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精致内敛——五代、两宋（2 / 2）

在图中拥挤的人群中，军士的形象不时闪现。他们矫健的身形使人想起《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那些骑马乘轿、被前呼后拥的达官贵人，也是汴京的重要成员。他们在城内外广筑第宅，竞比豪华。宋代孟元老曾说，东京官员宅舍之多，使他“不欲遍记”。

图中更为大量出现的是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摊贩、苦力、脚夫，以及奴仆、尼姑、道士、走江湖的郎中、看相算命的占卜先生，三教九流，一应俱全。有人挑担，有人抬轿，有人拉车，有人驾马，有人手推小车边走边卖，也有人衣衫褴褛沿街乞讨。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市井风情图。

市民文化从一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由中唐开始发端的市民文化至宋代有更为紧要的发展。宋代的商品经济更加发达，商市的规模远远超过唐代。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出现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

瓦舍是百戏荟萃之地，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瓦舍中的观众也很驳杂，以市民为主，也有军卒、贵家子弟——郎君、文士书生、官僚幕客，可谓士庶咸集，老少毕至。正统文士将瓦舍称为“放荡不羁”之所，正表明这是充分展示市民情趣、市民口味的另一个文化世界。与此同时，适应瓦舍演出需要，一批被人称为“书会先生”与“京师老郎”的文人应运而生。他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见解高于一般艺人，从而得以运用较为娴熟的文字表达功夫和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创作戏剧脚本和“说话”话本，中国市民文学因此出现一种专门化的趋向。

宋代画家张择端，以《清明上河图》展现开封城生动具体而又典型化的历史画面。图中更为大量出现的是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摊贩、苦力、脚夫，以及奴仆、尼姑、道士、走江湖的郎中、看相算命的占卜先生，三教九流，一应俱全。市民文化从一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

“说话”是宋代民间文学中最为重要，影响巨大的一种伎艺。

宋代“说话”有四大家之分。一为“”，二为讲史，三为讲经，四为合生或说浑话。如北宋汴京有霍四究专说三国故事、尹常卖专说五代故事。南宋杭州讲史有乔万卷、许贡士等二十三人，说经、浑经有长啸和尚、彭道士等十七人，“”有蔡和、李公佐、张小四郎等五十二人。而在“说话”四家中，“”与讲史又最受听众欢迎。

宋代“”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最多。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市井细民成为故事中的主人公。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倾慕和执着追求，受到“说话”人的热情肯定。

讲史是颇得宋人喜好的另一种“说话”。讲史大都取材于正史，以史实为根底增饰细故，加以虚构，因此，它既是一种史学活动，又是一种文艺活动。讲史以一种通俗生动的方式，将历史知识、历史观念普及深入民众之中。

宋杂剧是瓦舍勾栏中演出的重要项目。《都城纪胜》在记述“瓦舍众伎”时特别指出，“唯以杂剧为正色”。《东京梦华录》也记述了瓦舍勾栏因搬演一出杂剧而“观者增倍”的情形。

宋代的商品经济更加发达，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出现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瓦舍中的观众也很驳杂，可谓士庶咸集，老少毕至。图为宋代李嵩《观灯图》（局部）。

宋杂剧是对应市民审美心理结构的物态形式，这一由瓦舍勾栏锻铸出来的艺术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迅速流泽四方，直接孕育了光彩夺目的元杂剧诞生。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关键时期。唐中叶以来出现的地主—自耕农以购买方式占有土地，至宋代已经确立。地主及自耕农发展生产的热忱高涨。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既为科学技术提供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对科技发展提出了要求，加之朝廷对军器、船舶制造的奖掖，“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29]。

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唐代科技为先导。唐代王孝通在《缉古算经》中所应用的三次方程，唐代僧人一行所发明的“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唐代工匠所创制的“轮船”“车驽”（用绞车拉弦的巨型驽）以及其他机械制造和建筑工程都直接促成宋代科学技术的创新与长足进展。

一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

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便是为人类文明贡献出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和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

