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精致内敛——五代、两宋（1 / 2）

承“安史之乱”后百余年藩镇割据绪余，907年（天佑四年），朱温（852—912）灭唐建梁，此后五十余年间，汉人聚居区相继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还有十国（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前蜀、后蜀、北汉）并存，史称“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战乱，人民迫切要求重建“使运悠远”的统一国家，而励精图治的周世宗柴荣（921—957）在接近完成这一大业时英年早逝，七岁儿子即位。值此“主少国疑”之际，殿前都检点（禁军统帅）赵匡胤（927—979）于960年（显德七年）被诸将拥立为帝，是为宋太祖，他“接唐之绪”，再度统一中国。宋代始终为北方游牧民族（前有契丹、女真、党项，后有蒙古）所迫，北宋（960—1127）尚能勉强维持一统局面，南宋（1127—1279）则只能偏安江南。

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代素以“守内虚外”著称，就国势的宏迈拓展而论，自不能望汉唐项背，但宋文化的精密深邃又超越前代，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其遗泽后世者，并不亚于汉唐。近人严复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此非虚语。

五代十国时期，执掌兵权的将领“大者称帝，小者称王”[1]，天下被“豆分瓜剖”，政权如走马灯，频繁更迭。宋太祖从长治久安计，接受赵普（922—992）建策，改变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局面，对节镇“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2]，于是执导“杯酒释兵权”，以杜绝石守信（928—984）等将帅重演“黄袍加身”故伎。随即改组禁军，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三帅”分别统领禁军，又把“三帅”统兵权与枢密院调兵权分开，宰相不过问枢密院，仅为行政首长。每遇战事，统兵将领临时委派，切断唐末五代“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从而使皇帝成为实际的军事统帅，朝廷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随心所欲。与此同时，还加强中央军（禁军），削弱地方军（厢军、乡兵、番兵），改变五代军队的军阀性质。又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转运制度，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督和财政、物资控制，“遂尽夺藩镇之权”[3]，使唐末五代近二百年的割据分裂得以终结。但宋代制度导致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将在外却事事受朝廷制掣的困局，战力严重削减；中央集权又致使地方虚空，呈现“内重外轻”格局，“州郡遂日就困弱”[4]，以致对辽、金作战，常处劣势，“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5]。

宋太祖从长治久安计，接受赵普建策，改变唐末五代君弱臣强的局面，对节镇“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于是执导“杯酒释兵权”，以杜绝石守信等将帅重演“黄袍加身”故伎。图为明代刘俊《雪夜访普图》。

为强化中央集权，宋代还采取种种措施，较为成功地防范外戚、宦官、后妃专政。凡此种种，使宋代成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发展阶段。而正是这样一个“集权”的朝代，同时又以“右文”著称，文化政策较为开明。

宋代的“右文”，始于太祖、太宗。宋初两位皇帝都是行伍出身，但他们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登帝位后迅速从赳赳武夫一变而为尊儒之君。史载，太祖“性好艺文”，太宗更“锐意文史”，真宗则“道遵先志，肇振斯文”。“右文”成为宋代三百余年的基本国策。这表现为尊师重道，优礼儒士；网罗文才，选拔俊彦；帝王好学，倡导读书；设立馆阁，编纂图籍，等等。

如果说，标榜“右文”并非宋代一朝的特色，那么，实行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则是宋代超过前朝，又罕有后继的善政。

宋太祖即位之初便诏示，不得因谏诤诛戮大臣，并于太庙立铁券，信誓旦旦地宣告“本朝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宋代诸帝都遵行此制。现代陈寅恪说，宋代文人言论最自由[6]，其直接原因盖源于此。程颐（1033—1107）称本朝“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苏轼（1037—1101）则进行历史比较：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太祖年号——引者注）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7]

宋太祖即位之初便诏示，不得因谏诤诛戮大臣，并于太庙立铁券，信誓旦旦地宣告“本朝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宋代诸帝都遵行此制。程颐称宋朝“百年未尝诛杀大臣”。图为清代上官周《程正公先生遗像》。

宋代优容文士，其纵论时政也不致受到严重迫害，与宋代为救治“内重外轻”之弊，需要鼓励直谏有关。为了广开言路，宋代将秦汉以来的御史台和谏院从宰相衙门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台谏制度，以谏官、御史为朝廷之纪纲、人君之耳目。范仲淹、富弼、韩琦、包拯等都是从台谏言官出将入相的。而素有社会批判意识与经世观念的士子们得到台谏制度提供的舞台，发扬先秦“稷下先生喜议政事”[8]的传统，“以天下自任，议论褒贬，无所顾避”[9]。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言必中当世之过”的作品涌现，如欧阳修（1007—1072）自述“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10]；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则是勇于疑古惑经，如一反孔子作《易传》（即《十翼》）的习惯说法，“谓《十翼》非孔子之言”；一反《周礼》系周公所定习惯说法，“谓《周易》为战国之书”[11]。欧阳修、刘敞（约1008—1069）更对《周礼》《周易》《诗序》本身有所质疑，认为其中多有“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之处[12]。这正显示出理性主义在宋代的高扬。

