，往往在戏剧构架中只有“过门”性质。简而言之，元杂剧可谓借用市井文学的架构，灌注诗歌抒情的传统精神，这种风貌与西方戏剧的注重戏剧性、情节构造充满万钧张力显然不同。

元代文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科学技术在一个异常壮阔的时空背景下得到长足发展。从历史的纵深度而言，元代承袭生机勃勃、成就卓越的宋代科技，因而科学技术各门类起点较高、发展势头甚劲；从地域的延展度而言，元代广为受容大漠南北各民族的科技成果，又吸纳远至西亚、欧洲的科技英华。这纵横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历时仅数十年的元朝在科技史上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农学

元代直接承袭了两宋高势位的农业生产和农学成就，并有所发挥。如棉花种植业宋代开始引入江南，元初普及于长江流域及闽粤一带，使得华人的衣被材料质优而价廉。元代产生中国农学史上享有盛誉的王祯《农书》。这部三十余万言的著作综合了北方旱地耕作技术和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元代至元年间还颁行《农桑辑要》七卷，畏吾尔人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前书总结蚕桑知识，超迈宋以前农书；后书出自西北少数民族之手，足见中原农桑技术已远播西域。

二水利

元建都大都（北京），为保证漕运，在隋代南北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开济州河、惠通河，形成完整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穿过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江河，工程复杂，而元人成功地解决了辟水源、保水量诸问题，郭守敬（1231—1316）在此间贡献卓著。他在大都西北设计修筑白浮堰，以供应惠通运河水源，又修建闸门和斗门以维持运河水位，保证往来船只通航。郭守敬还在黄河上游修复唐来渠（四百里）、汉延渠（二百五十里），灌溉耕地九万顷。郭守敬在修建水利工程时，表现出地形测量的高度精确性，令人赞叹。他还首先提出以海平面为基点比较大都和汴梁的地形高下。这已逼近现代地理学的“海拔”概念，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

三纺织

元建都大都（北京），为保证漕运，在隋代南北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开济州河、惠通河，形成完整的京杭大运河。图为元人所作《卢沟运筏图》，再现了当时修建水利工程的情景。

元代薛景石著《梓人遗制》，全面记述了木工技术，其中关于“华机子”（提花机）的记载尤有价值。由此可见，我国始于汉唐的纺织提花技术，经宋代发展，到元代已相当完备。王祯《农书》中则有水力大纺车的记述，该纺车可安装三十二个锭子，利用水力或畜力带动。提花机和水力大纺机，都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前较先进的纺织器械，表明元代纺织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元代纺织业最突出的成就则是棉纺织业的推广，传说黄道婆由海南岛黎族处带到长江三角洲松江一带的棉纺技术，迅速显示出其优越性，松江布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普通中国人无力购置锦缎，而麻织品又粗糙易破，质优价廉的棉织品的普及，对中国人生活的改善，其功甚伟。

四数学

元人朱世杰是与宋人秦九韶、金元之际人李治齐名的数学大家，他代表了元代数学所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朱世杰著《算学启蒙》三卷，讲述乘除法运算和开方、天元术，体系完备；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三卷，讲述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高阶等差级数等问题，被西方科学史家称为“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五天文历法

元代纺织业最突出的成就则是棉纺织业的推广，传说黄道婆由海南岛黎族带到长江三角洲松江一带的棉纺技术，迅速显示出其优越性，松江布获得“衣被天下”的美誉。图为黄道婆纪念馆的黄道婆塑像。

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修历，任命张文谦负责改订历法，由王恂负责组织机构，进行历法推算，郭守敬负责仪器制造和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代表了元朝天文历法的最高水平。他主持制作了观测太阳位置的仰仪、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以及水运浑象、日月食仪、玲珑仪等。这些天文仪器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正由于有这样先进的天文测量仪器和高水平的数学计算能力，郭守敬等人制定的《授时历》承袭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成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也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它以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经过三千三百二十年后才相差一日，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但格里哥利历直到1582年才开始使用，比《授时历》晚三百多年。《授时历》还应用数学上的招差法推算太阳、月亮及五星逐日的情况，比欧洲早将近四百年。郭守敬为改进历法，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六个观测点，取得较精密的天文数据，其中对黄赤交角和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注释：

[1]范仲淹：《渔家傲》。

[2]张孝祥：《六州歌头》。

[3]陆游：《诉衷情》。

[4]辛弃疾：《摸鱼儿》。

[5]姜夔：《扬州慢》。

[6]《中兴会要》。

[7]耶律楚材：《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

[8]《辽史·文学传序》。

[9]沈德潜：《辽诗话·序》。

[10]《金史·世宗纪》。

[11]《元史·世祖纪一》。

[12]《元史·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