早在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即已发现磁石的指极性，并开始以磁石制作指示南北的工具——司南。宋代以后，磁石的功能更引起普遍的关注并被广泛引入指向仪器的制作中。北宋初年的曾公亮（998—1078），在《武经总要》一书中首先介绍了指南鱼，即将薄铁叶裁成鱼形，用地磁场磁化使它带有磁性，于行军需要时，浮在水面，指示方向。沈括则提到指南针，即以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钢针内部磁畴的排列规则化，具有磁性。指南针的制作既简便又有效，从而为具有实用价值的磁体指向仪器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技术条件。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另外两种当时流行的指南针，即木刻的指南鱼和木刻指南龟，均能自由转动，指向南方。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北宋的朱彧在《萍州可谈》中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足见指南针在航海上已相当重要，使人们获得全天候航行的能力。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北宋时指南针在航海上已相当重要，使人们获得全天候航行的能力。图为当代焦洋《指南针与航海》。

印刷术发明于唐代，最初流行的是雕版印刷。宋代雕版印刷颇为盛行。971年（宋太祖开宝四年），在成都展开了板印《大藏经》的巨大工程，经过十二年的努力，全部《大藏经》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印完工，雕版共十三万块，可见刻工之众多与技术之优良。在雕版印刷发展趋于鼎盛的基础上，宋代毕昇（？—约1051）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方法是用胶泥刻成单字，入火烧烤，使之坚硬，成为字模，然后排列起来进行印刷，印刷速度大为提高。这一技术成就由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记载。

火药的应用在宋代有重要进展，火药武器普遍使用。北宋末年，在抗金战争中出现“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南宋末娄钤辖守静江月城，当元兵攻城时，娄钤“令所部入，拥一火炮燃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城外元兵多惊死者，城上守兵二百多人也被炸成灰烬，与城俱亡，可见其威力之巨大。南宋初年，陈规发明管形火器，近代枪炮就是从管形火器发展起来的。蒙古人在对宋金作战中学到制造火药、火器的办法，并在征服欧洲的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火器。故有学者以为，宋金元开始了火药武器时代。

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武器发明后，迅速传入欧洲，影响欧洲文明的进程。印刷术在欧洲出现，把学术、教育从修道院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封建斗争提供有力武器；火药在城市市民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极大威力，“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30]；指南针的使用，为远洋航行创造了有利条件。马克思对于火药、罗盘、印刷术的世界意义曾做总体性的阐述：“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31]

二天文学

宋代是中国天文学史上最为绚烂的时代，举凡天象的观测与记录、星图的绘制、观象与计时仪器的改良、历法的修订，及宇宙理论的推衍，莫不有卓越成就。

在天象观测方面，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留下了一则有关宋英宗年间陨石的详细记载，记载中除了观察到陨石是流星体坠落地面的残余部分，还注意到陨石的成分，“色如铁，重亦如之”。是年当为公元1064年（宋英宗治平元年），比西方人1803年才对陨石有正确认识要早七百余年。

新星和超新星观测，是宋代天文学家的一项重要成果。《宋会要》记载：“嘉祐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近几十年来，天文学家已广泛承认天关星附近的蟹状星云就是1054年（宋仁宗至和元年）爆发的超新星遗迹。对于恒星观测，宋代天文学家也十分注意。从1010年至1106年近百年间，宋人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画成星图刻在石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该图面积八乘二点五尺，刻星一千四百三十多颗。

在天象观测方面，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留下了一则有关宋英宗年间陨石的详细记载。图为当代尉晓榕、卢志强《沈括与〈梦溪笔谈〉》。

我国古代传统的天文仪器——漏壶、圭表、浑仪、浑象等，在宋代都发展到高峰。沈括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北宋苏颂和韩公廉所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宋代重要的发明创造。这个水运仪象台在世界天文史和钟表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为了观测上的方便，仪象台的屋顶做成活动的，从而成为今天天文台圆顶的祖先；（二）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也是现代天文台的跟踪机械——转仪钟的祖先；（三）苏颂和韩公廉所创造的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它又是钟表的祖先。