“重文”的国策，较为宽松的社会氛围，“取士不问家世”，孤寒得以崭露头角，均导致宋代文化繁荣、异论纷呈。王安石（1021—1086）称其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13]；程颢（1032—1085）称“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14]，言语间流露批评，却反映了宋代诸说竞存的实际状况。苏轼评议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15]这种不迷信前哲、不固守经典的创新精神，正是宋代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宋学区别于“谨守训辞，毋得改易”的汉学的所在。

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关键阶段，学校和书院两种办学形式趋于成熟。

北宋有四次兴学运动，第一次是天圣、景祐时期州县学校大量兴办，第二次是庆历、嘉祐时期太学盛建；第三次是熙宁、元丰时期太学“三舍法”实行；第四次是崇宁以后“三舍法”推广至州县，学校考选代替科举成为取士的主要途径。

宋代学校分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如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武学、医学六门）和地方官学（州县学）；宋代还一改唐代限制私学的政策，提倡私人设学，故两宋私学发达，李觏（1009—1059）、张载（1020—1077）、程颢、陆九渊、陈亮（1143—1194）、魏了翁（1178—1237）等著名学者都曾建学馆，教诸生。明代徐有贞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16]这与宋代州县学和私学普及，社会文化素质超越前代有关。

书院起源唐代，其时有官立书院（官方藏书、校书、储才之处）和私立书院（私人读书、讲学之所），宋代书院由后者发展而来。

自五代至北宋初年，因官学凋敝，南北各地书院林立。朱熹说：“予唯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17]著名者为石鼓、白鹿洞、嵩阳、岳麓“四大书院”。

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始建810年左右（唐元和年间），997年（宋太宗至道三年）李士真就遗址重建，南宋朱熹曾为之记。

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于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其地建台榭，名白鹿洞。927年至942年（南唐升元年间）因洞建学馆，北宋间更有发展，1179年（南宋淳熙六年），朱熹（1130—1200）重修白鹿洞，手订“白鹿洞学规”，并亲往讲学，还约请陆九渊来此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

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太室山南，原名嵩阳寺，五代后周改为太乙书院，宋至道三年（997）改太室书院，景祐二年（1035）更名嵩阳书院。

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刘鳌初创，976年（北宋开宝九年）朱洞、999年（北宋咸平二年）李允扩建，1015年（北宋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赐额，岳麓书院名闻天下，被称道为“潇湘为洙泗，荆蛮为邹鲁”。南宋张栻主持教事，朱熹亲往讲学。

两宋书院兴盛，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内容充实，成为藏书、供祀和讲学中心，促成“四方游士”跨区域流动，士人群体意识复苏。政治上党议迭起，学术上学派丛生，文学上诗派各异，均与书院形成的师道系统有关。

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刘鳌初创，北宋开宝九年朱洞、咸平二年李允扩建，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赐额，岳麓书院名闻天下，被称道为“潇湘为洙泗，荆蛮为邹鲁”。图为岳麓书院。

如果说，学校生员是科举后备军，读书做官是国学与州县学的基本目标，那么，书院则以修身养性、探讨学术为矢的。朱熹在所订“白鹿洞书院教务”专门阐明此意：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宋代的书院制度和私人讲学，促进了文化传播和学派形成，使自由议论之风发展，别具一格的“宋学”得以形成和繁衍。

自东汉魏晋以降，佛学以其精密的思辨和发达的来世观念吸引社会各界，包括学识渊博的士子。至隋唐，佛学大有风靡之势，儒学第一次遭遇异域文化的重大挑战。宋代范育描述这种情势说：“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传。”[18]以“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为务的汉学，显然不足以抵挡佛学的弥漫，于是，复兴原始儒学那种“包举宇内，囊括天下”的开放精神，便成为宋人的使命。