在宇宙论方面，宋代理学家贡献殊多。张载在《正蒙·参两篇》中说，“地在气中”，而“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气升降其间，相从而不已也”。他把地球运动的原因归之于气的升降，指出地球在空间中是悬浮的，处在不停地运动中；地球上四季的交替不是由于外界的原因，而是地球本身运动所致。这种宇宙模型论比起前人来，在认识论上是一个重大进步。朱熹对于宇宙生成有一种精彩的猜想。他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二气。这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32]此论与康德的星云演化学已较为接近。关于宇宙是否有限的问题，宋代理学家都参与积极的讨论。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言“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表达了在无限空间里运动着的物质普遍存在的思想。宋元之际的邓牧（1246—1306）在《伯牙琴·超然观记》中指出：“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而况大涤在天地之间哉？虚空，木也，天地犹果也；虚空国也，天地犹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国所生，必非一人。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此说在对宇宙无限性的认识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三数学

北宋数学家贾宪所提出的“开方作法本源图”（“贾宪三角”），比法国数学家巴斯卡（Pascal，1623—1662）提出同样成果早六百多年；由贾宪率先提出，南宋秦九韶（1202—1261）最后完成的“秦九韶程序”——增乘开元法，把我国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欧洲，直到1804年与1819年才分别由意大利人鲁菲尼（Ruffini，1756—1822）、美国人霍纳（Horner）提出，比起秦九韶来要晚五百多年。秦九韶还有一突出成就，这就是把《孙子算经》中“韩信点兵”问题的解法系统化，提出“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并正式命名为“大衍求一术”。在欧洲，最早接触一次同余式的，是和秦九韶同时代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nacci，1175—1250），但其研究水平远远低于秦九韶。直到18世纪、19世纪，1745年大数学家欧拉（Euler，1707—1783）、1801年高斯（Gauss，1777—1855）对一般一次同余式进行了详细研究，才重新获得和秦九韶“大衍求一术”相同的定理。19世纪中叶，来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1815—1887）将“大衍求一术”传到西方，西方学者莫不对秦九韶加以赞叹。德国数学史家康托（tor，1845—1918）称誉秦九韶为“最幸运的天才”。美国科学史家萨顿（Sar-ton，1884—1956）则称赞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世界数学界，“大衍求一术”获得“中国剩余定理”之称。

宋代秦九韶最后完成的“秦九韶程序”——增乘开元法，把我国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图为秦九韶塑像。

宋代科技的辉煌发展是全方位的，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都有令人炫目的成就。这也是一个科学家辈出的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33]，且创见迭出。其他如创造火箭的唐福、冯继升，数学家贾宪、刘益、秦九韶、李冶（1192—1279）、杨辉，地图学家朱思本（1273—？），农学家陈旉（1076—1156），机械制造家燕肃（961—1040）、吴德仁，名锻工刘美，造炮工亦思马因（？—1274），水工高超，木工喻皓，船工高宣，创造新船型的项绾、冯湛、秦世辅、马定远，发展海运的朱清、张宣，著《营造法式》的李诫，著《武经总要》的曾公亮、丁度，创造水运仪象台的苏颂、韩公廉以及首创活字印刷术的毕昇，皆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正是经由他们的努力，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巅峰时期。

中国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超过南方，汉文化的核心地带一直在黄河中下游，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呈东西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和开封等，皆分布在这一轴线上。然而，自东汉末年，北方的中国文化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从而发生了文化重心南向转移的运动。经东晋，至两宋，这种文运南移的趋势更加强劲。

第一个逼使中国文化南向转移的大波澜是西晋的“永嘉之乱”以及接踵而至的诸胡入主中原。

“永嘉之乱”后政治局面的混乱以及外族入侵的巨大压力，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正如清代陆次云《咏史》诗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汉族士人将北方固有文化传播至南方，大大促进了南方衣冠文明的长足发展。大量劳动人手的投入，则使南方经济开发展现一种全新局面。

南方一经开发，借气候与江河舟楫之利，经济迅速发展，至唐初，南方经济开始超越北方，但文化中心仍在北方。

第二个迫使中华文化中心向东南推进的大波澜是“安史之乱”，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继之而来的藩镇割据与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向南迁移。南方州郡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经济发展亦已远超北方，“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江南已为“国命”所系。