以中晚唐日益壮大的儒学复兴为前导，以韩愈、李翱开启的由斥佛、排佛到“援佛入儒”的思想运动为契机，北宋诸子经过多方面努力，终于创建精致的思辨体系——理学。

理学，亦称“新儒学”，又称“道学”或“宋学”。所以称为“理学”，是因为两宋诸子所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所以称为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在融合佛、道中被改造，具有焕然一新的面貌；所以称为“道学”，是因为宋代理学诸子自认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宣称他们的学问以“明道”为目标；所以称为“宋学”，是因为清代乾嘉年间，考据学大兴，清儒推崇汉儒，指斥宋代理学空疏，遂以“汉学”与“宋学”对称。

理学，亦称“新儒学”，又称“道学”或“宋学”。宋代理学大致可分为开创、奠基与集大成三个阶段。周敦颐被视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图为明代仇英（款）《周茂叔爱莲图》。

理学虽有众多名目，但究其特质，实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涵泳“三教”思想建立起来的伦理本体论。

宋代理学大致可分为开创、奠基与集大成三个阶段。

周敦颐（1017—1073）被视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这位被称为濂溪先生（因居于湖南营道濂溪而得名）的学者，沿“出入于释老”而“反求诸六经”的路数，以道教《太极先天之图》与陈抟的《无极图》为主要依据，又参照佛教的《阿黎耶识图》，并融会了自古相传的阴阳、五行、动静等观念，构制了《太极图说》，建立“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并从中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从而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以后的理学诸子在修养论上从未离开过“主静”“窒欲”这条路径。又依据《易》与《中庸》，以“诚”为最高道德伦理境界，将《太极图说》中的宇宙图式与“诚”→“几”（善几、恶几）→“德”（爱、宜、理、通、守和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范畴沟通，借释道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以构造伦理哲学。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创人物，而张载与“二程”则为理学奠基者。

张载（1020—1077）乃陕西关中人，故后人称他的学派为关学。他以“气”为本体，解说宇宙万物的形成变化，深入探讨“天”（宇宙）“人”（伦理）合一的关系。他的代表作《西铭》把人之为人的“所以然之故”，上升为宇宙（“天地”）的“所以然”，从而将“人性”与“天地之性”浑然一体，使伦理学获得本体论的论证。张载所提出的“心统性情”“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等命题，亦都关乎伦理行为这一大关目，后来理学诸子无不以这些命题作为基本命题。

张载与“二程”则为理学奠基者。张载是陕西关中人，故后人称他的学派为关学。图为清代左宗棠书写的张载语句。

“二程”指程颢、程颐两兄弟，居住于洛阳，后人以“洛学”称呼这一学派。“二程”提出“天理”观念，认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19]，充分吸取释、道，融合三家，方体贴出“天理”，进而构造出包括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在内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至南宋朱熹，理学更以集大成姿态趋于成熟。

朱熹理论体系的最高范畴是“理”，“理”在逻辑上先于、高于、超越于万事万物，又是构成万事万物的本体存在。“理”虽超越、主宰万事万物，却又绝非玄妙而不可测，人世间的伦理纲常便是“理”的具象化：“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宇宙论与伦理学的沟通，使得人世的伦常道德成为一种理性本体，对个体具有一种主宰、统率、命令、决定、先验的作用力。

经朱熹构造，一个庞大的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孔、孟的一系列思想在这一体系中被加以新的形而上解释，释道两教关于个体修炼与宇宙论、认识论的思想精粹亦被摄取入内。

与朱熹同期的另一位理学家陆九渊（1139—1193），承大程余绪，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把“心”作为通万物、同天地的本体，从而发展出与以“理”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

理学所展开的伦理主体性的本体论，将中国文化重伦理的传统精神推到极致，从而产生复杂的文化效应。

一礼治秩序重建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至为紧要的影响之一，便是在新的哲学基础上重建传统礼治秩序。

“礼”由初民的祭祖仪式发展而来，经孔子、子思、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等的反复改铸，终至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与礼仪程序，有力地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以及是非善恶观念。

理学家们对“礼”重新诠释，使“礼”在以“理”为最高范畴的伦常系统中获得至关紧要的地位，“礼”的权威性在更高的层次上得以确认。

理学家们不仅高扬“礼”在宇宙大系统中的位置，而且对现实的礼仪秩序加以描画。其总体特征便是在人伦关系中强制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0]朱熹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21]经过“天理化”的人伦关系形成一个具有贵贱等差秩序的网络。

二“内圣”经世路线高扬

理学的又一深刻影响，便是将传统的“内圣”之学提到空前的本体高度，从而造成中国经世路线的转向。

经世，亦即治世，是中国儒学传统的精义。在原始儒学中，它既包括客观功业的“外王”之学，也包括主体自觉的“内圣”之学。儒学创始人孔子便主张学人事的“下学”与达天命的“上达”彼此系于一线，不应相互割裂。