然而，中国经济重心虽在唐末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但全国文化的重心还滞留在长安—开封—洛阳的东西轴线上。至北宋，文化中心形成南趋态势。“二程”在洛阳讲学，弟子却以南人居多。故程颢送他的大弟子杨时南归时，就有“吾道南矣”[34]之语。词为宋代文学的主体，就地域性而论，其风格、题材、情调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北宋的词家，前期如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全是南人，后期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多数生长于江南或其周边。当时画家与书法家中亦南人颇多。宋代书籍大多刊印于杭州，从流传后世的宋版本来看，也以出于江南地区为独多。

爆发于1126年的“靖康之难”给予文化中心南迁以有力推动。是年，金人攻破汴京，随之统治北方一百多年。宋室如同当年晋室，南渡江南。和宋室南渡相先后，“中原人士扶携南渡几千万人”。以此为契机，中国文化的南迁终于完成。

一杭州—苏州构成南北向文化轴心，取代了开封—洛阳东西向轴心

爆发于1126年的“靖康之难”给予文化中心南迁以有力推动。是年，金人攻破汴京，随之统治北方一百多年。宋室如同当年晋室，南渡江南。图为元明时期的《西湖清趣图》（局部）。

南宋范成大流连苏杭，不禁在《吴郡志》中发出“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由衷赞叹。而此时北方的汴京，“荆棘遗骸，交舞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北地称真定府最为繁华富庶，有南人北游归而言曰：‘曾不及吴城十之二一’。他州城郭，更荒凉不足取。”苏、杭二州不仅富庶繁华，而且具有一种文化中心的功能。

二政治中心人物南方化

政治中心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文化中心迁移态势的外在显现。三国孙吴、东晋和南朝时，江南虽曾是偏安王朝的统治重心，经济开发亦有一定规模，但文化发展却相对滞后，中央政权基本上为北人所垄断。唐代情形也大体如此，根据《唐宰相世系表》，唐宰相总计人数三百六十九人，其中十分之九皆为北人。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将相重臣几乎全是北人。北宋中叶以后，南人当宰相的渐多。浙江曾有二十四人担任宰相，北宋四人，南宋二十人。

三学术中心的南移

唐至北宋学术中心位于洛阳、洙泗一线，南宋时则迁转到福建。北宋末年，福建人杨时受学于“二程”，载道南归后，福建遂成为宋学中心。朱熹虽籍贯为江西，但实际生于福建，居于福建，死于福建。他所创立的学派故称为闽学。道学中的重要人物如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蔡元定、蔡沈、黄干、真德秀都是福建人。朱熹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中国学术中心的南移。他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35]从南宋直至近代，南方学术文化始终领导中国学术文化潮流所向，成为学术中心所在。

注释：

[1]《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刘守光传》。

[2]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3]《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5]《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6]陈寅恪：《论〈再生缘〉》。

[7]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8]刘向：《新序》卷二，《杂事第二》。

[9]《河南程氏遗书》附录。

[10]《居士集》卷五《述怀》。

[1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

[12]《易童子问》卷三。

[13]《文献通考》卷引，《选举四》引。

[14]《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15]《苏轼文集》卷三十八，《王安石赠大傅制》。

[16]《范文正公集》补编《重建文正书院记》。

[17]《石鼓书院记》。

[18]范育：《〈正蒙〉序》。

[19]《河南程氏遗书》卷六。

[20]《二程遗书》卷五。

[21]《四书集注·中庸注》。

[22]晏几道：《鹧鸪天》。

[23]柳永：《凤栖梧》。

[24]秦观：《浣溪沙》。

[25]苏轼：《念奴娇》。

[26]岳飞：《满江红》。

[27]辛弃疾：《破阵子》。

[28]阮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十一，《无声诗意序》。

[29]《宋史·兵志》。

[3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7页。

[31]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32]《朱子全书》卷四十九。

[33]《宋史·沈括传》。

[34]《宋史·杨时传》。

[35]《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〇八引《广州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