理学家们不仅高扬礼在宇宙大系统中的位置，而且对现实的礼仪秩序加以描画。其总体特征便是在人伦关系中强制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朱熹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图为朱熹等人与《行书瀚文稿》。

然而，孔子以后，“内圣”“外王”之学分途发展。荀子力扬“外王”之学，孟子则发挥“内圣”之学。

应该说，自秦汉至隋唐，以迄宋初，“内圣”之学并非十分行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实践“外王”经世路线，赢得了显赫的威权和功业。然而，随着君权的日益强化，统治者发现，仅有外在事功是不够的，也是不牢靠的，还需要按照某种特定模式塑造人们的灵魂，训练勤谨而又安分的百姓。士人们则意识到，欲实现儒家政治思想，除了教化百姓、培养恪守礼义的顺民外，还应有一种关于心灵修养的学说来教化统治者，直至皇帝本人，通过“格君心之非”促使其“行善政”，此即所谓“正心以正朝廷”。在世界许多民族和国度的中世纪，涉及灵魂铸造与限制君权的任务是由宗教和神学完成的。而在中国，宗教和神学虽然也发挥过相当作用，但铸造人们灵魂（其中包括教化君主）的使命主要落到儒学身上。这样，思孟学派所发挥的“内圣”之学便在理学家手中重整旗鼓，长足发展。在理学的理论框架中，正心诚意的内在“修身”是“经世”的根本。只有先“正心诚意”，然后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只要能做到“正心诚意”，自然就会“国治民安”。

对于理学家们高扬“内圣”之学，南宋叶适（1150—1223）、陈亮（1143—1194）曾力加抨击。他们反对把心性论当作儒学根本，而倡言事功，主张士人全力研究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实际问题。然而，永康（陈亮）永嘉（叶适）学派在元明两代并未得到发展。理学朱陆两派大盛于天下。以“内圣”控“外王”的经世路线深刻影响于当时，更深入浸润中国文化性格。

三理想人格的建树

理学是一种伦理主体的本体论，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其意蕴有三：

一曰“孔颜乐处”。指圣贤之乐不在外物，而在自我，自我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真、善、美、慧高度统一的境界。

二曰“民胞物与”。张载在《正蒙·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为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并可引发出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与庄严的历史使命感。

三曰“浩然正气”。执着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任何外来压迫所动摇。

理学建树理想人格，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无疑产生深远影响。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显示伦理主体性的崇高与伟大。文天祥在异族强权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即使屠戮在即，亦绝不屈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张载、文天祥所传递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以及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的灿烂光辉。

中国诗潮至晚唐有一番大的转折，这就是“诗衰而倚声作”，词登上文坛，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样式。

起于民间的词，虽与诗同以抒情为职志，但词与诗相较，有两大特征：（一）词的精神属于“歌”的世界，而不像诗那样很早就从“歌”中独立出来；（二）在表现中国文人的精神和气质上，词更为集中化、典型化，是中国文人的特殊形态的“歌”。

北宋初的柳永，承晚唐及五代文人词风，推出流行一时的“文人俗词”，其创作主体为文人，内容上多写秦楼楚馆的男欢女爱。而婉约派词人如晏殊（991—1055）、秦观（1049—1100）等则使词“雅化”“纯化”，并“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意境显得深厚浑融。

在词的文人化过程中，苏轼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位于诗、文、书、画均有极高造诣的才子，其词作兼具精妙与宏阔，以一种“超然乎尘垢之外”的“逸怀浩气”，一新天下耳目。

北宋初的柳永，承晚唐及五代文人词风，推出流行一时的“文人俗词”，其创作主体为文人，内容上多写秦楼楚馆的男欢女爱。图为清代费丹旭《写杨柳岸晓凤残月词意》。

雅化了的宋词，主要呈现阴柔美。晏殊的温润秀洁、欧阳修的俊深沉着、柳永的旖旎委婉、秦观的凄清含蓄，使婉约词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2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23]；“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是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24]，境皆小而狭，却形象精致，蕴含微妙，于景物涂上细腻的主观感情色彩。

当然，宋词也有另一番风貌，这便是由苏轼开创，以辛弃疾（1140—1207）为代表的豪放词风。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25]，写景如画，波涛在眼；胸襟壮阔，笔力遒劲，人称“古今绝唱”。岳飞的“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26]，气概雄健，千载下读之，仍凛凛有生气。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27]，横放杰出，深沉悲壮。后人以“苏海辛潮”形容宋词豪放派词作，颇为得体。

宋代词人有婉约派与豪放派两大类别，但同一词人也可能兼有两种风格的作品，如女词人李清照（1084—约1151）是婉约派代表之一，她的《声声慢》连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尽述孤独无依的心情和处境，为婉约词风的名篇。而正是这位李清照，后期也有《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别具壮采的豪放作品。

宋词雅，宋画也雅。士大夫参与绘画，向绘画中输入自身特有的文人气质并非自宋代始，但至宋代，士大夫方以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投入绘画，把绘画纳入文人生活圈。

宋代词人有“婉约派”与“豪放派”两大类别，但同一词人也可能兼有两种风格的作品，如女词人李清照是“婉约派”代表之一。图为近代倪田《济南李清照酴醾春去图照》。

应该说，将绘画纳入上流艺术的观念早在唐代便已出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言：“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人高士，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此语已将绘画艺术的美学价值直系于文人士大夫之身。至宋代，这一观念日益强烈。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

苏轼所谓“士人画”，亦即中国美术史上的“文人画”，其艺术特征有三个方面。

一诗、书、画一体

中国文人本来就追求包括诗、书、棋、琴、画在内的高雅修养，随着文人士大夫地位的日益提高，群体意识的日益强烈，绘画在这一阶层的心目中，已不再被看作单纯的再现性艺术，而被更多地作为寄兴、寓意、怡情的手段。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士人们渐益明确地意识到绘画同言志抒情的诗歌，以及任情恣性的书法有着内在的共通的联系。“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28]

二格调高雅

正如宋代文人在词的创作中推重“高雅”、竭力推进词的雅化一样，宋代画家也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强调绘画之高雅。宋代偏爱画竹、画梅、画菊，以寓示自己的高风亮节。正如周敦颐《爱莲说》所称：“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神韵超然

宋代文人将绘画看作宣泄自身情感与表现自我的一种艺术手段，抛弃绘画中的“形似”手法，高度强调神韵。黄庭坚言：“书画以韵为主。”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

宋代文人以其特殊的气质投入艺术创作，亦以独特的审美观去装饰、赏览周围的生活环境。文房自然成为文人美感所浸染的首冲之地。

文房之中最基本的用具是笔、墨、纸、砚“四宝”，它们应实用而产生，在其后的发展中则越来越富于装饰性、赏玩性。砚讲究质之坚腻、琢之圆滑、色之光彩、声之清冷、体之厚重、藏之完整、传之久远；纸讲究原料的精细及外观上的视觉美感，由纹理、颜色、彩绘、暗花陪衬的纸张，北宋以后大为流行；笔着重于笔管的装饰，宋代文人累有以沉香、松梗管的笔相馈赠，特重其天然淳朴的美感。在宋及宋以后的文人手中，“文房四宝”不仅是书画工具，而且是颇富文人情趣的工艺品。

文士们在对笔、墨、纸、砚等文具考索之余，还热衷于古器物收藏。古物收藏原为帝王之家的习尚，但至宋代，收藏金石的风气大为流行于文人之中，昔日不可亲近之庙堂重器被引入书斋，成了赏玩陈设。

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中，首次明确推出“士人画”这一观念。苏轼所谓“士人画”，亦即中国美术史上的“文人画”。正如宋代文人在词的创作中推重“高雅”、竭力推进词的雅化一样，宋代画家也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强调绘画之高雅。宋代偏爱画竹、画梅、画菊，以寓示自己的高风亮节。正如周敦颐《爱莲说》所称：“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图为金代武元值《赤壁图》。

宋词、宋文、宋画、宋代文玩以及宋代理学，构成一个精致而又森严的贵族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市民阶层的崛兴，还得追溯至中唐。“安史之乱”造成唐帝国空前的离乱，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朝廷不得不求援于粮盐转运，容忍商人更为活跃地发展。于是，商人资本迅速扩张起来。商人阶层与商人资本的发展，造成晚唐、五代、宋的城市扩大，商市扩充，市民云集，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北宋立都于时称汴州的河南开封，号为东京开封府，又有汴京之称。北宋画家张择端，以《清明上河图》展现开封城生动具体而又典型化的历史画面。今日开封的宋都一条街、香港九龙的“宋城”，便是依据《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宋都汴京建筑的。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长五百二十五厘米、宽二十五点五厘米的长卷画，它以外城内东南角侧的城郊为起点，向西沿着汴河溯流而上，经过内城通津门外的士桥、东角子门，到繁华的保康门街戛然而止。缓缓展开它，你仿佛走入了那喧嚷而久远的都市世界……

汴水桥上人头攒动，肩摩毂击，汴京城中更是熙熙攘攘。史学家们估计，北宋东京大约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三万八千人左右。